张银须发明的新型产品

『壹』 有什么可以发明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发达的创造性思维，具有发明的光荣传统。例如龙和凤。凤是用鸡头和孔雀身躯及其羽毛组合而成的神奇动物。龙更具有创造性，龙是由马头、鹿身、蛇躯、鹰爪、麟体、鱼尾组合而成的神奇动物。再者，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对我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成就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撰写出世界闻名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中译文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罗伯特·坦普尔在李约瑟博士指导下，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下面按发明先后顺序介绍给大家。

1、鼓：

传说公元前3500年中国人已有人造的鼓。公元前3000年，做鼓的方法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到公元前1000年，米索不达米亚的苏默人制成了一人高的圆鼓，鼓身还绘有图画。后来有了小铜鼓和大铜鼓。15世纪骑兵用的大铜鼓，17世纪时开始为乐团采用。1692年蒲塞尔为“仙后”所作的配乐中就用上了。这种鼓现在叫定音鼓，19世纪有了低音大鼓。鼓声可使节拍鲜明，粗犷有力。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定音鼓。

2、二进位制：

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周易》就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相传是由约公元前3000年的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周公作爻(yao)辞，并经过孔丘修订而成为《易经》。当代的电子计算机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二进制。二进制是谁发明的？《周易》中的“易数”用的就是二进制。换句话说就是伏羲发明了二进制，伏羲就是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才有五谷，我国才有原始农业。伏羲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可谓大矣！我国北京的先农坛就是为了祭奠神农（即伏羲）而建造的，这里表达炎黄子孙对他的敬佩之情。

3、绳索：

公元前2800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我国人民开始用大麻纤维制绳。到公元纪元开始时，用大麻纤维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制绳材料。1775年，英国发明家马虚发明制绳机，结束了手工制绳的时代。从1950年开始用人造纤维制造绳索，直径约2毫米的马尼拉绳受到5512公斤的拉力便会折断，而同样粗的尼龙绳则能承受13227公斤的拉力。

4、指南针：

相传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发明了指南针。黄帝用指南针，在大雾中辨别方向，打败了蚩尤。根据史书记载，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已使用指南针。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中说，战国时代已有人用“司南”（指南针）。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对此记载更详。1090年，中国和阿拉伯航海家开始在船上装设了指南针。作导航工具。欧洲在11世纪左右，才用浮在水上的磁针制成指南针。1250年左右，在地中海地区指南针的磁制已装在有度的卡片上面，并以中央旋轴保持平衡。

16世纪时把指南针镶在带平架上，在船上发挥作用。19世纪铁船用指南针要装上一片弗林德斯顿铁，以校正船的磁力所引起的误差。20世纪制成的船和飞机用陀螺罗盘仪指南针。根据旋转顶点稳定姿态与星体有关的原理，陀螺罗盘有两大优点：既不因接近金属而偏转，双指向真正北而不是磁北。1908年德国制成世界上第一台此类实用仪器。最优良的指南针是美国人斯波里所制。1910年在“德拉威”号船上试验成功，很快就被美国海军采用。总之，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后来传遍全世界为全球航海业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5、养鱼法：

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已经懂得养鱼。那时我国人民能用人工孵化鱼卵，把它养大食用。1960―1970年代，欧美才用人工养殖蛙鱼等鱼类。英国等西欧国家现在每年由养鱼场生产淡水养鱼约有10万吨。

6、赤道式天文仪：

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发明了赤道式天文仪。

7、十进计数制：

中国人于公元前14世纪，发明了十进计数制。在现代科学中是十分重要的，欧洲人正式采用它的最早时间的证据，是公元976年的一份西班牙手稿中发现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便已经采用了。在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中，见有中国人用十进制记述了“547天”的实例。

8、印刷术：

公元前1324年，中国人已会雕刻印章，用墨水印在文件上，印刷术是世界上第一种传播媒介，有了它才可把资料信息传播出去。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我们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使用印章，刻上人名或官衔。印章本来是官衔的标职，到公元 前1324年，又开始用来加盖在文件上；最初是用墨水，到公元五、六世纪才开始用红色印泥。中国印章大多用皂石、玉石、竹子甚至象牙雕刻而成。中国人认为，有印章为凭的文件书信和票据经签字更可靠。现在的印刷书籍中，最古老的是《金刚经》，由中国人王 印刷，如今已成孤本。868年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金刚经》是凸版印刷，它是一幅5．25米的卷轴，用多块长91厘米，宽36厘米的刻版印的。后来落在英国人手中，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1040年代中国刻字工人毕升在北京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泥六面体活字模，加热变硬，按韵排在转盘上。印时把活字铺在有松脂、腊等粘合物的铁板上，周围用铁框扎紧，放在火上加热使粘合物熔化，冷却后活字就粘在铁板上了。印完后烤热铁板取出活字，以备日后再用。1403年朝鲜的李太宗创办了最早的金属铸字工厂（当时朝鲜也用方块字），又过了30年朝鲜参照古印度的梵文，创造了一套拼音字母以代替方块字。现在的朝鲜文有40个字母，只需要少量字母就可拼出所有的字。1438年在德国梅茵兹城古腾堡居住的根弗第谢（德国人）创造了一套浇涛金属字母活字的模具。用硬金属雕出凸模字，再用锤字把凸模字压在软铜上，制出凹模，用凹模排在框架上印刷。到15世纪时大概已开始采用铅锡合金。他在1451年印出欧洲第一本用活字印刷的书――《多纳托斯拉丁文法》。约在1453年开始印刷拉丁文圣经。他的印刷机是用普通的螺旋压榨机改装的。把一页为一个印版面上放在印刷的印台上，刷上油墨，铺上纸张，用装在螺旋下的压印板加压。一天才能排一页，每小时只能印16张左右。

1457年，福斯特和舒奥佛发明了多色印刷，印出第一本双色书――拉丁圣诗。1461年，班堡的靠士特把木刻版与活字印刷结合起来，印出第一本有插图的书――德文的寓言，共有101张插图。1470年法国人让森在威尼斯设计出第一批罗马活字。1477年托雷米绘制了《世界地图》，用凹版印刷术印出，共26幅铜版印制。不易仿制，纸面上的油墨稍微鼓起，特点较多，易辨真伪，所以仍用于印刷钞票、邮票和有价证券等。1501年意大利人格里福出了一套斜体字；1561年他把这些字缩小印出袖珍本书籍。（西方的斜体字主要用于强调字句。）1620年，荷兰的伯靳奥发明了收字方便印刷术，每小时可印150份。1642年德国的赛根发明了镂刻凹版印刷法，最适于印画，首幅画是德国伊利莎伯爵夫人的肖像。

1107年，中国人还发明了彩色印刷术。600多年后，1719年，德国的勒布朗设计的彩色印刷机取得了专利权。印出第一部书是《油画色彩之调和》。1727年英国苏格兰金匠格特发明了浇铸铅版法。1775年法国人迪多制订了量度活字大小的单位。1798年德国的逊纳菲尔德发明平版印刷法，最适于印插图。1875年英国首先使用胶印法，把图像印到橡皮布上，然后正式印到弹性所需的材料上。1800年，英国的斯坦贺制成第一台铁架印刷机代替了木制印刷机。每小时可印250张。1810年德国 人在伦敦工作的哥尼格取得了蒸汽印刷机的专利权（机械化的手动印刷机），每小时可印400页。1812年德国人哥尼格和鲍尔设计出滚筒式滚压印刷机。《泰晤士报》卖了这台机器，每小时可印1100张。后来哥尼格还设计了每次能印两面的印刷机。

1839年英、美、俄三国分别发明了电铸版。用电铸金属板来代替木刻印板。1845年纽约的荷奥取得了第一架实用轮转印刷机专利。费城的《纪事报》购买了这台机器。1848年伦敦《泰晤士报》的工程师阿普斯和考珀设计了一台轮转印刷机，在此报运用，每小时能印8000张。1861年美国荷奥采用纸型制出的曲面铅版，从此有了完全圆形的印刷版面。1852年，英国照相技术先驱塔尔博特发现了钢线凸版印刷的原理，1880年首先采用这种办法在纽约《画报》上复印一张照片，标题是“纽约贫民窟一景”。1886年德国人默根索勒在美国工作发明了高速自动排字的策诺整排机，此机用于《纽约时报》。两年后正式投产，每小时可排字模6000个左右，速度是最熟练工人的四倍。1887年英国公务员兰斯顿发明了排字精良的莫诺铸排机，此机于1897年正式投入生产。在此之前，1477年前人们就知道雕刻铜凹版印刷法；1895年奥地利人克利克发明了照相凹版法；1839年，许布约在美国发明了照相排字机。从此印刷商不要金属活字，并改用平板印刷代替传统的凸版印刷。此法是把字母相继投射到照相纸上面，然后冲洗出来，贴到一页样本上。这张拼好的版用照相机转拍在金属板的感光膜上，经过酸蚀，使这块印版具有1798年逊纳菲尔德发明的石印版的性能；油墨只附着于版上有图形的地方。现在，照相排字法已经取代了绝大多数传统的排字方式。

1965年德国发明了电子照相排字机之后，开始了用电脑控制排字时代。先进印刷厂是整页版面可在电脑屏幕上设计，设计者一页版面编排妥当之后，就用电脑记忆装置把全部内容存贮起来，包括文字、标题、图片位置等等。然后，由电脑控制的激光器在照相纸上扫描，把整个版面的图像印出来，再用照相法制成印版进行印刷，这叫激光照排法。当今世界上很多大型报刊都用先进方法进行排印，例如我国的《科技日报》、《中国电视报》和《北京晚报》等，都采用了此先进的印刷技术。

9、漆――世界第一种塑料：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发明使用了漆。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掘出的“妇好”墓（葬于公元13世纪），她的上过漆的棺木就是证明。李约瑟说：“漆可能是人类所认识的最古老的工业塑料。”在古代中国，油漆业的组织和管理很有章法，有私人的油漆作坊，也有国家的制作中心。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存有一只油漆的木酒杯，杯上雕刻的铭文除说明该杯制作于公元四年外，还刻有参加制作的七名工匠和制作中心的五位官员的名字。这个木酒杯表现了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有对制造工艺的看法；另一方面，这个杯子还表明当时的生产很可能已使用现代的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那样的工艺流程。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已发现了漆的重要化学性质，发现了通过漆的蒸发过程使其变质的方法，发现了通过在漆中放几只螃蟹壳，漆就会保持液状，不会变干。公元前120年的《淮南子》一书和公元12世纪的李氏都提到螃蟹壳能使漆保持液态的特殊功能。现代科学家化验证实，甲壳体组织内确有抑制某些酶的活动的化学成份，其中一种酶就是漆变硬的酶。漆可以通过化学作用保持长久的液态，这使中国的这项生物化学工艺具有不衰的工业雏形模式。

10、铜镜：

约公元前1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铜镜。中国人于公元5世纪还发明了魔镜；英国结晶学家威廉·布莱格到1932年，系统地阐明了魔镜的理论，比中国晚了一千五百年左右。魔镜是世界上最奇异的物品之一。魔镜有何奇妙之处呢？在魔镜的反面铸有青铜图案――图像或文字，或二者兼而有之。反射光线的一面为凸状，是由经抛光处理的青铜制成用作镜面。在大多数照明情况下，这种镜子看上去与其它的普通镜子无异。但是，在明亮的阳光下使用魔镜时，它反光的一面就能被“看透”。用镜面将阳光反射到暗色的墙上，人们就能从投在墙壁上的影像中看到镜面的图案或文字。坚实的青铜制品变得透明了，这种令人感到神秘不解的现象使中国人给魔镜取了透光镜名称。青铜是不透光的，然而实际使人感到透光，这是为什么？这奥妙之深让中外学者探讨了几百年，中国的科学家沈活和外国科学家威廉·布莱格爵士都发表过高见。威廉·布莱格爵士于1932年发现这一奥妙时说：“正是反射的放大作用使图案清楚地显现出来。”李约瑟正确地将这一切称为“是在通向掌握金属表现微细结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11、伞：

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已经使用伞，那时已经用伞表示身份。伞骨用竹或檀香木制成，上面覆以树叶或羽毛做的伞面。公元12世纪英语才出现“伞”这个词。以前一直只有阳伞，到1733年代，巴黎人用油布做伞面，才制成雨伞。1750年，英国的汉威到外国旅行后带了一把伞面回伦敦，轰动一时。1874年雪靠耳附近迪卡地区的金属拉丝工霍克斯取得弧形钢质伞骨的专利权。有了此伞骨，伞可以收紧，从此成为英国绅士常用的雨具。1930年柏林人豪普特发明了伸缩伞。在学术界也有人说，公元4世纪三国时期中国人才发明了伞。

12、风筝：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最先放风筝。早在信史之前，传说中国人已会放风筝。相传公元前四世纪，中国著名工匠鲁班（即公输班）做了一只风筝，升空三日而不坠。还有一个故事说一名将军包围了王宫，利用风筝测量宫墙与己方军队的距离。风筝可用于送砖上屋或在风筝尾部系上鱼钩钓鱼。公元1600年，东方的风筝（菱形）由荷兰人传到了欧洲。19世纪英国发明家克雷由风筝产生灵感而发明滑翔机。德克萨斯州演员科迪“上尉”，曾利用风筝拖动折叠式小艇，横渡英伦海峡；1901年再接再励，乘坐双箱形风筝飞行，使英国陆军部大感兴趣。不久，飞机取代了军用风筝，而科迪“上尉”也在1913年驾驶他的新双翼飞机时失事遇难。1970年，美国太空计划设计了各种“飞行翼”，使风筝再次成为成年人的玩意儿，例如罗格乐乐折叠飞行翼，本是专为水星号太空船仓安全着陆而设计的，后来被降落伞取代了；但这种折叠翼，结果成为今日悬挂式滑翔机的机翼。风筝飞上天空为飞机飞上天空提供了原理和灵感。

13、米酒：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发明了米酒。

14、弓箭：

中国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了弓箭。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已发明了弩弓。它主要用于打仗和狩猎，可卧射、立射、骑射，威力甚大。而欧洲的意大利在公元10世纪才使用弓，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年。

15、古代机器人：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东周时期，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古代机器人。当今世间，只要谈及机器人，言必欧美、东洋；然而可曾知道世界上最早制出古代机器人的，是我们中国人。我国制出的古代机器人不仅精巧，而且用途也很广泛，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会唱歌吹笙的机器人、持赚钱的机器人和会捉鱼的机器人……等，应有尽有。

会跳舞的机器人。我国唐朝的段安希说：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冒顿围困。汉军陈平得知冒顿妻子阏氏所统的兵将，是国中最为精锐骠悍的队伍，但阏氏具有妒忌别人的性格。于是陈平就命令工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机器人。给木机器人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并把它的脸上擦上彩涂上胭脂，显得更加俊俏。然后把它放在女墙（城墙上的短墙）上，发动机关（机械的发动部分），这个机器人就婀娜起舞，舞姿优美，招人喜爱。阏氏在城外对此情景看得十分真切，误把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为真的人间美女，怕破城以后冒顿专宠这个中原美姬而冷落自己，因此阏氏就率领她的部队弃城而去了。平城这才化险为夷。

会唱歌吹笙的机器人。唐代的机器人更为精巧神奇，唐朝人张骛在《朝野全载》中说：洛州的殷文亮曾经当过县令（相当于“县长”），性格聪巧，喜好饮酒。他刻制了一个木机器人并且给它穿上用绫罗绸缎做成的衣服；让这个机器人当女招待。这个“女招待”酌酒行觞，总是彬彬有礼。

会赚钱的机器人。唐朝时，我国杭州有一个叫杨务廉的工匠，研制了一个僧人模样的机器人，它手端化缘铜钵，能学和尚化缘，等到钵中钱满，就自动收起钱。并且它还会向施主躬身行礼。杭州城中市民争着向此钵中投钱，来观看这种奇妙的表演。每日它竟能为主人捞到数千钱，真可称为别出心裁，生财有道。

会捉鱼的机器人。唐代的机器人还用于生产实践。唐朝的柳州史王据，研制了一个类似水獭的机器人。它能沉在河湖的水中，捉到鱼以后，它的脑袋就露出水面。它为什么能捉鱼呢？如果在这个机器人的口中放上鱼饵，并安有发动的部件，用石头缒着它就能沉入水中了。当鱼吃了鱼饵之后，这个部件就发动了，石头就从它的口中掉到水中，当它的口合起来时，它衔在口中的鱼就跑不了啦，它就从水中浮到水面。这是世界上最早用于生产的机器人。

此外，在《拾遗录》等书中，还记载了古代机器人登台演戏、执灯伴瞎等机巧神妙。

16、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欧洲人到1731年才使用此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二千四百年左右。

17、铁犁：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二千三百年左右。公元1050年，中国人还发明了犁镜，给犁装上犁镜，便于翻土，从而提高了农业产量。大约公元前3500年，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农夫发明了牛拉犁具。犁是人类早期开始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公元前500年，欧洲农夫造出了铁犁，犁前有二个轮了和一个犁刃（即犁铧）。中国战国时期在木犁铧上套上了V形铁刃，俗称铁口犁。犁架变小，轻便灵活，更可以调节深浅，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欧洲人于1700年代开始用先进的罗瑟兰犁、兰塞姆金铁犁和播种机。1830年美国移民开始用迪尔铜犁，其他各大洲也开始用铜犁。总之，犁的发明、应用和发展，凝聚了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各位发明家的心血，并显现了他们的智慧。

18、大定音钟：

中国人于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大定音钟；欧洲人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19、长明灯：

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

20、算盘：

公元前550年中国人发明了算盘，用于计算，也是自古以来商业上广泛应用的计算工具，后来传到世界各地，到12世纪才逐渐被现代阿拉伯数字所取代。到20世纪前苏联和远东地区很多人仍然使用算盘，生塑算盘代替木竹算盘。目前世界上电子计算器和电子计算机有代替算盘的趋向，但因为算盘价格低廉，所以，用电子计算机在全世界完全代替算盘，至少还需要十年。

21、地毯：

公元前五百年地毯已在中国应用。已知最早的地毯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和伊朗。1606年，法国巴黎附近最早用上了织机编织的地毯。现在的地毯变为人造纤维和羊毛编织而成。

22、双动式活塞风箱：

中国人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西方于16世纪才用双动式活塞风箱。比中国晚了二千一百年左右。

23、水涌钵

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水涌钵。

24、空位表零法：

中国人在公元四世纪以前就开始用空位表示零，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表示的。按照西方的传统说法，用符号“0”来表示零，是印度人在公元九世纪发明的，它出现在公元870年瓜摩尔的碑文中。但是，实际上，符号“0”的出现要比这早得多。在公元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碑文中，以及在公元686年苏门答腊附近的邦加岛上的碑文中，均出现这一符号。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国家出现的零的符号，是由中国传过去的，而他们又将这符号传到印度。零非常重要，如果忽视了零，那么现代技术就会瓦解。当然用空位表示零这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然而我们并不是说使用“0”符号的绝对优先权属于我国，因为直到1247年“0”符号才第一次在我国印刷品中出现，尽管我们确信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使用这个符号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表示零的符号中国人在何时、何地首先使用的，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

25、化学武器：

利用毒气进行化学战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在墨家早期著作中，就有关于利用风箱把在炉子内燃烧的芥末释放出来的气体，打入围城敌军隧道的记载。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利用堑壕芥子气早2300年。中国人化学武器有下列几种：“粪弹”，这是毒气弹的雏形。“飞砂弹”，它是将一管火药放在陶罐里，火药的成份是生石灰、松香、有毒植物的乙醇提取之。把这种武器从城墙上放下去，随即炸开，致命毒物四散。“催泪弹”，公元二世纪中国人便使用催泪弹，它所产生的烟雾很快地使人泪如泉涌。海脉油、四川漆和海星等毒汁会使敌人声音嘶哑。我国有的毒物能使敌人肌肉腐烂直至露出白骨。火矛包含着砒霜和一般的毒物。1540年贝林古西奥所著的《烟火药学》一书中说，火矛被燃后，就吐出“炽热地火舌，有两三步远，使人毛骨悚然”。在欧洲，直到1580年，砷才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东西，但在17世纪它被汞烟球所代替，这是当时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礼物之一。

26、马胸带换具：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马胸带换具。在此之前，西方在公元8世纪换马的惟一手段是“项前肚带换具”。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方法，因为皮带勒在喉部，意味着马一旦使出最大力气就会立即窒息死亡。我国发明的马胸带换具克服了这一缺点。我国的这项发明后来通过中亚传到了欧洲。欧洲考古学家在公元7至10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胸带换具遗物。

27、石油照明法：

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石油照明法和天然气照明法。

28、铸铁术：

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铸铁术。

29、马肩套挽具：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马肩套换具。这比在欧洲出现胸带具后一百年出现的肩套换具要早一千年。中国人还发现，肩套换具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换绳可以拴在肩套（项圈的两侧，直接套在车上）。正是这种形式的肩套换具，今天仍在全世界普遍采用。

30、硝石鉴别方法：

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发现了硝。这比西方早2000年。在发明火药之前，首先必须认识到并且获得它的三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这就是硝石。西方在中世纪以前不知有此物，欧洲缺少此物，而中国资源丰富，并且可区别于其他矿物而予以提纯。鉴别硝石是根据颜色反应。硝石燃烧发出紫色火焰可证实钾的存在。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会用此法鉴别硝石的存在。中国人发现硝石为后来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

31、世界上第一条等高运河―――灵渠。

西方于公元13世纪才建了等高运河，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32、立体地图：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立体地图。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就记过了一张公元前210年绘制的秦始皇墓地图。书上写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1985年6月《每日电讯》的一篇报导说：秦始皇墓地虽然还没有打开，但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据说是墓入口处的地方发现了微量的水银。考古学家猜测这可能就是上述立体地图上所示的水银。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有名的蓬莱仙山的地图就出现在罐子和香炉上。这对以后立体地图绘制技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公元32年将军马援讲到的军事立体地图，河谷山脉的模型是用糯米制作的。此外，还出现了木刻的立体地形图，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述了这种地图。1130年黄裳也制作了一张木刻立体地图。此图后来引了哲学家朱熹的兴趣，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木刻地形图，以便进行研究。他自己也有时用粘土，有时用木刻制作立体地形图。黄裳在一部《鹤林玉露》里，还讲述了朱熹制作的一幅地形图的情况：“（朱熹）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榫镶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可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

很可能立体地形图的制作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到了欧洲。1510年，保罗·多克斯制作了欧洲最早的地形图，绘出了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的邻近地区。阿拉伯人伊贝·巴蒂塔（公元1304―1377年）叙述了他在直布罗陀看到一张立体地形图。中国以外的国家有关立体地形图的记载没有比这更早了。

33、吊桥：

中国人李冰于公元前3世纪在四川省灌县修建了安蓝桥。这是世界最早修建的竹缆链桥。它总长为320米，有八个孔，整个结构中没有一块金属材料。此吊桥上铺了板便于人们行走。这种用竹了做的索桥是极有效的，整个缆索是以竹子为内芯，外边包着从竹子外层劈下的竹条（蔑片）编成的“辫子”。编成辫子是因为蔑片把内芯缠得越紧，缆索的强度就越大，从而增加了安全因素。并且，中国人于公元1世纪又发明了铁吊桥。这桥可用于通行车辆。1655年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马丁·马蒂尼曾描述过贵州境内一条河上的铁索桥，并编在那个时期有名的巨著《中国图集新编》中。西方的第一座吊桥，即温奇桥。是公元1741年建成的，跨于英格兰的提兹河上，它只有缆索而没有桥面供车辆通行。由于欧洲人于1809年才建成第一座可以通行车辆的吊桥，因此在这方面中国人比西方要领先180

『贰』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有何创新之处

1，整顿银行与金融业（信）
2，调整农业政策（减）
3，复兴工业（计划经济）
4，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
新在，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指导

详细如下：
罗斯福新政一、罗斯福是如何实施新政的 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业破产， 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间制订的15 项重要立法中 , 有关金融的法律占 1/3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 允许尽快复业。从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 1929 年危机爆发前的 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 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 ,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 ,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 , 并使美元贬值 40.94% 。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 , 对稳定局势 , 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 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 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 , 他们的贡献将是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 1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万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月 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 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 1000 座飞机场、12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 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 年5月24日 ,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 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关 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 13.75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12.5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 到 1939 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 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脉博，“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二、我们应怎样借鉴新政 尽管我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发展的势头良好，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经济建设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比较普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金融监管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城乡都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 5.8 万户国有工业企业追踪监测表明 , “ 1 至 4 月份国企指数再度下滑，达到－ 109 点，比 1 至 3 月份下降 28 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103 点……国有亏损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 亏损面扩大 , 亏损额上升 ,1 至 4 月份亏损额 上升 31.6 ％，造成全部国有企业净亏 88.7 ％亿元。”又据一九九七年 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公有经济吸纳就业人数减少，到去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尚有下岗未就业人员 634.3 万人” , 在全国 8.46 亿劳动力中，每年新增就业人员就有 710 万 , 占劳动力总数 8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又常常处于间歇性待业状态。应当明确，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在改革深化、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前进中的问题，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期发生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有别于我国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出现的就业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立足现阶段实际，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现实是历史的重复和延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措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美国的国情和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其对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启动市场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还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1 、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金融风险。 现代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大的调节作用，而现代经济危机也多由金融界的混乱引起。去年以来，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波及许多国家，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保持了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大量的产品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会使一些企业的经营形势更加严峻，导致下岗、失业的职工人数越来越多。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注意虚拟资本急剧膨胀的负面影响，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保持适度外汇储备，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疏散金融风险，在开放外资和金融市场方面一定要慎重行事。同时，要在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上狠下功夫，尽快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消除投资膨胀、房地产和股市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急剧增加等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隐患，从多方面做好抵御金融危机的准备，防止由于金融政策的失误对国民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2 、以工代赈 , 启动市场。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 通常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起到经济学上所说的“乘数效应”。这方面，“新政”通过兴办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促进经济复苏并藉此帮助失业者的做法堪称典范，世人有目共睹。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也使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和国内需求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显得更迫切、更有必要。推行这个战略措施，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近 5 万亿元，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有外汇储备和外币存款 1800 多亿元，社会上还有数万亿元手持现金和流动资金；有各类库存、积压物资近千万元，粮食储备丰富；全国转产的国有集体企业有数万亿元资产的厂房、设备、场，有条块分割体制下形成的盲目建设、重复投资项目和半截子工程等等。同时，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亟需在这些领域施展才能，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已经根据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需求，在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提出了三年增加政府投资 7500 亿美元的计划。现在要紧的是加强投资启动，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向社会发行建设公债，在全国有计划地逐批兴建农田水利、铁路、公路、文化体育设施及其它公共工程项目，开发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有效地刺激合理消费，促进生产，尽快形成“经济增长、财富增加、收入提高、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链。 3 、注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三资”这些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对增强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产品更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给民族工业的发展以挤压。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制定保持民族工业的政策更是我们国家长久发展的大计。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提供优惠的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促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只有给民族工业创造更加适宜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给民族工业减轻税负，重视科技改造、科学管理，才能逐步增强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资源流向工业，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4 、重视农业，强本固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罗斯福“新政”把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振兴联在一起考虑，强调“如果农村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购买鞋子、衣服、汽车，那么工业 中心也要受苦”。在政策上则重视对农业的救济、植树造林，由政府开发电力资源等等。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近年来，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片“加强”声中实际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农村市场远没有开发起来。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但对农业不合时宜、不分章法地乱干预，农副产品的卖难和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又在不时地抵销着这种实惠。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却又有大量的草场、荒漠、荒山、滩涂等资源无力开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的萎缩是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社会稳定、城乡协调发展，还是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文明水平的角度来看，都必须重视并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在政策上给予农业、农村、农民进一步的扶持、引导和帮助，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前，在启动农村市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开发利用农村闲置资源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除了政策、科技、投入以外，积极引导、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下岗分流人员投身这些领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5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际是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解放运动。劳 动力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特而巨大的投入要素。一个穷困潦倒的天才，如果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考虑如何才能不再挨饿，那么纵然他是盖世英雄，也难有用武之地。在我国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大量的被精减干部和下岗职工中，绝大部分是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起码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熟练劳动力。在原有体制下，这些巨大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配置，有些被长期闲置，甚至有些在逆向运动，产生负面经济效益，这是最大的浪费。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目前分流下岗的劳动力群体，从总体上看，与农村劳动力相比，无论在知识结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内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旦这些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一股巨大力量。用好、用活这些人才资源，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此为目标，根据各自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逐步建立完善系统的再就业机制，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为下岗职工提供求职、招聘信息，加强就业指导和培训，引导下岗职工自主择业、自强创业、依靠市场找职业，从多方面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为实施再就业工程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力争使全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 6 、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我国的下岗分流人员中，国有企业职工占绝大多数。几十年来，他们为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造成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隐入困境、富余人员过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在就业模式、就业制度上，对劳动力实行由国家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包下来的办法，还有如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导致产品没有市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有的由于企业用人不当，管理不善造成企业停产停工，职工不得不下岗待业；有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的是由于企业产品、技术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职工调整和转移就业岗位，等等。现有政府机关也大多是计划经济时 期的产物，数次改革都没能走出“膨胀－精减－再膨胀－再精减”的怪圈，导致人员越来越多，而职能没有大的转变，甚至有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到了一些负面作用。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这些 富余人员必然要在改革进程中首当其冲，率先加入下岗待业的行列，这是大势所趋。但这部分人决不是社会的包袱，他们用自身下岗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各项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用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政府和全社会要尽全力解决他们的困难。罗斯福“新政”的最初措施就是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由政府拨出专款用来给失业者提供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则作为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并正在付诸于各种实际行动。最近召开的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已作出相应的部署，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在我国，由于下岗、失业现象出现的时间短，而政府的再就业机制、措施还不完善、不配套，在下岗失业职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以前，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显得尤为重要，事关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抓好。 7 、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是分不开的。罗斯福新 政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在推行过程中颁布实施了一整套法律法规，把新政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如先后颁布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法案》、《工资工时法》等。在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我国的就业政策已由“统包统配”变为指导就业，由政府安置变为市场调节。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失业和再就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现象，亟需政府部门全方位建立社会保障，为下岗失业职工进行失业、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尤其 需要以法律手段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样有助于广大职工在失业下岗后既可不过分依靠救济，又能维持基本的购买力，缓解经济困难对他们的冲击。要努力保持各项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同时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执行不一，出现互相撞车的现象。如我们既然鼓励下岗失业职工积极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就要同时保证堵住向他们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口子，真正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 8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公民充分就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正常干预和宏观调控。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人们会发现，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便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政府的制度就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我国现行政府机构的基本框架，是在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自身改革已逐步纳入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机构改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裁撤机构、削减冗员，而在于彻底转变传统的治理国家的方式，采用先进科学的方法，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本着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着重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上下功夫，对政府部门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并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合理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督部门，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决不能允许几个部门办同一件事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

『叁』 和中堂发明的一种方法，深得乾隆的心，为何这个刑罚却害了大清

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为了填补国库的空虚，和珅让那些犯罪的人可以通过银子来赎自己的罪，这个方法也一步一步的让大清走向了深渊。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议罪银让整个清朝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坏，就比如说那些官宦子弟，在之前有可能还会因为法律有所顾忌，但是有了议罪银的制度之后他们仗着家里面有钱，便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恶不作。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方法确实解了国库空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方法就一定是不对的，毕竟在当时的那个局势下必须要尽快的填补国库的空白，否则有可能就会引发动乱，然后事态会进一步演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可以这么说议罪银的方法拯救了清朝，但同时又害了清朝。

『肆』 茅以升发明了什么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伍』 文房四宝中的四宝是谁发明的

中国汉族传统文化中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宣城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婺源（原属安徽徽州府，现属于江西）龙尾砚。
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诸葛氏制笔有术，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李煜的妻子娥皇生前专用诸葛笔，特命名为“点青螺”，李煜弟从谦亦用诸葛笔，每枝酬价十金，妙甲于当时，号为 翘轩宝帚，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 具有宋梅尧臣《宛陵集·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诗：“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
墨给人的印象似稍嫌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消耗品，墨能完好如初地呈现于今者，当十分珍贵。墨的制作非常讲究，选料纯正加工精细，上等的墨极为细腻、香醇.而细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加工时捣杵的次数，捣杵次数愈多愈细腻，据说一臼捣杵有上十万次的。
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史前的彩陶纹饰、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简牍、缣帛书画等到处留下了原始用墨的遗痕。文献记载，古代的墨刑（黥面）、墨绳（木工所用）、墨龟（占卜）也均曾用墨。经过这段漫长的历程，至汉代，终于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古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
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即使在机制纸盛行的今天， 某些传统的手工纸依然体现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焕发着独有的光彩。古纸在留传下来的古书画中尚能一窥其貌。在纸张发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是采用什幺来作为记事材料的呢？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 最早的人们是采用结绳来记事的，遇事打个结，事毕解去。后来又在龟甲兽骨上刻辞，所谓"甲骨文"。在青铜产生以后，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义，即"金文"或"钟鼎文"。再后，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同时，有的也写于丝织制品的嫌帛上。先秦以前，除以上记事材料外，还发现了刻于石头上的文字，比如著名的"石鼓文"。一般人们皆知，纸是在东汉由蔡伦发明的。但考古发掘，却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些古纸均据其出土的地点而被冠名。从出土古纸自身的年代顺序，可以分别排列为：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这些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
砚虽然在"笔墨纸砚"的排次中位居殿军，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却居领衔地位，所谓"四宝"砚为首，这是由于它质地坚实、能传之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四宝"中以砚最为多见，受人喜爱的范围也最为广泛。中国最早的砚台是什久时候产生的？它和我们使用的砚台有何区别呢？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一处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及现了一套原始人用以陶器彩绘的工具，其中有一方石砚，砚有盖，砚面微凹，凹处并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留存数块黑色颜料。很显然，这是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早期砚的形制。由于这处遗址归属于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义化，故这方砚台的实际寿龄已超过了五千个春秋。砚这种附带磨杵或研石的形制从什幺时候才开始发生改变，即取消磨杵或研石，而接近于砚呢？要直到两汉时期。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须再借助磨杵或研石来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因为墨须加水发磨始能调用，而发墨之石刑则是砚。其中有陶、泥、砖瓦、金属、漆、瓷、石等，最常见的还是石砚。可以作砚的石头极多，我国地大物博，到处是名山大川，自然有多种石头。产石之处，必然有石工，所以产砚的地方遍布全国各地。

『陆』 诺贝尔发明了什么具体什么东西

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炸药炸药，诺贝尔被称为炸药之父。

诺贝尔不仅在炸药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电化学、光学、生物学、生理学和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诺贝尔的一生中，仅在英国申请的发明专利就有355项之多。除了炸药，诺贝尔对于使用硝化甘油的导火线、无声枪炮、金属的硬化处理、焊接、熔接，以及子弹的安定、使用瓦斯的海底装备极其安全性、救助海难用火箭等，都获有理论与实际的成就；他在人造橡胶、人造皮革及以硝化纤维素为基础制造真漆或染料、人造宝石等方面的实验研究都有创造。

(6)张银须发明的新型产品扩展阅读：

诺贝尔的科研成就

1863年10月，诺贝尔获得炸药发爆剂的发明专利权。这项发明人们称之为“诺贝尔引燃器”。

1864年，取得硝化甘油炸药发明的专利权。

1865年，他多次实验，反复钻研，研制成了固体韧性燃料，并先后在瑞典、英国和美国取得炸药的专利。

1866年，制造出能吸收比本身多三倍的硝化甘油，并且像粘土一样软硬适中的“矽藻土炸药”，这一产品成为以后诺贝尔国际性工业集团的基石。

1867年，发明安全雷管引爆装置。

1888年，发明了用来制造军用炮弹、手雷和弹药的无烟炸药，亦称诺贝尔爆破炸药。

1896年，取得开有细孔的玻璃制压榨喷嘴的专利，发明对纺织工业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柒』 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有哪些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其实中国古代除了这四项发明，还有很多厉害的发明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十分璀璨和精彩，只不过大多数科技发明在长年累月间已不知不觉融入我们的生活，让人们很容易忽视了它们的艰辛的创造过程。下面这些例子都是中国古代的创造。

中

还有，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的代名词“瓷器”；天下第一桥“赵州桥”；不用一钉一铆的古代建筑“榫卯”；御敌于万里之外的“长城”等等，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还远远不止这些。它们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展现了古人强大的创造力。它们曾经甚至现在都在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

『捌』 中国有哪些古代的创造发明

1.建筑

建筑是建筑物与构筑物的总称，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并运用一定的科学规律、风水理念和美学法则创造的人工环境。

2. 数学

数学（mathematics或maths，来自希腊语，“máthēma”；经常被缩写为“math”），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空间以及信息等概念的一门学科，从某种角度看属于形式科学的一种。数学家和哲学家对数学的确切范围和定义有一系列的看法。

而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数学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

3. 天文学

天文学（Astronomy）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学科。内容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规律等。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天文学就有重要的地位。

4. 机械

机械（英文名称：machinery）是指机器与机构的总称。机械就是能帮人们降低工作难度或省力的工具装置，像筷子、扫帚以及镊子一类的物品都可以被称为机械，他们是简单机械。

5. 地质学

地质学（geology）的研究对象为地球的固体硬壳---地壳或岩石圈，她主要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是研究地球及其演变的一门自然科学。

6. 物理学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物理学研究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因此成为其他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基础。

7. 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