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造了围城

⑴ 《围城》创作背景和主要人物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他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回情的学者。《答围城》写于1944－1946年。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⑵ “钱钟书先生的创作的基调是讽刺。。。都逃不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在哪本书哪一个作者哪一年版第几页

柯灵老先生的文学评论：《钱锺书创作浅尝》。刊登于1983年1月的《读书》杂志
柯灵看重这篇文章，在《读书》杂志刊登的同时，又在1983年1月12日香港《星岛日报》加以刊载。

原文如下，您说的那段在第三段开头

钱钟书创作浅尝

柯灵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一

初读钱锺书同志的《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还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一九四八年,避难时带到香港,次年北返,因为积书渐多,携带不便,托人寄存,结果扫数散失海外。最近才设法把这两本书搜求来重新读了。《围城》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烈,满室生春。但忽断忽续,并未读全。后来出了单行本,才有机会一口气通读,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一九八0年尾,《围城》在长时期的销声匿迹后重新露面,剪烛西窗,百忙中重温一过。现在再度披卷,算来已是第四次浏览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书还是这些书,字里行间,依然耐人流连,情夺神飞,会心不远,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收《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这里写了人,写了兽,写了鬼,还写了上帝；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归根到底是写人。《围城》却是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这些书生不逢辰,印行伊始,就碰上战火纷飞的磨难。《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孤岛”印行,正当抗日战争后期的艰苦年月,但棘地荆天,而不蔽行远。《人兽鬼》与《围城》问世,都在激烈的解放战争期间,东方欲晓,夜色犹酣,绝不是读书的气；如而两者都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再版三次,给出版家提供了一个堪以自慰的例证:即使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不能充饥的好书也会象粮食一样受人欢迎。
接着是三十年的“李迫大梦”,一觉醒来,《围城》已经蜚声国际,举世传诵,迄今为止,已有英、法、德、日、俄、捷六种文字的译本。《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同时在海外移译翻印,选家垂青,学人延誉,不胫而走。“四人帮”锁国十年,实行严格的文化封闭治疗,结果却只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蒙不住别人的眼睛。现在《围城》倦游归来,在国内也已印行两版；《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经过多方敦促,不久也将与读者相见。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和风拂面,老树新葩,正是阳春的景象。试一回顾文艺领域多年来的晦明风雨,“左”阀横行,创痕犹新,姑置不论,评论家的见仁见智,为褒为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耳代目,以鼻代脑,也往往影响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当然,最有力的鉴定者,还是时间和读众,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人生有涯,经得起多少是是非非的折腾翻复!《围城》一类的曲折经历,岂不值得触类旁通,思考一些问题?
杨锋同志在《干校六记》里一再感慨地说：“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听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我想是不是可以附加一句:有些书本也可作如是观。但万事万物,总逃不脱一分为二的规律,世上既有百炼钢,自然也有绕指柔。而锺书同志和他的著作,则正是属于少数“最经磨”的一类。

三

锺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
在《围城》和《人兽鬼》中,长卷般展出成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人物画像。济济跄跄的绅士、淑女、学者、名流、作家、教授,剥掉文明高贵的华衮,露出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的无聊,玲珑透剔的卑鄙,活象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杏包裹”；又象陈年风肉里腻睡方醒的蛆虫,“载蠕载袅”,叫人看了恶心。对一些本质善良的角色,虽然也加以无情的嘲弄,抉剔他们深入骨髓的空虚庸碌,随俗浮沉,却总是带着温厚的同情和悲悯。例如《纪念》里的少妇曼倩,大学毕业后就成了管领柴米油盐的小家庭主妇,丈夫又是不善钻营的老实人,“只会安着本份去磨办公室的与天齐寿的台角”。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梦想玩弄一种“不落言诠,不着痕迹”的婚外恋情游戏,给暗淡的生命增加些颜色,却冷不防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让良心的谴责不断骚扰灵魂的平安。《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不想盗名欺世而不由得弄虚作假,空有“洋举人”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超级口才,飘泊情海,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温柔”,却不知不觉落入并非自愿的爱情陷阱,成为“道义上的懦夫”；逐鹿名场,又没有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挤,结果只好参加失业大军,茫茫然不知所之。“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这两句考语,活画出一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像。
这些人物和戏剧性情节活动的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社会的广度,也有历史的深度。《围城》里写了这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留学生“嘉言懿行”,作为小说结构的主体建筑材料,当然不会事出无心,而是意味深长的安排。近百年来,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是大门忽开忽闭的反复经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十叩柴扉九不开”；后来局面一变,锁钥尽失,一方面固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方面又带来了崇洋媚外的西崽习气。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攻的是中国文学,却要出国“深造”,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其中的微言大义,读者自不难体会。清末海禁初开,士大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著书立说,论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土地性质平和,生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方鸿渐“学成归国”,在故乡小县城里发表演讲,因为丢失了事先准备的讲稿,只好摭拾些上述线装书里的新董,老着脸皮,临时即兴发挥,胡扯鸦片、梅毒与西洋文化影响的闹剧,并不是无的放矢,插科打诨。正如《猫》里写讲洋务的遗老,因为当过出洋游历的要人随员,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憾矣!”看似荒谬,却比宫修史书、高头讲章的史论远为翔实准确,言简意赅。在小说情节进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闾大学——抗日战争中在内地新设的国立大学,活脱是华洋百货公司的样品间,生动地体现了“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的特质。校长在欧洲学的是生物学,擅长的却是浑身的政客解数；教育部派来指导的官员,谈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历史系主任是在外国买文凭的假博士,连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的假美籍夫人；实行导师制是为了摹仿牛津和剑桥,但牛津、剑桥饭前饭后由教师用拉丁文祝福的仪式,中国没有上帝,很是为难,训导长挖空心思,想出用念叨“一粥一饭当恩来处不易”来代替的妙法,引得大家哗然失笑。如此等等的妙人妙事,加上棋局般错综的人事关系,矛盾纠结,倾轧奔竟,综合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笼罩这座最高学府上空的,正是买办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庞大阴云。
《围城》里有不少饶有趣味的插曲,余音袅袅,韵味醰醰。例如方鸿渐的父亲是前清的孝廉公,小县城里的大绅士,保存着一只家传的老式时钟,冒着日本侵略的战火巴巴地从故乡运到上海,又当作鸿渐的结婚礼物,宝贝似地送到新房里挂起来。方老先生谆谆嘱咐,要儿子保护祖物,说“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每点钟只走慢七分”。小说结尾,写鸿渐失了业,又和妻子柔嘉感情破裂,饿着肚子独自丧魂失魄地在马路上游荡到深夜,回到家里,妻子出走了,他万念俱灰,累得倒在床上,朦胧睡去,堕入一种被痛苦浸透了的麻木境界。“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正当这时候,那祖传的老钟却从容自在地打了六下。六点钟,报的是五个钟头以前的时刻,那时鸿渐的感情生活和职业生活还存在一线好转的希望,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只慢条斯理、错乱颠倒的老钟,正是旧中国历史步伐微妙的象征。把《围城》看作单纯的爱情小说,或者单纯描绘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恐怕只能是谨守古训,目不斜视的结果。

四

《围城》问世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因为《围城》不是“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轻松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实,笑噱中有隽永,粼粼的微波下潜伏着汹涌的暗浪。咸酸异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评。但是从来华丽的褒义词无助于作品的寿命,苛刻的贬义词和轻佻的限制词也无损于作品的价值,《围城》在长期弃置和众说纷纭中,无可置疑地验证了自己强韧的拉力和抵抗力。
锺书的散文和小说创作,特别是《围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地位,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谁也无法改变它们在读者心里的份量。对锤书创作的存在假装没有看见是不难的,我们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史已经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抹煞客观事实,最后必将受到事实的调侃。有一种意见,以为海外评论家盛赞《围城》,乃是有意和国内评论闹别扭,这种说法当然有很巧妙的战略意义。有些海外评论家有政治偏见是无可否认的,但以偏见对偏见,却正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麻烦的是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对艺术县可以有偏嗜,却不会有偏见。评论家自以为掌握着裁判员的哨子,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和作品角力的结果,反而使自己处于下风,是常有的事。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吹毛求疵,丝毫无损于莎氏。如果说这也无损于托翁,那因他毕竟是托尔斯泰的缘故。而且托尔斯泰并不自居于评论家,除了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外,也毫不夹着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学创作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自如,是天才的鲜明标志。因为文学的工具只是文字符号,以形象化手段而论,这正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而独有的秘密武器。锺书作品中万花筒一般闪烁变化、无穷无尽、富有魅力的比喻,我们在新文学作品中还很少看到。而这种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其深厚的基础是人情世态、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识庋藏、艺术涵养的充裕储备,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思想和哲理的闪光。
阿班纳克（J.W.Abenethy）在《美国文学》中说,没有一个读华盛顿·欧文的书而不感到欢乐的人。锺书的作品,至少同样地使人欢乐。——当然不仅仅是欢乐。

五

俄罗斯有句谚语:“笑是力量的亲兄弟。”笑不但产生力量,本身就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锺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今古,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豆豆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但还有深潜的对人生的热爱。人们惯于把讽刺分为热嘲与冷讽,其实热嘲也好,冷讽也好,都产生于爱和恨,结果只是冷漠,就只会产生绝望与虚无。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度溶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说锺书的创作“才胜于情”或“理胜于情”,未免使入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略微考察一下锺书著作成书的年代和环境,就会发现,不是在解放前的战火下,就是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举世嚣嚣,而他只是埋头窗下,琢磨他的学问,经营他的艺术。但他也诀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不论献身子革命,致力于建设,应当有各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小掌故。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宜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人,好象还有姜椿芳。锺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宁静,透明,热闹场中无份。不爱交游,但对人温厚,在是非爱憎之外,从不恃才傲物,拣佛烧香。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一一逊谢。他唯一热衷的是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它。象一条静穆的大河,不管夹岸的青山,平远的田畴,磋峨的城廓,冷落的村庄,也不管丽日和风,雷电雨雪,只是不舍昼夜,汤汤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鱼虾存藻之利。
《干校六记》的“徘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不但给肯寇空前、但愿绝后的十年动乱留下了一个侧影,还是一份了解锤书、杨络夫妇精神风貌的“参考消息”。柳永的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确不失为锺书为人为文的简洁概括。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⑶ 关于围城

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霓裳非衣

说到钱钟书，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围城》。《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也就是这唯一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风靡全国，而是遭受了不应有的冷遇和非议，被当时的社会所忽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围城》，钱钟书因而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围城》也因此一版再版，印行了几十万部，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了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并大获成功，引发了当时的‘围城热’。电视剧《围城》让钱钟书走出书斋，深入大众；《围城》作为畅销小说被搬上各大书店的书架，成为九十年代的绝唱。《围城》这才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随着《围城》的再度走红，钱钟书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文化的泰山北斗，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在作为作家的钱钟书面前黯然失色。

《围城》写于一九四六年，作为沦陷区文学，《围城》的题旨并不像其题目一般革命化，它所反映的偏偏就是和革命毫无瓜葛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弊端。作品对当时社会环境着墨很少，对所谓的历史背景，时代风云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这一点说来，《围城》偏离了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但也正因为如此，《围城》才具备了有别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的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围城》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鲜见的。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也没有。

从作者自身看，像钱钟书这样兼具研究才能和创作才能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够道出常人不能道出的东西。但要他们动手创作作品，就不大可能了。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既有学问，又能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实在是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是一部学者的作品，而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因而具有其多方面的独特性。

从作品本身看，这部作品的对象是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以这样的主题，没有一定的功力，最多只能在知识分子圈内传阅。以《围城》改编的电视剧，能够突破这一读者范围，让普通观众都对这样的文学描写产生兴趣，实在难得。可以说，直到今天，同类型的小说仍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围城》。

下面，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一、共性化的人物定型。

《围城》里人物的身份是定位的，但人物所处的社会是普遍化的。它不以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态。换言之，钱钟书的《围城》超越了特定时代的人性百态。因此，这部40年代的作品能在九十年代走红，并能吸引当代的读者，实属情理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们未尝说得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更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直接联系起来，只有少数作品例外。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我们将那些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称之为阿Q式的人物。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也享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会联想到方鸿渐；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小姐；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我们则常常会想到李梅亭。《围城》中的人物是对大学生活中的人物概括得最准确的。这一类文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至于“文化沙龙”的无聊，三闾路上的奇闻逸事，学校里的人情世故，上海滩上的韬梁谋略，大家庭内的口舌是非，无不这样真实，这般深刻，更不用说将婚姻喻为围城的永恒命题。

于是，只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习性和这样的氛围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钱钟书的《围城》。《围城》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此。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作品中找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人的影子。

二、从人性立场上展开的独特文化批判精神。

读钱钟书的围城，我们会体会到浓郁的冷幽默，正如有人将《围城》称为‘新儒林外史’，把它当成一部讽刺批判小说。但钱钟书的这种讽刺批判是很独特的。

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文学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以强烈的激愤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多种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是讽刺方式，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有人由钱钟书的讽刺手法联想的鲁迅的讽刺手法，认为两者有着某种联系。但事实上，钱钟书的讽刺批判，不同于鲁迅的讽刺批判。

鲁迅先生的讽刺是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怒，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毫不留情。但鲁迅先生的批判饱含着激情和理想。因此,他的批判有时是低沉的，但总体上还是带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色彩，即使是绝望和怀疑，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钱钟书的讽刺不是对社会的批判，而是一种文化批评。作品对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都给予了某种嘲弄。这种嘲弄从文化上掂量出这两种人物的狭隘和偏激。表面上似乎诗书礼仪、放眼世界，其实可笑得很。这种批判，是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展开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在知识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都露出了丑态。方鸿渐的博士文凭是买来的；与大学教授沾不上边的李梅亭，偏偏是中文系教授。

正是基于人性立场对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的揭露，以及对文化的批判，《围城》的艺术价值更有其独特性。

三、与世界现代主义文艺创作同步的艺术探索。

二十世纪初叶，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文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其影响，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成为了西方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心理学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

因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洗礼，钱钟书的作品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围城》不仅是旧中国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还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造成方鸿渐们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其次，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也是导致方鸿渐性格的社会基因。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人生努力的徒劳、选择的偶然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制与束缚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与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一脉相承，《围城》的题旨在于反观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悲哀。

《围城》跳出了中国狭隘的文化主潮流，与时代、与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此外，《围城》反映的是一种人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围城》不是中国的《围城》，而是世界的《围城》，是对整个人类困境的探讨。它的独特性既带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生活本就是围城——读《围城》有感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书中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情围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而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鸿渐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陷阱，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围城》赏析
《围城》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此外,辛楣可说是无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围城》,想象苏文纨这个人物,我总莫名地想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这两个女人都属于很有心机的那一类。可苏文纨的心机只让人厌惑,而白流苏的心机倒颇能惹人同情,这大概就在于一个“度”的问题。后者押宝于一个男人身上,而苏文纨却试图激起三个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还怕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苏文纨选丈夫,不是选所谓“乘龙快婿”,而是选一个易于控制的,比较没用的男人。因此,她不会选赵辛楣。赵辛楣拥有家世,有地位，事业如意,无需苏文纨的施舍,这就减轻了苏文纨的优越感。方鸿渐是个小乡绅的儿子,虽也有“博士”之名,但苏文纨深知其中底细,自忖他端不起这架子。而且,方鸿渐还是她大学时代中国文学系的同学,这也合乎她“女诗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鸿渐是个知音。她岂知方鸿渐对那首“锁与钥匙”的诗根本不解。当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学生输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时,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为曾经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这样,方鸿渐的“失足”就变成他和唐小姐情变的主因。

苏文纨下嫁曹元朗,从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其实却不然。首先,苏文纨早已列人大龄女青年行列;其次,对方鸿渐的失败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总算会写两句“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的歪诗,勉强符合“女诗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苏文纨是个工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新派大家闺秀。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一一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⑷ 修改病句：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散文窗口，都展示了他对二类文学样式的创作功力。

应改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散文窗口，都展示了他在二类文学样式方面的创作功力。”

⑸ 我们都是自我的迷恋者，被禁锢在自己创造的围城里 这句话是谁说的

越狱

⑹ 围城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写于1945年和1946年。作者在《序》中说：“内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容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围城》最初曾在郑振铎和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出版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围城》创作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乱年代，但它展示的却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而是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它描写的是抗战初期国统区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爱情婚姻是它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它并非《儒林外史》那种讽刺小说，也非一般的言情小说，它实质上是一部人情小说，它的主旨是描写人性的弱点和表现人生的荒凉。

⑺ 围城简介，创作背景，主要情节，主题和主要人物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钱钟书《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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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关于《围城》中几个主要人物剖析，及其创作手法点评。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惟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钟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⑼ 钱钟书《围城》写作背景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⑽ 有关钱钟书写围城的背景

创作背景：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杀青,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载，1980年再次重印。

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有一次，钱锺书夫妇共同去观看杨绛编写之话剧，观众好评如潮。也许是有感而发兼逞才心理，回家后，钱锺书便对夫人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后颇为高兴，即催其快写。钱锺书因忙里偷闲写短篇小说，又担心无时间写长篇小说。

杨绛便宽慰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时间。其时，正值春天，钱锺书疾病缠身，用汤药调治才见好转。《围城》中对行医者的讽刺和揶揄，隐含了钱仲书在写作《围城》时闹病之窘境。在杨绛之劝慰下，钱先生抱病写作，一边著《围城》，一边润色《谈艺录》，还不时为生计发愁。

1945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其35岁生日时所作之“出癖钻窗蜂来出，诗情绕树鹊难安”诗句，就反衬其分身无术，诸事繁多之忙乱状态。

正因杨绛先生之有意鼓励与大力支持，一部文学名著才在无意中诞生，杨绛乃《围城》之“第一”读者也。余谓《围城》之存世流传，与杨绛先生密不可分。

(10)谁创造了围城扩展阅读：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