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汉朝的谁发明的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汉朝的蔡伦改革、发明的。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回阳郡人。汉明帝答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因权力斗争自杀身亡。
B. 汉朝是谁创立的
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帝王莽，中国朝代名。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生于公元前45年。汉成帝时，王氏一家皆为侯，王莽善于钻营，逐渐把持朝政，公元9年，王莽自立为帝，国号“新”，史称“新朝”。年号为“始建国”。公元14年改元“天凤”，公元20年又改元“地皇”。 王莽称帝后，实行“王莽改制”。但王莽的“托古改制”彻底失败了，不仅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社会经济大混乱。终于激起了绿林赤眉起义。公元23年，在昆阳，王莽军被更始帝大军打败。同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在位15年，死时68岁。 新朝历1帝，共16年。 新朝时期君主与年号(8年-23年） 王莽 在位时间:8年—23年 年号/年期 初始/8年 始建国/9年—13年 天凤/14年—19年 地皇/20年—23年 新朝的创立者王莽是利用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通过外戚专政来夺取皇位的。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平帝时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取得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总揽朝政。平帝死后，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不到三年，王莽便于公元9年废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23年正月，绿林军诸部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遂被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六月入都宛城，大封宗室诸将。他嫉刘縯、刘秀兄弟威名，诛杀刘縯。起义军昆阳大捷后，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莽牧守，用汉年号，服从更始政令。十月，都洛阳。王莽败死后的更始二年（24年），迁都长安。 刘玄才智平庸，性格懦弱。他一朝为帝，便沉湎于宫廷生活，即位后将政事都委托于自己的岳父赵萌，放任其专权。赤眉军进逼长安时，刘玄杀害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军重要将领。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单骑逃走。十月，投降赤眉，将玺绶送给赤眉拥立的皇帝刘盆子，自己被封为畏威侯，不久改封为长沙王。赤眉将张昂为绝后患，十二月，派人将其缢死。刘秀即位后，封其为淮阳王，将其葬于霸陵（今陕西长安县东）。
C. 谁建立了汉朝。
刘邦（汉朝开国皇帝）
刘邦（公元前256年十一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回汉太祖高皇帝，沛丰答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
D. 汉朝是谁建立的
经过楚汉之争后，霸王项羽最终战败自杀而亡，胜利的果实最后落到了沛公刘邦的手里，这就是著名的汉高祖
E. 谁开创了汉朝
汉高祖刘邦
（前256～前195）
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谥号高皇帝。刘邦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秦时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刘邦在沛县聚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灭亡。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
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汉王五年冬，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自刎。当年二月（按西汉前期以十月为岁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后），刘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
刘邦即位后，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等，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加重租税等，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他还剪除异姓诸侯王以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秦代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败亡，于是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他还接受娄敬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祖六年（前201），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称帝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他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即“汉律九章”。刘邦晚年宠爱戚姬及其子赵王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惠帝）而立如意。但因大臣反对，只好作罢。高祖十二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而逝世
F. 谁建立了东汉
光武帝 刘秀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国力强盛，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一个王朝。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家称此汉朝为东汉。东汉共传十四帝，经历196年。 绿林、赤眉军起义后，地方上的地主豪强也参加反对新朝的起义，其中以加入绿林军的西汉皇族刘秀势力最强。昆阳之战后，刘秀到河北谋求发展，镇压河北的农民军，并吞了北方各地的豪强武装，势力渐大。公元25年6月，刘秀在河北铜马即皇帝位，即光武帝。他沿用汉为国号，史称东汉，定都洛阳。光武帝首先消灭了进入长安的赤眉军。建武十二年(36)平定了四川的公孙述后，全国复归于统一。同时全面改革王莽所实施的旧政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清查土地，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东汉前期，东汉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时，王景负责治理黄河，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利用水力鼓风冶铁，是这一时期生产上的一项重要进步。当时的南阳太守杜诗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制造农器。和帝时，罢盐铁之禁，炼铜和铜器制作，丝织业等都有了发展。东汉商业发达，洛阳成了全国商业中心，南方的扬州、荆州、益州的手工业商业也都很兴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章帝及和帝时，班超经营西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此同时，地主豪强的势力也逐渐强大，有庄园和武装。因和帝年幼，统治权利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和帝于公元92年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统治。和帝以后，外戚与宦官的势力都大为抬头。不断出现帝后临朝执政和外戚、宦官交互专政的局面。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达三十亿。东汉中叶以后，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加之自和帝刘肇以来历代汉帝都宠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东汉后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员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品评时局的清议派，对宦官外戚专政不满，遭到了报复，形成了「党锢」之祸。桓帝以后宦官更嚣张，公开卖官爵，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社会上流民遍地，暴动不断出现。灵帝时，北河人张角见民不聊生，创立了太平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起义军将士头裹黄色头巾，称作“黄巾军”，爆发了有组织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地方豪强乘镇压黄巾军之机在各地拥兵自重，相互争斗，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皇宫内宦官专权，凉州董卓率兵入洛阳，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官吏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合，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东汉初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史学方面又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汉书》。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散文、乐府。东汉末有「建安七子」，都以文学知名，直接影响了三国时曹魏在文化上的突出地位。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用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有着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而佛教和道教两大宗教也同时在东汉出现与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G. 谁建立的汉朝
秦始皇死后，奸臣赵高害死太子扶苏，立胡亥做了皇帝，历史上称秦二世。秦二世施行暴政内，激起人民的愤怒，各地容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吴中项羽率领起义军与秦军在巨鹿展开决战，秦军大败。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刘邦则攻下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准备攻打刘邦，刘邦主动向项羽赔罪。项羽在鸿门设宴招待。之后项羽大军进入咸阳自称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楚汉战争自此开始。
H. 是谁“制造”了汉武帝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载到底能传达几分真实？最近历史学界，有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往学界多认为，在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国策从对外用兵转向“守文”。最近大陆学者辛德勇以追踪史料来源的方法，来检讨这种说法，他指出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学者相信了《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历史的描述。这份研究牵涉的论题从汉代跨越到宋代，一层一层追索《通鉴》中数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内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长年研究历史地理，精通版本学与目录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年代学。他开始注意历史重构的问题，是因上课时想向学生介绍《资治通鉴》一书中不同时期的史料价值之差别。当年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曾说，《通鉴》的秦汉部分没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经过数年的研究，辛德勇写成〈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于去年改编成《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辛德勇想透过这项研究来证明：按照史料学的原则，研究西汉历史必须先根据《史记》、《汉书》，而不能依据《通鉴》来立论。
以下便简单介绍《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由此而起的回响。
“轮台诏”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罢遣方士，并于其后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断出现的“轮台诏”）。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汉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的〈论轮台诏〉一文。
然而，若仔细审视《通鉴》征和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到汉武帝在罢遣方士之前，竟还热衷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样的记载难道没有矛盾？
事实上，征和四年汉武帝“罪己”并罢遣方士的记载，并不见于《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因此《制造汉武帝》开头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通鉴》中不见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如何？
如果要判断，《通鉴》讲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讲的对不对，就必须要先以汉代的史料来检视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检视汉武帝晚年是否真的发生政策转折。
以往，学界常将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视为政策转折的象征性事件，这道有名的诏书原载于《汉书‧西域传》。若仔细审读《汉书‧西域传》所载“轮台诏”的内容及颁布的始末，便可看出，这道诏书并没有揭示朝廷要改变根本的大政方针。它的内容只是针对前一年李广利出征兵败、汉的军势受挫，指示在西域轮台地区的军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调整。
可见汉武帝当时的谋划是，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日后伺机再战。这种战略性的调整在汉武帝一朝并不是从未发生过，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暂时停止经略西南夷，以及撤除东北边境的沧海郡。
再从别的迹象来看，也看不出汉武帝有要转变政策的意图。汉武帝安排的托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批人日后都还继续实行着汉武帝的施政方针。汉武帝死后六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开盐铁会议，代表民间发声的贤良、文学在会议中猛烈抨击当时的政策，这些言论都记录在《盐铁论》一书中，从中也看不出汉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转向“守文”的迹象。
此外，《汉书》的作者班固并没有把“轮台诏”写进〈武帝纪〉，而是放在〈西域传〉；可见，班固并不认为这道诏书，足以代表汉武帝转变了他的政策取向。虽然《汉书‧西域传》确实是明白写出汉武帝“悔远征伐”，但这可能是采录自刘向《新序》的说法。《新序》成书于西汉成帝时，它并非严谨的记述史事的著作，此书编写史事多有虚构架空之处，不可尽信。既然从《汉书》本身的记述看不出“轮台诏”有政策转变的意义，那么便可明了田余庆等人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上。
然而，《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记载可信吗？
《资治通鉴》采用《汉武故事》
田余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见之争。汉武帝持续对外征伐，卫太子则有“守文”的倾向；汉武帝多用酷吏执法之臣，而卫太子则获得宽厚长者的支持。然而，检视《汉书》的相关记载，却看不出有田余庆所说的现象。《通鉴》对于汉代历史的描述与《汉书》有差异，这到底是忠实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是反映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或期望？
要探讨这个问题，或可从追踪《通鉴》的史料来源着手。
《通鉴》叙述巫蛊之变的部分，有几段不见于《汉书》的记载，据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所说，是引自《汉武故事》诸书。吕祖谦并判断《汉武故事》所言不可尽信。南宋王益之编写的《西汉年纪》一书，向以考证精审著称，此书写到巫蛊之变这一段，也几乎不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注1】《汉武故事》全书今已不存，其部分内容见于北宋晁载之所纂《续谈助》一书。将《通鉴》的记载与《续谈助》所保留的佚文相对照，可以看到《通鉴》写征和四年汉武帝罢遣方士一段，正是采自《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书影
《汉武故事》是本什么性质的书呢？
从留存至今的佚文可以看到，这本书写的是一些神仙怪诞传说。清代的《四库全书》将这本书列入子部小说家，而不是史部。前文已经提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将卫太子的形象塑造成有“守文”的倾向，“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但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卫太子身边有资料可考者只有太子少傅石德。石德在巫蛊之变时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竟劝太子发兵造反，全无“宽厚长者”之风。看来《汉书》所描绘的卫太子与《通鉴》塑造的形象相反，他身边围绕着不少“以异端进”的小人。由此可知，太子本人也不会像是《通鉴》所说的那般“性仁恕温谨”，“敦重好静”。
不过，《汉书》的确提到太子喜好《谷梁》，而武帝尊《公羊》，这是否能理解成两人因学术喜好的差异而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呢？辛德勇认为太子之所以偏好《谷梁》，是因为他在《谷梁》传中找到切合自身利益的说法，而不是因为《谷梁》有不同于《公羊》的政见。
《公羊》与《谷梁》在解释鲁隐公、鲁桓公的地位时，对何者拥有继承的优先顺位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主张“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子的地位优先于长幼顺序。《谷梁》则主张嫡夫人的地位不能变动，诸侯终其一生只能有一位嫡夫人，因此不是嫡夫人所生的隐公、桓公都不是嫡子；此时应以长幼来排序，传位于长子。
若照《公羊》的说法，则只要汉武帝废掉卫皇后，立其他宠爱的夫人为皇后，那么其他皇子就能顺理成章成为有继位权的嫡子。但若照《谷梁》的说法，则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被废的陈皇后，汉武帝此后再怎么换皇后，都不能动摇身为长子的卫太子的继承顺位；这种说法自然是对太子当时的处境最为有利。根据以上的分析，从《汉书》还是看不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有政治路线之争。
《资治通鉴》（Source: wikipedia）
《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而改过”的形象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向被史学界认为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其取材无征不信，对史料的甄别考辨精审。然而，司马光自己在《通鉴考异》中说“《汉武故事》语多诞妄”，他却在写巫蛊之变时大量采用《汉武故事》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前人已经注意到，司马光编《通鉴》时，常透过对史事的取舍剪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司马光有时会直接将与己意不合的历史记载删节不写入书中，对此南宋的朱熹已经有过批评。另一方面，司马光有时也会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择荒诞不经的史料添进书中，藉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合于己意。
举例而言，《通鉴》在写到西汉成帝的史事时，竟采用《赵飞燕外传》一书。《赵飞燕外传》不但是野史小说一类的书，还是一部淫书。由此可见，我们应审慎对待《通鉴》所采用的源出正史之外的史料。
《赵飞燕外传》书影。图片来源：《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联合目录》
司马光即使知道《汉武故事》一类的书不可靠，他依然为了要写出给当政者作为鉴戒的历史，而采择一部分的这类史料写入《通鉴》中。司马光常针对北宋的现实政治，以史事来表达他的施政主张，因此《通鉴》常攻击变法、贬抑用兵。《通鉴》如此书写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宋人论政本来就常引用《汉书》及西汉事，司马光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赋敛、与反对对外用兵，如果汉武帝能呈现出老年悔过、转变政策的形象，就更能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在当时，司马光能见到的西汉史料已经很少，《史记》、《汉书》又只有“轮台诏”勉强可表现出汉武帝的晚年悔过，因此他只好从《汉武故事》撷取相应的材料，将汉武帝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晚而改过”的形象。
其实用这种做法来书写历史，是北宋仁宗时期以来史学著述的新风尚，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苏辙的《古史》也都有这种倾向。隋唐之际就已经出现这种端倪，即在写史的时候，“书功过，记善恶”的原则高于照实书写的原则。
至于杂采小说来修史的作法，则唐初修的《晋书》已开其先河；在司马光、欧阳修的时代，时人也认为这种作法是有益的。
司马光编撰《通鉴》，其用意与同时代的王安石撰《三经新义》一样，他们都想藉由经或史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们都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清代学者就已经知道，研究汉代历史不能舍弃正史而只看《通鉴》。
史料层次示意图
《汉武故事》中汉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如上所述，《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叙述，将汉武帝父子的样貌，描绘成双方在个性、政见上都有明显差异。《汉武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汉武故事》一书旧题为班固撰，实则应是南朝宋齐之际的王俭所作。从现存的佚文来看，其内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术修炼求长生的故事，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
不过《汉武故事》书中似乎也有比较正经、严肃的题材，例如像《通鉴》所采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汉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国理念。其实这类描述治国理念的内容，本来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谴责帝王一边想求仙、一边却穷兵黩武与奢侈纵欲。《汉武故事》着意描写汉武帝父子的政见歧异，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与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托帝王事迹来“设事譬喻”的写作方式，秦始皇、汉武帝最常成为假托的对象；因为这两个帝王就是既热衷于求仙，又穷兵黩武、奢侈纵欲。
那么《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什么要描写汉武帝父子有政见之争呢？
在王俭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一场“巫蛊之变”，他的父母都被卷入事变中。南朝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年幼便立为太子，其后刘劭因为反对宋文帝北伐，而与宋文帝的宠臣江湛、徐湛之产生严重的嫌隙。刘劭与其姊东阳公主（即王俭的母亲）行巫蛊诅咒宋文帝，其事终究还是泄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却被刘劭起兵杀害。刘劭篡位后，怀疑王俭之父王僧绰的忠诚，将其杀害。
因为王俭的父母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之中，王俭可能想藉由撰写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杀，当时的政治氛围正可比拟汉武帝晚年。由于王俭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见，因此在“太子刘劭因反对北伐而与皇帝宠臣对立”一事上，王俭可能暗中同情刘劭，而以此为底本塑造了《汉武故事》中卫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俭的自身经历之外，《汉武故事》还采用了西汉当代的原型来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汉武故事》的描述中，汉武帝认为太子“不类己（不像我）”，这种父子关系可以在其他西汉帝王的事迹中看到。第一例是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惠帝“不类我”。再来是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这就牵涉到政见之争。汉元帝在当太子时曾劝汉宣帝“用儒生”，这与宣帝一直以来任用刑法的政策相抵触，因而遭到宣帝一顿训斥。汉宣帝还因为另一个儿子淮阳王像自己一样“明察好法”，而曾考虑换掉太子。
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的治国理念有不小的差异，这才是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的原型。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的国策并没有在汉武帝晚年就转向“守文”。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历经三代皇帝，都一直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直到汉元帝即位，才开始用儒家理念治国；这才真正改变了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西汉帝王简易年表（本书着重讨论的时间段是汉武帝到汉元帝之间）
历史建构层次示意图
学界的回响
以上是《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书中牵涉到很多课题，引起争议的地方也不少。本书的初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发表后，李浩便撰文批评辛德勇的几项主要论点。
李浩认为司马光数度驳斥《汉武故事》的说法，因此《通鉴》不会采用《汉武故事》，《通鉴》写巫蛊之变的史料来源是别有所本。《汉武故事》作者为谁至今不能下定论，无法证明此书的作者为王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厌倦于求仙，并于下“轮台诏”后停止征伐、致力劝农，与《通鉴》的叙述相合。《通鉴》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一直遵循着汉代文献的记载，司马光做的不过就是经过严格考辨之后，取择其他史料补充了某些细节。这只能称作是“历史阐释”，而非“历史重构”。李浩的这些批评不是全无道理。
目前学界对于此书的回响，比较集中在重新讨论“汉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转折”上。
自从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发表后，政策转折之说俨然成为学界主流。举例而言，台湾学者蒲慕州虽然在勾勒“巫蛊之祸”的事件经过时，弃《通鉴》的材料不用，但却也不否认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之争。近年比较系统研究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张小锋，也沿袭田余庆的说法。其实，就如《制造汉武帝》一书所说，这几十年间不是没有学者反对“政策转折”说，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辛德勇的论文发表后，便有学者针对文中涉及西汉历史的部分，撰文质疑辛德勇的论点。如韩树峰更细致地分析牵扯进“巫蛊之狱”中的人物各自有什么动机及目的，对于田余庆与辛德勇的说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张，就算不采用《通鉴》的史料，光凭《汉书》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的分歧，并且双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轮台诏”的颁布确实象征着汉帝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支持辛德勇的说法。如杨勇主张“轮台诏”颁布的时候，确实还看不出汉武帝有调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汉武帝身后，西汉一朝的基本国策又历经几番波折才逐渐转向“守文”。这些讨论都可说是促进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汉的历史发展方面，笔者大致同意杨勇的看法。如果以《汉书》、《盐铁论》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没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转折。《通鉴》采择《汉书》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论是否真出自《汉武故事》）来描述汉武帝晚年这段历史，依现代史学的标准来看，或许不是稳当的作法。学者根据这段不够可靠的史料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这个论点很难成立，因为《汉书》中确实缺乏这种迹象。
然而，汉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视“轮台诏”的历史意义。
《制造汉武帝》书中已经提到，东汉时代的班固写到“轮台诏”的颁布始末，即说汉武帝“悔远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的赞又说：“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时代再更靠近汉武帝一点，西汉成帝、哀帝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也有类似的言论。【注2】即使汉武帝死后的历史发展还有一些曲折，汉朝当代确实有人认为汉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对外征伐的政策、从此与民休息。
这样说来，司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但专就《通鉴》描绘出“汉武帝晚年有对外政策的转折”一事来看，司马光到底只是察觉到汉代人已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将此说加以强调，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而刻意扭曲历史，这恐怕是还需要再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制造汉武帝》提出的议题很有价值，期待学界未来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I. 汉子是谁发明的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它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是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现代常用的文字有四千个到八千个，大多数是形声字。现代汉字的字体都是经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演变而来的。
在长久的实践中，人类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文字依靠它们文字得以保存至今。作为记录、保存、传播知识的工具——文字，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不可埋没的贡献。
汉字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物语”“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 安阳 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J. 汉朝是谁建立的
汉王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暗渡陈仓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