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创造方式

❶ 法律的内涵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他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法律的研究来自于对何为平等、公正和正义等问题的讯问，这并不都总是简单的。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894年说：“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中，创造和解释法律的核心机构为政府的三大部门：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负责的行政。而官僚、军事和警力则是执行法律，并且让法律为人民服务时相当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个法律系统的运作，同时带动法律的进步，则独立自主的法律专业人员和充满生气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❷ 法律服务的创造需求行为为谁而为

——读《美国律师》第六章《创造需求：职业规划的一个新策略？》 【正文】 一、“事实”勾勒 1、律师业控制市场的努力 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正式开始，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围绕着规范供给活动展开，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即在1960年左右，律师业最接近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其他法学院的兴起，种族主义平等、女权主义等兴起，对律师业的市场控制就遭到了猛烈攻击，在这时，对供给的控制削弱了。作为回应，职业转向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策略，创造需求。但是，大多数律师最初对创造需求非常怀疑，而且在现在依然保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比控制供给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即创造需求使得职业内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大约只有6%的律师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 2、法律服务在早期分配严重不平等，其主要集中在大额财产的客户，也就形成了法律服务的一个传统，即主要为少数人的精英阶层服务，而大部分其他人，包括很多中产人士也没有被辐射到。虽然有法律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为中产人士服务的建议，但很少被采纳或者不予考虑，在20世纪30年代在费城才出现了邻里律师事务所。为穷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就更少了，特别是私人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当时已经开始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私人慈善事业、以及零星的私人律师提供的公益行动。但是，在6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与美国律师基金开始了一场对“法律需求”的大型研究，说明了这个早已知道或者没有正式承认的事实，即法律服务需求不足，特别是穷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足。 3、在最初。为那些不能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慈善事业中往往是那些执业经验与收入更高的律师。但是这种慈善式的服务数量非常有限，且仅仅可能为一定范围内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比如说那些在未来能够付费的人或者能够起到互惠作用的中介人——即使在这时，他们的目标也是用最小的努力来满足客户混合中介人。造成的后果就是不仅仅最需要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外，律师所提供的慈善服务的整体数量也同样令人失望。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公益性的法律服务，并且有些州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最低的法律服务数量，然而在另一些州，却被州最高法院宣布不能强制律师在无补偿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服务。即使在被强制提供法律服务的司法区域，律师们也在规避这一条，因为很多律师被允许以金钱购买方式来免除任何法律制裁。但是，这项行动并没有为职业创造出需要支付费用的法律服务。 4、当获得辩护不再是一项礼物，而是以公民的一项权利时，它首先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还以强制性权力保障实现。最后，它还以宪法性权利出现了，也不仅仅表现在重罪案件，也实施于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一项业务，特别是对普通刑事案件的强制性法律辩护并也并没有对私人律师执业的需求有什么业务增加。因为，为了满足这项宪法性权利，大多数司法区创设了政府支持的公设辩护人事务所，由领薪水的雇员充任。但是，法律职业是否从上述州的干预中获得了明显的利益还不清楚，不管这种利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付费的法律服务中，立法机关也拒绝给他们支付合理费用，这既得不到补偿，也无助于提高自己的名声。而且在这些政府付费的领域，绝大部分律师依然得不到业务，因为在最近一些年增加了共设律师的数量——这只是其一。其二，州付费的私人刑事辩护本身有许多缺陷：费用太低，只能吸引到那些较为不成功的律师，如果费用高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司法人员的偏爱会影响哪位律师将因此而收益——这种制度体系鼓励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会因为损害其合法性。 5、对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民事法律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宪法上的强制，这种代理既不充分也不稳定；然而在80年代，法律职业开始把民事代理看做法律之下平等司法的自由主义理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法律服务公司的预算呈螺旋式增加时，美国律师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州的支持态度，并试图将联邦的资金转移到私人职业者，即便如此，巨大多数的执业律师在为穷人提供民事代理上赚到的钱要比在刑事辩护中少得多。 虽然州对律师职业的补贴在增强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在为私人职业律师创造需求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于私人慈善事业则更处于边缘状态。在慈善事业中，基金会政府的捐助不仅仅会增加他们的能力，更会限制其游说的能力，缺乏了一种正当性，以社会和政府。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的正当性脆弱，不仅仅其受到限制，也使得其不安全——没有一个独立的财政基础。 6、律师们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了穷人身上，还将法律服务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客户。他们通过律师中介、团体法律服务与法律诊所[2]的方式扩张了法律服务，但是这种成功更多在于业务集中，而不在于产生了大量的业务量。 然而，这些新策略在实现职业规划方面的效果是复杂的，或许增加了法律服务业务，同时也由于受制于较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也受制约职业环境而导致法律职业的内部竞争，不仅仅在于受薪律师与私人职业的竞争，也在于公共利益律师与私人律师的竞争，还有服务于团体计划的律师与那些在计划之外的律师在竞争；如此等等。因此，律师的竞争仍将继续计划，而且增加个人法律服务生产的集中度。 二、阅读思考 虽然上述内容有些“杂乱”，但也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理路，即在职业控制减弱时，大量的人进入律师行业，使得律师职业人数剧增，解决的问题除了传统机制外（就是职业控制[3]），还有就是增加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了刑事强制辩护业务——既有重罪案件，也有普通刑事案件——也包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辩护，虽然对后者的标准还有若干争议。增加的法律服务也不仅仅有针对穷人的法律服务，还有针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比如说团体法律服务）。对于在这里提到的增加的法律服务的论述，在笔者的阅读中，有两点值得去思考： 首先，法律服务增加了，相对于以前的法律服务数量，的确应该属于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法律服务，因为在以前的法律服务中，这些律师往往只为有钱人或者能够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只为社会的精英人物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人基本被排除在法律服务之外，既包括中产人士，也包括了穷人被排斥在了法律服务之外。 其次，但是，对于这些增加的法律服务，到底是如何分配给律师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雇佣的律师（以固定薪水表现的法律人），即公设辩护人承担了大部分普通公民的法律服务，既有强制性的法律服务，也有其他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服务。而对于慈善事业下的法律服务以及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主要在于私人律师自愿完成，在增加的法律服务中占据着微不足道的比例。因此，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出现的民权运动而带来的法律服务增加实际上确属微不足道。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案件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仅仅因为政府扶植，更因为这一领域的“油水”不大，无法真正吸引私人律师，特别是优秀的私人律师为这些穷人服务，以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才可以说是对私人律师的一种法律服务的增加。由于这部分法律服务的需求群体与以前的精英群体比较而言，其付费能力要小得多。因此。对之更多属于提供多元式的法律服务，比如说诊所式法律服务或者团体式法律服务，以吸引这些群体增加需求。然而，即使对于这些有限的增加的法律的服务市场，其在私人律师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同样遵循着在原来规则的分配方式，即根据你的人脉（关系）、你的执业时间长短、性别、种族等因素[4]进行法律服务的分配，简单的说，在这里的法律服务分配也没有改变没有进行法律需求创新前的格局；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激化原来本已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律师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5]，抑或者说律师之间的分化也更为严重，虽然我们可以说这都是市场惹得“祸”，与具体的人无关！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美国律师们在创造法服务需求的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蛋糕做大的方式以使所有人共赢，而且这也的确让所有人都翘首以望，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服务在整体上增加了，为已经“等级化”的美国律师中的中下层律师而言无疑属于福音，即在律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法律服务需求的数量增加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我们的通常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在这里运行的规则依然属于以前的规则，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现状！或许，他们的命运就是适应原来的体制，一步步熬成婆，才属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幸的是，美国律师职业在运行中的确给了新律师这样的希望[6]，如果没有这一希望，我相信美国律师界也会展现出一种良好的律师秩序，一种良好的法律人共同体！其实，在笔者看来，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维持现状，首先对当下现状进行思考，思考这一现状下的权力结构、权利结构，这些结构渗透着一种什么的法律秩序与利益秩序，其能不能最终为普通律师们带来确切的希望与前途。如果不能，则必定需要改革，改革后的目标或许不能改变基本格局，但是至少可以让其有机会平等进入，让他们看到一个确切的希望[7]，使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进入时的秩序，而且愿意遵守并保护这一秩序，而不是以破坏秩序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收入。我们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的确当下的现状有问题，而且还是很多问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没有问题吗？），但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否则，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固化现状，还带来“新政”之累，即好处还未得，坏处已显的结果。在现状把握以后，才能知道如何改革，如何循序渐进地改革，以改变旧的体制，使新旧律师、社会达成共赢，而不是共输；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看病，首先需要诊断病情，才知道如何下药！ 【注释】 [1]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 [2] 通过对该书所描绘的法律诊所，大约与中国学术界通常所理解的法律诊所不一样；在这里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吸引大客户、使服务日常化以及雇佣会填表写表格和使用文字处理的职业辅助人员来替代律师已降低成本，而在中国学术界当下的学术界所说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为法学院学生所准备的，以法律援助为基础的！ [3] 就是该书第三章与第五章的内容；具体分析请参阅【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 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❸ 什么是专利专利是法律授予发明创造的一项独占权，它既可以是一项产品

我们来看看专利法的第二条，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你就明白了

中国的专利就只有三种，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所以专利就是一种法律授予发明创造的一项独占权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方法可以是外观

❹ 为什么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不能授予专利权

（1）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如吸毒工具等。（专2）违背科学规律的发属明。比如永动机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不能被授予专利权。（3）科学发现。如某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了一颗新星；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被授予专利权。（4）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例如扑克牌或某种棋牌的一种新玩法等。（5）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如一位老中医通过特殊的号脉方式可以诊断出一些难于诊断的疾病，并用针灸、特殊穴位按摩疗法等加以治疗，这些都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是用于诊断或治疗疾病的可批量生产的药物、器械及其制备方法可以申请专利。（6）动植物新品种不能授予专利权。在我国有专门用于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7）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❺ 多项选择题 1、制定法规则的形成主要有哪些方式（ ） A、立法者创造； B、归纳经验； C、对以往规则的修

超出

❻ 如何理解《专利法实施细则》中“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国家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应当理解为一项发明创造的目的本身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或者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由于赌博、吸毒、伪造公文印章是我国刑法禁止的，因此有关专门用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者的器具，伪造国家货币、票据、公文、证件、印章、文物的设备等的发明创造，都属于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发明创造的目的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只是不按正常方法予以应用有可能导致违反国家法律的后果，则不能因为该发明创造的滥用会违反国家法律而拒绝对此类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例如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麻醉品、镇静剂、兴奋剂以及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机、棋盘等。总之，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是为了防止对可能引起扰乱社会、导致犯罪或者造成其他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❼ 法律是谁发明的

法律是民族精神，不是个人发明的。法律起源的民族精神论，认为法的专产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的一种属理论。

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古斯塔夫·胡果（1764一1844）、卡尔·萨维尼（1779——1861）、乔治·弗里德里希·普赫塔（1798—1846年）。他们认为，法不是外面或某些人从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而是由社会内部蕴藏的“民族精神”中生长出来的。

(7)法律创造方式扩展阅读

法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不是统治阶级中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应是统治阶级个别或部分（阶级、阶层）意志的体现。

法律的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群众的人身安全与利益。法的指引功能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❽ 对于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法律规定实行（）原则。

申请在先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九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8)法律创造方式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第十三条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用。

第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

第十五条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

❾ 专利实施细则第十条，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专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属发明创造。
其含义是，如果仅仅是发明创造的产品的生产、销售或使用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约束，则该产品本身及其制造方法并不属于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例如，用于国防的各种武器的生产、销售及使用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这些武器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仍然属于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❿ 我国创建法律的方式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我国法律的渊源，即各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效力层次各不相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其它一切法律法规规章都不得与其抵触。其制定和修改有严格程序。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制定）及4个修正案。 二、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理论上认为，前者效力要高于后者，但在实践中一般未作出区分。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等；后者如《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师法》等等。根据《立法法》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会会可以在不与该法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或补充。 三、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效力低于法律，但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等。 四、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的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上三者统称为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中市级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实施。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效力低于行政法规，高于本级或下级地方政府的规章。 五、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前者是由国务院所属的部、委等部门制定，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后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分别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与一般的“红头文件”相比，规章的制定程序较严格，而且要由部务会或委员会会议（部门规章）、地方政府的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地方政府规章）审议通过，不象一般“红头文件”那样由部委或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个人签署即可生效。地方政府规章的效力低于同级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级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效力低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六、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不包括民族乡）的人大（注意这里没有常委会！）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补充或变通规定，但补充和变通规定不得违背该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也不得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专门规定作出补充或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上一级人大常委分批准后才生效。 七、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市人大及常委会可以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内实施，以达到在特区内对相关规定“先行先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