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老舍的什么性格鲜明的表现在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活动中
老舍，原名舒抄庆春，字舍予，袭满族，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剧作家。
老舍出身于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名守皇城的士兵，在老舍一岁多时，死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父亲的死对于原本就很艰难的老舍一家是个致命的打击。不识字的母亲只有靠充当校役和揽些杂活，含辛茹苦地将老舍抚养大。艰辛的生活使年幼的老舍早早地成熟起来，磨炼出他外柔内刚的性格。这种性格，都鲜明地表现在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活动中。
㈡ 比较论述创造社“为艺术”的文学主张与人生派“为人生”的艺术主张。
20年代小说的总体面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浪漫抒情小说相互对峙、互为补充。20年代大体的小说发展脉络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但是问题小说比较形而上。“虚”一些，大部分问题小说作家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与问题小说之后出现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合流，其间还出现了从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说方面，则是先后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一些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创造社为主。
20年代的文研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无疑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在王统照与叶圣陶身上，王统照突出“爱”与“美”的观点，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而叶圣陶也是由“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又成为了“为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简单的表现“爱”与“美”之外，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而“隔膜”问题与同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问题小说”潮流过去之后，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而文研会的其他作家则主要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小说的作家群体，乡土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创作的相对狭小天地，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会小说创作集中于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并推动了20年代整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使得创造社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浪漫抒情小说。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分支——“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创造社的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而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紧接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主要是集中于浪漫抒情小说的。
20年代的文研会与创造社在小说创作上，由于不同的文学主张，分别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不同方面，并成为各自阵营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㈢ 福克纳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是怎么样的
福克纳是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1919年考入版密西西比大学，一年权后即辍学到大学邮电所工作。1925年发表处女作《士兵的报酬》，此后曾到巴黎、意大利和瑞士等地游历。1926年回到奥克斯福镇，开始专心写作。他自称，发现家乡那邮票般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他一生共创作19部长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以一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作为背景，人称“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这些小说展现了200多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各种人物的命运，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和面临的问题，运用了意识流、时序颠倒等多种新颖的艺术手法。1929年发表的《萨托里斯》是第一部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的小说，写南方贵族地主有害的精神遗产对子孙的不良影响。此后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村子》、《小镇》等长篇小说都是这一类型的著名作品。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㈣ 请结合作品，论述宋词中的人生哲理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㈤ 创造社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对吗
创造社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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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文学是怎样作用于现实人生
浅谈文复学创作与现实人生
曾经制有人问我曹雪芹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很久．如果仅从问题的本身来说，这很简单．但要从文学创作与现实人生的关系来考察，恐怕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至少，许多人并不关心，或者在排开了政治因素以后并不愿意把它说清．
狄更斯痛恨钱，在他的作品《漂亮朋友》中，他把钱骂得狗血淋头．这使我曾经感动不已．但这能说明什么？除了误人子弟，让人产生不键康的心态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价值取向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文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没有经济基础的文学，要么是悲剧文学，要么是无根而空洞的气泡，它不能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
那么，不朽的名著全都是富人写出来的吗？那可不一定！但至少，生命的存续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那么，将文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么？我想不会！
文学创作与现实人生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正确处理两者的矛盾是文学爱好者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㈦ 怎样评价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他们相信从事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㈧ 为什么生命与死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伟大的人生与悲惨的命运总是结伴而行
文学创作来活动，一切创作现象，自具有共性，存在着固定的必然联系。希腊人很早就开始思考命运。人只有经历过苦难，以血泪的体验堆积成延伸到生命深处的神经触角，体察生与死构成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人性矛盾，才能对生活有独特深刻的感悟。“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认为宇宙间的事物在不与其他事物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是安定的，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但一旦和其他事物形成对立，致使矛盾激化，无法保持平静状态时，就会产生轰鸣。自然界中事物如此，人类社会也不能外。
㈨ 论述文学与人生
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倦地在寻找，在探求，在孕育，终于，人类这棵奇妙的生命之树，绽放出了一枝奇妙的精神花朵。这一精神花朵就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审美。这就正如诗人讴歌的那样：“它叫给强者一支叛逆的神杖，为弱者开辟出一片宁静的港湾；它使美的灵魂显得各个内美，使卑鄙的灵魂面对无法闪避的明镜。一旦聪慧而狡黠的人类开垦出了这片神奇的精神乐园，人们便在告别了洪荒岁月后有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第一支歌，并因此而常使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间现出奇迹，光华四射……”这就是人生的审美化，这就是审美人生。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审美地活着的。并非每个人都可成为诗人，但我们可以诗化生活，像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离开审美，我们的人生便会变得黯淡无光，了无生趣，更不会文坛中伟大的作品。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生活的。作家对生活的高度的审美把握，将生活原型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把审美获得的顿悟与愉悦物化为文学作品。从文学文本中，读者通过填空、对话、兴味、还原与异变等文学接受的过程，可以领悟出作品折射的时代内涵、作家的人格魅力、人物形象的内蕴等等。文学与人生之所以能够融为一体，是因为有作家的主体性存在。作家对人生把握的高度，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深刻度，决定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生、社会、人的心灵与精神的艺术探索，因此，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段人生。我们阅读作品，就要进入他人的世界，他人的心灵世界，并与之对话，以便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内涵。从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审美地直观现实的人生世界。可以说，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人生的，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审美地反思与领悟生活。
（一）直面惨淡的人性
康定斯基说：“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②审美令作家痴迷地站在现实与理想的交叉点上，或者直接地展现理想，或者通过直接揭示现实的不完美从而间接地展现生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作家审美地反映现实生活。作家对生活的高度激情，对人性的热心关注，往往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不管时光如何流逝，这些作品都是经得起考验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是中国一代伟大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总是毫不留情地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直至人性的底层。鲁迅的文学创作以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人性的扭曲，以这些折射出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些伟大的创作，离不开鲁迅对生活、对现实人生的审美把握。如果离开生活的原型，便不会有今天的鲁迅，更不用谈他在文坛的显赫地位。
在过去的38年中，鲁迅经历了童年时期的家庭剧变，祖父被捕，父亲病故，因而饱尝了人间冷暖，深味了世态炎凉；又经历了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梦、医人济世梦和维新梦的破灭，这里包括了对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的大失望，以及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所受的强烈刺激；人到中年又亲历了换汤不换药的辛亥革命和接踵而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种种，大概就足以使他深感旧的黑暗势力的强大、广大国民的愚弱和少数觉醒者形单影只的痛苦。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他深感中国社会思想的陈腐性和落后性。在这样的时代里，鲁迅的笔头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弊端，人性的种种扭曲。于是，才有久经不衰、为世人传诵的伟大著作诞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坛乃至全世界文学界的伟大地位。
《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说，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途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扭曲不余遗力地暴露，无不让读者看到了当时动乱的社会与人民的悲惨命运。倘若鲁迅先生没有生活于那个时代，他不可能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除了这部伟大的著作之外，鲁迅先生的另一名篇《药》，更是值得一提。《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作者赞扬夏瑜的革命精神和气节，痛惜民众的落后和无知。从这一有限的叙述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性的垂死边缘，人们在人性的沟壑死死挣扎。有限的文本，给阅读主体无限的审美空间。读之，留给阅读主体内心深处的是延留不逝的悲愤。作品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从切合情境的氛围中，含蓄地解剖人生。鲁迅先生样审美地把握现实社会，才创造了如此令世人惊叹的创世之作。
㈩ 简述“五四”文学的创作潮流和趋向
a、“自叙传”抒情小说
b、“乡土文学作家群”
c、“人生写实派”
分析如下：
A.“自叙传”抒情小说
“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开始的.
B.“乡土文学作家群”
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以文学研究会青年作者为主的乡土文学作家群,包括叶圣陶、许杰、鲁彦、许钦文、潘训、徐玉诺、王思瓒、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王任叔等.
C.“人生写实派”
人生写实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写实”或“为人生”派.
简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上） 处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可以说名家辈出，名著纷呈，报刊林立，流派繁多。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文学会呈现出如此繁荣的局面？我们认为其原因有： 一、“五四”运动之后，封建文学的不足、缺陷受到冲击和否认，封建思想更是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否定。这时，作家的思想处在复杂、变化的状态，其思想、思维都变得极为活跃。 二、西方文化思潮、西方文学思想以势不可挡之势激荡着中华大地，冲击着封建文化、封建文学的堡垒，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见诸于各类报刊、著作。 三、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往往处在中西文化、中西文学思想相交溶的状态中，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深受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们大都留过学，他们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并能善于吸取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精华。纵观二三十年代作家如鲁讯、巴金等，他们可以说都是博古通今、中西皆晓的大家，他们的作品既有传统、民族的东西，又有现代、西方的东西。 四、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创作思维方式是多样化的。他们往往兼备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思维定势和西方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很少受到指令性的创作思维模式的左右。他们的创作思维空间是广阔的、自由的。他们对题材的选择，往往了随从自己的创作需要和创作个性进行，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 五、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生活经历相当丰富。他们正处在新旧时代交替转换时期，这使得他们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条件下生活，于是他们的生活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型的，这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有些作家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如鲁讯少年时生活相对富裕，但到了青年时家道衰落，生活环境大不如前，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使作家对人生、社会有着更深、更别样的感受和体验，从而使其所创作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并达到一定的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