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比较文学概论》问答题 为什么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你在翻译他人的作品时，自然而然的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或许会因为回人为的某些原因使之答与原本作者所要表达的某些意思相悖，或者说你用一种自认为合理的方式翻译了作者的作品，结果却曲解了原意，这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Ⅱ 翻译文学史提出了哪些新的研究课题它与文学翻译史有何实质性区别
摘要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不仅有着二千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且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的数量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据统计，20世纪的最初10年，文学翻译作品占我国全部文学出版物的五分之四。今天，各类翻译作品也占到了我国全部出版物的将近二分之一。文学翻译与一般文字翻译不同，它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吸取外来语言的优长，发展本土新的语言，形成新的文学因素。翻译文学由于其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另一种语言结构中，并通过译者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习惯来表达，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翻译文学。最近据传陈思和教授主编的新文学大系已正式将翻译文学列为其中一系，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Ⅲ 比较文学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在哪些方面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
基于此，先撇下林纾那部分被指责的“讹”不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解直接推论出，林译的有意识叛逆和创作，完全可归入“创造性叛逆”范畴之内。这种有意识的叛逆有时竟会妙笔生花，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例1：《孝女耐儿传》第四章开始一段:
“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弱，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我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益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其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原文当中的罗嗦话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这样一来，可以连接上文，统领下文，使读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辈之言”亦属添加成分。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联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语，我们更能够快速理解前后的意思。还有一些连词，例如：乃，且，亦，即，于是等词，这使得译文更通达流畅。文中的四字格结构：同声奋呼，置若罔闻，自甘凌虐，忠良相质，等等，更是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汉语之美。在描绘邻居吃白食的形象时，林也加入了词语：猛如攻城，争举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例2：《黑奴吁天录》第十章结尾处乔治送别汤姆时两人的对话:
汤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于理非福。”
乔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于二亲。”……
汤姆曰：“且吾尚有两雏，此后仰属小主人恩履矣。”
乔治曰：“谨佩良箴，至尔二儿，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亲”都是林纾翻译时加上的词语，这样便有了中国传统的意象，两人的礼节表现的非常形象。后两句更是增补的，林纾只不过想让两人更具国人离别时的托孤形象，以求小说自然、亲切、感人。
Ⅳ 怎样才能做好文学翻译
解答如下，请参考：
一、首先是语言能力
文学翻译要求中、外文水平都要非常强悍，但这还远远不够，知识面还要广，要有文学修养。此外，翻译经验也相当重要。另外，翻译态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哪怕你水平再高，也出不了精品。许多原著，连国外的编辑和校对都没发现的差错，译者发现了，因为他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过眼，过脑。这也说明，译者需要多么细心和认真。
二、好译著需长时间打磨
文学翻译的性质决定它注定是孤独的，需要长期伏案，内心平静，远离尘嚣，要耐得住寂寞。文学翻译就像为人作嫁妆，翻得好了，读者会认为是作者写得好;原著有问题，肯定是译者译错了。反正，好事是别人的，责任是译者的。
好的译著是需要打磨的。翻译前，需要在思想上、知识储备上、资料收集上进行准备，译完之后，要不断修改、完善。
三、文学翻译是特殊的文学创作
唐能上海英语翻译认为同一部原著，由不同的译者来翻译，译文会不一样，有时会很不一样，也许，内容并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但文字的质量、文学的味道会相差很大。文学翻译跟译者的文化素养、生活经历很有关系。文学翻译也是需要激情、需要想象的，尤其是诗歌的翻译，蹩脚的翻译会把一首诗歌译得味如嚼蜡，而好的翻译则能锦上添花。当然，文学翻译的这种创造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尊严原著，它是“戴着镣铐跳舞”，难度可想而知。
Ⅳ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
摘 要： 在翻译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学者对翻译的认知都从未脱离过“忠实”二字，而大多数译者也将“忠实”视为自身翻译行为的衡量标准。但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译中存在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则似乎与此恰恰相反。笔者在对此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引证举例，说明“忠实”原则与“创造性叛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前者更深层次的展现。
关键词： 忠实;创造性叛逆;翻译;翻译主体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evolving, whether it is academic period for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re never out of the "faithful" word, and most translators will also be "faithful" as it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Metrics. However, by the French literary sociologist Escarpit (Robert Escarpit) for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la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phenomenon, it seems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The author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by reference, for example, that "faithful" principle and both the "creative betrayal" are not antagonistic,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deeper show.
Keywords : Faithful;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ody
一、“忠实”与“叛逆”的内涵和客观存在
道罗夫曾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传达的忠实和全面是翻译区别于转述、简述以及各种改写之所在。)”[1]可见，“忠实”不仅是翻译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判断翻译品质的重要标准。仅从这一点来说，由埃斯皮尔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在译者们来看，无异于是给他们扣上了一个“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说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叛逆，那么译者不就是一个对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对读者的“反逆者”。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于“不忠”，又或者说“忠诚”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创造性”上的无作为?
所谓忠实，是指译者不但能够准确理解原著，并且能够运用译语正确的表达。当然，不同文本对于忠实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仅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看，除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表层含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深层内涵，那么自然其翻译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交际，还应该包括实现情景的再现，以及语言美感、文化内涵的传达等方面的价值。因此，译者必须顾及译入语读者的全面感受，确保他们能够从译作中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美感体验。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就会携带着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正是这种差异让原文与译文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或者说实现绝对的忠实。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去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它都是一个无法改变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从脱离作者的那一刻起，无论是读者还是译者，他们任何一方对于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创造性叛逆”包括“创造性”和“叛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译者对作品翻译的过程，其实也不过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内在的阅读和接受范围。所以这种由不可避免的“再创造”所带来的“不忠”其实并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叛逆，来实现翻译目的上的忠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译者虽然主观上想要忠实原文，但事实有可能是忠实性的创造，但也有可能会歪曲了原文，这就是埃斯皮尔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2]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想要打造出高质量的译作，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忠实和叛逆的两难境地。这两者并不对立，只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是忠实多一些，还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务于忠实。只有当两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够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部灵动的译作。
二、翻译主体与创造性叛逆
目前，学界关于翻译主体的定位有两种，一种从涉及翻译活动的大范围来考虑，认为翻译主体应该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方面;另一种则仅仅从翻译行为的本身来考虑，认为无论是原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过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翻译主体仅仅被限定为译者。在本文中，我们承认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换言之，即我们承认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创造性行为和翻译创造的主体地位，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将翻译主体确定为译者，以便进一步清楚的讨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以及影响。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原作者和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无论创造性叛逆是否出于译者有意识的行为结果，它始终无法脱离原作者在创作原著时为其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内在的思想、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达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保持着对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实。
德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在我看来，每次翻译都是一次企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位译者都必然被两大暗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拘泥于民族的特色而损害原文，或者过分拘泥于原文而生吞活剥――”[3]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会有意无意的在翻译过程中留下自己“个性”的烙印，也正是由于这样，翻译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译作甚至要好于原作的现象，比如德国人就认为斯莱戈和泰格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说：“我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就像是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这里的“创作”，事实上就是在说“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而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译者与原作者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世界观、审美、经历、立场、能力等诸多主观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完全对等的客观事实。正是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最终造成了在翻译时对原文信息或遗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离的等等现象，当然，这与我们所说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但也就是出于这些因素，创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因此，我们说创造性叛逆具有多样性。
例1，对于《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译。[5] 译文一：现在迎着南风而摆出来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体方面表现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种。
译文二：而现在她那张迎着南风的面庞却正好处于肉体美的极致。
译文三：现在，当她迎着南风向前行进的时候，她的面容是处于最美的状态。
译文四：此刻南风拂面，她的脸颊最为妩媚。
为了展现文字的审美价值，例1中四种不同的译文无一不是译者字字斟酌的思维成果。仅从对于“face”的理解来看，就有“形体”，“肉体”，“面容”，“脸颊”四种不同的翻译，并使得这段文字呈现出了不同的中文面貌。而对接受译文的读者来说，他们的体验中必然隐含了对原作和译作相互交融的两重感受，译者在对原作理解的基础上，遵循自己的翻译原则，对原作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性翻译。那么关于译者该不该放手去做一个“背叛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葛浩文翻译时，如是说道：“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 不难看出，创造性叛逆的出现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其实是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对其思维和双手的解放，从而强化了译者作为媒介者的身份。
谢天振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中的“叛逆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一种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6]当然造成这种客观背离的原因很多，包括每一位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变形等等因素，其实归结起来无外乎译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译者都是为了创造出让自己和读者皆满意的译文，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翻译史上才会不断涌现出译作的造诣远远高出原作的惊世作品，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葛文浩翻译的《天堂蒜 薹 之歌》。当然，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对与错，来判断译者这种对原作巨大“挑衅”的好坏，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却在读者当中深受欢迎，这便是作为译者最大的成功。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和认知体系，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则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内化在创造性叛逆中的忠实
在翻译实践当中，译者往往徘徊于“忠实”和“叛逆”两者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要实现绝对的忠实几乎不可能，但又要如何恰当地去进行创作，似乎才是翻译当中最大的难题。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译者，恰恰都因为充分发挥创造性叛逆这一翻译手法的功能，才使其译作广为流传。其中关于“叛逆程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无论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创造”或者“叛逆”，都应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但笔者以为，这个度的把握应当始终以翻译效果为参照对象，以林 纾 的译作来看，其作品无论是将“创造性叛逆”还是“叛逆性创造”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此过度的叛逆，却带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力，其译作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张力。
然而，无论译作取得多大的成就，它都不能从原作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原作和译作永远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忠实与叛逆一样，虽然属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始终统一于一个整体，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在这个整体中的价值在于，无论它是如何的“不忠”，最终都会以延续和扩大原作生命的张力为结果出现，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服务于“忠实”，并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埃斯卡皮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的本意是将译者这种形似背叛的行为，称之为“创作”，同时也不排除一些译者打着“创作”的幌子，却是实打实的“叛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度的问题，这就要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采取怎样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翻译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笔者相信，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最初的动机和目标都是为了再现原作的原始神韵，只要这一基本立场不变，那么译者在其后的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任何“叛逆行为”都不过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忠实”，译作将忠实于原作者、原作、译者以及读者。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忠实”。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20―121.
[2]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 《文学社会学》[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66―80.
[3][4]段俊�O.《 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德汉诗英译为个案》[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116―120 .
[5]邵志洪.《翻译概论、实践与评析》[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87―90.
[6]谢天振.《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7.
[7]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69.
[8]钱钟书，林 纾 的翻译[A]，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0-100.
;Ⅵ 翻译文学史的作家主体有几个
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兼 它改变了传统的女性文学创造主体
Ⅶ 为什么说翻译文学具有再创作的特征
文学作品中有文化和美学的信息，如果只忠实翻译出字面的意思，译文往往不知所云。有时候译者不能太过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必须是理解了原文的含义，再用译文语言中自然、恰当、效果对等的表达方式，读者才有可能欣赏到原文的意境。而这个理解以后重新表达的过程，就是“再创作”。 举个显浅的例子，如成语，"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如果拘泥于形式，翻译为“哪里有意志，哪里就有道路。”非常工整，但是读者读来别扭，远不如“有志者，事竟成。”但是这个好的翻译其实就是“再创作”，形式不对等，但是效果对等。
Ⅷ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译者;表现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是认识和创作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有助于读者接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让读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艺术现实，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吉维加切奇拉泽说：“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译者的思想无限地接近其反映的对象――原作。译者必须把原作‘再现’为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再创造一个与原作类似的完整的艺术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ction.两处引言很明确地指出了翻译与创造，再现的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译者必须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原则而斗争，必然得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改变原作的面貌并使之服从自己的目的。
一 、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教授亦在其《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为人类一个文化，文学翻译是一种颇为微妙的矛盾现象。作为文学，它理应把一件非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而作为翻译，它又应该把一件外族的文学作品传达过来。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要“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觉”。诚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也是创作，是译者创造性地艺术再现原作风貌的过程，而创造性叛逆则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
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列宁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需要钻进原作的外壳和灵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历史现实，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创作个性，创作手法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制约决定了译者主观性不可避免。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从高不可及的圣坛上驱逐了下来，并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文本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读者，他强调意义是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产物。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从而获得了解放，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原文作者，他们可以赋予原作一个新的生命，是译本的创造者。
三、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个性化翻译
由于译者风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译本，经不同译者译出，其风格也必定不同。不难理解，不同的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译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历代翻译家在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时就表现出各自鲜明的风格。下面节选第一小节的译本简要加以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郭沫若采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运用了归化法和改创法，用与原文相近的古语，在形式上与原文一一对应，体现了译者一贯的“尽力使译文气韵与原文相符，译文简洁明快，把原始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主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译文因韵害意，风格上也与原文有差异。而王佐良采用翻译新诗的形式，并沿袭自己翻译英诗的一贯风格一――以诗译诗，用简单，明快清理，富有音乐感的语言表达了原诗纯朴真挚的感情。还创造性地使用“迎风”、“合拍又和谐”来翻译原文，使得译文形神具备。因此，比较两种译本不难发现，王佐良的翻译在内容，形式，风格和艺术技巧上都成功再现了原文。这也印证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家对同一首短诗的翻译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翻译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有意误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林纾译本突出一个“义”字：“姑娘以义死，为吾家，为吾儿，亦不为草草……”“义”承载的是中国封建“五常”的道德规范，译本中的迦茵成了一个有义德的贤良女性，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良序的守护者。林纾的有意误译使译本与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却有利于推进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三)节译
节译，是译者“删繁就简”，在翻译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词句，以达到更好地表情达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译者蟠溪子在译述《迦因小传》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因与亨利相遇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因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因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译者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中国传统礼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制约。这种节译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界。
(四)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主要是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改变了的翻译。这一点比较典型且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田汉和夏衍就曾分别将其改编成话剧剧本，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对的'中国读者的认知情况对原作进行了改编，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进步意义。这样的创造性叛逆对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原作精神内涵，对于原作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结束语
对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性质的界定并非无限夸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使创造性叛逆沦为胡译，乱译的避难所。作为译者，必须对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原语、译语文化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原作的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创造，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
扩展：
毕业论文论文选题原则
一、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现实意义
毕业论文的题材十分广泛，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论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因此科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等等。
二是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就会遇到诸如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等等。
三是作者本人在工作实践中提出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问题，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等等。
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与党和国家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关系国家发展方向、速度，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因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技术，引进外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等问题。在当前贯彻十四大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中，要注意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等等。
二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类问题虽不是全局性的，却是人们关注的、或期待解决、或有疑虑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和解答的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像工资改革、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物价的调整、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建设、社会治安、法制教育等等。还有各行各业的经验总结、改革预测、研究决策等。另外，有些题材看似具体小事，却关系着干家万户，也可作为选题。如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勤俭持家问题等。
三是虽属具体又未引起社会重视，却代表一定倾向的问题。一种是意义尚未被认识，作者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到它的生命力。如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选送农村村级干部上大学，为农村培养致富带头人等；或预测到危害、恶果，及时提出问题，引起社会重视。如农村盖房、修坟挤占破坏耕地，小城镇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不配套，农户引种、引养外地产品不经市场调查，一哄而上，等等。另一种是群众议论纷纷，反映很大的，要作出理论分析，引导正确对待。如在分配问题上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等等。
第二，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
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和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有着区别。一般说来，它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文章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为展开的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它着重探讨和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自己对这些规律的了解与认识，给人以认识上的启迪。因此，选择现实性较强的题目，还要考虑其有无理论和认识上的价值，即有无普遍性的意义，能否能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有些题目也并不一定直接与现实挂钩或有直接的实际用途，如对历史问题、典籍问题、外国问题的研究等。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题材能够表示某种趋势，或对现实有借鉴的作用，因而也就具有理论价值，这样的题目当然也是可以选的。我们所要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现实、咬文嚼字、繁琐考证、追求时髦等毫无意义的东西。
二、勤于思索，刻意求新
毕业论文成功与否、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是否有新意。所谓新意，即论文中表现自己的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有了较新颖的观点(即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迪)，文章就有了灵魂，有了存在的价值。对文章的新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从观点、题目到材料直至论证方法全是新的。这类论文写好了，价值较高，社会影响也大，但写作难度大。选择这一类题目，作者须对某些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条件，选择这类题目要十分慎重。
第二，以新的材料论证旧的课题，从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是前些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已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老题材了。可有的人敏锐地抓住了企业实行股份制后，职工思想出现的波动和变化，收集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股份制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及方法》一文，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做已有的课题，从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观点。如同样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有的学员针对近几年来纺织行业大量使用农民合同工，职工队伍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从小生产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农民合同工的思想特征以及对整个职工队伍思想的影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措施，这样的文章同样具有新意。
第四，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虽然没有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但能够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并不是对“新意”的全部概括，但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以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了新意。
要发现有新意的题目，首先要善于观察。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变化无穷的“万花筒”，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事物及其矛盾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面临新旧体制转换、市场经济的发展、党风和社会风气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仅原有的理论要再认识、再发展，而且需要创立许多新的理论。我们要善于观察，勤于思索，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撰写的具有新意的毕业论题。其次，要善于积累和分析资料。
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过去已经形成的理论，包括教科书上的一些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还可以进行再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注意收集资料、积累资料、分析资料。对有关方面的问题要弄清楚别人写过什么东西，有些什么论点，有何争论及分歧的焦点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如何，等等。在深入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收集到的材料作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把别人认识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在前人和他人认识的基础上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论文。
三、知己知彼，轻易适中
(一)知己知被，量力而行
毕业论文是对学员学习知识相成果的综合性考核，选题的方向、大小、难易都应与自己的知识积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写作经验相适应，要做到“知已知彼”。
所谓“知己”，首先，要充分估计到自已的知识储备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靠一次毕业论文的写作就来个突飞猛进。所以选题时要量力而行，客观地分桥和估计自己的能力。如果理论基础比较好，又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那就可以选择难度大一些、内容复杂一些的题目，对自己定下的标准高一些，这样有利于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如果自己觉得综合分析一个大问题比较吃力，那么题目就应定得小一些，便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把某一问题说深说透。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应当看到，大学生的学识水平是有差距的。有的可能在面上广博些，有的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钻研，有的可能在这一方面高人一筹，而在另一方面则较为逊色。在选题时，要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学有所得、学有所感的题材。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兴趣深厚，研究的欲望就强烈，内在的动力和写作情绪就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谓“知彼”，一是要考虑到是否有资料或资料来源。资料是论文写作的基础，没有资料或资料不足就写不成论文，即使勉强写出来，也缺乏说服力。资料又可分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指作者亲自考查获得的，包括各种观察数据、调查所得等。第二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
文献资料。二是要了解所选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大致掌握写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避免盲目性和无效劳动。要注意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寻找薄弱环节，即他人研究中存在的疑点、漏洞或不足。有疑点、漏洞的问题，不少是重要的学术论题，以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修正、补充或丰富已有的结论。只要做到了知己知彼，就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毕业论文题目。譬如，政治专业中从事党政工作的学员，写“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题目；党史、党建学得好的，写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反腐倡廉和党纪党风等问题，就容易写好。学经济专业的，在经济部门或企业工作，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题目，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在流通部门工作的写市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流通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清理三角债等，在外贸系统工作的写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等，也易奏效。在农村工作的，写小城镇建设、土地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问题等，也容易写到点子上。
(二)难易适中，大小适度
要选好毕业论文的题目，把握“适中”的原则是很重要的。
首先，题目的难易要适中。选题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信心，又要做到“量力而行”。许多人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跃跃欲试，想通过论文的写作，将自己几年来的学习所得充分地反映出来，因此着眼于一些学术价值较高、角度较新、内容较奇的题目，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难度过大，超过了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一旦盲目动笔，很可能陷入中途写不下去的被动境地，到头来迫使自己另起炉灶、更换题目，这样不仅造成了时间、精力的浪费，而且也容易使自己失去写作的自信心。反之，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条件，却将论文题目选得过于容易，这样也不能反映出自己真实的水平，而且也达不到通过撰写毕业论文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
其次，题目的大小要适度。一般来说宜小不宜大，宜窄不宜宽。题目太大把握不住，考虑难以深入细致，容易泛泛而论。因为大题目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不仅要有局部的，还要有全局性的，不仅要有某一方面的，还要有综合性的。而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有限，业余学习的学员还要受到工作、家务等牵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大学的几年学习，对学生来讲还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而要独立地研究和分析一些大问题，还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再加上缺乏写作经验，对大量的材料的处理也往往驾驭不了，容易造成材料堆积或过于散乱，写得一般化。选定小题目，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选个小题目，二是在大题目中选定小的论证角度。比如，有这样三个题目：《论妇女权益的保障》、《论妇女经济权益的保障》、《论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第一个题目显然太大，因为妇女权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等。一篇文章如果要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容易写好的。第二个题目比起第一个来要小一些，但经济权益包含的内容仍较复杂，作为毕业论文写起来还嫌太大。第三个题目抓住了妇女经济权益中的财产继承权这一侧面，显得角度小，针对性强，容易深入研究。
当然题目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每个人情况不同，难以一概而论。有的理论素养好，情况了解多，写作水平较高，也可以写大一点的题目。但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为好。小题目容易驾驭，只要写得丰满深入，同样很有价值。此外，题目大小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界限。大题可以小作，小题也可以大作，这要根据作者的实际来加以确定。
毕业论文的题目要具体些小些，但也要注意不能把范围限得太小太具体，以致失去典型意义或使理论水平发挥不出来。如《××厂行政科岗位责任制刍议》，这样的题材写个意见书就足够了，如硬要写论文，意义也不大。
再次，选题还应注意千万不能随大流或者赶时笔，写自己并没有弄懂或没有条件研究的问题。如有的一鳞半爪地接触到一点国外的材料，收集到几个新名词、新概念，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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