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诗的发明

⑴ 诗的起源与发展是怎样的

一、诗的起源

原始人类对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无法理解，于是统统把这一切归于神明。出于敬畏，原始人类唱歌跳舞地对神明唱出颂歌，表达了人们的期望——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等。这便是诗的起源。

二、诗的发展

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就有大量的精美的民歌出现了，大部分都与劳动生产男女爱情有关。当时的统治者为了了解民间的风土人情主动收集这些民歌汇编成集，就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转而到了魏晋时期，撑起当时诗歌文化的就是三曹，建安七子，也就是所谓的建安风骨，他们表达的多是人生短暂壮志难酬悲凉幽怨意境比较宏大，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魅力特征。

到了隋唐时期，诗风达到新的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初唐四杰等等天才，后面到了武则天时期，宋之问沈佺期通过不断的研究发现如果诗歌按一定的音阶规律进行创作，会取得更好的声音效果，所以他们奠定了绝句律诗的格律问题。

唐朝的中晚期也有很多诗人开始写词，为宋词做了一些铺垫。

五代十国时候，好的诗基本没有，但却出现了唐后主李煜，冯延已这样的词艺术宗师级人物。后面过渡到宋时期，欧阳修，苏东坡，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再次把宋词推向了一个艺术最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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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辈出。如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边塞诗称著的岑参、高适、王之涣；以风景诗著称的孟浩然；特别是被誉为诗仙的李白、诗圣的杜甫以及民众诗人白居易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光辉千秋。

唐朝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如同万芳园中的百花，竞相斗艳。特别是又涌现出一种新的诗体--格律诗，更加光彩夺目。

律诗是一种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诗体。它对诗篇的字数、句数、用韵、声调的平仄、词语的对仗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诗体是以前所未有的。为了表示与古体诗的不同，唐代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律诗是唐诗的代表，它被以后历代诗人所承袭。唐以后之诗，虽然也有许多佳作名篇，但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新突破。

⑵ 诗从什么时候有的那个朝代谁发明的

诗源于宗教。还有一种形式，起源于劳动。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痛苦和振奋精神，协调动作。渐渐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所以我们说，诗是普遍的艺术，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文学艺术样式
《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3]

⑶ 古诗词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

古诗词应该是在唐代宋代什么很遥远的时代发明的。

⑷ 诗是谁发明出来的

古诗究竟是谁发明的目前谁也不知道，古人用诗来表达情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诗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在中国，最先的一部民间诗歌总汇，就是成书于公元前10月1日世纪至七世纪。采于乐歌，就是可以用音乐而配的，分为风，雅，颂。风的意思是国风，指各诸侯国的乐曲和民歌；雅的意思是祭祀时吹奏的乐曲，代表持重的诗歌，颂是诸侯中王可以施用的礼乐和周王专用的礼乐。《山海经》记载在黄帝统一中华的的过程中，用神巫指引军队讴歌，“歌于野”。孔子拟定的六艺中乐仅次于礼（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古代对笙歌已经形成国家的民风和礼仪的组成部分。因为歌的内部实质意义可以成诗的形式，或诗可以成歌的形式，所以称为诗歌。
中国的诗歌内部实质意义广泛，形式多样，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最先的甲骨文，早期的国风，民风，雅乐，颂乐，编钟乐，钟鼎文，金文，到歌赋，吟，骈文，再到辉煌的诗，词，曲牌，诗剧等等都是继承而发展的诗歌。

⑸ 古诗词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

先秦时期的是两言诗，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是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楚辞。两汉的汉乐府诗，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期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还有“竹林七贤”。代表作有阮籍的82首《咏怀诗》，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鲍照等。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唐四杰”，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即苏轼和苏轼，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到宋末，有文天祥、汪元量。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
元代出现了散曲。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代表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⑹ 诗歌是谁发明的诗歌是“诗”和“歌”组合而成的么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
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世将两者统称为诗歌。

⑺ 中国诗歌的发展史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参考资料： http://wdsong.blog.hexun.com/4213762_d.html

⑻ 古诗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古诗 “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 意义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风 古诗体,又称古风.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唐诗多么重要!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词包括以下内容 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古体诗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近体诗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绝句又叫"截句".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
古诗歌的常识：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
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诗体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⑼ 诗是谁发明的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诗歌何时称之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题画诗之考

我国题画诗的产生、历来被认为始于唐代，创始者为杜甫。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题画诗？如若说题画诗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以现有的资料看，那是唐代才有的事。若不是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而是把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都看作是题画诗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料看，在六朝时已经有了题画诗。
如《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就收有东晋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一是："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虽说比较简单，但确实是对画扇的歌咏。
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的题画诗，六朝时已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