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家徐国栋

❶ 能提供给我一片关于论民事权利的文章么3000字左右谢谢！！

1 论民事权利的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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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虽靠权力来保障，但毕竟是一种无色无相的抽象概念，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内，而非物之上。其本质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保护的意志支配力，其可以附着于物，如物权，但物本身并非权利；也可以不依附于物，如债权，知识产权。黑格尔曾有感慨：“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他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 故实体性财产权利只要在时间（而非空间）轴上具有存续性，只要象物一样具有价值，便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而无需必然附着在物之上，故法国法上的无体物概念纯属败笔，准物权概念的设计纯属多余，徒增理解之困难。盖因物是个生活概念，在法律世界中，人们交换的是首先权利，而非首先是物，尽管权利交换的主要目的是物的实现或人格的增益。

日本著名民法学家北川善太郎先生将民事权利体系划分为实质性权利和技术性权利，前者如人格权、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后者如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等。而实质性权利除支配权和请求权外还可以划分为手段性权利和目的性权利。前者如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后者如人格权、身份权和物权，这两类权利都是为人格的圆满而服务的。

1、债权在人格实现中的效能。债权是由于债之标的之给付和对价之给付在时间维上不同步而产生的，如签约分期付款购买商品房，商品房已交付而价金却要在很长时间内付清。而作为强制性交易的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基于同样的原因。债权的出现突破了债务人暂时不支付对价的交易障碍，为债务人充分利用时间资源提供了保证，极大推进了交易的繁荣，但也因此使得债权的实现必须依靠对方当事人的道德、实力和各种客观条件来完成，相较支配权而言，安全性大为降低，债权人常常为债权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债之内容表现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而行为和不为的目的无一不外乎物权的实现，人格的增益或事实上的某种利益。如前者提到的购买商品房，目的是为了对商品房进行支配：或者居住，或者抵押，或者转售。而我们拿债权凭证-影票去看电影，则是通过接受电影院债之履行-放映行为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心灵上的震撼，人格由此得到充实。

2、股权在人格实现中的效能。股权是为了消除股东的心理障碍，刺激股东投资而产生的。股权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融资能力，更进一步说是提高了公司对物的生产和销售及其服务，以及提供促进人格增益的服务所需要的必备要素的组织能力。梅因爵士所揭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和股权相互配合而产生的强大推动力量是分不开的。盖在身份社会，人的生活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征服了土地就征服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取决于个人征服土地面积之力量的大小，这种征服力量显然只能是精神暴力和肉体暴力-即所谓的“文治武功”。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这种非土地生产方式在股权和债权的运作下，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物的品种和功能所带来的巨大的感官和心理刺激转移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人人都想着加入这种生产和交换关系，物的交换之基本要求是等价交换，而排斥一方对另一方实行权势上的强迫，否则整个交易循环无以为继。如是般，一轮又一轮的财富创造浪潮逐渐摧毁和瓦解了身份体系，推动着个人的地位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控制关系由肉体和精神的控制进化为经济的控制。这种经济的控制我们如果简单地说是物的简化形式-金钱的控制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金钱只有转变为股权和债权才能活跃起来，才能保证更多的物和更多的服务的产生。所以，我们已无法否认在当今世界，股权和债权的征服已压倒了武力和精神的征服。

我妻荣氏之所以感叹“债权（广义的债权，包含股权和债权）压倒了物权”，只是为了强调债权在当今世界的强大功能，债权的目的-物权的实现和人格的增益，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繁荣的都市就是在债权的推动下形成的。

3、知识产权在人格实现中的效能。知识产权是一种隐性的财产。我们的生活早已无法离开知识产权，如楼房的造型，汽车、自行车品牌，品牌衣物 ，调料和油盐酱醋，精采纷呈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电视、冰箱、洗衣机，流行歌曲，游戏软件等等都有知识产权在发挥其独特的效用。

知识产权的功用有三：人格的增益，物的增值，物的生产和交换能力的提高。盖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创作（论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软件等等）、演讲，或为自娱，或或为名利，或为自我实现，不外乎增益人格，赚取利润。一本书如果里面没有表达思想的文字，只是一叠纸而已，价值微薄。但若里面充实了深刻的思想、动人的情节、美丽的词句，这叠纸便立刻身价百倍。再如仅仅有电视，而无节目（知识产权），电视机毫无用处。只有接受到节目，电视机才能称发挥其功能。再如自行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增益，便不能有童车、三轮车、老人车、电动车等品种的出现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由此可见，著作权、专利权等主要的使命就是通过传播思想来增益人格，以及或者进行物化，增添物的价值。而商标权的功能则是附着在物之上，展现物的品格。借此人们能够迅速识别同种物的良莠，从而避减选购所需物之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正因为知识产权能够极大地增益人格，强化物的功能，故知识的垄断成为继股权和债权之外的新的征服力量。可口可乐饮料公司仅仅是靠着可口可乐的技术配方而风靡世界。正如一名著名企业家所讲，即便公司的有形资产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只要是技术配方没有公开，公司仍能迅速崛起。而微软公司靠软件和硬件的独到开发飞速成长并长期盛雄于世。

小结：

由上述可知，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的使命乃是为了实现物的生产、交换和增值，进而由物的消费而增益人格。且这三种权利往往依附于物才能显现其功能，因为人只有依靠物才能有所作为。故可将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合并称之为“实现权”，以便于和物权、人格权相对应。保守的德国民法典将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虽意义非凡，却阻滞了民事生活的灵动性。因为不将股权、债权、知识产权整合，就无法顺畅系统地反映整个民事生活：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的运动不断强大物的功能，又通过物不断地增益人格、开发人创造物的才能，人再通过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创造更强大的物，如此往复循环，人类文明快速向前推进。

德国民法典是对古代罗马法的总结与提高，古代罗马法的基本框架虽然体现了相当的历史恒定性，但因时世变迁迅猛，并不能万能地解决一切民法问题。在古罗马不可能有当今如此发达的股权与知识产权，因而也就没有将股权、知识产权整合的法律技术。人类需要运用罗马人超越时空的法律思维方法不断对现实生活进行吸纳，而不应当停留在崇拜与赞叹中而忘记了前进。大陆法系民法的智慧体现在运用“把手”对现实生活进行分类，我们需要不断寻找能够“拎起”新型民事关系的“把手”。徐国栋先生说得好：“事实上，把握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的把手就是用以建构民法典之各编的宏范畴，她们相互间的关系就是民法的体系。从共和晚期的罗马法到法学阶梯体系、到潘德克吞体系，他们的变迁是设定‘把手’位置的变迁，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类型的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昆图斯、穆丘斯、谢跃拉的手里就奠定了。”

要指出的是，人格的增益包括物质性人格增益和精神性人格增益。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自由经济时期，财产权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 而对功利主义者来说，财产制度的目的是使得自物质或其他资源的愉快或满足的总量最大化。 黑格尔则把财产和自由联系起来，把财产视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强调人们拥有财产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财产将自然转化成对人的存在的表现，并通过这一转化使自然世界变得完美。

在“实现权”的统一下，股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权利各自成为独立的权能，如同在“所有权”的统一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的相互独立一样。

4、物权在人格实现中的效能。物权是人之所以支配物的法律根据，只要人有法律理由支配物，人便拥有物权。由于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依靠，故不管在契约社会，还是在身份社会，均存在实质上的物权概念，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依然有严刑峻法对物权的保护。当然，物权关系所蕴涵的权利观念，和基于物权交换产生的平等观念在身份社会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物是为人格的增益直接或间接地服务的，人格的增益是财产权体系的轴心。人们通过法律行为（或债权行为或物权行为，随立法模式的不同而不同）获得物权，进而通过事实行为消费物或再通过法律行为经营物，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人格的增益；或者通过法律行为（债权行为）获得债权，通过相对方对物的支配来获得间接服务-即人格的增益。

申言之，人格要素包含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尊严等。生命之维持，离不开水、食物；身体之遮蔽，离不开衣物、房屋；健康之保持，离不开健身设施、保健品和药品、医疗设施；思想自由之驰骋离不开讲台、笔、墨、书籍、电脑；身体自由之延伸离不开马车、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尊严的支撑离不开必要的财产：古有颜回虽不吃嗟来之食，身体却并非赤裸，大脑里尚充满靠竹简传播的挺拔的思想。前文反复提到的人格的增益极大多数情况下是借助于对物的支配才完成的，如观看电影须有银幕和放映机，理发须有座椅和理发刀，等等。总而言之，没有物的摄取，人无法成其为人。

再一次强调，人为解脱自身欲壑难填的困境，在利用债权、股权、知识产权满足现实需要外，同时又不断地利用债权、股权、知识产权来提高物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的，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

在人与物的互动之中，物的生产和交换不但支撑了人类的繁衍，而且逐渐启迪人类在有限的物的分配中领悟了分配的规则，从身份社会的纲常礼教到契约社会的自由、平等与尊严，均来至于物的训诫。人于是逐渐远离兽性，在自由与限制之中铸造自我，在欲望与秩序中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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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法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 制定好的法律与严格实施法律两者密切联系，法律能否得到很好的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固然受到法律实施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自身素质的制约。制定得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实施并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制定得不好的法律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甚至根本无法实施，并产生消极的效果。因此，法律自身品质的优劣是制约法律实效的重要因素。 一、法律实效的含义 何为法律实效，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实效即是法律的功能和立法的目的实现的程度和状态 ；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 。这两种观点中，前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效果，即法律实施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法律的价值、立法的目的实现的程度，后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状态，即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程度，而将法律效果与法律实效分离开来。笔者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法律实效不仅仅指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和程度，更包括法律实施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法律实效作为法律实施的效果，可以有正面、负面或零效果三种情况。如果是正面效果，意味着法律的实施实现了法律的价值和立法的目的。如果是负面效果，则法律没有实现其价值，且还会给社会或个人带来危害或其他负面效应。零效果是指法律实施之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相应的反响或给个人带来任何后果，一切依然如故。负面效果和零效果意味着法律没有效益，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效果进行度量，立法和法律的实施作为一种投入，总会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总有一定的成本，则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并且是最大的社会产出，即法律效益。当然法律效益具有多方面的内容，除法律的经济效益外，还包括政治效益、伦理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因此，从更深层次上讲，法律实效还包括有法律效益的含义，要求立法活动和法律的实施讲究效益，以更好地实现法律提高全民福祉、实现社会正义之价值，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不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而法律实效则是这种约束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状态和程度，法律效力属于法的“应然”的范畴，法律实效则属于法的“实然”的范畴。但两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法律具有实效，被人们严格地实施，才能实现法律的约束力，同时，只有有效的法律才能得到实施并产生实际的效果。因此，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互为前提。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法律，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上去观察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 美国学者康马杰在其《美国精神》一书中提出：“法律是为实用而制定的，应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起源来理解法律。”法律缺乏实效，只能成为具文。研究法律不能仅仅限于静态的法律条文，更应研究动态的法律实施的情况，法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等等。法律实效的有无是法治社会与官僚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 强调法律实效，一方面能够强化法律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法律实施的情况和实际效果对法律进行校正，及时地修订、废止旧法，制定新法，从而加强立法工作，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我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制约法律实效的内在因素 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首先需要法律实效的主体能够普遍地、自觉地以法律为基本的活动准则，维护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其次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法律实施的外部环境。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更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法律作为功能系统，其效用的正常发挥，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部移植自他国的法典，可能因与继受国的文化环境不合而减损其效用，一部制定后无人知晓的法律可能成为具文，这些是制约法律效力之发挥的外部因素。只有来自法律内部的妨碍其效用正常发挥的因素，我们才称之为法律的局限性。 制约法律实效的法律自身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是否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马克思指出，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 他所说的“事物的法的本质”，是指法所调整的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法律要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就是要求立法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性为前提，以客观发展规律为依托，充分考虑客观需要与可能，而不是凭主观臆断，任意妄为。所以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当客观环境并没有提出制定某种法律的需要时，单凭主观意志去立法，其结果只能归于失败。同样，违背客观规律所制定的法律终归要被唾弃。 ２、法律是否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明确性是相对于抽象性、模糊性和原则性而言的，明确性要求法律规定具体、明确、肯定、完整。法律只有具有明确性，当事人才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认识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法律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态度，预测自己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当事人违反法律的规定受到制裁的，也才能令其信服。法律只有具有明确性，法律的适用者才能严格适用法律的规定处理有关问题，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主观的、随意的因素，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法律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规定必会对法律的实施造成困难，降低法律的实效。法律的明确性同时要求法律规范之间、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内容必须协调一致，法律规定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只会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３、法律是否体现和贯彻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立法的过程，包含着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是道德通过立法活动外化的过程。立法者的道德意识越接近现代社会的现实状态，法治的理想状态就越能在社会中实现。而传统的道德观念如特权道德观念、官本位道德观念、权力崇拜道德观念等，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不相容的，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严重障碍。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坚定的反传统的意志力和对现代法治道德要求充分理解和接受的精神。 立法过分拔高道德要求，法律目标难以实现，同样的，立法如降低道德要求，与传统道德相妥协，则将使法律失去效用，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法律只有体现和贯彻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才能适应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才能体现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自觉遵守，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并不是单靠国家强制的暴力来维护的，“法规乃是因为其合理性的内容才得保持其权威，换句话说，各种法规有社会性、伦理性方有其价值，不论法规怎样完美，如违反人类之道德观、伦理观、社会观者便不能完全其使命”。 法律的权威主要依靠法律自身内容与施行方式的优良品质，依靠法律深得人心、深入人心，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崇敬和自愿服从来树立。违背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的法律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维护，必将归于失败。 ４、法律用语和立法技术是否大众化。徐国栋教授对《法国民法典》的评价是：“用简单、无技巧、通俗易懂，如同圣经一样简明的文体写成，以便同废除法律的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的现象一起，废除法学家的作用，使公民无需请教律师和法官就能读懂法律。”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执法和司法只是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如果人人都能自觉遵守法律便无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必要。要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当然需要守法主体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但首先更要使他们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不能指望一个对法律规定一无所知的人会去自觉地遵守法律。而法律用语和立法技术的大众化则使普通民众掌握法律成为可能，法律如用模糊难懂的语言写成，它就会由公共的和一般的变成私有的和特殊的，法学家就会成为人民仰其鼻息的法律的垄断者，法律的实施便失去了民众的基础，法律实效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 三、实现法律实效的立法对策 要使法律实效得到充分的实现，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加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执法、司法人员队伍；完善法律实施的监督体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等等。要使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当然也应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就立法工作而言，应采取如下对策： １、立法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立法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运用。立法工作者应当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科学的论证，去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和社会客观现实需要，将其反映到法律上来。同时，当制定法律的现实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对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时，应及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补充或制定颁布新的法律。当然，法律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立法活动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体现了立法者的主观的能动的创造。法律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体，法律的客观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其调整对象是客观的，并且一经制定出来就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法律的主观性是指法律由人们依据其意志和愿望以及他们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而制定出来的。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动应有一定的科学的创见和预见。这就要求立法者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把现时虽尚未明朗，客观现实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问题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规定。立法活动中，应辩证地处理好反映客观现实需要和适度的超前性、预见性的关系。 ２、立法要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为了使法律能够符合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立法工作走群众路线，不仅仅由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是保证立法科学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也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立法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征求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要求和意见。 ３、建立严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立法活动从立法动议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终通过颁布往往要经过一系列的环节，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经过充分的酝酿和斟酌，使法律的规定具体、详细、完整，并切实反映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程序的机制，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讨论，协调他们的意见，避免法律体现部门利益的偏面规定，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民主精神的原则。因此，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学性。 ４、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具体、严谨、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规定之间、法律文件之间协调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衔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不可否认，法律规定交叉重复，法律文件间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从而影响了法律整体实效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文件进行清理、修订，消除其中的重复规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内容，按照法律自身严密的逻辑结构，形成完善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律文件间的衔接配套的问题也值得重视，法律一般只规定和解决基本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和解决细小的问题。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后，需要适时地制定和公布有关的实施细则，各地也可根据立法权限，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或补充规定，同时就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应另外制定配套的法律文件，从而使各种法律文件间互相衔接和配套，形成统一有机的整体，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用效果。 ５、重视立法监督。我国的各种立法机构有其各自的立法权限，只能在其立法权限内制定有关的法律文件。由于立法机构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也不同，低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不得与高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触。但在实践中，越权立法，低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与高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相抵触的情况也往往有之。因此应重视立法监督工作，下一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应按法定的程序报上一级立法机构备案或批准，由上一级立法机构对立法权限、法律文件的内容等方面问题加以审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文件有权要求解释、责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销，以保证法制的统一。 ６、加强法律解释。法律规定虽然应当具有明确性，应当具体、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有时也往往在所难免。这一方面源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时也是立法技术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应避免庞杂繁琐，法律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则留有一定的余地，以利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实现个别正义。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往往又给法律的实施造成困难，并有令法官肆意，妨碍法的安全的危险。为此，法律解释实属必要。同时，客观现实总是变动不居，而法律制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保持稳定，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味强调严格执法，无异于削足适履。法律要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势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结构，可以采用解释的方式。解释就是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 通过解释，赋予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实现法律之实效。应当说明的是，法律解释不仅仅是立法机构的工作，司法机关作为立法者的助手，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即所谓“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动的延伸，对于充分实现法律的实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❸ 徐国栋的简介

男，汉族，中共党员，1961年3月出生，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卫星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两次被评为国家863计划先进个人，两次获得国防科学技术奖，2006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主持过国家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多项。参加了“探索一号”（TS-1）立体测绘小卫星的研制，该卫星是由我国高校牵头研制的第一颗立体测绘传输型卫星，在新技术应用及工程实现方面都具有挑战性。作为整星电总体及星务管理系统的负责人，设计研制了具有新型容错机制的星载计算机，首次将星务管理与姿态控制进行集成设计，提高了卫星的功能密度，在系统设计中具有创新意义。卫星在轨运行期间验证了自主运行与管理技术，降低了地面测控系统的管理强度，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

❹ 法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制约因素

14:48:56 浏览了83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 制定好的法律与严格实施法律两者密切联系，法律能否得到很好的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固然受到法律实施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自身素质的制约。制定得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实施并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制定得不好的法律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甚至根本无法实施，并产生消极的效果。因此，法律自身品质的优劣是制约法律实效的重要因素。 一、法律实效的含义 何为法律实效，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实效即是法律的功能和立法的目的实现的程度和状态 ；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 。这两种观点中，前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效果，即法律实施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法律的价值、立法的目的实现的程度，后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状态，即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程度，而将法律效果与法律实效分离开来。笔者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法律实效不仅仅指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和程度，更包括法律实施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法律实效作为法律实施的效果，可以有正面、负面或零效果三种情况。如果是正面效果，意味着法律的实施实现了法律的价值和立法的目的。如果是负面效果，则法律没有实现其价值，且还会给社会或个人带来危害或其他负面效应。零效果是指法律实施之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相应的反响或给个人带来任何后果，一切依然如故。负面效果和零效果意味着法律没有效益，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效果进行度量，立法和法律的实施作为一种投入，总会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总有一定的成本，则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并且是最大的社会产出，即法律效益。当然法律效益具有多方面的内容，除法律的经济效益外，还包括政治效益、伦理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因此，从更深层次上讲，法律实效还包括有法律效益的含义，要求立法活动和法律的实施讲究效益，以更好地实现法律提高全民福祉、实现社会正义之价值，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不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而法律实效则是这种约束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状态和程度，法律效力属于法的“应然”的范畴，法律实效则属于法的“实然”的范畴。但两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法律具有实效，被人们严格地实施，才能实现法律的约束力，同时，只有有效的法律才能得到实施并产生实际的效果。因此，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互为前提。 从法律实效的角度研究法律，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上去观察法律，进而更充分地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 美国学者康马杰在其《美国精神》一书中提出：“法律是为实用而制定的，应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起源来理解法律。”法律缺乏实效，只能成为具文。研究法律不能仅仅限于静态的法律条文，更应研究动态的法律实施的情况，法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等等。法律实效的有无是法治社会与官僚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 强调法律实效，一方面能够强化法律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法律实施的情况和实际效果对法律进行校正，及时地修订、废止旧法，制定新法，从而加强立法工作，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我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制约法律实效的内在因素 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首先需要法律实效的主体能够普遍地、自觉地以法律为基本的活动准则，维护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其次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的法律实施的外部环境。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更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法律作为功能系统，其效用的正常发挥，受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部移植自他国的法典，可能因与继受国的文化环境不合而减损其效用，一部制定后无人知晓的法律可能成为具文，这些是制约法律效力之发挥的外部因素。只有来自法律内部的妨碍其效用正常发挥的因素，我们才称之为法律的局限性。 制约法律实效的法律自身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是否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马克思指出，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 他所说的“事物的法的本质”，是指法所调整的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法律要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就是要求立法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性为前提，以客观发展规律为依托，充分考虑客观需要与可能，而不是凭主观臆断，任意妄为。所以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当客观环境并没有提出制定某种法律的需要时，单凭主观意志去立法，其结果只能归于失败。同样，违背客观规律所制定的法律终归要被唾弃。 ２、法律是否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明确性是相对于抽象性、模糊性和原则性而言的，明确性要求法律规定具体、明确、肯定、完整。法律只有具有明确性，当事人才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认识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法律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态度，预测自己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当事人违反法律的规定受到制裁的，也才能令其信服。法律只有具有明确性，法律的适用者才能严格适用法律的规定处理有关问题，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主观的、随意的因素，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法律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规定必会对法律的实施造成困难，降低法律的实效。法律的明确性同时要求法律规范之间、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内容必须协调一致，法律规定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只会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３、法律是否体现和贯彻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立法的过程，包含着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是道德通过立法活动外化的过程。立法者的道德意识越接近现代社会的现实状态，法治的理想状态就越能在社会中实现。而传统的道德观念如特权道德观念、官本位道德观念、权力崇拜道德观念等，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不相容的，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严重障碍。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坚定的反传统的意志力和对现代法治道德要求充分理解和接受的精神。 立法过分拔高道德要求，法律目标难以实现，同样的，立法如降低道德要求，与传统道德相妥协，则将使法律失去效用，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法律只有体现和贯彻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才能适应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才能体现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自觉遵守，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并不是单靠国家强制的暴力来维护的，“法规乃是因为其合理性的内容才得保持其权威，换句话说，各种法规有社会性、伦理性方有其价值，不论法规怎样完美，如违反人类之道德观、伦理观、社会观者便不能完全其使命”。 法律的权威主要依靠法律自身内容与施行方式的优良品质，依靠法律深得人心、深入人心，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崇敬和自愿服从来树立。违背现代社会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的法律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维护，必将归于失败。 ４、法律用语和立法技术是否大众化。徐国栋教授对《法国民法典》的评价是：“用简单、无技巧、通俗易懂，如同圣经一样简明的文体写成，以便同废除法律的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的现象一起，废除法学家的作用，使公民无需请教律师和法官就能读懂法律。”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执法和司法只是法律实施的最后的保障，如果人人都能自觉遵守法律便无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必要。要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当然需要守法主体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但首先更要使他们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不能指望一个对法律规定一无所知的人会去自觉地遵守法律。而法律用语和立法技术的大众化则使普通民众掌握法律成为可能，法律如用模糊难懂的语言写成，它就会由公共的和一般的变成私有的和特殊的，法学家就会成为人民仰其鼻息的法律的垄断者，法律的实施便失去了民众的基础，法律实效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 三、实现法律实效的立法对策 要使法律实效得到充分的实现，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加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执法、司法人员队伍；完善法律实施的监督体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等等。要使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当然也应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就立法工作而言，应采取如下对策： １、立法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立法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运用。立法工作者应当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科学的论证，去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和社会客观现实需要，将其反映到法律上来。同时，当制定法律的现实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对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时，应及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补充或制定颁布新的法律。当然，法律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立法活动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体现了立法者的主观的能动的创造。法律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体，法律的客观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其调整对象是客观的，并且一经制定出来就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法律的主观性是指法律由人们依据其意志和愿望以及他们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而制定出来的。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动应有一定的科学的创见和预见。这就要求立法者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把现时虽尚未明朗，客观现实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问题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规定。立法活动中，应辩证地处理好反映客观现实需要和适度的超前性、预见性的关系。 ２、立法要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为了使法律能够符合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立法工作走群众路线，不仅仅由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是保证立法科学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也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立法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征求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要求和意见。 ３、建立严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立法活动从立法动议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终通过颁布往往要经过一系列的环节，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经过充分的酝酿和斟酌，使法律的规定具体、详细、完整，并切实反映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程序的机制，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讨论，协调他们的意见，避免法律体现部门利益的偏面规定，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民主精神的原则。因此，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学性。 ４、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具体、严谨、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规定之间、法律文件之间协调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衔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不可否认，法律规定交叉重复，法律文件间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从而影响了法律整体实效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文件进行清理、修订，消除其中的重复规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内容，按照法律自身严密的逻辑结构，形成完善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律文件间的衔接配套的问题也值得重视，法律一般只规定和解决基本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和解决细小的问题。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后，需要适时地制定和公布有关的实施细则，各地也可根据立法权限，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或补充规定，同时就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应另外制定配套的法律文件，从而使各种法律文件间互相衔接和配套，形成统一有机的整体，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用效果。 ５、重视立法监督。我国的各种立法机构有其各自的立法权限，只能在其立法权限内制定有关的法律文件。由于立法机构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也不同，低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不得与高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触。但在实践中，越权立法，低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与高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相抵触的情况也往往有之。因此应重视立法监督工作，下一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应按法定的程序报上一级立法机构备案或批准，由上一级立法机构对立法权限、法律文件的内容等方面问题加以审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文件有权要求解释、责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销，以保证法制的统一。 ６、加强法律解释。法律规定虽然应当具有明确性，应当具体、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有时也往往在所难免。这一方面源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时也是立法技术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应避免庞杂繁琐，法律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则留有一定的余地，以利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实现个别正义。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往往又给法律的实施造成困难，并有令法官肆意，妨碍法的安全的危险。为此，法律解释实属必要。同时，客观现实总是变动不居，而法律制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保持稳定，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味强调严格执法，无异于削足适履。法律要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势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结构，可以采用解释的方式。解释就是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 通过解释，赋予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实现法律之实效。应当说明的是，法律解释不仅仅是立法机构的工作，司法机关作为立法者的助手，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即所谓“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动的延伸，对于充分实现法律的实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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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drea、苏拉图等

<center>沈浪、farmer、一二、andrea、苏拉图 于[民法典论坛]</center>

究竟什么是人文主义？
【沈浪】 2002-4-20 22:44:57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大家认同的定义。

【farmer】 2002-4-20 23:12:04
对于徐国栋老师率先提出的人文主义——我想应是“以人为本”之义吧。

【一二】 2002-4-20 23:29:52
美国学者沃特斯在其《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一文中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代表的是一种把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

【andrea】 2002-4-21 8:51:22
真是，刚才写的一个关于这一问题的不短的帖子丢掉了，可惜！简单说，人文主义的民法观就是把民法首先理解为市民社会的组织法，其次才把它理解为一个社会的财货分配法的主张，而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就是把民法理解为“商品交换的法律工具”（旧表达，许多人还改口不了）或“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新表达）的主张。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民法观并不排斥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因为它包括了后者，不过比后者更全面。
为了怕丢，先发这个

【andrea】 2002-4-21 8:58:11
当代的物文主义的民法观面临一个难堪的矛盾，一方面，经过他们的努力，亲属法已经被请回民法，同时，他们还研究了“从契约到身份”、“消费者运动”、“女权运动”等现代民法新问题，因此，他们面临的民法立法体系的现实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法前辈们面临的极为不同，后者面对的民法就是光杆子的财产法，然而，两代民法学者提出的民法调整对象理论却完全相同甚至有所倒退（例如“平等主体”不讲了），这就是说，新的立法体系现实（亲属法的回归，它可不是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能说明的）和新的理论现实（“从契约到身份”、“消费者运动”、“女权运动”）尚未被整合并上升到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的高度。

【苏拉图】 2002-4-21 23:17:59
笔者不揣浅陋，纂写一篇研究人文主义的文章发表于下（<b>申明不得转载</b>）

<center>人本主义、海德格尔与反人本主义——以《存在与时间》的解读为中心
苏拉图

一</center>
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开端和终结都是“人”。
人本主义一词，英文是“humanism”,系从德语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的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知名的教育家在1808年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s杜撰出来的。 Humanism的中文译名不甚统一，除“人本主义”之外，典型的译文有“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人性主义”，“人性论”以及“人文主义”。
在汉语语境“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涵义，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话语中它是一个关键词，通常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中理解人道主义。 所以以人道主义译humanism，略显狭窄。 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其认为传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与“主－客”模式，人对自然征服、利用、改造，因而人与自然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状况，这就是当今生态环境哲学所反对的哲学观。Humanism固然含有主体性哲学的意思，但若完全归结为这一点，似有遗漏之虞。人性主义和人性论，是一种直译，但人性的涵义太广，恒为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讨的主题，人性主义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指涉近代以来的西方的哲学思想方式，很难界说。至于“人性论”则是休谟的名篇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俗成的译名。 人文主义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译法，董乐山先生翻译英国学者阿伦·布洛赫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即其范例。笔者以为，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Humanist）是“文艺复兴”时代常用的说法，并且与古典文艺总免不了瓜葛，从而限制了humanism的阐释空间。实际上就阿伦·布洛赫介绍的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一长串名单来看，远非一般的“人文主义”所能涵盖的。
因此，笔者倾向于在哲学语境中使用“人本主义”一词。
与humanism同义的英文Anthropologism（德文Anthropologismus），直译为“人类主义”。 Anthropo－这个词根源于希腊文，意为“人”（man），如Anthropocentric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morphism人义论，Anthropology人类学。 Anthropology人类学,可以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其一，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是研究特定人种的亲属、语言、风俗、宗教等制度的科学，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其二，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来看，人类学在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是一种元认识论，它是指这样的一种认知和思维的方式：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元”的基础之上，世界被当作客体，人是认识的主体（subject），知识的可靠来源是人类自身的理性。黑格尔认为，启蒙以来，认识的出发点从中世纪的上帝转移至人自身，从外在权威转移到内在的理性。黑格尔说道，在近代哲学中，“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内的感性本性；在技术中、自然中发现了从事发明的兴趣和乐趣。理智在现世的事物中发荣滋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成就，在自己栖身的地上、自己从事的行业中得到了乐趣，因为其中就有道理、有意义”。 在这样的知识论中，人的思维、精神、意识的地位急剧的提升，从而使人类的理性取代了上帝，获得了无上的尊严。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指出了人成为主体与世界成为图像（客体）是同一进程，这两大进程相互交叉，“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的凸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在这里人类学(Anthropologie)这个名称并不是指某种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研究。它也不是指在基督教神学中被确定下来的关于受造的、堕落的和被拯救的人的学说它标志着那种对人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从人出发并且以人为指归……。”
根据福柯在《词与物》（1966）中的分析，在西方自笛卡儿和康德以降的人文科学中，“人”同时作为“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出现了，“人”被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的知识话语，在生命、劳动、语言各方面建构出来，因此“人”是近代知识型的产物。所有这些研究人、制造人的学科，被福柯总称为“人类学”。
从海德格尔和福柯对人类学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在近代西方的知识论上具有一种“元认识论”的地位。正是把人作为主体，世界作为客体的人类学，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各种学说、思潮奠定了一个新的基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各门科学和人文学科由此才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没有人类学就没有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与人本主义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它们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center>二</center>
无论如何，人本主义与文艺复兴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是西方世界“祛魅”（韦伯语）的肇端，在这一运动中思想的焦点是将上帝之城的世俗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萌发。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巨制中这样描绘了这一景象：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部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觉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有通过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
布克哈特这里描述了文艺复兴“发现世界”和“发现人”的两个进程——前者探索客观的外部世界，后者探索主观的人的自身。转换在哲学上，这种精神状态可以表述为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精神／物质、思维／存在等这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这就是海德格尔对这一进程的总结：世界成为图像（即客体、外部世界），与人成为主体乃是同一的过程。
人本主义为近代的西方各门科学和各种学说思潮，历史性地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在这一新的空间，人本主义从哲学开始弥漫在的各种思潮中，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正是在人本主义的思想范式中展开的。
（一） 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儿首先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定了知识的来源是“我思”；康德将“我思”进一步精细化，在先验哲学上进行推演，提出“自我的先验架构”是一切知识的条件；而经过费希特的转化，“自我”最终在黑格尔那里成了实体化的“精神”，演变成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虽然大不同于欧陆的理性哲学，但在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上，同样是理性主义的，即知识和信仰都是奠定在人类自身之上。 理性主义所说的理性是指人的理性，它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万物的尺度，只有从人的理性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从而使人摆脱了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束缚，精神进入了一个广阔的自由发挥领域。
理性主义哲学所设计的人类形象是技术的人、抽象的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人在类本质上，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是技术化的人，在社会政治制度而言是抽象的人，这一点不管在大陆哲学还是英国经验主义、资产阶级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样的。“技术化“是指人类通过自然科学所发现的世界不过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类必须发明各种技艺和工具克服自然界的必然性，使物为人所用。于是人与自然就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的最大的责任是不停的改进科学技术，达到最大的控制自然的目的。技术化移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是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可计算性”的管理。以科学技术的手段管理社会的后果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个可供计算的单元，科层制广泛运用达到合理的控制人口、经济、政治，总之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都从提高效率和合理地组织经济政治各项事业出发。 在这种理性化的过程中，人也被理性化为毫无个性的抽象的人。
无论是技术化还是抽象化，理性主义都是在总体的层面讨论人的类本质，总是将人归结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如理性人、经济人。而从不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人，一个个具有感情和冲动的活生生的人。理性主义表现了人本主义的一个侧面。
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由来已久，启蒙的同时一股非理性的暗流就在涌动。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脆弱的苇草，具有几何心灵和直觉心灵， 几何心灵的不能逾越理性的界线，解决信仰和精神家园的归宿问题。卢梭放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是人类的堕落而不是进步。这股暗流至19世纪末，逐渐汇聚经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发挥，最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存在主义思潮。存在主义从人类的个体出发，认为人没有类本质，不能将人归结为某一点，如理性。现实中的人总是具体的感性的个体人，“我”应当从“我们”中划分出来。“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人力图以理性取代上帝，但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占据上帝退却而留出的空间，信仰是无从依附，现代人被流放出精神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子。这就是现时代的精神状况。
存在主义固然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但非理性主义仍然可以与人本主义结盟，形成更具有吸引力的人本主义。20世纪初萨特的存在主义流行一时，他就高呼“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虽然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批判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但它最终还是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个体的感性的“我”，说“存在先于本质”（萨特）就是承认人有本质或人的本质可以定义出来，这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 因此可以说非理性主义是人本主义在哲学上的另一个变相。
（二） 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在近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法律的学说和制度实践中，都可以看出人本主义作为“元叙事”的地位。
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以“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假说以为人类都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每个人都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经济行为的目的，而整个社会也会因为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而达到富裕繁荣的结果。 此后边沁、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对经济人作出补充，认为人是“一部快乐的机器”，理性地通过计算苦乐祸福选择行为策略。至19世纪末，经济人被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数学化，使经济人的神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政治法律方面，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奠基的“社会契约论”，逐渐影响至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人本来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但为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子化的散沙状态，于是人们签订了社会契约，转让保护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给一个公共的机构，从而形成政府的管理社会的权力。这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 在他们看来，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保护私人产权而顺便存在的，当政府侵犯个人权利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人们可以推翻政府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国家。
对于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政治学来说，个人主义是作为方法论， 即从个人的行为出发，假定人类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理性行为和天赋权利。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个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社会是个人的集合，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由此衍生出经济、政治、伦理、宗教等诸多面相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非常显而易见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得以存在的知识空间只能是以人为起点和目的的人本主义，是人本主义为它们开辟了讨论自由、人权、民主等问题的领域。 在以家族或上帝为本的社会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生发出来的。
<center>三</center>
人本主义设想的人是理性的人、抽象的人、技术化的人、孤独的人、非历史的人，这些人只是人的一个侧面，是人的一些碎片。拯救这种“人”的行动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既是挽救启蒙式主体性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第一次救赎人的努力。精神现象学就是关于人的意识的经验科学，它考察的是主体（自我意识）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历程。
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革命性地提出“他我”。黑格尔认为孤独的自我意识就是“欲望的主体”，“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中才获得它的满足”。
换言之，“欲望”为了达到自身的确认和满足，必须以对象的存在为条件，没有客体也就没有主体，没有对象也就没有意识，“为了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的对象是另一个具有同样生命形态的自我意识，即“他人”。
从自我向他人的转化，被黑格尔称为“自我意识的双重化”，“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自身之外。这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 。
扬弃了对立面的自我意识就上升为“精神”，“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
黑格尔的“自我＝他人”，“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的人类形象，对启蒙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成了沉重的一击。但黑格尔仍然是从形而上学的“自我”出发，假设了“自我意识”的先验性。将“自我”先从“他我”、“我们”中分出去，然后再通过扬弃自我过度到他我和我们，以达到成“我”与“我们”的统一，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将“自我”与“他我”、与“我们”源始性地分裂，就注定了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没有切中问题的本质。提问的方式已经错位，如何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径？黑格尔仍然脱离不了主体性哲学的窠臼。
20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时成为显学。胡塞尔现象学提出解决“自我”与“他人”的新思路，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et）。现象学是为了给知识论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先验的基础，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胡塞尔认为意识活动的对象（noema）是由意识活动（noesis）构成的，即没有离开意识的客体和世界，一切都只存在于意识之内。“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即意识总是在构造着它的对象和客体。 胡塞尔意图解决主客二分的难题，但“意识”是指谁的意识，是“我的”还是“我们的”？现象学如何避开唯我论？
胡塞尔为回避康德式的主观先验论，也提出了他人的问题。知识的客观性是指：一项对我有效的东西，只有对“我们”有效时才是客观的。 胡塞尔指出，世界不仅是由我的先验意识构成的，同时也是由别的先验意识构成的，“他人”的出现否定了意识的孤独性，也因此否定了唯我论。多个意识的并存就是“主体间性”。 一个意识如何确认别的意识呢？胡塞尔以“移情（empathy）说”进行解释：当我看到别人的身体和行为与自己的身体和行为相似的时候，自我意识总是与自我身体相伴随，从而产生他我的意识与他我的身体相伴随的联想，如此获得对他我意识的确信。 然而胡塞尔与黑格尔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他我”与“自我”分裂之后，无论以什么办法弥补其中的裂缝都是于事无补。所谓“主体间性”，首先是肯定“主体”和“自我意识”，然后再有主体的联系，可见胡塞尔仍然在人本主义的主体性哲学范式中打转。
20世纪的哲学据称是“三H”（Hegel黑格尔,Hussel胡塞尔，Heidegger海德格尔）的时代。人本主义在胡塞尔和尼采那里走到了尽头，接下来就是海德格尔在人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center>四</center>
海德格尔在早期的奠基性著作《存在与时间》 中开创了一种人学观的转向。
首先海德格尔从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入手。他认为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从两个方面定义“人”：其一，人是理性的动物；其二，基督教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把人理解成一种“现成存在”，即将人固定化、本质化、实体化，历数近代哲学上我思、意识、主体、理性都是一样的人的模式。 海德格尔认为人这种“存在者”（或存在物）与其他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人不能象定义物体一样来定义，对于物体可以说它“是什么”，但对于人不能说他“是什么”。因为人有主动性，能够感悟万物的存在，能够改造自身和世界，因此人不是“什么”，而只能说人“去－是”或“去－存在”（Zu-sein）。海德格尔借用“此在”（Dasein）一词来指代被形而上学污染过的“人”。他所说的此在（人），是一种非本质的定义，一种过程性的思维。“我们用此在这个名称来指称这个存在者（人），并不表达他是什么（如桌子、椅子、树），而是（表达他怎样去是）表达其存在”。 也就是说，此在是什么永远有待于他去是、有待于他将来是什么。普通的物体是“现成存在”、“本质存在”，是定型化的东西，而此在则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因为此在有选择性。
此在如何去是、去存在呢？如何在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呢？即此在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呢？笔者根据《存在与时间》里的若干段落来解读海德格尔的“此在”观点。
首先应该明白海德格尔与传统哲学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是不同的，此在与世界、与物的源始关系被他重新发现。海德格尔批判传统人本主义关于主体与世界的思维模式，将人与物的关系仅仅看作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即人与世界被定位为一种知识论上的关系。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把人类的心灵当作一面映射客观世界的镜子（罗蒂语），认识活动的目的就是使人的心灵最大地符合外部的客观世界。这就是起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真理符合论”，即真理是人类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完全符合同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而事实上并不存在先于人的认识存在的世界和客体本身（理念世界），人类在认识的同时也构造了认识的对象。镜式哲学认识论这种逻辑上的错误的导致了主－客分离，人－世界的分裂，主体在这样的认识论中就取得了优越的地位。海德格尔指出，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把认识当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看法所包含的真理却是空洞的。
海德格尔认为，人（此在）与世界的本真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此在与世界并不是先分裂，再弥合，毋宁说“此在总已经在世界之中”，世界也总是此在所属的世界。人们一般都把世界当作“物”，进一步追问就碰上了“物性”和“实在”，笛卡儿就从这里发现了事物的“广延性”。这样的世界是“认识论化”的世界，是站在外部被“凝视”的世界。 而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眼光，从事情本身出发，看到此在与世界内的诸存在者（桌子、椅子、树）是“打交道”的关系，即此在总是在制作、使用工具中与用具发生关系，通过用具与世界打交道，而不是先认识后实践。此在通过用具与世界发生的关系被称为“操劳”，这种“使用用具状态”被称为“上手状态”，“上手的东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 “例如用锤子来锤，并不把这个存在者当成摆在那里的事物进行专题把握，这种使用也根本不晓得用具的结构本身。……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
因此传统上人与物的凝视与被凝视、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被海德格尔揭示为物我交融的关系。“对物越少的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 由此，物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物性、客体性，人也不是主体、认识者。人并不是首先从世界中分裂出来然后再返回世界，而是本来在“操劳”之中就与世界交织在一起，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界中的人，“此在总已经在世界中存在。”
<center>五</center>
此在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就是与用具的“上手状态”，但此在并非是孤立的此在，此在通过用具的指引作用而与他人（他在）的上手状态发生关系。因为每样用具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凝结了诸多他人的工作，例如锤子包含了炼铁、木工等他人的劳作，“随着工件一起来照面的不仅有上手的存在者，而且也有具有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操劳活动所制作的东西就是为人而上手的。承用者和消费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也随着这种存在者来照面，而那个世界同时就是我们的世界。”
海德格尔称这样的此在通过工具与他人照面的世界为“公众世界”，周围世界“随着这个公众世界被揭示出来，成为所有人都可以通达。” 由此，海德格尔进入他人共在问题的分析。他人缘何与此在来照面？海德格尔在“共同此在”一节（第三十六节）中写道：
“对最切近的周围世界进行描写的结果是：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照面’了。……例如我们沿着园子的外边走，它作为属于某某人的园子显现出来，由这个人维护的井井有条；这本用着的书是从某某人那里买来的，是某某人赠送的，诸如此类。……这些在周围世界上手的用具联络中如此‘照面’的他人不能简单地被联想到一个首先只是现成的物之上去，这些‘物件’在它们由之而来照面的世界中对于他人是上到手头的，而这个世界也总是我的世界。”
于是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来共同照面。海德格尔把此在与物件打交道称为“操劳”，把此在与他人的共在称为“操持”，此在的整体在世界上的状态称为“操心”。
此在必然与他人共在，那么此在与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传统人本主义不仅把物当作客体，而且把“我－他”关系也理解为主客体关系。在《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里，海德格尔以为传统哲学人与物的主客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因为他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成为图像（客体）的同时，人也被当作对象：“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 有学者解释这一点说：主体就是“一己”，一己把他人视为对象，从而对他人进行认识，进而利用之驾驭之，主体性哲学引起的严峻社会政治后果是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 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不仅把人从世界中抽离出来，也把人从他人、从社会中剥离开，形成一种单子式的人，海德格尔称之为“无世界的单纯主体”、“无他人的绝缘自我”。
就海德格尔的本义来说，“他人”并不是恰当的术语，“他人”的主体性哲学的意味实在很浓。然而为了在传统形而上学内达到表达其意思的目的，海德格尔却不得不使用自黑格尔开始的“他人”。但海德格尔以极具反思的语言描述了这种不能说却又不得不说的尴尬境况：
“但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却又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这种描述岂不是从把‘我’高标特立加以绝缘的作法，所以才不得不寻找从这个绝缘的主体过度到他人的道路吗？”
海德格尔以如下的方式反思他人的意涵：
“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必须注意，这里是在什么意义下来谈‘他人’的，‘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
“此在并非先行把自己的主体和其他也摆在那里的诸主体加以

❻ 衡水金鱼徐地址知道的告诉一下

衡水三绝
金鱼，侯店毛笔，鼻烟壶
衡水的宫廷金鱼,就是由北京“金鱼徐”第十代传人徐立才先生培育的中国金鱼。

一、中国“金鱼”的由来和变异

金鱼是中国的国宝,它的祖先是野生鲫鱼。

明•崇祯刻本《本草纲自》中推论金鱼的祖先道：“晋恒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这也是现存资料中发现“红色鱼”的最早时间，距今约有1700年历史。李时珍还记载了金鱼的品种有鲤、鲫、鳅等，“鳅”最难得，“金鲫”最耐久活,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 宋朝时的金鱼主要就是具有金橙色的普通鲫鱼。“金鲫”是对金鱼最初的称呼。那时的人对鲫鱼的鲜亮色彩充满了神秘感,宋开宝年间(西元968年)，吴越国第三任秀州(嘉兴)刺史丁延赞，在嘉兴城外一个池中发现金鲫鱼，这个池因而被改为放生池,池中除金鲫外,还有其他鱼鳖， 都被禁止捕捉。宋朝以来，大部分金鲫被输送到达官贵族的小池塘中餵养,饲鱼行业也应运而生。南宋爱国将领岳飞之孙岳珂(西元1214年)所著《桯史》中记载饶为有趣：“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 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墨章的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那时的金鱼有鲤、有鲫，而人们为什么认定金鱼的祖先是鲫鱼不是鲤鱼呢?现代科学研究对此作了证明，日本的生物学家石原等曾用金鱼和鲫鱼的血清作沉淀反应试验,证明金鱼和鲫鱼是同种, 我国的陈桢教授也指出鲫鱼和金鱼 属同一学名。) 戴埴《鼠璞》(西元1241年)及(西元1274年)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都记载了专门饲卖金鱼的行业——鱼儿活行，以及用城市污水坑中的小红虫虾虮餵养金鱼的情况。鱼儿活行重视挑选异样金鱼,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人工选种和保种。但是宋时金鲫的野性还大，而旦畜池养鱼也不是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得，金鲫的变异很缓慢。

金鱼的巨大变异和形成的优良品种，主要是生活条件的改变和人工选种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元968年出现“金鲫”的名称 , 这说明鲫鱼最初只是发生颜色变异，由灰色变成了金红色,令人们开始注意和饲养。到西元1214年，出现了两个品种：白色、花斑,此时还只是颜色的变化。到了西元1276年后,用木盆、陶土瓦盆养鱼趋於普及,金鱼的活动空间变小，游动缓慢,饲料完全 依靠人工供给,这些为它的形体器官发生较大变化创造了条件。到1547年金鱼不仅盆养或缸养, 而且限於靠近水面40-50 厘米处。水温的调节、饵料的供给、污物的清除、新鲜水的更换等等， 都依赖养鱼人的技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变,促使金鱼在生理、发育、形态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狭长的体形变成圆短的蛋形，坚犟的单尾鳍变成软、长、有倾斜面的双尾。背鳍有的残缺,有的乾脆没有了。形象上与祖先差异很大，金鱼在名称上脱离了鲫字，被叫做五色鱼、文鱼、朱砂鱼、火鱼,最后统称为金鱼了。到1643年，金鱼已变异出了双尾、五花、双臀、长鳍、短身等品种。西元1848年至1925年,开始了有意识的人工选种、育种，记载金鱼杂交遗传及饲养方法的著作大量出现,金鱼从眼睛、头、鳞、鳃、鳍、体形等各部都发生多种变异， 如由小黑眼变异出凸眼、望天眼、水泡眼、朱砂眼等。这时期出现了墨龙睛、狮头、鹅头、望天眼、水泡眼、绒球、翻鳃、蓝、紫珍珠鳞等优良品种。从1163年到1925年金鱼共变异出了19 个品种， 双尾、双臀、短身、长鳍成为这19 种金鱼共同的变异过程和形态特徵。金鱼的遗传因数不稳定,每次产卵孵化的小鱼中,除与亲本相同者外，会出现很多形状差异很明显的“异族”。至今， 稳定的金鱼品种大约有162种，分为两大类：龙种、蛋种。龙种是指有背鳍、眼球突出眼眶外,大尾鳍一类的鱼,如龙眼。蛋种是指无背鳍、体呈鸭蛋圆形、尾鳍小的品种，如虎头、水泡眼、绒球、望天眼、水泡眼等。如果从进化史角度对金鱼分类，还应再加入草种和文种。草种主要特徵是身形狭长、扁尖头、小眼睛、单尾鳍， 是金鱼的近祖。文种是指形体两头尖、嘴尖、小 眼、有背鳍和长有4尾大尾鳍的金鱼，是革种的后代。我国金鱼饲养分南北两大派，一是杭州金鱼， 一是北京金鱼。杭州是金鱼的发源地,北京对金鱼品种有了进一步育新。

二、“金鱼徐”史话

金鱼徐家祖籍山东宁津县,先祖主要干的是挑担子走街串巷锔盆锔碗这一行,后来迷上了养“小红鱼”，几经失败,终於成功,并且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渐形成了规模，於是边锔盆锔碗,边卖小金鱼,后来乾脆干起了养鱼的营生。以后举家迁到济南府,养鱼的手艺也在济南地界出了名。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巡游回京，一天由两个太监陪著在御花园散心,他踱到放生池边,看著水中游弋的十几条红鱼,皱起了眉头,问身旁的梁太监：“朕南巡之时，曾於济南见到过红鱼,体美色艳,惹人喜爱,何不遣来!”皇上之言，正中梁太监下怀,他立马跪地启奏：“回万岁爷话, 奴才有一姨亲姓徐,是济南府养鱼第一好手,万岁爷若喜欢,奴才去把他传来,专为万岁爷养宫鱼,伺候皇上。”乾隆皇帝道：“你速速办来”。於是, 济南府养金鱼的徐家老少卷起铺盖,进了北京城。徐家进京,将大本营扎在了前门外“金银池”东岸的“牟家井”(今天坛公园北门西北一里许)。当时,“金银池”坑塘多、泉眼多,水质好,经整理挖掘形成大大小小近百个鱼坑、 鱼塘来饲养金鱼,“金银池”也自然而然叫成了“金鱼池”。徐家先祖进宫后,拿出绝活,把金鱼养得条条膘肥体大,艳丽多姿,乾隆皇帝龙心大悦,连称：“国之宝也,真不愧是养鱼的高手,那就封你徐家为金鱼徐吧”。从此,京城里有了“金鱼徐”这一御赐称号。

自徐立才曾祖徐文元以上的祖辈都在宫内养鱼,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国真和三祖父徐国兴都曾轮流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以后挑著本家培育的上等金鱼品种去交宫鱼,到宫内再由徐家人管理和饲养。每次交宫鱼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踢。所交的宫鱼一是品种新鲜,二是个头大,一般都在一尺左右,三是份量沉,多是七八两, 以红头绳串系金鱼背鳍,但不能损坏。宫内养鱼的容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官窑烧制的大瓷盆,后来是柏木制成的大木海(木盆),直径5尺,高40公分, 以红色或绿色漆涂面,有三道黄色流金的铁箍。另外,有特制的十六套和大八套灰泥瓦盆。徐文元和这一代的徐文福、徐文奎、徐文海等每年寒露以后在皇宫御花园放生池捞鱼选种进鱼洞子 (温室)过冬,生活倒也安稳。“金鱼池”边的徐家迅速繁盛起来,人口近百,又居住集中,人称“徐一窝”，与附近因住处类似庄园大户被称为“牟一寨”的牟家和因居住分散,被称为“张一片”的张家成为“金鱼池”东岸的三大养鱼世家。宣统退位以后,徐家不再缴“宫鱼”,也吃不上“ 皇粮”了。为了生计,徐家哥们分了家,分别开设鱼场,有徐立才的叔伯大祖父徐国栋开的“泉海鱼场”,叔伯三祖父徐国兴家开设的“永兴鱼场”，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国真、祖父徐国森、三祖父徐国瑞则继承了其父徐文元开办的“来顺鱼场”。由於时局动汤,养金鱼这一行很不景气, 家道日渐破落。徐立才的父亲徐世英兄弟8个,一边经营自家的小鱼场,一边干杂活,勉犟维持生计,身为大哥的徐世英夏天养鱼、冬天拉冰,什么杂活都干。他每天清晨到北京南苑航空公司当脚行,挑一二百斤的东西,下午到戏院当茶房、卖票,晚上散戏后又到金鱼池姚家冰桥拉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1947年10月的一天,徐家鱼场突然来了两个国民党伤病员看鱼,看著看著就动手乱捞,攥得鱼在手里乱动, 徐立才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跑过去抢下金鱼放回鱼缸,与国民党伤病员争论起来,遭到国民党兵的拳打,他们随即又拿起砖头要砸鱼缸,被人们好说歹说劝走,第二天两个伤兵叫来了五六个帮手,拿著鞭子,拐杖,进门便要砸鱼场,恰巧徐世英刚进家门, 急忙上前拉住评理, 一名姓张的军官认出徐世英是北京大栅栏同乐戏院的茶房,而他又常去白看戏,多少给了徐家点面子,徐家鱼场才免遭一场劫难。生活的珉辛,并没有阻挡住徐家饲养金鱼的传统,“金鱼徐”十辈子养鱼没有发财的,但为什么这门手艺没有断档呢? 徐世英老人说：“祖宗传下来的行当多穷多难也得维护著, 丢了对不起先人。再说,侍弄这么好看的玩意儿, 心里头舒坦高兴。没有它,心里没著没落,丢了魂似的坐不住哇……”。到北京解放时,徐家还供著两条扁担,一条是老祖先挑挑子锔盆锔碗的扁担,一条是乾隆皇帝御赐扁担,另外还保存著“金鱼徐”扁,以及朝服、朝靴、腰牌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现今只保存著一块著一块“来顺鱼房”金扁,长约一米,宽60公分,厚8公分。

解放后,“金鱼徐”的养鱼技术得到政府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印建交不久,印度政府赠送我国大象以示友好,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60大寿,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赠送象徵“鹿鹤同春”和“和平、友好”的仙鹤、梅花鹿、金鱼做为回礼。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徐金生( 徐立才的叔叔),担起护送百尾名贵金鱼的重任,飞机抵达新德里时,尼赫鲁总理亲临接礼,传为一时佳话。徐立才的父亲徐世英在1954年曾为苏联、波兰、捷克、日本大使馆当过“鱼把式”。1958年任北京紫竹院公园金鱼场把式,1971年搬到北京天坛公园金鱼场任场长,1985年退休后任北京市观赏鱼养殖场场长(北京南宛)，侍候了一辈子金鱼。1990年,徐世英老人在衡水去世

衡水金鱼

徐世英老人生前曾说“徐家和衡水是有缘的,‘徐’与‘衡’二字都是双立人起笔,‘衡’ 字中间又是个‘鱼’字,‘衡水’二字有鱼有水,是块养金鱼的宝地”。虽是生活戏言,但是到衡水来顺金鱼养殖场看看那一尾尾于碧波池中雍容闲雅、流光溢彩、红色如金、白色如银集夭地之灵秀俊逸的“金鳞仙子”“水中牡丹”,方才感叹此话不假。

徐立才20多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被“下放”到衡水黑龙港流域的偏僻农村。即使是在这种“政治挂帅”的年月, 他仍省吃俭用,攒钱买有关养鱼的书籍,精心研渎,在紧张劳作之馀,偷偷饲养金鱼。1982年,徐立才受衡水园林处聘请,建起了中华公园金鱼养殖场,历经磨难的“金鱼徐”家又有了一方用武之地,扬眉吐气的徐立才正式操起了祖业。

金鱼虽小,养殖颇难。从金鱼的选择、培育,雌雄产卵照顾,鱼卵发育孵化到幼鱼的护理, 都需要十分细致的技术。仅种鱼的选择就有八句口决“健康无病,身粗而匀。尾大而正,睛齐而称。体正而圆,口围而阔。生长良好,体无外伤。水中游动,稳里平正。身材花纹, 肥壮丰美。背鳍尾鳍,无残无迹。基因稳定,方可入格。”一个好的金鱼品种经过培育出来,巩固变异,保证遗传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徐立才的父亲曾利用仅有的一条“鹅头红”与两尾雄性“齐腮红”杂交,经过5年时间成功培育出标准的“鹅头红”,二十世纪80年代初在纽约中国宫廷金鱼展览会上,“鹅头红”品种以1200美元被抢购一空。徐立才在大量承接祖传技艺基础上广纳优种,大胆创新,不仅用“红龙睛球”与“红头龙睛”杂交育出了“红头龙睛球”,用“红白花蛋球”和“五龙睛”杂交育出了“五花龙蛋球”,还用“红白花龙睛”与“红头龙睛”杂交育出了鱼身上有12块红的“十二红龙睛”,使失传400多年的“十二红龙睛”重现於世。他根据“公出头,母出尾”规律,利用“红龙睛球”与“黑牡丹”杂交育出了“墨袍赤球”,被金鱼界称为稀世绝品。1986年10 月,在深圳市蛇口海上世界游乐中心举办的中国花卉展上,肚皮雪白,头呈黑色鱼体两侧两根深蓝色缐条直向后尾的标准“喜鹊花龙种球”得到港商交口称赞,称其“世界稀有”。1999年,徐立才携带“王字虎头、赤球紫绸袍、鹅头红、红狮子头、鹤顶红、鼓眼狮子头、红蝴蝶尾、紫狮子头”等25个品种近百尾名贵金鱼参加了昆明世博会,为络绎不绝的参观团讲解了大量金鱼养殖知识,在展现衡水培育金鱼的精湛技艺的同时,使人一睹“金鱼徐” 朴实厚道的人格风采。几十年来,徐立才先后培育和挽救了10馀种绝品金鱼,如“红头望天、虎头水泡眼、玛瑙眼、白王冠”等,他培育的“紫狮头、赤球紫罗袍和王字珍珠、红头鼓眼帽子” 分别被中国花卉协会、上海市花卉协会评为二等奖和三等奖。

金鱼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今迁至衡水市人民企园西侧的来顺金鱼养殖场，水面已达800 平方米,年生产十几万尾金鱼,品种达64个,其中较为名贵的有“鹤顶红、王字虎头、朱砂眼水泡、喜鹊花龙睛球、十二红龙睛、桔瓣狮子头、赤兔虎头”等。衡水宫廷金鱼源源不断被销往印尼、新加坡、泰国、美国及我国港、澳地区,象徵和平、友谊、美好的金鱼,成为加犟我国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金鳞大使。李先念、王任重、林丽韫、刘澜涛、芮杏文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游客来衡水金鱼养殖场参观都给予了高度赞誉,1989年4月6日,李先念主席到鱼场参观后,握著徐立才的双手,亲切夸他“为衡水争光”。1998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盟名誉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为鱼场挥笔题词“国宝谨珍育,传世赖后人”。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琴棋书画四大雅好和花鸟虫鱼四大雅趣充实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今天的衡水宫廷金鱼以古文明那种深蕴於中、源于自然的大气、睿智、雍容闲雅和美好精妙,让我们在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享受中体会到精神文明的博大厚重。愿神态妩媚、风韵娇柔的金鱼在衡水这块宝地生长得更加绚丽飘逸;愿衡水的金鱼事业不断光大,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再添华章。

侯店制笔业始于明朝永乐二年，盛于清代。相传，清光绪年间，侯店有个叫李文魁 的制笔艺人在北京城开笔庄侯店毛笔，因毛笔制作精良，被一个爱好书法的太监看中。有一 次，他在光绪皇帝面前推荐李文魁的毛笔，光绪一用果然不错，便封之为“宫廷御笔”，随之名声大振，京城的文人、仕宦争相购买李文魁的“侯店毛笔”，笔庄也日益兴旺。从此，侯店独具一格的制笔工艺便世代流传下来
侯店毛笔，亦称之为“侯笔”，古称象笔。始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朝被奉为御用，衡水因此被称为“毛笔圣地”、“北国笔乡”。侯店毛笔品种多达二百七十多种，笔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饱满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主要产于“衡水毛笔之乡”桃城区候店村。侯店毛笔笔尖选取黄狼尾、香狐尾、南山羊毛、羊须、白马毛、牛耳毛等各种动物毫毛为原料，笔杆采用毛竹、紫竹、斑竹、湘妃竹、凤眼竹等材料，笔杆上嵌装牙、骨、角、竹、硬木等多种样式口顶。生产工艺精细，样式新颖、造型美观。尤其配上红木、黄杨木和象牙等材料，精心雕刻镶嵌的二龙戏珠、龙凤呈祥、双凤展翅、凤凰戏牡丹以及古装人物、山水花木等图案的高档笔杆，更似锦上添花，成为一件件既有实用价值，而又精致高雅的工艺美术品。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和赞赏。

制笔工艺分水盆、零活、干作、刻字、色装等三百多道手工操作工序。整个流程全部执行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使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侯店毛笔中“风云”、“水月”、“小狼毫”等多种毛笔被天津口岸定为“信得过的免检产品”。 侯店毛笔畅销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三百多万支

鼻烟壶的起源

吸鼻烟的习俗，源自烟草发明者印第安人。意大利人大约在14世纪选用上好的烟叶、掺入薄荷、冰片等药材碾成粉，密封入窖陈化，经数年而生产商业化的鼻烟。

汉人吸闻鼻烟始于明代。明末鼻烟进口甚少，仅广东一地有人吸闻。康熙开放海禁，西方传教士携带大量的鼻烟和盛装鼻烟的玻璃瓶。吸鼻烟渐成风尚。西方诸国相率进贡鼻烟和玻璃制的鼻烟瓶，先是葡萄牙，接着是英、法等国。乾隆皇帝常以鼻烟赐赏王公大臣，如此上下沿习，渐渐地吸鼻烟成为社会时尚。

鼻烟壶是专门盛装鼻烟用的，为了便于携带，一般大小如一包香烟。从存世遗物中，顺治程荣章造的铜雕云龙鼻烟壶二十余件鼻烟壶，是最早的鼻烟壶。康熙对西方工艺品情有独钟，他吸纳了一批通晓玻璃烟壶制作和画珐琅的西方人，于紫禁城内制作鼻烟壶。鼻烟壶艺术在乾隆一朝达到极盛。玩赏收藏鼻烟壶成风，盛入鼻烟的用途渐至其次。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技艺：绘画、书法、烧瓷、施釉、碾玉、冶犀、刻牙、雕竹、剔漆、套料、荡匏、镶金银、嵌螺钿、贴黄等等都用在了鼻烟壶上。乾隆时鼻烟壶成了斗富显示身份的东西。

鼻烟壶的传说

内画的形成有一段有趣的传说，乾隆末年，一位地方上的小官吏进京办事，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希望以正常途径得到办理。由于 朝廷官员办事效率低，也没有进行贿赂，尽管等了很长时间，但他的事仍一拖再拖。地方小官吏钱粮耗尽，无奈的寄宿 在京城的一所寺庙里，他嗜好鼻烟成癖，当玻璃鼻烟壶中的鼻烟用尽时，他便用烟签去掏挖壶壁上粘有的鼻烟，在内壁上形成许多的划痕，这个鼻烟壶让一个有心机和尚看见，这和尚通过实验，用竹签烤弯削出尖头，蘸上墨在透明的鼻烟壶的内壁上画上图画，这种奇特的画就诞生了。

最初的内画鼻烟壶是内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壶，因为内壁光滑，不易附着墨和颜色，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比如：蝈蝈白菜、龙、凤和简笔的山水、人物等，后来，艺人们用铁砂和金刚砂加水在鼻烟壶的内面来回的摇磨，这样使鼻烟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细腻而不光滑，容易附着墨色，效果就象宣纸一样，内画鼻烟壶后来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再后来发展为诗书画并茂艺术精品。

鼻烟壶是如何制作的？

鼻烟壶是一种传统工艺品，始于明朝，盛于清代。内画鼻烟壶出现于嘉庆末年道光初期。它是用特制的微小勾形画笔，在透明的壶内绘制而成的。最初的内画鼻烟壶是内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壶，因为内壁光滑，不易附着墨和颜色，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比如：蝈蝈白菜、龙、凤和简笔的山水、人物等，后来，艺人们用铁砂和金刚砂加水在鼻烟壶的内面来回的摇磨，这样使鼻烟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细腻而不光滑，容易附着墨色，效果就象宣纸一样，内画鼻烟壶后来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再后来发展为诗书画并茂艺术精品。
衡水一壶斋工艺品有限公司（原衡水市特种工艺厂）是“冀派”内画鼻烟壶的发祥地。1972年创建.

鼻烟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先是利用传统药瓶盛放鼻烟，在此基础上利用了多种材质和制作工艺来完善鼻烟的盛具。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种口小腹大的瓶子存放鼻烟更有好处，能够保证鼻烟在长期使用也不变质，并且携带方便,样式具有中国传统的美感，因此受到鼻烟烟民们的喜爱。 在中国的清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吸闻鼻烟甚是风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奢靡至极，他们使用的鼻烟壶往往搜集名贵的材料，技艺精湛的工匠为他们设计、制造的。在国际上有的收藏家认为，鼻烟壶是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袖珍艺术。

鼻烟壶从材质上分为：

金属 玉石 有机物 陶瓷 料器 内画

简介:

鼻烟是在研磨极细的优质烟草末中，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并在密封蜡丸中陈化数年以至数十年而成。吸闻此烟，对解除疲劳起着一定的作用。它起源于美洲印地安，后被欧洲到美洲探险的旅行家发现，带回欧洲，很快流行一时。当时法国宫廷里上至国王、王子、公主，下至仆从，都竟相吸闻鼻烟，把此举当成一种时髦。拿破仑一世也是一个嗜喜鼻烟爱好者 ，据记载他每月耗费鼻烟达7磅多。

衡水老白干
衡水特制老白干是河北地方名酒之一，居全省清香型白酒之首。

衡水老白干酒的酿造历史源远流长。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正式定名于明代。衡水酒的酿造生产1900年基本上没有间断。

衡水老白干酒传统的酿造工艺世代流传。衡水老白干酒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纯小麦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的老五甑工艺和两排清工艺，地缸发酵，精心酿制而成。她以其独特的生产工艺造就了芳香秀雅、醇厚丰柔、甘冽爽净、回味悠长的典型风格。今天的衡水老白干人在秉承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不断研究探索与完善，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使产品质量日臻稳定，从而使衡水老白干酒以其典型风格与浓香、酱香、清香型等白酒共立于中华酒林。

衡水老白干自古享有盛名。明代、衡水酒有“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之誉。据传，明嘉庆年间建造衡水木桥时，城内有家“德源涌”酒店，很有名望，建桥工匠常到此聚饮，饮后赞曰：“真洁，好干！”后取名：“老白干”。所谓“老”，是指历史悠久；“白”，是指酒质清澈；“干”，是指酒度高，达67度。其味“闻着清香，入口甜香，饮后余香”。民国23年(1934)参加过巴拿马物赛会，民国37年(1948)在匈牙利展出，1952年曾作为祖国的名特产之一，当作慰问品送到朝鲜战场。

滏阳河
滏阳河发源于邯郸峰峰矿区滏山南麓，故名滏阳河，流经邯郸、邢台、衡水，在沧州地区的献县与滹沱河汇流后称子牙河。全长402公里，是一条防洪、灌溉、排涝、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骨干河道。

很早以前，沿河的航运和灌溉事业就有所发展，历史上滏阳河曾是邯郸至天津的主要航运交通线，往来船只很多。清朝末年，宁晋县十字河还设有船捐局和货栈饭店等，商旅云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有货船往返，沿河还可浇地五十一万亩。七十年代以来，由于上游工农业生产大量用水，河水减少，除汛期外经常断流，航运已被陆路交通所代替.

滏阳河过去由于河道上大下小且有弯曲，过水能力与来水量很不适应，每到汛期渲泄不及，洪水经常泛滥成灾。建国后进行了多次治理，沿河修建了桥梁、拦河闸、涵洞，开挖了向留垒河的分洪道，减轻了洪水对下游的压力。现在滏阳河的总过水能力较前增加了许多，遇六三年型的洪水可以安全通过，基本解除了滏阳河的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