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起源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以及在确认、保护与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称。
㈡ 为什么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摘 要：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结合型三种。从现实选择上，我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未来走向上，尽管各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但分散型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大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因为，“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行政犯以及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等特征都决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来的恰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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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它造福于人类，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还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拟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略作探讨。
一、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纵观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则没有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当今世界较为普遍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均采用这种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权的刑法立法中，英国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在《著作权法》第107条中；美国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规定在《版权法》第506条中；德国则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集中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刑法典没有设置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任何刑事处罚条款；意大利则由《版权法》第171条至第174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并进行了数次修订的《著作权法》第l19条至第124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规定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多以此类立法方式为主。例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87条、188条分别规定，没有经专利所有权人或让与人的许可而生产属于专利的产品，利用属于专利产品的程序与方法，进口、出口、出卖、推销或者以出卖为目的隐藏、接受侵犯专利的产品，并把非专利权作为自己的专利权而进行工业生产的，分别处以拘役或罚金。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则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中，显然也属于这种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结合型立法模式
结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识产权法中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例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第34条中，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条和第423条的规定。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现实考察
（一）立法演进：立法模式从分散到集中
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
从1949年到1979 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期间，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模式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这种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反杰出人物论”（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识资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因此，当时我国基本没有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空缺版权制度。替代知识产权法的是事实上运行无效的奖励制度。1979年我国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此后，我国改革开放日渐全面深入，为了保证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可能性，我国需要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但同时面临来自技术先进国家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压力，为了顾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在内外压力下，我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体系。
1．以单行刑法模式保护商标权和著作权
1982年，我国通过了保护商标的专门法律——《商标法》，该法第40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并处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订后的《商标法》第40条关于商标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了两种具体行为方式：一是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二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商标法》修订的同时，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单行刑法，即《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权法》都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盗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能以投机倒把罪加以处理。如1987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117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118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1）项的规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弥补了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属刑法模式保护专利权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专利权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该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用附属刑法的方式明确了假冒专利行为的刑事责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但并没有对侵犯专利权的刑事条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定相当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除了刑法典之外，还包括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这导致1979年刑法典分则中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已被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由于此次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刑法实施十七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侵犯知识产权罪被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之中。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发展成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优孰劣：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优点：第一，我国现行刑法将许多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的内容，纳入刑法典中并设立专章，这有利于增强刑法的科学性、统一性和体系性，有利于增加刑法的威慑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渊源集中统一，有利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化、集中化，有利于充分揭示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便于综合比较分析各种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协调个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增强个罪之间的协调性，从形式上有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当然，采用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产生立法滞后，不能及时有效适应司法实际需要。由于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会复杂多变，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和永恒使用的法典，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飞速变化的情况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如果及时修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内容，则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稳定性；但如果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定因不能及时进行调整而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与皮分离的现象。[②]
相对于集中型单轨制的立法模式，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个利弊共存的选择。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具有适时性、灵活性的优点，立法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及时予以制定颁布，因此，这种立法模式最能适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因此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比如，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分别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1983年制定颁布的《商标法》则在1993年和2002年进行修订。其次，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规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种法律责任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构建完整的法律制裁体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立法内在体系的科学性。最后，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状的描述可以细致化，便于司法实践和操作。同时也使知识产权法规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紧密地与权利、义务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地强化了知识产权法规的社会效果。[③]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体系性，容易让一个国家的刑法渊源四处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理论之争
由于知识产权的两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因此，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集中型模式说认为，在我国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为合理，因为随着现行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完备、统一的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者现实的价值追求并已客观物化。因此，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立法和立法传统，采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为合理。[④]
主张结合型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采用德国、法国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能够兼顾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从而合理地组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无疑更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值得我国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认为，我国当前采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议“将有关刑事规范分散规定在单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时完善对罪状和犯罪行为的表述，科学设立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即采用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来规定知识产权犯罪。[⑥]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选择集中型立法模式，还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结合型立法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点来选择适用。因此，我国刑事立法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过附属刑法规范规定知识产权犯罪。其理由是：
1．“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由于知识产权犯罪都以违反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为前提，因此，相应的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往往会导致知识产权犯罪内容的变化。如果采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中都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结合型立法模式，则不仅可能导致立法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在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罪状与法定刑，这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修改后，需要按照犯罪处理的情形可能会因为刑法典没有及时修订而得不到及时处罚。于是，任何知识产权法的修改都会导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时，也必须修改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中的规定；否则，就容易导致各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理解上的歧义。
据上所述，结合型立法模式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和刑法的修订必须“同进同出”，特别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现在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立法修订特别频繁，采用结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规定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共进退”，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刑法典的稳定性价值，而且也会浪费立法资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
由于1997年修订现行刑法典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将刑法（1979年刑法——笔者注）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⑦]从此开始，我国刑事立法基本上朝着集中性、统一性方向发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体表现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类型与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属刑法，除了一个单行刑法外[⑧],没有再制定单行刑法。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立法方向选择的既定现实，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十多年的适用情况来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应当是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方向[⑨]。
第一，“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立法者之所以会雄心勃勃要通过一部法典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为一网打尽，可能一方面在于我们过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价值，以为制定内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劳永逸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所有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于我们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为发挥大陆法系国家对生活经验进行归纳抽象的特长，就可以穷尽生活的全部。但从现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来的情况看，目前为止已经有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或者增加，这充分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犯罪的类型会越来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实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稳定性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价值。相对于实现刑法典完备价值的难度，稳定性更应当是刑法典追求的价值，因为“刑法典是规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属于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稳定性。对刑法典的频繁增删，虽然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却影响国民的基本生活，妨碍国民的行动自由。因此，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价值，真正让刑法典“垂范久远”，今后刑法立法的方向应当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将属于行政刑法或经济刑法的内容，如知识产权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否则“将本应由行政刑法、经济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中，会造成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矛盾：要么因为频繁修改，导致刑法典丧失稳定性；要么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而不能及时规制知识产权犯罪。
3．知识产权犯罪是行政犯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种类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对于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单轨制）立法模式无疑是更佳的选择，因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有利于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但由于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胁的法益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因此分散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稳定性。
从犯罪种类而言，知识产权犯罪毫无争议地属于行政犯。这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犯罪没有明显违背伦理道德，而且还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授予性特点。传统的物质财产权的设定或取得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不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认可或核准。但是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取得，在一般情况下，却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经由主管机关的认可。例如发明人完成发明后并不能自动获得对发明的专利权，而必须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向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由国家主管机关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发明人才能取得该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又如商标权的获得，也是只有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标权。知识产权这种授予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典型的行政犯，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以违反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行政犯具有变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在立法模式上应该更适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特征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订。因此，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而且新技术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说，知识产权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也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11]相应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范围，在短时间内也会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规定知识产权的法规变异性大，如果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则容易出现刑法规定严重滞后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5．完善附属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适合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过附属刑法规定知识产权犯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对某种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附属刑法的重点不在“刑法”上，而是体现在对刑法典的“附属”特征上。这种“附属”刑法被证明有诸多缺陷[12]，因此，必须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变现行的依附性规定为独立性的罪刑规范。具体而言，就是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中，具体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可以描述得详尽具体，法定刑也与之贴切，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则，附属刑法规范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就不能独立，就可能因为立法修订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分歧。以著作权为例，中国现行刑法中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有四种[13]，但是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却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方式扩充为八种[14]。由于刑法典没有及时随着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而《著作权法》中又没有独立的法定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出现了许多争议疑难问题，最终只能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也属于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15]。但是，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通过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中与知识产权犯罪有关的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规定具体的罪状和独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发挥附属刑法规范的作用，提高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创新性和及时性，确保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代化的实现。来源：http://www.szcid.com
㈢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㈣ 知识产权的立法是单独立法好还是统一立法好
我觉得统一立法好！
参考资料：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概况
（一） 国际立法 (564)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实际上只是利用国内法对外国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它的基础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对国内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已经无法解决国际间商品流转所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本国应当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外国持有人的利益；二是防止外国对知识产权本国持有人的利益的侵害。
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
1883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缔结，到1993年1月为止，有107个成员国。我国于1985年3月19日正式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缔约国共同组成保护公约产权联盟，联盟组织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局组成。
巴黎公约的基本原则有：
（1）国民待遇原则。
巴黎公约的每一成员国的国民，在工业产权方面，可以享受其他成员国依据国内法已经或将要给予基本国国民同等的权利和利益，而不管他们在要求保护的国家是否有永久住所或营业所。
（2）优先权原则。
成员国国民向一个缔约国提出申请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向所有其他成员国申请保护，并以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作为以后提出申请的日期。巴黎公约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优先权期限是12个月，外观设计和商标的优先权期限是6个月。
2．《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
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缔结。它是著作权领域第一个世界性的多边国际公约。我国于1992年10月15日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未作任何保留。
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有五项基本原则：
（1）作者权利原则。
（2）国民待遇原则。
（3）自动保护原则。
（4）最低保护原则。
（5）独立保护原则。
伯尔尼公约还规定了一些实质性的基本内容：受保护的作品的类型、由各成员国自己决定是否给予保护的对象、公约规定不受保护的对象、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产生的条件、权利内容、著作权限制、著作权的保护期、著作权保护的溯及力。
3．《世界版权公约》。
它是继伯尔尼公约后又一个保护著作权的公约。它于1952年在日内瓦签订，1971年7月在巴黎作过一次修订。我国于1992年10月30日正式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
该公约的主要内容：
（1）保护的对象为缔约各国承认的文学、科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及其他版权所有人的权
（2）保护的权利主要规定了财产权，对作者的人格权未作规定。
（3）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25年。
4．《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891年4月14日签订，我国1989年10月加入。协议规定只有巴黎公约的成员国才能参加马德里协定。凡成员国的国民，在本国注册商标后，可以向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申请国际注册。国际注册经批准后，由国际局公布，并通知申请人要求保护的那些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可以在1年内声明对该商标不予保护，但需说明理由；申请人可以就此向该国主管机关或法院申诉。如果该成员国1年内未提出声明，则国际注册在该国就具有国家注册的效力。国际注册效力的期限为20年，在国际注册之日起5年内，如该商标在其所属国已全部或者部分不再享受法律保护时，该商标国际注册所得到的法律保护，也全部或部分不再享有权利。
5．《专利合作公约》（简称PCT）。
1977年6月签署，我国于1994年1月1日成为该公约成员国。它是巴黎公约成员国间签订的专门条约之一，也是专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公约。专利合作公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规定通过国际申请在几个国家同时获取对一项发明的法律保护的申请手续和审批程序。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申请人可通过一次申请即可获得部分成员国或全部成员国的专利，这种专利称为国际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时应向受理局，即专利合作公约所指定的7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专利局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可使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和中文中的任何一种文字，申请文件中须指定申请人希望取得专利保护的成员国。
（二）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概况 (805)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较晚，但是发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商标法》（1993年修订）；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专利法》（1992年修订）；1990年4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86年4月12日审议全国通过的《民法通法》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㈤ 从世界范围来说，知识产权基本上采用（ ）的立法体例。
知识产权法基本上采用单行法的立法体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因而采取民事特别法的方式给予保护。
C.单行法
㈥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和国际战略是什么2000到3000字
对于法学教学、法学研究人员来讲，一门法律学科的性质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知识产权法学也是如此。目前国内法学理论界、司法界均承认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也已明确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性质。与知识产权的性质密切联系的是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存有争议，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商法部门，或者属于民法部门。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有探讨之必要，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纷纷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探讨此问题，意义更为重要。
一、国内学者对知识产权法地位的几种观点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认为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在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上，存在一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国际公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郑教授认为，国际间的多边公约及双边条约对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重大影响。国际公法已成为知识产权法的主要渊源，因此知识产权应属于国际公法领域。 1
（二）民商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吴汉东教授，吴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属司法领域，但其保护制度多设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的规范，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特点，实为保护私权之民事特别法。 2 这也是国内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
（三）单独法律部门。此种观点代表人物为张平副教授，张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中都有所反映，归类很勉强，应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3 张教授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惜张教授的观点未受到充分重视，且理由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有学者持知识产权应归属于经济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观点。
还有的学者企图回避该问题，“至于把知识产权置于何种法律中，是在经济法中，还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国际经济法、经济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国际法的手段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都无关紧要”。 4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学术上的观点存有争议，那就说明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模糊地带，有待进一步澄清。
笔者以为，知识产权归属于国际公法、民商法的观点仅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过分突出了问题的某个方面，而知识产权归属于单独法律部门的观点缺乏足够理由，难以服众，这也许就是张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经提出知识产权应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而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
依据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法学应当脱离现行附属法律地位，成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言在于“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人的解放，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伟大实践表明，这项制度本身就是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 2
二、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
法律部门这一概念，在有的法学著作和教材中被称为“部门法”，它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3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4
法律部门或称部门法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类的一种形式。
知识产权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征就是客体的非物质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传统知识光辉灿烂，人类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应接不暇，知识产权法学是否可以进而应该成为一独立法律部门呢？
（一）划分部门法的原则
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可对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做出不同的概括。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三原则：整体性原则，均衡原则，以现行法律为主，兼顾即将制定的法律原则。 5
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该有六个原则：合目的性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相对稳定原则；重点论原则；辩证法展原则； 6
笔者以为，之所以划分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便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的现行法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势必创造出也来越多的精神产品，换言之，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越来越宽，同时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规范进行调整。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各个法律部门之间适当比例之保持，具体的法律部门所包含的法律、法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识产权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很多，知识产权摆脱附属地位从而实现部门化，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体系结构的频繁变动。同时我们要拿出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据此笔者主张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目的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稳定性原则；发展原则；
（二）划分部门法的标准
在明确了划分法律部门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之后，我们就需要谈到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以法律调整方法为次要（辅助性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 7 张文显教授、沈宗灵教授也持此观点。
知识产权调整的对象为知识产品，即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 8 知识产权对象的自然属性是非物质的“智力成果”，社会属性是“产品”，是财产，对象的内涵应显示其两方面属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识产权制度调整对象（保护范围）势必越来越宽广，除了传统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国际公约、各国立法或判例已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未披露信息，商号或商业名称、载有节目的卫星信号、商品化权的对象、特许经营、域名等。总体来讲，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呈现出扩大趋势，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据此，澳大利亚学者彭道顿1984年提出了信息产权的概念。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响应。 1
知识产权制度确实广泛涉及许多领域，在科技、经济、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将知识产权肢解为几部分归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和基本原则，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被各国所接收。在联合国下属的机构中，有专门管理知识产权问题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各个具体的知识产权部门中都较早地建立国际公约，各国有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机构，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决于在法理上是否划归某类或构成独立分支，重要的是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话已至此，笔者不得不提及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实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之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日益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功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使美国扩大了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优势，同时促进了TRIPS协议的达成，使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强保护时代。日本是世界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从知识产权战略中崛起的国家，促成日本知识产权立国策略的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本国工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的忧虑；二是现代经济社会对智力创造活动合理机制的需求。 3 笔者以为，日本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也是促使日本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原因之一。为此，日本不仅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会议（2002年3月），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论，还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2002年7月），国会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2003年3月），进而推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
我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同样离不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战略”一词源于军事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我国《辞海》对“战略”一词是这样界定的：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4 陈美章教授认为战略是一种谋划，是分层次的，战略具有系统结构，陈教授还对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全局性谋划和采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识产权战略可分三个不同层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5
刚才谈到的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标准：法律调整的对象，现在谈一谈法律部门划分的次要（辅助性的）标准：法律调整的方式。
法律调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确定权利、义务的方式，法律化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法律调整方法的多样性……，当人们无法完全以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来划分法律部门时，就可以依据法律调整方法来划分。如刑法部门，主要就是依其独一无二的法律调整方法—刑罚—而确立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 1
纵观知识产权的调整方法，其调整方法综合性，或者说多种手段相结合，包括民事调节、行政调节、甚至刑事调节，但它最基本的规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采取以鼓励、协调和促进智力创造活动，确认、保护、应用与传播智力成果为宗旨的调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从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看，知识产权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
另外，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筑起一道保护知识产权的长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在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完备法律规范的同时，我国进行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组织建设，设立了国务院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行政领导机关，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组织。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司法组织系统的建设，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并已经就率先将专利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3 并于2004年6月7—8日在京专门召开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座谈会”，几十名法律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济济一堂，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献计献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当中，国家教育部已将知识产权法学已经与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并列，成为法学本科生14门核心课程之一，从这一点上，也突显了知识产权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结语
目前，知识产权法学的附属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门分类的原则和标准，更与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外各国纷纷诉诸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此问题。知识产权法学的部门化，是与时俱进的理性定位，并非刻意拔高，我们只不过是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还知识产权法学以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法是利益之器，保障着人类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丝毫不影响人类对高贵的向往。
㈦ 我国相关立法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包括以下四种：
1、商品假冒行为。包括商品主体混同行为，表现为三种情形：（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还包括商品虚假标示行为，也表现为三种情形：（1）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2）伪造产地，对商品原产地、商品来源或出处进行虚假表示；（3）对商品质量做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2、虚假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或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导致用户和消费者误认的行为。广告的经营者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3、侵犯商业秘密。是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4、商业诽谤行为。是指经营者采取捏造、散步虚伪事实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诋毁、贬低，以削弱其竞争实力的行为。具体手段包括刊登对比性广告或声明性公告等，贬低竞争对手声誉;唆使或收买某些人，以客户或消费者名义进行投诉，败坏竞争对手声誉;通过商业会议或发布商业信息的方式，对竞争对手的质量进行诋毁等。
㈧ 我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的
论中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她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曾以其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人类文明与商品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诞生了，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所有者权益，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整体上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加快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的步伐。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现状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绍。
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中国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十年代末即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因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显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从1980年6月3日起，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并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的加入书。从1985年3月19日起，中国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中国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确，并被确认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该法也首次明确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权(版权)。
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建立集成电路国际保护的环境。198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中国是该条约首批签字国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简称马德里协定)的加入书。从1989年10月4日起，中国成为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该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国政府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递交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加入书。分别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1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简称录音制品公约)的加入书。从1993年4月30日起，中国成为录音制品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专利合作条约》的加入书。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上述历史事实仅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参加相关国际组织活动的部分记录，已足以证明了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国际经济关系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11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它标志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的国际标准的形成。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一谈判进程，并为推动该协定的达成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出于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努力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政府恪守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国际公约及双边协定的真诚立场和充分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得到了国际舆论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回顾该组织与中国合作20年的历史时指出，“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中国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严肃执法、坚决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的同时，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较短，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等情况，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加速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在中国，每一部知识产权法律的颁布，都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新闻传媒广为宣传，并大量出版单行本和有关录像教育片等。同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班等，在广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如，中国专利法修改后，全国有数百万人接受了培训，仅湖南省接受培训的人员就达60万。在中国各地，近年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现象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社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为了加速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中国政府还同有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参加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仅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就达30多次，接受培训的人员达3000多人(次)。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开展了知识产权的教学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于1986年设立了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招收大学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攻读知识产权第二学位；北京大学在开展有关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学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一批批知识产权专业化人才正在向社会不断地输送。
二、中国具有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根据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各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逐步同国际惯例接轨，已对知识产权实行高水平的法律保护。
1983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申请、审查、注册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击假冒商标、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商标注册专用权，中国于1993年又分别对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扩大了商标的保护范围，除商品商标外，增加了服务商标的注册和管理的规定。在形式审查中增加了补正程序，在实质审查中建立审查意见书制度，方便了商标注册申请人，这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全部吻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发布《商标印制管理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1993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和处罚商标侵权行为的力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充分、有效地保护中外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到对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保护。为了使中国的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对专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专利法，从扩大对外开放和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一是扩大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专利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不论它是产品还是方法，即对药品和化学物质产品，对食品、饮料和调味品均无例外地授予专利；二是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1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20年，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10年；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除对专利方法的保护延及到该专利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外，还明确规定进口专利产品必须得到专利权人同意，使得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规定了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条件。这使中国对专利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中国的专利法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基本接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其相关的权益。依据该法，中国不仅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给予保护，而且把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的国家之一。国务院还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具体实施办法，作为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于1991年10月施行。国务院于1992年9月25日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保护外国作品著作权人依国际条约享有的权利作了具体规定。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在总体上与国际保护水平更为接近和协调。
中国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措施。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中国的专利法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对于将非专利产品或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并处以罚款。对于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中国的商标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其职权或者消费者举报，进行主动检查和处理；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为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未构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罚款。当事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理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这些规定，方便了当事人，也保证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于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独处以罚金；对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包庇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或者执法人员徇私枉法，规定追究其渎职罪。
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各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规定支付报酬的；以及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等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等侵权行为，根据情况，应承担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分，对于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害著作权人及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对侵权犯罪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鼓励发明创造和创作及公平竞争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对商标注册专用权的保护，促使中外厂商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国的有效注册商标达41万余件。其中，国内注册商标35万余件，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近6万件。以美国为例，1979年前，在中国注册的商标仅122件，到1993年达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国商标年申请量达17万件，其中新商标注册申请达13万余件，已跃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国的专利法极大地鼓励了本国的发明创造，同时也有力地鼓励了外来的专利申请。1985年4月1日，专利法实施的首日就受理专利申请3455件。到1993年底，中国专利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多件。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分别占27.5%、62.8%和9.7%；国内申请占86.4%，外来申请占13.6%，分别来自于70个国家和地区。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批准17.5万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万多件，实用新型专利13万多件，外观设计专利2万多件。
三、中国具有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体系
中国不仅制定了一整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执法方面也是严肃公正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在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归因于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1.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在中国，享有知识产权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享受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严肃执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完善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切实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鉴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自1992年以来，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各经济特区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审判庭里设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这样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有利于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有利于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和司法保护力量的不断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时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据统计，1986年至1993年底，全国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纠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权案1168件；专利权案1783件；商标权案554件。人民法院通过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了中外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诉北京市地铁地基工程公司发明专利权属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项发明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职务发明，判决“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顿国际有限公司诉深圳华达电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的“SENDON”商标受法律保护；被告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468314.4元。
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对于民事侵权行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还可依法对行为人给予必要的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制裁。
对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标或专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准确地予以惩处。据统计，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标刑事案743件，审结731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处分的共566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对假冒美国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标的5名责任人除依法处以罚金外，还分别判处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
依据中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有责任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美国好富顿公司诉深圳市海联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权事实，确认其应承但侵权责任的基础上，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其经济损失13万元。同时，法院还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民事制裁决定，该案从受理到结案仅用10天时间，受到了美方当事人的好评。美国好富顿公司将写有“中国法律公正，法官办案快速”的锦旗送到法院。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为提高司法水平，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办案质量和效率都得到较快提高。为了扩大办案的影响，人民法院注意选择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宣传报道，以案讲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除按国际惯例采取司法途径外，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目前，中国地方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50多个，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20多个。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实行中央统一注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则，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内设商标管理机构，县以下还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国商标管理专职人员7000多，兼职人员达30万。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维护知识产权以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调解纠纷，查处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简便，立案迅速，查处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这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中国专利管理机关对提出的专利侵权申诉均认真对待，及时依法处理。
著作权法1991年6月施行后，到1993年底，中国各地方的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已查处了非法复制音像制品、非法复制图书等方面的侵权行为150多起，收缴销毁了侵权复制品，并对侵权者作出了行政处罚。1994年，中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激光唱盘复录生产中的非法复制和图书出版中的非法复印进行了严厉打击。4月，广东省版权、文化、广播影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合组织了大规模的突击清查非法激光唱盘等音像制品行动。其后，上海、江苏、湖南等地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清查行动。这些行动，狠狠地打击了生产销售盗版制品活动。同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激光唱盘生产加工企业的设立加强管理，对其生产加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中国商标法实施10余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了商标侵权假冒案13万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华”卷烟，“永久”、“凤凰”、“飞鸽”自行车，“贵州茅台”酒，“新开河”人参等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依法对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例如，浙江省专利管理机关就一起外国人提出的打火打专利侵权案件进行了公正处理，责令厂家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国家版权局查处了福建、广东等地十几家工艺美术品厂仿制外国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苏一家电子工业公司翻版生产激光唱盘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了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飞丝”、“小天才”、“飞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标侵权案件。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照职权主动查处的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责，可以主动对市场进行检查，有效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如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988年以来共查处涉美侵权案301件。在这301件商标侵权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当事人投诉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检查中发现的或消费者检举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了许多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赞扬。他们将绣(刻)有“清政廉洁，执法如山”、“秉公执法，扶正灭邪”、秉公办理，保驾护航”、“公正严明，伪冒克星”、“执法严明，大公无私”的锦旗、金匾等赠送给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称赞办案人员“工作认真，行动果敢”、“办案速度之快。
㈨ 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背景以及修改背景
我国没有知识产权法,但是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地里标志保护条例内,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容,这些都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专利法
1984年通过 为了促进对外贸易
1992年修改 中美贸易冲突,最后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条件是中国要修改专利法.
2000年修改 为了入世
2008年修改 第一次没有外部压力的修改.总结经验教训,促进科技进步。
㈩ 中国知识产权法
我国的知抄识产权立法开始较晚，但是发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商标法》（1993年修订）；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专利法》（1992年修订）；1990年4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86年4月12日审议全国通过的《民法通法》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