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美就知识产权问题如何达到共赢
政治访问，经济先行！！
因为
北京时间4月18号凌晨，在西雅图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一场签约仪式。签约的主角一位是中国联想电脑集团的董事长杨元庆，一位是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签约仪式上，联想宣布本年度将购买总价值多达12亿美元的微软软件产品。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陈绍鹏告诉记者，事实上，双方的合作早在去年11月就开始了，此次与微软签约，可以说是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延伸。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国区总裁陈绍鹏：“去年七八月份，我们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同盖茨先生和鲍尔默先生进行会面。谈完之后得到他们极大的一个支持，之后我们签了一个约，去年的十一月份，我们联想在中国市场发布了一个叫《联想电脑全面预装正版增值软件计划》，就开始在联想生产线上全线预装正版增值软件。预装之后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客户和行业内专家高度的认可，到现在为止预装比例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从不到10%提升到70%以上。”
陈绍鹏说，这次签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谈判，微软降低了视窗系统的价格。这对中国用户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国区总裁陈绍鹏：“我觉得通过微软和联想共同让利，应该比原来便宜了有一半。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消费者看到我们带正版软件的系统的价格都觉得很惊喜。只加了一点点钱就可以拿到一个正版的产品和服务。”
联想和微软签署的这笔12亿元大单，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知识产权使用合同。陈绍鹏告诉记者，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在这次签约仪式上，对联想重视正版软件和知识产权的战略给予了高度赞赏。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国区总裁陈绍鹏：“他也高度赞誉联想在尊重知识产权，在带动行业营造创新的环境方面是领先者，起到了非常大的带头作用，他说他非常地钦佩，也非常地尊重联想。”
据了解，此前我国另外三家电脑厂商，方正集团、清华同方、TCL也分别和微软签订了2.5亿美元、1.2亿美元，以及6000万美元的整版视窗系统合作协议。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出席联想与微软的签约仪式时也强调，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大对正版软件的保护，国家已经要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计算机，出厂时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进口计算机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前也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姚文萍跟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美国刚刚归来，她告诉记者，中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但是许多美国企业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们这次在美国访问期间，通过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向美国企业介绍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
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姚文萍：“比如说这次我们带去了一个叫知识产权保护的行动纲领。这样把我们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我们现在的做法，和我们对中国企业和老百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共识，说得比较清楚。结果到那儿以后，被美国的企业抢了一空，没有了。走到第二站就不够了，这些小册子呢，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这种举动，感到很吃惊。说中国如果没有这种宣传，会认为中国所有的产品都是侵权的，像那个软件你们全是盗版的，我们这个行动纲领从政策上、从水平上，从我们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上说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中国政府和企业以实际行动，向美国企业证明了我国在经贸往来中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而中国庞大的市场，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巨额定单和利润，微软在给联想的定单中降价价格，就说明了中美双方完全能够实现共赢。
在西雅图，还有一家大企业多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就是全球著名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照片上的就是波音公司的厂房，波音公司每年都有大量为中国制造的飞机从这里飞向蓝天。
作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见证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历程。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就开始从波音公司购买飞机。从1973年向中国交付了第一架波音703飞机以来，截至目前，波音公司已经向中国交付了500多架飞机。目前中国航空市场上共有将近900架飞机，波音飞机约占60%。
今年4月12号，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美期间，中国又和波音公司签定了一笔80架飞机的合同。
波音中国公司副总裁刘江:“中国的市场是波音在美国之外最大的一个市场。中国去年一下子购买了120架飞机，那么算起来差不多是波音年产量12%的比例。今年我们预计可能中国还要购买和去年差不多数量的飞机。对于波音公司来讲，从我们的产量，从我们的技术生产能量来讲，我们需要把产能提高来配合这么大的飞机交付量。”
刘江告诉记者，根据波音公司的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2600多架新飞机，总价值将超过213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20年中国都将是波音公司最大的潜在客户。
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姚文萍告诉记者，波音飞机只是这一次我国在美国采购项目中的一项，除了飞机，我国这次还从美国购买了大量通讯产品和汽车，光是机电产品合同就超过了140亿美元。
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的副会长姚文萍：“那么这140亿全都是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软件。 第一个有我们进口软件，有我们进口的电子元器件，有我们进口的电站技术和设备，有我们进口的一些用于生产和调整产业结构，一些关键的测试设备、生产设备，一些技术性能比较高的一些零部件，一些产品。大体上都是我们极需要的，或者在其他市场所买不到的。”
据姚文萍介绍，这次中国代表团还和美国田纳西州7家棉花生产商签署了3亿美元的棉花进口协议。而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由111家中国企业组成的经贸代表团，这次走访了美国13个州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在美国当地刮起了“中国旋风”。
国际商报高级顾问何伟文：“当然对于两国经贸关系来讲，中国一下子从美国进口这么多，对平衡两国的贸易，对于帮助美国产品和企业进入中国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采购也不是说为美国利益，也为中国的利益。这里边很多都是有一些机电仪的设备，这些设备对于提高咱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咱们产品竞争也是很需要的。”
据了解，中国贸促会这次也和美方代表签署了《关于加强促进美国企业对华出口合作的联合声明》，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赵振格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贸促会将通过举办展会等形式促进中美企业之间的交流。
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赵振格：“中美双边贸易发展非常快，但双边贸易不平衡也成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之间的热点问题。尤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一些压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美国商务部探讨如何就这个问题研究，帮助美国企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我们的项目是《中美国际合作伙伴网络项目》可以说推动美国企业以最低的成本来了解中国市场，来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节省成本，足不出户就可以与美国企业进行洽谈。意义来讲，一方面缓解中美政府贸易不平衡的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主持人：赵振格在电话里还告诉记者，他们在美国访问期间，发现很多美国企业对开发中国市场特别感兴趣，他们都希望能来中国寻找商业机会。看到这您可能会问了，我们为什么要帮助美国企业把商品出口到中国来呢？这样就能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共赢发展了吗？
2005年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但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往来却依然在飞速增长。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629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了200%还要多，而按照美国海关的统计，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418亿美元，比5年前也增长了150%还多。2000年，中国还只是美国第11大出口市场，但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已经上升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然而今年2月，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2000亿美元，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认为逆差过大，要求中美双方尽快寻找好的解决方法。那么美中贸易逆差真的有这么大吗？
国际商报高级顾问何伟文：“我觉得美国是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认为逆差是很大的问题，可能来自议员、工会。再一种觉得逆差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有很多来自于美国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按照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国的顺差，91%是加工贸易造成的，如果把加工贸易这块去掉，咱们对美国的顺差只有103亿。73%是外资企业造成的，把这部分去掉，咱们对美国的顺差只有308亿，也不算太大。那这些加工中间，这些外资投资的中间，实际上大头钱，中国人没有赚到，都是给外方赚去了。”
来自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5年年底，约有4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财富500强中在中国有投资的占到了80%。不少美国企业都是通过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再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来减少成本提高利润。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去年利润最高的耐克服装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国际商报高级顾问何伟文：“为什么服装这么好，这是他们自己的分析，摩根斯坦德战略分析师说，看看500强他们很多的业绩，就可以发现跟中国关系有极大的关联，举一个服装最突出的例子，LEVIS在中国开十几家加工厂，去年利润增加413%，这个数字是多少年不可达到的，所以去年中国对美国服装出口拍卖方统计增加62个亿美元，这12家销售收入就多得50个亿，所以大头还是给人家拿去了。”
从中国获得巨额利润的不只是美国的服装公司，很多美国家庭也从中美贸易中得到了实惠。以中国的皮鞋为例，一些中国品牌在美国只卖20美元一双，按照世界银行的推算，如果这些鞋不从中国购买，而改从拉丁美洲购买的话，美国消费者一年要多付出一千亿美元。
国际商报高级顾问何伟文：“所以正像大学一位教授讲的，表面上从贸易平衡数字看，好像好处在中国这一边，但是从分析利益来讲，好处还是在美国这一边。那么我们来看呢，我们且不来说哪个拿大头，就是说至少双方都有利益。”
不少专家指出，中国和美国市场具有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购买服装鞋帽，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从美国购买飞机、软件、汽车还有金融服务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与此同时，双方在一些产业链上的互补及合作也越来越多。波音中国公司副总裁刘江告诉记者，中国从美国购买飞机的同时，一些中国企业也是受益者，因为目前波音飞机中的很多零部件都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
波音中国公司副总裁刘江:“这个飞机的尾翼和水平垂直翼，这个红色的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部件，那么现在更多了，后面整个一截都已经变红了，更多的零部件在中国生产了。”
据刘江介绍，仅在去年六月份，波音公司就和中国航空集团下属的多家公司签署了总价值为6亿多美元的零部件生产合同。现在全球有3900多架波音飞机上面都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波音中国公司副总裁刘江：“同时我们还在考虑在上海再设立一个飞机维修改装的工厂，一个合资企业。 它将会和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航空公司合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合资企业就会很快的开始。”
Ⅱ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http://wenku..com/view/f32aec10cc7931b765ce1550.html
上面复说的很清楚了，需要补制充的是这不仅是知识产权问题，更是贸易问题。
知识产权只是美国的一种工具或者武器
Ⅲ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现状
中美知识产权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产权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上。
但中国正在飞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与日俱增，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最终体现在知识产权实力的竞争上，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将是常态的，是一场没有休止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正在从传统的双边走向双边和多边共用。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最早发生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4月，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国家，将被美国列入“观察国家”或“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一般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将遭到美国的贸易报复，这就是美国的301条款。美国利用301条款，自1989年至2005年，六次将中国列入“观察国家”或“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三次公布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将双方拉到贸易战的边缘。
美国同时利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337条款，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施出口禁止，近几年每年都有数十起案件发生，2008年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达十几起，案件增长幅度非常大，中国每年因此出口减少几百亿美元。
337条款已成为美国重要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壁垒，美国的337条款严重违反了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中美之间双边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方式，还体现在美国利用多层次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国施加压力。可以说2005年以前，中国在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一贯处于应付和被动的地位，并且双方争端的解决都是双边的。
但自2005年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环境方面，都有了极大改进，而且逐步从一贯的被动中，逐步表现出主动出击和应战势头，2008年4月通过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正在走向知识产权立国的里程碑。
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年度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大力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积极为权利人提供服务，努力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这些手段和措施，都将使中国在知识产权争端中由被动变主动，美国的双边手段不再那么有效，美国也不能再那么强盗和蛮横，只能联合其他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Ⅳ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包括以下方面：
一、 谈判过程
二、中国加入世界专贸易组织的历程
(一属)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努力
(二)中国“复关”/“入世”地位的争论
三、知识产权问题
(一)美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及其采取的多边与单边保护措施
(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双方在经过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之后,于1995年2月26日在京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
Ⅳ 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Ⅵ 中美知识产权摩擦中受美国337调查的案例
很多，可以在一些论文中找，其中一篇《华为胜诉ITC应对337调查提供法理范例》2009年5月发表在《WTO经济导刊》写的很到位。作者在这个领域很有研究。
Ⅶ 知识产权有什么发展历史吗
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各类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立法时间最早。其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萌芽阶段(13世纪至14世纪)
这一阶段出现了由封建王室赐予工匠或商人的类似于专利的垄断特权，它为后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初创和普遍建立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末)
在这个阶段，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相继诞生，如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法》(1474年)、英国的《垄断法》(1623年)、英国的《版权法》(1710年)、法国的《商标法》(1857年)等。19世纪末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指专利制度、商标制度、版权制度) 。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
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纵向发展：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原有基础上通过不断修订变得更加完善、科学， 尤其是随着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的建立，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呈现从“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国又签订了数量更多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其数量达数十个之多)，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逐步增多，知识产权的种类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时，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横向发展：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外的更多国家得到实行。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已经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也都实行了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制定知识产权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国家的行列。当然，在许多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实行发明人证书制度和专利制度混合的发明保护制度(即所谓的“双轨制”)，规定取得发明人证书后，发明权归国家所有，发明人只取得一定奖励，不能拒绝国家批准的其他人使用该发明。又如部分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 输入专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确认专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于这类专利是在外国(原宗主国)有效专利的基础上授予的，本国专利局一经登记即可确认并获得。这种专利制度带有很大的依赖性，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本国完全独立的专利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 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 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 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 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
关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和发展有几种说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两种。“二十年说”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我国政府奉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护两种机制的事实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二十年间， “二十年前，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说”主要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陆续出现近代工业，并与他国有了较多的接触，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起，直到国民政府颁布的专利等“法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在海峡两岸间的发展，“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应当说，我国现代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是包括国际知识产权界在内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说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册，甚至要研究常被人们忌讳提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知识产权制度。知史可鉴今，今天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的设立，或许可以从我国晚清知识产权保护是从对洋人商标权保护起始中找到一丝丝的轨迹。
反观中国专利发展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尤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1859年太平天国时期的领导者提出了专利制度的建议，甚至提出发明专利与小发明之分，保护期不同，“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但我国专利保护落实于专利法规之涵义却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加上民国以来国间动荡分裂，使两岸中国人的专利制度相较于美、法、西班牙先后颁布专利法等，起跑较晚且实施中断，这或许就是“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但却未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主因。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被废除，“惟专利制度仍在各省扎根”。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该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现行国民党政府专利法框架的基础。1944年5月4日国民党政府经“立法院”第四届第20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称为“专利法”的法律。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改动不大，唯台湾当局于1994年为配合其产业发展及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使用了“白兔儿商标”，但谈到商标制度则也晚于西方国家，至晚清时，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至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时我国台湾却被日本占领，实施了50年的日本商标法。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了44条的商标法，同年又颁布37条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标法几经修改，除1930年重新颁布商标法外，并无大的改进，直至蒋介石集团迁往台湾。以后为因应台湾岛内工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又为“入世”，在有关商标专用权、注册、争议、侵权刑事责任与罚则等方面多有改动
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
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的进步，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技术的转移、公开势必会使原先的发明创造者丧失竞争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既能维持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优势，又能满足社会对该技术的需要，防止技术垄断。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制度率先应运而生。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催化剂。以后，在西方国家又产生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迄今为止，经过数百年的洗礼，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的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财产权，财产”。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财产所有权既可以存在于有形财产中，也可以存在于无形财产中。从古罗马法财产限于有形物到无形财产概念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财产、财产权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为包容知识产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
19世纪中后期，各国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通过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这堪称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又一次飞跃。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这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可以说，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成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和缔结大量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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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为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会成为中美两国间的一个焦点话题
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起步很晚，发展的速度却大大超出了美国政府的版预期。这是美国政府及西权方列强所难以接受的，遏制、打压、封锁……手段阻止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常用的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对中国科技交流设限也是其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手段之一。
Ⅸ 中美知识产权分歧
楼上的回答来有道理,除此之外源还有观念上的差异,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在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概念.而美国人认为,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对社会做的贡献越大,取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
观念上的差异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认为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算不上侵犯他人的利益,于是当地的领导机关为了当地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利益,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加以保护.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
经济水平和利益的差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出口能力,与美国有了贸易顺差,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原接受的事实,美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应归功于对外国技术的采用,是侵犯知识产权的结果,所以美国必然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他的利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与发达国家比还很贫困.总体技术还很落后,技术还是需要进口.要购买他人的技术必需花大量的外汇.中国当然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这种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必然会产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