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晓明知识产权不予赔偿

㈠ 最高院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有什么规定

根据最高院公布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观点总汇，系统的总结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定义与计算方式，供朋友们参考学习。

1、住房公积金
在离婚案件中具体处理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问题时，应严格区分款项取得于婚前或婚后，离婚时分割的只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先计算出双方婚姻关系期间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总额再分割。因当事人离婚并不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事由，故应经过折抵后，由一方根据其拥有的公积金、住房补贴的差额给对方予以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本书编写组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2、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
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

3、买断工龄款的归属问题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中有关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的规定处理。(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吴晓芳：《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2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铺位承租权、转租权
夫妻一方的铺位承租权、转租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可带来财产性的收益，根据租赁关系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其他共同所有财产的其他形式，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审判时，可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方便管理的原则进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5、一方在体育竞赛中所获奖牌、奖金的归属问题
一方在体育竞赛中获得的奖牌、奖金，是对其获得的优异成绩的奖励，是运动员个人的荣誉象征，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应视为是个人所有的财产。
——按：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刘玉坤诉郑宪秋离婚及财产分割案二审判决书》(1994年)判决观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02期。

6、指定受益人为夫妻一方的保险利益
依照《保险法》第21条第3款、第60条第1款、第63条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和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利益主要表现为保险金，保险利益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应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本书编写组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7、一方取得的知识产权收益
一方取得的知识产权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以该知识产权的财产性收益取得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该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取得的时间为判断依据。夫妻离婚时只能对现有财产进行分割，对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产性收益不能估价予以分割，智力成果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有形财产后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对其配偶在共同生活中付出的劳动，可从其他财产中给予适当补偿、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8、个人所有房屋的婚后收益
一方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房屋，离婚时该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的替代物”，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其自然增值也属于个人财产;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婚后用于出租，其租金收入属于经营性收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个人所有房屋的婚后收益认定及其处理》，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23页。

9、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
在处理离婚纠纷中父母为子女出资所购房屋归属问题时，应根据《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等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区分父母出资购房的时间、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父母出资购房的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等因素来确定该房屋所有权的最终归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前沿》(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4页。

10、父母出全资为子女买房未登记的情形
(1)如果一方父母出资发生在其子女结婚前，则该出资资金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1款规定认定为对其子女一方的赠与。受赠一方子女可以获得该债权转化物——不动产的所有权。
(2)如果一方父母出资发生在其子女结婚后，则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将该出资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除非有证据证明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子女。相应地，子女双方以该共同受赠的出资购买的不动产，是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按：同前，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前沿》(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4页。

11、父母出全资为子女买房已登记的情形
(1)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其已婚子女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其子女名下，视为只对自己其子女一方的赠与。
(2)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同前。

12、以父母自己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将不动产所有权过户到子女一方名下的情形
(1)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前，显然，该不动产所有权应属于子女婚前财产。
(2)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后且该不动产登记在出资父母一方的子女名下，则仍可适用本条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3)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后且该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中非子女一方名下或夫妻双方名下，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该不动产的贷款，则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同前。

13、以子女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一方子女或双方子女名下的情形
(1)如果该出资发生在子女结婚前，则该出资属于接受该出资子女的婚前个人财产。
(2)如果该出资发生在子女结婚后，则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应将该出资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相应地，婚后以子女一方或双方名义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以该出资作为首付款所购买的不动产，不管登记在子女一方还是双方名下都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同前。

14、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一方父母单位房改房所有权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2)如果房改房已经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可视作一方父母放弃对房改房中因自己参加房改以职级、年龄、工龄等抵扣所享受的福利而对于夫妻双方的赠与，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3)如果登记于夫或妻一方名下，应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视为对子女的一方的赠与，该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3期。

15、离婚案件中如何处理“夫妻公司”及夫妻对公司享有的股权
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处理。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吴晓芳：《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1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2页。

16、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㈡ 奚晓明的人物著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行政诉讼司法解释汇编》

本书收集法律6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诉讼方面的解释、批复、答复、通知和规定等司法文件234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行政诉讼方面的文件3件。本书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是：综合总类、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与受理、审理与判决、法律适用、行政赔偿、抗诉、司法文书、送达、执行、诉讼费用、涉外行政诉讼、其他、已废止的司法解释，涵盖了1982年至2006年4月间的所有的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资料详尽，丰富全面。本书在体例上采取了长项司法解释和短项司法解释相结合的编排方式。为了使读者更加方便和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司法解释，在绝大多数批复和答复之后，还附录了有关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报告。
《知识产权审判指导》
《知识产权审判指导》是“中国审判指导丛书”中的一本，该系列每辑分有政策与精神，专题研究，请示与答复，案例评析，裁判文书选登，司法文件等板块，本辑知识产权审判指导，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编写，是一本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又有较深的理论水平的书，既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又能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旨在传播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优秀审判工作经验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思路，《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稿突出实用性,重在指导性,体现权威性,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㈢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颜茂昆是哪里人

民事审判第二庭原名为经济审判庭，成立于1979年，2001年11月改为现名。第一任庭长为主管副院长宋光同志（兼任），第二任庭长是王奇同志（据说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第三任庭长是孙宗灏同志，第四任庭长是黄赤东同志，第五任庭长奚晓明同志(现为主管民商事审判的副院长)。现有付庭长二人宋晓明、刘贵祥同志。民事审判第二庭的主管业务范围是：审理不服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一审判决的二审民商事纠纷案件，主要包括合同法、担保法、证券法、保险法、期货法等方面的二审案件；负责以上方面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的制订工作；各省市高级法院关于具体案件在适用法律方面的请示的批复、答复等司法解释工作，当前适用法律中热点难点的调查研究工作。在2000年12月以前，还负责不服各省市高级法院判决申请再审的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及各省市高级法院之间就管辖案件的争议处理、协调等。至今，还参加民商事立法、司法解释的起草、修改工作。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实现，本庭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将案件审理程序与审判效果挂钩，做到每一起案件都能够做到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公平合理、合法，时时以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为己任。对于当事人举证确有困难的案件，我庭还派出审判人员前往案件发生当地进行补充调查，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目前，本庭审理二审案件已经基本做到良性循环，能够在审限内结案。

我庭现有审判人员34人，均为法学院校毕业本科学历以上，其中已有3名同志博士毕业，还有5名同志博士在读，学历平均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设有8个合议庭，审判长分别为叶小青、周帆、付金联、江伟、曹士兵、吴庆宝、徐瑞柏、张永健同志。8个合议庭分别负责期货与保险法、担保法、合同法、金融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与外贸代理、证券法、公司法等方面的调研与请示的答复等。结合审判工作，本庭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的案例、实务方面的审判指导用书：《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二审再审经济纠纷案例选编》第1－3集，《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4集、《民商审判指导与参考》1－4卷，《中国民商审判》7卷，《保证案件审判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优秀裁判文书选编》，《本庭裁判文书选编》第1－4集等。另有吴庆宝、曹士兵、徐瑞柏、王闯等同志有法律与审判实务方面专著出版发表。还有大量同志有论文等学术成果发表。

向其他单位输送大量干部：1987年我院成立告申庭、行政审判庭、交通运输审判庭，我庭输送干部3名、2名、6名共计11名干部，其中王茂琛、付旭梅同志先后担任交通运输审判庭付庭长。1988年为筹建海南省高级法院，我庭输送干部3名，其中杨富年、童振华同志先后担任海南高级法院副院长。2000年成立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民事审判第四庭（原交通运输审判庭），我庭输送干部4名、5名、6名，其中宫明同志担任审判监督庭付庭长。王允同志担任民四庭副庭长。孙华璞副庭长先后担任民一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我庭先后共向其他审判部门输送干部29名，其中有5名同志成为我院庭长、付庭长，2名同志成为省院副院长。所输送干部均成为当地、本部门的骨干力量。

本庭同志还积极参加院内院外的集体组织活动，曾获得本院篮球、排球联赛亚军，在体育运动会上分别获得4×100米男、女接力比赛的第一名，跳高亚军等好成绩，在本院组织的绘画、摄影展览上获得二、三等奖等好名次。

㈣ 有有关如何保护产品知识产权的书推荐吗

网上搜搜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及相关的实施条例，看看，理解理解。

㈤ 最高院发布的3个司法解释有没有涉及夫妻财产规定

根据最高院公布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观点总汇，系统的总结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定义与计算方式，供朋友们参考学习。
1、住房公积金
在离婚案件中具体处理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问题时，应严格区分款项取得于婚前或婚后，离婚时分割的只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先计算出双方婚姻关系期间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总额再分割。因当事人离婚并不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事由，故应经过折抵后，由一方根据其拥有的公积金、住房补贴的差额给对方予以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本书编写组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2、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
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
3、买断工龄款的归属问题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中有关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的规定处理。(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吴晓芳：《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2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铺位承租权、转租权
夫妻一方的铺位承租权、转租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可带来财产性的收益，根据租赁关系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其他共同所有财产的其他形式，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审判时，可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方便管理的原则进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5、一方在体育竞赛中所获奖牌、奖金的归属问题
一方在体育竞赛中获得的奖牌、奖金，是对其获得的优异成绩的奖励，是运动员个人的荣誉象征，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应视为是个人所有的财产。
——按：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刘玉坤诉郑宪秋离婚及财产分割案二审判决书》(1994年)判决观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02期。
6、指定受益人为夫妻一方的保险利益
依照《保险法》第21条第3款、第60条第1款、第63条的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和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利益主要表现为保险金，保险利益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应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本书编写组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7、一方取得的知识产权收益
一方取得的知识产权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以该知识产权的财产性收益取得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该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取得的时间为判断依据。夫妻离婚时只能对现有财产进行分割，对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产性收益不能估价予以分割，智力成果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有形财产后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对其配偶在共同生活中付出的劳动，可从其他财产中给予适当补偿、照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8、个人所有房屋的婚后收益
一方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房屋，离婚时该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的替代物”，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其自然增值也属于个人财产;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婚后用于出租，其租金收入属于经营性收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个人所有房屋的婚后收益认定及其处理》，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23页。
9、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
在处理离婚纠纷中父母为子女出资所购房屋归属问题时，应根据《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等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区分父母出资购房的时间、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父母出资购房的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等因素来确定该房屋所有权的最终归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前沿》(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4页。
10、父母出全资为子女买房未登记的情形
(1)如果一方父母出资发生在其子女结婚前，则该出资资金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1款规定认定为对其子女一方的赠与。受赠一方子女可以获得该债权转化物——不动产的所有权。
(2)如果一方父母出资发生在其子女结婚后，则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将该出资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除非有证据证明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子女。相应地，子女双方以该共同受赠的出资购买的不动产，是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按：同前，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前沿》(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4页。
11、父母出全资为子女买房已登记的情形
(1)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其已婚子女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其子女名下，视为只对自己其子女一方的赠与。
(2)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同前。
12、以父母自己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将不动产所有权过户到子女一方名下的情形
(1)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前，显然，该不动产所有权应属于子女婚前财产。
(2)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后且该不动产登记在出资父母一方的子女名下，则仍可适用本条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3)如果该不动产过户发生在子女结婚后且该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中非子女一方名下或夫妻双方名下，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该不动产的贷款，则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同前。
13、以子女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一方子女或双方子女名下的情形
(1)如果该出资发生在子女结婚前，则该出资属于接受该出资子女的婚前个人财产。
(2)如果该出资发生在子女结婚后，则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应将该出资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相应地，婚后以子女一方或双方名义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以该出资作为首付款所购买的不动产，不管登记在子女一方还是双方名下都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同前。
14、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一方父母单位房改房所有权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2)如果房改房已经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可视作一方父母放弃对房改房中因自己参加房改以职级、年龄、工龄等抵扣所享受的福利而对于夫妻双方的赠与，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3)如果登记于夫或妻一方名下，应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视为对子女的一方的赠与，该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3期。
15、离婚案件中如何处理“夫妻公司”及夫妻对公司享有的股权
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夫妻投资比例并不能绝对等同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所载明的事项只是设立公司时形式上的需要，则应按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去处理。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夫妻公司”问题时，既要以《婚姻法》为依据，又要兼顾《公司法》中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用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设立“夫妻公司”，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均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吴晓芳：《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公司”如何处理》，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1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2页。
16、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㈥ 急求，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杜绝内幕交易证劵3000字，谢谢

所谓内幕交易，指的是因地位或职务上的便利而能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即内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买卖，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或泄露该信息，使他人非法获利的行为。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市场结构和机制尚不完善，存在大量的内幕交易问题。2006-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新一轮大牛行情，伴随着股指的连续攀升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新手法操作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不断滋生。延边公路、杭萧钢构、ST长控、ST金泰等象征着巨大财富的名字以及“史上最牛散户”刘芳的横空出世，使得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问题再次受到学者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一、世界各国内幕交易监管概况
1、立法严而执法松
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就对“内幕交易是否应该禁止”这一论题争论不休，但是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对市场公平投资秩序造成的破坏，对内幕交易进行限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如美国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英国1993年的《公平交易法》、德国1994年的《内幕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香港1990年《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台湾的《台湾证券交易法》及中国大陆的《证券法》等，均有禁止或限制内幕交易的明文规定(张宗新、杨怀杰，2006)。令人遗憾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并未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真正能够规范市场不法行为的，是监管机构的执法行动。
然而，相对于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内幕交易的监管执法则要困难得多。即便是在被世界各国公认的禁止内幕交易最严格和最全面的美国，广泛对内幕交易进行诉讼也是较晚的事情。美国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明文禁止内幕交易，但在其证券监管体系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该条款也几乎是个摆设，从未认真执行过，1961年才出现了根据联邦法律进行的第一起内幕交易诉讼。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美国企业收购兼并盛行，投机分子乘机利用企业并购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十分猖獗，严重地扰乱了证券市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加强内幕交易监管。
为什么制定了限制内幕交易的法律却难以执行?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缺乏执法的主观愿望。除了对内幕交易带来的危害重视不够之外，一些国家还认为严厉的执法会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有学者(StampandWelsh，1996)指出：“总而言之，许多司法当局显然是或者没有兴趣、或者没有作好准备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切实实施它们的反内幕交易立法。”许多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当局仍然强调在投资者保护和商业自由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内幕交易执法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首先，内幕交易并非总是内幕人员自己所为，而往往以他们亲戚朋友的名义进行；其次，内幕交易的手段非常复杂，内幕交易者往往对内幕交易的各种方法非常熟悉，也熟悉监管当局的监管技术，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复杂的交易方式，使监管者防不胜防；第三，内幕交易的认定和取证非常困难，这使得监管当局在资金、技术和人力上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2、加强执法成为共同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美模式的证券市场治理模式并未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随着证券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日本证券市场治理模式陷入困境，重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英美模式逐渐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立法，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也开始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作为监管工作的核心目标，内幕交易的执法活动由此得到了强化。
从内幕交易认定的举证责任制度来看，世界各国也有意识地在逐步向美国模式靠拢。美国规则明确指出对内幕交易的认定，控方不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事意图，只要有内幕交易的事实，不管是谁，只要你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得到这个内幕信息(初级举证责任在控方)，都被假设为从事了内幕交易，被告必须提供所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次级举证责任在辩方)(高如星，王敏祥，2000)。一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证实内幕人员有从事内幕交易的事实，被控方除非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将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民事诉讼或者通过司法部进行的刑事诉讼。显然，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大大降低了监管部门的取证难度，因而更有利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二、中国内幕交易监管的法律框架及执法现状
1、限制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
我国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刑法》、《证券法》、《公司法》、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行业自律性规定组成的，相对完整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立法雏形是1990年1o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后来有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第39条和42条，《深圳市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办法》第43条。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内幕交易及其法律责任做出了初步规定。1993年9月22日，国务院证券委又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进一步对内幕交易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97年10月生效的《刑法》纳入了证券欺诈条款，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证券内幕交易为刑事犯罪行为，并规定了其刑事责任，为打击内幕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工具。1999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定义、内幕人员的界定、内幕信息的内容、以及内幕交易的类型都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刑法》、《证券法》和《公司法》中有关内幕交易的条款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进行了适当修订，充实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内容，对诸多违法行为设定了追究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的条款。2007年，中国证监会又颁布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限制证券买卖实施办法》。同时，《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与《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也已开始在证监会内部试行并报最高法院研究，相信具体的司法解释会在不久的将来出台。可见，我国对于内幕交易以及相关行为的立法正朝着查缺补漏并不断细化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往恪守大陆法系与国情的僵化处置，我国证券法律法规正向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借鉴成功之处，兼收并蓄，最终目的是增加内幕交易者的违规成本，对其形成法律威慑。
2、内幕交易监管的执法现状
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与国外经验相比，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内幕交易普遍、隐蔽性强、交易主体多样且与其他违法行为相关联(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复杂的证券犯罪形态加上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我国在执行法律打击内幕交易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发现难、查处难和监管成本高昂的困境。因此，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同样具有“立法严而执法松”的特点，发现效率和处罚力度均未能令广大投资者满意。
行政处罚方面，1994年的“襄樊信托内幕交易案”是中国证监会公开查处的第一起内幕交易案。截至2007年6月，在证监会查处的违规案件中出现“内幕交易”字样或被证监会按照与内幕交易相关规定公开处罚的案例仅有37件。它们有的只涉及内幕交易，有的则是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共同存在，共涉及沪深两市的36只股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与实际发生的内幕交易相比，被查处的案例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刑事制裁方面，虽然1999年的《刑法》就已经对内幕交易罪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直到2003年3月10日，“深深房”原董事长叶环保才成为因犯内幕交易罪被追究刑责的第一人。而时至今日，内幕交易罪的判例也只有区区的两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叶环保之外，另一个获刑人为恶意重组“长江包装”的泰港实业主要负责人刘邦成。
民事赔偿方面，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1999年7月开始实行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规定语焉不详，但没有明确禁止。而2000年10月最高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有证券内幕交易纠纷、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纠纷、虚假证券信息纠纷等。于是，2001年中，有一批亿安科技操纵股价案、银广夏虚假陈述案的投资者向有关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仓促之间，2001年9月21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即《9．21通知》)，称因法院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要求各地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颁布通知，宣布可以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2003年1月9日，又颁布了更为详尽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5年多来，全国各地法院共受理了近30家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总标的约7-8个亿，涉及股民近10000人。目前，80％以上的案件都已得到圆满解决。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一直未解禁。
直至2007年5月底，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已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因此对于投资者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受理，并根据关于管辖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会后，奚晓明的讲话作为最高法院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级法院，这意味着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终于解禁。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的成立，需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及其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认定有罪的刑事判决为诉讼前提，诉讼时效为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书做出之日起两年内。因此，目前尚在诉讼时效内的案件有下述两例：陈建良买卖天山股份内幕交易案(诉讼时效截止日：009年5月23日)以及世纪中天股价操纵案(诉讼时效截止日：2007年l0月l5日)。在案件发生期间内买入并卖出相关股票而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由此可见，在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责任方面，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均存在较大欠缺。法律条文对于投资者因内幕交易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内幕交易的时间应如何确定等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有明确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在内幕交易过程中是否应付连带责任，会不会成为共同被告等问题也尚未提及，需要司法解释做出相关规定。由于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受损失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这使得内幕交易受害者的维权之路显得崎岖而漫长。
三、加强内幕交易监管的政策建议
1、完善并落实民事赔偿制度，加强内幕交易执法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对内幕交易的受害者给予充分的补偿，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充分发挥司法机构对内幕交易的裁判功能，预防与遏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动员广大投资者来参与对内幕交易的监控，更有效地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法律基础，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随着2007年5月底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所做出的重要指示，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问题也终于解禁。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民事赔偿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小股民集体诉讼制度的确立，内幕交易中受害人遭受损失如何计算等，还需要立法机关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说明。
除了完善立法，我国在内幕交易执法力度方面也需要加强。众所周知，法律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条文字面上的严厉程度，而在于法律条文能否得到切实的执行。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和严厉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但长期以来没有能够有效地实施，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内幕交易调查取证较难。为了强化针对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首先，应对我国有关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做出适当修改，授予中国证监会查处内幕交易更大的稽查及执法权力；其次，修订银行保密条例，保证证监会能获得银行账目信息，方便对证券公司等潜在内幕交易主体的稽查调查；第三，借鉴国际经验，采用“举证责任在辩方”的制度，减轻证券执法的取证难度；第四，证券监管应该积极地利用司法手段，对违反法律的内幕交易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追究内幕交易者的刑事责任。
2、改善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完善交易制度
(1)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定期报告制度，预防内幕信息被利用。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都与上市公司的内幕知情人员有关。为此，有必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内幕人员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中介机构的内幕人员，以及持股数量达到5％以上的大股东，要严格要求其申报持股种类、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并及时地公开披露。
此外，掌管国企上市公司的国家各部委工作人员以及证监会监管机构的职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亟需法律规范的内幕人士，而对于这些人应该如何监管是一大难题。证监会2006年年底曾允许监管机构职员投资开放式基金，虽然采取了备案等方式，但无法避免其中的巨大利益冲突与道德风险，引发极大争议，后有传闻称已被禁止。以此类推，国资委、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是否可以购买下属公司的股票，是不允许购买还是应该更强调信息的公开透明，这些问题均需要制定相关制度做出明确的界定。
(2)改善证券市场的各种基础设施，真正实现证券交易实名制。美国之所以能够较为有效地查处内幕交易行为，与美国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是分不开的。在美国，要利用他人账户或者假账户进行证券交易是很困难的。我国现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表面上也是实名制，但在我国现有居民身份证管理制度下，我国证券交易中普遍存在虚假账户交易的情况。因此，真正实现证券交易实名制是制止内幕交易的一个必要手段。为此，可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改变两个交易所分别开户的制度，使每个投资者只拥有单一股票账户；第二，严厉制裁利用他人账户从事交易的行为；第三，与其他部门合作，将投资者证券账户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身份识别(如银行账户、社会保险号码等)结合起来，建立完整统一的个人信用制度，以此加大内幕交易者利用他人账户交易的成本，并方便证监会和其他投资者对内幕交易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