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错误

『壹』 物权的最早提出的国家是那还有出自那

物权行为,是指以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为目的,与登记交付相结合的法律行为。它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交付是一个独立的契约,是一种物权合意,故即使“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交付是一种转移标的物的法律行为,它独立于债权关系的原因行为;基于债的原因行为被撤销,交付的法律行为不能当然失效。

物权行为具有以下明显特征:1 目的性。物权行为是一种以设立、变更、消灭物权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目的性;2 独立性。物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基于债权行为（也有不基于债权关系的物权行为）,但又独立于债权行为,它不是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而是债权关系的延伸,是一种新的意思表示;3 无因性。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当债权行为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物权行为（动产的交付、不动产

『贰』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看法.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叁』 有人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正是运用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基本原理，对此你怎么看

1.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的前提是合法占有，背景是无权处分，而且还需要讲究对价。
2. 案例中：
（1）乙拾得甲的奇石，即遗失物。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的规定，遗失物的所有权仍由甲享有，所以乙并未合法占有奇石。
（2）乙将奇石无偿赠与丙，虽然是无权处分了甲的财产，但是丙没有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所以，对于丙来说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
（3）甲从始至终都没有丧失奇石的所有权，可以向任何人主张物权，要求丙返还奇石。
3. 综上，选项A正确,BCD错误。

『肆』 什么是物权行为它的定义是什么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参考资料：http://www.fawang.net/dbbs/index.asp

『伍』 德国、台湾民法中规定了物权行为的概念，那么想问一下物权行为会因为欺诈、胁迫而可撤销吗

无因原则是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版立成立，权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因为物的履行根基于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于原因行为（如债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为是物的合意的结果。

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交付即有物权变动效果，为了限制这种绝对性，发展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学说，主要表现在：第一，瑕疵的同一性。是指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具有共同的瑕疵，同时无效或被撤销。如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有欺诈、胁迫、错误情节等，可导致物权行为无效。第二，处分行为附有条件。是指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债权行为的有效性作为物权行为生效的条件，债权行为有效存在，物权行为始能生效。第三，行为的一体性。是指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也无效。这三种做法都旨在限制无因性的效力。

『陆』 我国民法上认为:不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为什么

因为中国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普遍看法是承认其独立性，不承认其无因性，认为独立性不导致无因性的必然贯彻，类似瑞士民法对物权行为的看法。

当今中国立法中是否存在物权行为的规定，学者间存在分歧，但实践中却建立了一些符合物权理论的规则。

比如在不动产司法实践中，针对标的物或权利证书交付后一方当事人（主要是出卖人）反悔提出撤销并返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些司法解释性文件中规定，标的物的交付应该维持，并许可当事人补办登记手续；至于当事人的合同争议，可以用债权关系来解决。

(6)物权行为错误扩展阅读：

一些学者认为无因性理论妨害了交易的公正，理由有：

（1）在买受人将物出卖给第三人，而第三人为恶意时，出卖人也无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而只能返还不当得利，这一点违背公正原则。

（2）买受人如果以此物为其债权人设置担保物权，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出卖人也无权取回原物 ，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这对出卖人不利。

（3）法院如果对该物强制执行，出卖人也不能提出执行异议，这也对出卖人不利。

（4）如果买受人被宣告破产，那么出卖人也无法提出别除权。

（5）如果继承人为上述处分后，第三人根据继承人的处分取得了物权。根据无因性理论在继承有错误的情况下，财产无法从第三人处适用。

（6）如果物权在第三人处灭失，买受人也可不负责任。

『柒』 物权行为是诺成行为还是实践行为

楼上的回答一看就是其他地方粘贴的法盲，法律行为中就有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的分类，物权行为属于诺成行为，登记与交付只是公示的要件。不是物权行为的要素。

『捌』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无因性理论妨害了交易的公正，理由有：
（1）在买受人将物出卖给第三人，而第三人为恶意时，出卖人也无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而只能返还不当得利，这一点违背公正原则。
（2）买受人如果以此物为其债权人设置担保物权，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出卖人也无权取回原物 ，而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这对出卖人不利。
（3）法院如果对该物强制执行，出卖人也不能提出执行异议，这也对出卖人不利。
（4）如果买受人被宣告破产，那么出卖人也无法提出别除权。
（5）如果继承人为上述处分后，第三人根据继承人的处分取得了物权。根据无因性理论在继承有错误的情况下，财产无法从第三人处适用。
（6）如果物权在第三人处灭失，买受人也可不负责任。
他们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在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同时，过度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他们看来，善意取得制度能够达到无因性保护第三人合理信赖的目标。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对交易中的第三人是否进行保护，取决于第三人对前手的交易瑕疵是否知情，不知情的则为善意取得，否则不能。
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有许多固有的缺陷难以克服，是不能替代“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他们提出了以下理由：
（1)主观善意的要求与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功能不协调。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首要缺陷是在于它弱化了物权公示的效力，弱化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交付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建立的物权，在客观上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即以登记的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以占有的物权推定为正确的动产物权，从而实现对物权上权利秩序的司法保护，并达到保护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根据这一原则，第三人在取得物权时对前手交易的瑕疵不负担保责任。但善意取得制度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则，要求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负担保责任。这一责任对物权公示原则损害很大，它使得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推定作用基本上无从体现。
实际上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判断“善意”与否，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存在可合理信赖的占有或登记表象。对于物权变动需登记的财产，只要存在登记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均为善意。对于不需登记的财产，如果存在占有表象，则除非对真正权利状况明知或有其他交易上的重大疏失，也为善意。这比物权行为理论支持者主张的“客观公示完全等同于实际权利”的僵化规则要合理得多。因此，上述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2）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不动产物权制度中的不动产登记簿，建立起了对一切人公开的法律基础。因为不动产登记簿是国家建立的法律文件，而且它同时是一个公开的法律文件，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的权利取得，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取得。既然登记簿是向社会上所有的人公开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以没有看到登记作用为抗辩理由。因为善意制度是以第三人不知情为抗辩理由的。现在登记簿已经向社会公开了，第三人因此失去该抗辩事由。法律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不动产交易次序，即使登记过程有瑕疵或登记的权利有错误，那么针对第三人而言是应该发生法律效力的。所以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以不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法制度中间不再发挥作用。
该论点实际上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判断标准完全不了解的结果，在第一点里已有充分说明，兹不赘述。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善意取得不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适用公信原则”的论断，系源自中国台湾省《民法典》和《土地法》对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登记“绝对效力”的分别规定，本无丝毫法理根据，顾为两岸学者辗转注释，竟成共同的学术教条，汉语法学界理论能力之有待提高，可见一斑。
（3）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善意取得实际上是依法赋予第三人一个针对原所有人追夺的抗辩权，然而第三人抗辩是否能成功，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善意。但第三人依照什么标准来确定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正是根据这一点，德国法学家认为，虽然善意取得原则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有时还要利用这一原则的价值，但该原则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只能越来越小，它必须从以往广泛适用的角度中退出来。在动产制度中，有些场合下虽然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达到强化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目的，或者说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就必须强化动产交付的公信力，或者说强化占有的推定作用。依次观点，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小。法律只能按照“占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作用”原则来处理无权处分问题，即使处分人无处分的权利，但在第三人根据其占有的情景取得物上权利时,法律应该保护第三人的取得.这就物权行为理论的作用。
该观点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在现代民法中作用退化的论断，纯属主观臆断，不足为凭。除开存在具有公信力的登记的情况，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本来就必须按照不同情形具体判断，没有一刀切的模式，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灵活性、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根源，强行要求善意第三人的判断必须有“统一标准”，不过是概念法学“法律自动售货机”思维模式的残余。
（4）善意取得制度自身不周密的缺陷。物权行为论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比如，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人丙，各自均以发生交付。在甲和乙之间的合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消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人丙因为其物权取得为善意取得，丙所取得的所有既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如依次说，则中断了丙取得物权的法律关系，即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时的撤消权。因为，丙的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消的。所以善意取得制度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的设计是不周密的。但是，如果坚持丙与乙的法律关系仍然的存在，就能够保护丙的利益。在坚持该法律存在的情况下，就又恢复到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交易结构分析，即按照区分原则和无因性原则处理上来：丙与乙之间债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其瑕疵仍然可以救济。救济的方式。即根据无因性原则确定的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
该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必然会导致取得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这是不正确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和善意取得适用与否的问题没有丝毫联系。在承认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既可以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因前权利人不追认而无效（如中国现行法），也可以认为其无效仅可由取得人主张（法国法），也可以认为其完全有效（德国法、日本法、英美法），还可以认为其部分有效（违约责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物权变动部分无效）。
（5）善意取得制度只能在物权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一定得积极意义，但是其根本缺陷是根据第三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应否得到保护，这一点在法理上和实践上均有所不足。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均在首先明确物权公示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同时这些法典还根据公示原则对罗马法以来的主观善意的标准进行了更新，使其能够符合公示原则的要求。
该观点指出了善意取得原则和公示原则存在密切联系，是正确的，但认为善意取得只能在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则夸大了公示原则的功能。实际上，善意信赖所涉及的不仅有权利表象的“公示”，还有权利表象在具体交易情境下的可信赖度，即“私示”，只有既考虑公示又考虑私示，一般和个别兼顾，才能设计合理的规则。
对无因性理论的支持者进一步认为，对无因性的上述批评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理由如下：
（1）违背了物权公示原则，企图绕过物权公示的法律事实，将债权变动当作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把债权法上的原因当作物权变动的原因。
实际上，这一反批评意见是明显不合理的。在债的内容为变动物权义务的条件下，债权意思表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意思内容，将债权变动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决定性原因，无任何不妥之处。倒是不分情况不分场合，纯从概念分割出发，硬要在任何情形下都搞一个“独立”的物权变动原因的思维方式，不可理喻。
(2)这些批评忽略了对没有任何过错的第三人的保护。他们看不到第三人常常没有过错而原权利人常常有过错的客观事实，对第三人保护提出了违背交易常规的要求。原权利作为物权的所有权人，应当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该反批评意见将“第三人”等同于“善意第三人”，并以某些主观臆断的“事实”（第三人在交易中“常常”没有过错而权利人“常常”有过错）为由，将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和交易风险全部从第三人身上转嫁到权利人身上，实际上使物权人处于比非物权人还劣的地位，极不合理。
综上可见，物权行为理论的硬伤甚多，无法成立。

『玖』 物权行为与侵权行为的比较

先说符合债权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条件：1、受到了侵害；2、加害人有主观上的错误；3、该请求权受到时限的限制。而物权请求权不需要以上3个条件就可以提出要求

『拾』 物权的变动是什么 物权行为与物权的公示

物权的变动 物权的变动，是物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总称。从权利主体方面观察，即物权的取得、变更和丧失。由于物权法律关系的特性，不特定的义务人仅负有不非法干涉物权之行使的不作为义务。所以，义务的适当履行表现为尊重物权的现状，即在物权人取得权利时，尊重其权利；在其权利变更后，尊重其变更后的权利，物权如果消灭，义务人的义务也就不存在了。 物权的产生，即物权人取得物权。它在特定的权利主体与不特定的义务主体之间形成了物权法律关系，并使特定的物与物权人相结合。物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之分：前者是指不以他人的权利及意思为依据，而是依据法律直接取得物权，如因先占、取得时效取得一物的所有权；后者则是指以他人的权利及意思为依据取得物权，如因买卖、赠与取得物的所有权。继受取得又可分为创设与移转两种方式。创设的继受取得，即所有人在自己的所有物上为他人设定他物权，而由他人取得一定的他物权。例如房屋所有人在其房屋上为他人设定抵押权，则他人基于房屋所有人设定抵押权的行为取得抵押权。移转的继受取得，即物权人将自己享有的物权以一定民事行为移转给他人，由他人取得该物权。例如房屋所有人将房屋出卖或赠与他人，则他人根据其出卖或赠与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物权的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物权的变更，是指物权的主体、内容或客体的变更。但是严格来讲，物权主体的变更是权利人的更迭，应属物权的取得与丧失的问题。狭义的物权的变更，仅指物权的内容或者客体的变更。物权内容的变更，是指在不影响物权整体属性的情况下物权的范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如典权期限的延长、缩短，地役权行使方法的改变，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的部分履行。物权客体的变更则是指物权标的物所发生的变化，如所有权的客体因附合而有所增加，抵押权的客体因部分灭失而有所减少。 物权的消灭，从权利人方面观察，即物权的丧失，可以分为绝对的消灭与相对的消灭。绝对的消灭是指物权本身不存在了，即物权的标的物不仅与其主体相分离，而且他人也未取得其权利，如所有权、抵押权因标的物灭失而消灭。典权因期限届满而消灭。相对的消灭则是指原主体权利的丧失和新主体权利的取得。例如因出卖、赠与等行为，使一方丧失所有权而另一方取得所有权。严格地说，物权的相对消灭并非物权消灭的问题，而应当属于物权的继受取得或主体变更的问题。 物权的变动的原则 物权是对于物进行直接支配的权利，具有优先权和物上请求权的效力。基于物权这样的性质，如果不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必然纠纷不已，难以保证交易的安全；因此民法上对于物权的变动，就需要有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 (一)公示原则 公示原则要求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物权具有排他的性质；所以，如果没有通过公示方式将物权的变动表现出来，就会给第三人带来不测的损害，影响交易的安全。例如，在房屋上设定抵押权，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该抵押权的存在，那么，不知该抵押权存在的购买该房屋的第三人就可能蒙受损害。因此，民法上关于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以“交付”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 对于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发生的物权变动，公示原则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基于民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非经公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对于基于民事行为以外的原因发生的物权变动，不经公示虽然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是在公示完成之前，当事人不得处分之，如因继承、法律规定、事实行为等发生的物权变动。 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从各国立法例考察，始于抵押权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虽然要受到地域的限制，其记载的内容也未必全然翔实，更由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物权的变动频繁且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登记制度未必能充分起到公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作用。但是，人们毕竟可以通过登记了解物权变动的事实，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作用。 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这是因为动产物权变动不仅容易而且频繁，无法以登记的方法公示，只能用移转占有这一手段来表现动产物权的变动。而且，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时间和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保证交易的迅速进行，物权法上还有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方法作为现实交付的补充。可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交付足以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有效的公示方法。 (二)公信原则 物权的变动以登记或交付为公示方法，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如买卖、赠与)；那么，即使登记或交付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公信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推定为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推定为该动产的权利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这称为“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效力”。其二，凡善意信赖公示的表象而为一定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当受到保护，保护的方式就是承认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物权的变动之所以要有公信原则，是因为仅贯彻公示原则，在进行物权交易时，固然不必顾虑他人主张未公示的物权，免受不测的损害；但公示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如果法律对这种情形无相应的措施，当事人一方也会因此而遭受损失，如假冒房屋所有人进行移转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彩色电视机的借用人将其出卖。如果在物权交易中都得先一一进行调查，必然十分不便。在物权变动中贯彻公信原则，使行为人可以信赖登记与交付所公示的物权状态，进行交易，而不必担心其实际权利的状况。可见，公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但有时不免会牺牲真正权利享有人的利益。这是法律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权利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均衡、选择的结果。 公信原则在近代各国的立法例上，最先是适用于动产物权。罗马法上本来有“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如果绝对贯彻这项原则，在动产物权上也就不可能有公信原则。但是在日耳曼法上却有“所有权人任意让与他人占有其物，则只能对于该他人请求返还”的原则，除对于被盗窃之物及遗失物仍享有追及的权利不适用此原则外，如果因信赖对方将物交其占有(如借用、保管)，则只能向该对方请求返还。也就是说，如果该物已被对方让与第三人时，所有权人也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请求返还。近代各国民法为保证动产交易的安全，舍弃了罗马法的做法而采取了日耳曼法的原则。 对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予以公信力，是从抵押权开始的，以后逐渐扩展到不动产所有权及其他不动产物权，如《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的规定。但《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物权还未实行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是否采取公信原则，在法律效力上会有显著的差异。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卖给某乙并且经过产权登记，而某乙又将房屋转卖给某丙，且也经过产权登记，以后因某甲主张其与乙之间的买卖有错误而归于无效。此时，乙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但对于丙来讲，他可否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就要看法律是否赋予不动产物权登记以公信力：如果予以公信力——因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乙，丙也相信房屋是乙的所有物——则丙取得其所有权；如果不予以公信力——即使登记的所有人是乙，丙也相信房屋是乙的所有物，即使其相信并无过失——丙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从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出发，应当赋予不动产物权登记以公信力。 综上所述，对于物权的变动，因采取公示原则，对于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法，对于不动产则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因采取公信原则，对于动产予以交付(占有)公信力，对于不动产则予以登记公信力。公示原则在于使人“知”，公信原则在于使人“信”。这样，一般来说，物权的变动本来应当是在事实和形式上都是真实的才会产生效力。但是，由于这两个原则被采用的结果，就会发生即使事实上已经变动(如当事人已经将房屋进行了买卖)，但形式上没有采取公示方法(没有进行产权转让登记)，仍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反之，如果形式上已经履行变动手续(如已登记)，但事实上并未变动(如当事人之间并无真正让与的意思)，仍然发生变动的效力。这种情形初看起来与理不合，但却是法律根据物权本身的特点，为保护交易的安全和快捷、稳定社会经济秩序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