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种类法定的作用

A. 物权法定的意义

物权法定原则亦称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的种类与内容只能由法律来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

B. 物权种类法定

物权类型的封闭性属于我国法律秩序中公理性质的基础理论。该理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法律人的意识中，以至于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理论。例如在施陶丁格（Staudinger）物权法[1]的引言中出现了如下经典表述：

“法律和习惯法对物上的权利根据其类型和内容作了终局性的规定。物权的类型仅仅是这些法源所准许的，也就是说物权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物权类型法定（numerus clausus）。如果法律关系的各方希望在他们之间形成具有物权效果的法律关系，那么他们就必须使用物权法所准许的类型，因此类型法定（Typenzwang）。虽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物权类型法定的原则，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款都是以该原则为基础的。另外，对于法律起草人来说，考虑到物权法属于绝对权利的一种，因而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也就不需要对其正当性进行特别论证。”

每个法律历史学家都非常清楚这种不言自明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使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变得困难，甚至通常使对历史文本的理解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在这种不严自明的背后通常情况下隐藏着一个基本的、已经固定成公理的或者是缩减了的价值衡量过程，这种价值衡量过程对法律制度特征的形成起到决定作用。法律历史研究处于对历史进行沉思和共同促使现行法的形成这一紧张关系之中，如果仍然是可能的，法律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描述这类发展过程。[2]这样做的特殊意义在于使现行法的理论基础清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理解为沟通的桥梁：对现行法产生的环境进行历史分析是对理解和向前发展现行法的贡献。[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要在下面提出关于物权类型法定原则的形成、意义和功能等问题。为什么恰恰是这个重要的原理（Dogma）现在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主题，或者为什么应该使它更加完善呢？这是出于下列几个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的原因：将通过内容丰富、并得到广泛讨论的改革方案对《德国民法典》的债法部分进行改革，以便将原理的发展继续记录下来并且固定下来[4]，使法律适应新的情况和已经变迁了的私法理念的要求。几乎与此同时“支付不能法委员会”开始对《支付不能法》进行全面的改革，该改革在另外一个领域追求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说将有关破产的规则与现实情况再一次进行协调，并且考虑到已经变化了的关系和目标设定。[5]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个改革方案中几乎都没有涉及到物权法。人们也许会对这种没有涉及物权法的债法改革而感到惋惜，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物权法体系与《支付不能法》相互作用的关系受到了如此的忽略；特别是所建议的改革对传统物权法的核心部分之一，即所谓的破产恒定性（Konkursbeständigkeit）*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削弱，至少也是对其有所触及。对于每个熟悉历史发展的学者都不陌生，《支付不能法》中法律地位的稳固性与物权法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的关系。[6]

鉴于这种状况就已经促使人们思考物权法在《德国民法典》中迄今为止的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恰恰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考虑到涉及到上述所提及的两个要点之外的另一个事实，特别是与《支付不能法》的改革相关联的情况：在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并且是非常复杂的担保体系的过程中，将会在动产物权领域产生一些法律地位[7]，人们完全有理由能将其称为新的物权类型。其适例之一，为保留所有权买卖的买方的期待权，它已经被确定成为物权法上的法律地位，并且取得了独立的物权法律地位；其适例之二，为适用于那些保留性所有权和担保性所有权，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特征的物权。无需对经济背景和与该体系相关联的法律技术问题进行进一步详细地讨论，尽管它们是导致《支付不能法》改革的主要原因，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物权法体系，至少动产物权法领域正处于重大的变革之中。除了所描述的信贷担保框架下的变化，还存在着一些同样促进改革进程的其它因素。首先，是对信托理论（Treuhandtheorie）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这不仅仅体现在担保性所有权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它受到约束的所有权形式中。其次，这里也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即一方面建立在旧有的德国法中的模式基础之上的，另外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对英美法法律思想的借鉴。[8]同时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当前法律状况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多地受到了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美国法律思想的影响。在这里不能就“美国法的继受”[9]详细展开论述，但是对美国法法律制度的继受引发了许多物权法领域的新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有土崩瓦解我们物权法体系及其基本结构的危险。

C. 物权法定主义意义是什么啊

物权法定主义包括：第一，无权必须有法律设定。所谓物权不得由当事人随版意创设。第二，物权的内权容有法律规定，而不能有当时人通过协议设定。第三，物权的效力必须有法律规定，不得由当事人随意确定。
其意义在于：物权法定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有本质区别的。物权禁止私人意识进入，而合同则大力鼓励私人意识进入。

D. 物权法定原则的物权种类

物权法来中所规定的物权种源类三大类：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所有权是构成物权的基础，所有权制度是物权法的灵魂。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
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处分权是所有权区别于其它权利的重要特征。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并派生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用益物权，所有权是自物权，用益物权就是他物权（限制物权），是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物权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种类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
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设立担保物权的目的就是为了担保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担保分可分为物的担保和财产权利担保两种方式。分为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也即担保物权的分类

E. 物权法定的具体内容

物权法定包括内容法定和种类法定～内容法定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种类法定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

F. 请问物权法中，物权法定缓和的意义是什么急！！！

您好，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范围，公示方式都必须由法律规定，不得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物权法定原则是由于物权是支配权，绝对权，其义务主体为不特定，因此，为了有利于权利人行使物权，义务人协助权利人行使物权，明确物权的界限，故由法律加以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缓和了不同民事主体间的矛盾

G. 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意义

近现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在采用物权法定原则上，尽管各自依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在立法理由采用上，法国倾向于不得违背公序，着重保护近代物权不受侵害；而德国则注重于保护交易安全”，但基本上都基于以下理由：
（一）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的历史产物
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但正式确立于近代资本主义民法。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是在封建专制王权的废墟上缔造的，资产阶级在制定民法并建立物权制度时，面临着如何清理封建时代的旧物权及防止封建制物权复活的问题。封建时代的物权尤其是其土地所有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属性，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对其予以清除，物权不能作为真正的产权存在，资本主义市场所要求的自由的所有权制度就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难以存在和发展。如法国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所有权财产化、私人化、神圣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成果之一，便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私人所有权神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544条对所有权下了著名的定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所享有的绝对物限制的用益、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政治目的便在于巩固所没收的外逃贵族和教会财产的获得者通过大革命而已经取得的权利，为物权法定原则奠定了基础。
较之法国民法，德、日等国民法更为鲜明地确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德国继受罗马法，对物权种类加以限制，与农地改革有关。日本民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是“为了有关土地权利的单纯化，废除土地上存在的旧时代复杂的封建制度式的权利，除单纯明了、自由的所有权外，仅仅承认限制物权，则最合乎近代法的理想”。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明定物权法定原则，也是为了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辟。“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系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在同一土地上，因各自身份特权之不同需求，成立重叠之所有权，如前述之上下级分割所有权，致有碍物权绝对性之确保。且挟身分特权之威胁，使物权变成为对人之支配，此尤为近代人权思想所不容，故旧物权制度自须加以整理，使物权脱离身分之支配，成为纯然之财产权，即所谓自由之所有权。旧物权整理既毕，乃以法律规定，并禁止任意创设，以防止封建时代之物权制度死灰复燃。”
（二）物权绝对性、直接支配性的逻辑必然
物权与债权，为近代民法两项并驾齐驱的财产权，根据其内在性质不同，物权采法定主义，债权采契约自由原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在于其具有直接支配性与保护的绝对性，物权因系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权利，具有不可侵性，可以排除其他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利的干涉。任何人侵害物权时，物权人得行使物上请求权，以排除他人的侵害并恢复物权应有的圆满支配状态，故物权的保护具有绝对性，乃对世权、绝对权，具有极强的效力，得对抗一般之人，如许其以契约或习惯创设，则有害于公益。例如，当事人随意创设一种法律没有规定的担保物权，如果一方对提供担保的财产直接行使优先受偿权，则会严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债权则不同，债权属于请求权，具有相对性，只在缔约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签定的合同只要其内容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就承认其有效。因此，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法律没有必要干涉其私事，从而债权无须实行法定主义，而任当事人自由创设。
（三）便于物权公示，降低交易成本，确保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
物权的作用在于确定财产的归属、支配和利用，因物权的效力所使然，物权的存在及变动不应仅仅存在于当事人的观念中，物权的归属及内容，即物权的现状如何，应有能从外部加以认识的表征，使物权关系据此得以透明。特别是在交易繁盛、物权变动频繁的现今社会，要使交易便捷，就必须使其种类和内容为一切人所知晓，因此物权具有公示的必要。从立法技术言，物权只有法定才便于公示，因此可以说物权法定主义的产生，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诚如郑玉波先生所言：“此为物权公示原则的需要。倘物权种类许当事人任意创设，则仅依占有而为表象，既不可能，而依登记以为公示，于技术上又困难殊多，故法律为整齐划一，以便于公示计，不能不将物权的种类予以明定，而仅承认当事人在法定的物权内，有选用的自由，并无创设的自由”。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既已法定而且已予以公示，交易当事人对其通过交易欲设定或取得的物权则无须反复调查即知其内容，这样，有助于建立交易信用，减少财产关系中的信息成本，使交易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物权体制下高效率地进行。同时，由于物权内容明确，就易于确定权利移转中的风险值，降低交易的缔约成本，从而最终确保交易便捷与安全。
（四）维系一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当然选择
“物权制度有关一国的经济，势不能不采取一贯的政策，以为社会的准绳，此物权的种类所必须法定也。”[物权具有“固有法性”，因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及国民性等不同而有所不同。物权法以对财产的支配为中心，以对财产的占有为起点，表达的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不同的国家，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等，都决定了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制度的不同。
从经济的角度看，物权特别是所有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物权制度最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之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表达和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在经济上实行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允许人们最大限度地追求财产利益，因此，在物权制度的设计上，即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的所有为中心。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竞争的加剧，垄断的盛行，资本越来越集聚在少数经济上拥有实力的大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少有甚至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因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必然是大垄断财团把持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在经济上建立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所有权制度，采与西方不同的经济模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必然采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模式。由此可见，不同的所有权的选择，体现的正是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而“物权法定原则，则是保证一国之基本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物权制度设计方案不可由私人意志加以改变的必须。”

H. 物权法定与法定物权

物权法定是指一个权利如果认定是物权必须有法律规定

留置权的成立是达到法定事由而成立而不是源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而抵押权，质押权是因当事人合意订立合同实现 属于意定物权

区分标准是成立标准是来源与法律的直接规定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

新出台物权法已经取消了典权的规定，典权已经不是法律意义的物权

I. 物权法定的影响

法律产生于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必须追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才能永葆其发展的生命力。立法是各个具体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法律则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新需要，使物权法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客观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立法作为一项探求真理的认识活动，必然要受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限制。每一个以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暴露的程度、社会历史（生产状况、科学技术状况）的实践水平、主观的条件（个人的经历、受教育程度、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思维是非至上的。因此，指望立法者于立法之初即为未来社会预定一个一劳永逸的物权制度体系，无异于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殆不可能。此外，物权法本质上为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固有法”、“土著法”，往往带有立法者民族传统的气息，虽大都适宜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易，他们又往往发生与社会的需要脱节、龃龉的现象，并为社会所不容，如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上的永佃权制度，曾对调和土地的“所有”与“利用”发挥重要机能，但由于其在现代社会已不具资源使用的效率，已随社会的变迁而式微消逝，便是明证。如何克服物权法定主义之局限，如何协调“于社会生活之长久酝酿，习惯之反复践行”所生的新物权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冲突乃成为一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