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准物权
准物复权指“依据行政命令而取得的具制有物权性质的权利”，它是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还包括公路收费权、森林采伐权等权利，并且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具体权利类型将随着我国法律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2. 期房的法律制度有哪些
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热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商“一房多卖”的情况时有发生。据报道，发生在深圳的“香珠花园”事件，开发商一房多卖涉及房屋200余套，涉案金额2亿多元；上海“天天花园”事件，同一套房产卖给了7家；在广东的“广地花园”事件中，开发商重复售楼资金过亿元。笔者认为，之所以经常发生“一女多嫁”的事件，除出售人在主观上存在恶意外，在客观上，与期房（或商品房，下同）预售登记备案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有关。因此，尽早建立和完善我国期房，尤其是居住用期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保护购房者的利益、构建法制化的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值此《物权法》草案讨论之际，笔者就赋予居住用期房预售备案优先权制度作若干思考。
一、期房预售登记备案法律制度的缺憾
我国现阶段期房预售登记备案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分散、交叉、冲突，以及缺乏民事效力等情况，许多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法规零散，存在法律冲突
现阶段期房预售备案登记制度主要散见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管理规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以及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各地方法规中。由于现行的房地产登记备案制度，主要是由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分别进行登记的，这二个部门对期房涉及的备案登记的规定不尽相同，而且规定过于原则，操作难度大，其中有关预售登记的规定与完整的房地产物权又存在着交叉与冲突。这对于“准物权”的期房预售登记备案而言，十分不利。给售房人营造了“有机可乘”的空间，妨碍了物权的合法、安全转移。
2、以行政管理为主，忽视民事效力
建设部于2001年修改后重新发布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从行政法律的形式上看，似乎是一部专门规范期房预售的专门法规。但是，从全文共计17条规定来看，主要以行政管理为主，没有从民事效力的角度来规范期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这部行政法律虽然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土地登记管理规则》等行政法规对期房预售登记备案有相近规定，如：“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商品房预售，开发企业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如不进行预售登记，则“责令停止预售、补办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但是，上述规定主要规范的是对期房预售合同审查和管理，并没有就期房预售登记备案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及其法律后果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对期房预售登记备案的程序、内容、机构设置等也未作出详明的规定。另外，各地方的土地、房产管理登记机构对期房的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做法也极不一致，查询非常不便、甚至不让查询，无法让预售登记备案起到应有的“公示”效能。这既不利于避免“一房二卖（或再抵押）”等损害购房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也不利于购房人查询欲购房屋是否已经抵押或出售给第三方。因此，在“一房二卖（或再抵押）”等现象出现时，购房者的合法权利还是难以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
3、地方法规不尽一致
在实施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有关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的上述规定中，我国一些地方法规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也不尽一致。（1）备案对第三人有效。如《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32条规定：商品房期房购买“当事人应当备案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换言之，如商品房登记备案就对第三人发生对抗效力，如不登记备案，预售合同虽然有法律效力，但对第三人没有效力。（2）备案登记是预售合同生效的条件。如《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规定：“商品房预售人不依法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造成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根据该规定，不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无效的，法律不予保护。（3）不备案登记仅受行政处罚。如《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规定：“房地产开发商预售房地产，未按规定将房地产买卖合同报登记机关备案而预售房地产的，由主管机关对转让人处以转让价款5%以下的罚款……”根据该规定，可以理解为预售房合同不登记备案不影响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但开发商应承担行政处罚责任。地方法规的上述不一致规定，可以说给怀有恶意目的的开发商留下有机可乘的空间。
二、居住用期房备案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思考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从立法意义上而言，只赋予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在行政上的效力，而未赋予其民事法律上的效力。因此，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精神，在登记备案的行政管理规定与民事法律效力交织中，笔者认为应对居住用期房预售登记备案从“准物权”的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上去思考，即赋予其对世权或优先权的效力。
1、登记备案的法律性质
建立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和预防一些不必要的讼争，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关于预售期房备案登记制度的性质，目前广泛的观点认为：该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种物权登记。
《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买卖期房或者转让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债权人为限制债务人处分该不动产，保障将来取得物权，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对于其中的“预告登记”，从其本意去理解预售登记备案的法律性质，它应当是一种债权物化的预告，是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期待权或“准物权”。换言之，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法律性质属于不动产“准物权”的权属登记。其已有法律基础思想是：
首先，从现行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来看，预售登记备案尽管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但其中有关登记、公告等规定，具有预告、公示的民事性质。如果否定权属登记备案的这一“公示性”的民事性质，那么备案登记制度就不存在任何意义。
其次，从登记备案操作规程而言，它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1）将期房这一“准物权”的设立、转移、变更等情况登录在登记备案薄上；（2）登记备案的内容能够为不特定的相关利益主体所查阅；（3）公示后即具有特定的债权物化期待权。
第三、准物权一旦期待条件满足，就能取得所购房屋的物权。相反，如果购房人不办理登记备案，那么购房者仅仅只拥有合同债权，其购房的债权物化可能性在法律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该解释从法理上对登记备案的期房“准物权”性质作了明确的回答。
2、登记备案的法律效力
登记备案的法律效力主要是指对不特定的第三人是否具有对抗效力。目前大部分的学者观点认为，登记备案对第三人没有对抗效力。对于登记备案的法律效力，物权法草案在第二十一、二十二条均作了相应的勾画。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期房登记备案制度中的民法原理进行考量，应当可以得出期房，尤其是居住用期房预售合同的登记备案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的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该解释虽然没有期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前提词，但是可以推定，如果没有预售合同、没有售房双方的登记或在行政机关的备案，消费者是不可能支付部分或大部分房款的。如果前提词存在，则该解释已明确回答了期房预售备案登记对于第三人的效力问题。
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了“房屋登记是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公示方法”的原则。登记备案制度之所以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对世效力，主要在于登记备案具有公示的预告性质。从公示预告的性质而言，其对世效力就在于：（1）保全效力，使债权获得物权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顺位保护效力；（3）破产保护效力。如果否定期房预售登记备案的对世效力，就等于没有登记备案制度，如果没有登记备案制度，物权的变更、变动、转移将是不可想象的。
三、赋予居住用期房备案对世权制度的思考
物权法草案中有关居住用期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已经就其对世效力作了规定，但仍过于原则，难以操作，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如：并没有预售登记备案程序、内容、机构设置的规定，与现行的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也相脱节。无法真正起到保护购房人之权益，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功能与作用。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无不以人为本、保护公民生存的基本资料为主要目标。在我国，公民购买期房的目的主要用于生活居住消费或经营。若不赋予购房者在办理预售登记备案后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必将影响大部分购房者的生存权，对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物权法草案在构建我国期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中，应结合现行法律规定明确赋予期房——尤其是居住房预售登记备案制度的准物权效力，将登记备案作为预售合同的生效要件，对期房预售合同约定的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从而真正保护购房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物权。
基于上述概括思考，为确立居住用期房合同备案对世权制度，建议在物权法草案中还应增加以下规定：1、登记机构法定化，即备案登记机构有法律直接规定或授权规定；2、备案程序具体化，即由法律明确规定备案的程序，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方式向登记机关作出特定表示，备案必须在指定的媒体上公示并可以接受查询等；3、备案效力确定化，即明确非经公示不得对抗第三人，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备案才具有对世效力，如：可以“凡符合下列条件的登记备案具有法律效力……”等。
这样考虑的出发点是源于宪法对于公民生存基本权利的保护，从秩序价值上赋予购房者优先权，稳定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有利于构建法治化的和谐社会。
3. 我国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导论
魏铁军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北京，100812）
一、引言
200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矿产资源法执法检查报告提出，要尽快修订矿产资源法。按照我国立法工作惯例和政府法定职责，矿产资源法修订的调研、论证和起草的工作任务自然落到国土资源部头上。
2003年6月，“非典”刚过，国土资源部“两法”修改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两法”办公室，负责土地管理法和矿产资源法修改的日常工作。截至目前，“两法”办共召开各类座谈论证会近80个，听取了2000多人次的意见，收到各方面书面修改意见建议100多份，形成了8份调研报告，包括2004年底向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提交的综合性材料《矿产资源法修改研究报告》。
从法制进程来看，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矿产资源领域全面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矿产资源法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在我们开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研究大门的时候，首先要拨亮矿法“三化”的明灯，并用它时刻照亮我们前行的漫漫长路。
所谓“矿产资源法律改革”或“法律改革”，是指矿产资源法律规范总和及其相关的变动，是矿产资源立法的广义现象，是想时刻提醒矿产资源法是复杂的规范体系，并不局限于权力机关颁布的《矿产资源法》本法。此外，“矿产资源法修订”或“矿法修改”，是指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研究论证工作，尚未包括法定立法程序内容，是法理学论证。
2005年5月，笔者以《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主要内容包括：①把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置于法律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②概括总结了矿产资源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趋势；③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现代化因素；④比较国家所有权与私人占有权，主张公权与私权的综合平衡；⑤提出法律起草结构建议，主张注重改革也保持传统的立法系统论；⑥建议设立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常设机构。
今天提交给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青年分会大会的论文，基本上就是笔者博士论文的导论部分。
二、法律现代化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模型。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不是这个社会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演。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讨论，在法学界即表现为法律现代化的热点问题。所谓法律现代化，即法制现代化或法的现代化，有法学教材定义为“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其实质就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原则，1999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依法治国，从而法律现代化问题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经过2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似乎与发达国家相距无多，但是我国法制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和法治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显现了其特点，并且也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现代化为一种朝向现代化状态学习的历程，而这种现代的状态却永远不能完全达到，没有一种最终的现代状态，而只有一种在许多现代与传统力量中求适应的历程。因而，现代化是多模式、多元化和多阶段的。
法律现代化问题，涉及许多争论，如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法律发展模式之争，一元论与多元论的法律定义之争，积极论与消极论的法律功能之争，现代化与平面化的法律发展观之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法律发展途径之争，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知识论之争，政府推进与民众主导的法律发展主体之争，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法律发展资源之争。建立现代法律制度也必然涉及作为现代法律运动一部分的法治之正当性。把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运动置于这样一个所谓社会转型的宏大图景之中，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呢？首先，作为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宪政、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是必要的，不但有历史的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需要。社会发展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全球性理论课题，其中法律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法律发展模式上要讲究中国特色，法律发展阶段上要注意法律转型，法律发展道路上要强调政府主导。
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农业经济和数百年工业经济，现在进入新经济时代，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组成新的现代化特征，是法学研究乃至法制实践所要面对的客观的时代背景。由此而论，我国法律现代化更应当是法律的当代化（为了减少概念，仍然称为现代化），是指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以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为特色的，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文明中有益成分的，适应国际立法形势并能承担国际条约义务的法律制度的改善和演进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所谓矿产资源法律现代化，是法的现代化大概念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为满足当代中国矿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学习借鉴外国矿业法制经验的，矿产资源法的整体完善和演进过程。矿产资源法的现代化，是法律的内在的提高和内涵式的发展，与国家法制现代化的步伐是一致的，其内容是丰富和动态的（见表1），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表1矿产资源法律现代化研究内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中国经济以约9%的速度快速增长，矿产品市场的巨大需求强烈拉动矿业繁荣和发展，因而中国矿业是发展中的基础产业。中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质工作取得辉煌成就。有专家估计，中国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为137万亿元（约合16万亿美元），是中国现代化矿业产业的物质基础。中国有500家大型、1250家中型和1.5万家小型矿业公司，全国矿业产值超过4600亿元，占GDP的4.9%。同时，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在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致的。中国取得了WTO缔约国身份，也正不断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因此，中国矿业是全球矿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矿产品市场、全球矿业生产市场和全球矿业资本市场三个角度来看，中国矿业已经与全球体系融合在一起。
中国矿业的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与全球矿业的联系。其中，矿业权市场建设是关键的纽带。1996年修改的矿产资源法使得矿业权交易成为可能，并促进近年来全国性的矿业权市场的形成。如果中国矿产资源能够实现资本化或证券化，那么可以造就30个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当量。2002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有资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制度安排，为国际资本间接收购中国矿业提供了新的管道。
近年来，中国矿业政策和法制越来越清晰。2003年12月，国务院发表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是矿业政策的最高表述。经过近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在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也注重矿业文化建设。国际经验和国际惯例对于矿业管理者来说，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双方面都应当努力了解。1999年以来，国土资源部每年都举办“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为国际矿业文化交流设置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矿业产业与全球矿业体系的融合，也为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法提供了国际智力，以解决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域外经验学习问题。
自1986年起，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贯彻实施，维护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规范了矿产勘查开发活动，促进了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已经步入法制化轨道，正在逐步建立以矿业权制度为核心的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通过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改，特别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组建国土资源部，促进了矿产资源管理政府职能的转变，全国矿产资源管理相对集中统一了。但是，矿产资源法实施中仍存在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集中体现在反映市场经济要求不够，仍然存在按所有制区分矿业权人的问题，外商投资矿业不享受国民待遇，矿业权市场审批程序不清晰、审批部门过多，资源信息透明度不够、收集困难，探矿权与采矿权之间衔接不确定，矿业权排他性制度安排不严密，矿产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保护不够，矿产资源税费负担较重、难以保证合理的经济效益，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等现行矿产资源法本身不够完善所导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矿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矿业投资环境不佳和投资紧缺的局面未有实质性改善，矿产资源勘查体制处在重组和调整之中，商业性勘查投资萎缩，矿产资源保证程度下降，不少矿山企业资源枯竭、产量递减、效益滑坡，导致我国矿物原料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部分矿产品阶段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极大地影响着国内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矿产品的保障程度。鼓励矿产勘查、促进矿业投资，资本市场建设是关键。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当中存在的各类矛盾和主要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通盘解决，要通过这次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改变我国矿业领域“改革开放双滞后”的局面。矿产资源法律改革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矿产资源法修改要促进矿业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促进矿产勘查，保障矿业健康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可供性，最终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矿产资源基础。这应当成为矿产资源法修改的特色或亮点。
矿产资源法修改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该部法律的现代化，使其成为一部鼓励矿产勘查、促进矿业投资、保护资源产权的法律。矿产资源法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加强以矿业权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国家是矿产资源所有者，同时又是社会管理者，我国现行的矿业所有权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存在着改革的余地，今后在矿产资源管理中侧重点应放在矿业权上，因为矿业权制度是矿产资源所有权实现的具体形式，是国家资源财产权利的载体。它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法律关系正是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的主要对象。
要认真遵守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严格规范矿产资源行政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持行政权力与责任的一致，保持行政权力和个人利益的分离，建立自我约束、责任追究与外部监督机制，扩大会审范围，简化办事程序，推行阳光行政。从法律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矿业权是所有权派生的权利，主要通过行政授予取得，因而与所有权相比，矿业权更具有容易被行政权“打扰”的脆弱性。外国矿业法普遍规定矿业权为准物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目前，我国矿业权管理部门和理论界也逐步重视物权法立法动态，希望把物权法的若干原则落实在矿业权上。
要将我国矿业权法律制度与物权法律制度结合起来，需要解决矿产资源法性质的再认识问题。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的核心是保护国家所有权，主要规定矿产资源管理行政权属于行政法体系，即公法的属性。但是，现行矿产资源法在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绝对物权下又设置了若干为实现国家所有权的一系列相对物权（准物权）。物权是私权，物权法属于私法范畴。那么，同时规定和保护特定私权的矿产资源法又具有了私法的性质，而且应当是优于“普通物权法”的“特殊物权法”。因此，我们认为，矿产资源法是兼备公法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如果这个命题符合实际，那么我国矿业权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有更全面的理论基础。在国外，行政法的公法兼私法属性上的混合有两个方向，即总体上私法属性的行政法的公法化和总体上公法属性的行政法的私法化。随着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解除管制、分权和私有化）和立法变革，公法和私法已日趋融合；行政法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力求使用市场手段以保障个人权利并更加体现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要求，私法已经大量进入公法领域。对我国矿产资源立法理论的启示也成为“公法私法二重性”的有机融合。
建立矿业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的权益，是在微观领域调整国家、资源所有者和开发利用者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动”，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矿业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就应当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国家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有利于协调国家、资源所有者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矿业权市场建设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利于扩大资源基础，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维护和协调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经济利益，创设产权明晰、程序完备、制度健全的包容特别物权法制原则的现代行政法制制度。
矿业权行政许可制度是国家以行政手段调整矿业权关系的不可偏废的有效手段。没有矿业权行政，矿业权的设置就没有法律依据，矿业产权和矿业资产就没有法律保障。由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涉及面广，矿产资源又是可耗竭性资源，因此它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点，有必要实行行政许可进行管理。在矿业权领域实行行政许可制管理，要求审批矿业权的各项制度公开、透明、简约。通过规范矿业权行政许可制度，提高依法行政的素质和水平，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管好用好保护好矿产资源。规范的重点是：矿业权申请审批程序，矿业权取得资格，矿业权审批原则和标准及方法，矿业权有偿收入分配使用和矿业权评估标准和方法等。同时，进一步加快建立和规范矿业权市场的步伐，完善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和调整收益分配关系，同时利用矿业权市场价值发现功能，为矿业公司上市准备边界清晰的矿业产权和价值准确的矿业资产。反过来，用资本市场检验矿业权市场，从而发现矿产资源价值，体现国家所有权权益。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矿产资源法现代化要考虑的问题。本论文将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说。
三、法律法典化问题
法典（Code）一词，在古代是指一些记载规章的书籍或者简单的法律汇编，在近代以来则指对某一部门法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编纂，从而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献。那么，所谓前者典化其实也是一种立法过程。
法律法典化，就是一国法律的形式渊源逐步趋向以法典为表现形式的一种趋势。法典化运动与法典制定运动的区别之处，正是在于前者是一个连贯而持续的过程，并在其中逐步实现了法律形式向法典靠拢的趋势，后者单纯是制定法典的活动。法典化运动的概念与成文法化运动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对象限于法典，而不包括后者的单行成文立法。法典化运动与立法活动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内涵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法律的活动，而前者则在后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民间组织的法规整理和总结活动。
中国民法法典化不仅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现代法制建设工程，而且是一项多元而广阔的历史性法文化建设。围绕这一建设，必然交织着继受性法文化的吸纳、传统性法文化的继承和时代性法文化的创新三位一体的交融同构。近几年民法学界对罗马法及其后继之典范——法、德、日、瑞士等大陆法系民法典展开了诸多评介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与此相反，关于中国民法法典化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法学界关于《中国民法典》的立法条件是否成熟的讨论尽管没有激烈的交锋乃至展开论战，但是不同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讨论的意见和观点基本上有肯定、否定和中性三种情形。
法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我国民法的法典化中关于知识产权法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主张把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的，有主张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之外单列的，而最新颖的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已经成熟。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1992）、《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是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世贸组织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我国也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规范，应当整合于一部法典（体系化、逻辑化的知识产权法）。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学术界各理论名家纷纷对此发表宏论，著书立说，似乎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就要问世了。然而，纵观程序制度的发展历程，现代行政程序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否则，即使在法律上确立了现代程序的某些形式，它们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基于我国现代程序制度健康运行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并未成熟这样一个国情，如果急于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的话，无疑会导致拔苗助长的后果，从而使预期的价值目标落空。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缓行。
中国是世界是最早有成文法典的国家之一，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法典的编纂和修订，法律文献浩如烟海，形成了庞大的中华法系。我们有着法典化绵延不绝的法律传统。放眼大洋彼岸，美国强大的历史也是它四次法典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为我们学习域外法律现代化法典化经验提供了又一典范。
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是指矿产资源法的各项规范在内容上不断完善、在形式上逐步固化，形成稳定的、长远的、清晰的法律本本，以全部囊括主要的矿产资源法律规范。这个本本内容已经更加充实，形式更加清晰，便于纠正现实社会中对矿产资源法的曲解和歧义，是矿产资源法制建设全部环节都需要的。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是矿产资源法制建设进一步升级、矿产资源立法结构不断调整和矿产资源法律实施更加科学的努力方向，是矿产资源法律制度文明的最高体现。总之，矿产资源法的法典化要达到全面规范、统一立法和制度文明的要求（见表2）。
表2矿产资源法律法典化3项要求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全面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是法典化过程产物，但恐怕这也仅仅是形似，这个法律本本也许只是一个雏形，而神似的矿产资源法典还有待于进一步立法。
未来的矿产资源法典，应当整合现有的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土地管理法中关于矿业用地部分、分散在其他法律中的矿业产业规范、水法中有关内容以及环境立法中涉及矿业和矿山的部分内容。
四、法律司法化问题
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这是法制社会的基本特征。法律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从法律的方面说，法律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律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这就是法律司法化的基本概念。
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做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
中国法院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做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作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两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
我国法治化进程加强了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1997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在北京大学“知名法学家讲座”上演讲，论及法律司法化问题。他认为，司法审查权不是普通法的组成部分。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法院坚持议会至上的原则，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对法院都有约束力，法官无权撤销由国会通过的法案。而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它宣称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19世纪初，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最高法院声称一项国会法案违宪因而无效，从而树立了司法审查的传统和权力，成为美国政府制度的一部分。
法律司法化运动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法律主要用于诉讼的基本特性的彰显。明确法律就是用来打官司的，对于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国土资源法的可操作性和司法适用性。司法化问题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法律技术和立法技术的结合。
矿产资源法的司法化，外在地（从外部来讲），是指为提高矿产资源法的法律实施而依靠司法力量的努力；内在地（从内部来说），是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对司法技术运用的尝试。对于前者，我们要在矿产资源法的适用上，主动寻求司法对行政的支持；对于后者，我们要大力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积极探索矿产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和仲裁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矿产资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内容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见表3）。
表3矿产资源法律司法化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内容
五、尾论
矿产资源法正处于现代化、法典化和司法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化”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的3大内容。但是，笔者论述的内容仅就现代化部分进行了展开，还远没有在法典化和司法化上展开深入的讨论。准确地说，《矿产资源法律改革初步研究》是矿产资源法律改革研究关于法律现代化的上篇，而中篇和下篇应当分别是法典化和司法化的具体解析，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笔者设想，在法典化篇中，将矿产资源法最主要的规范、规则、原则和概念，进行技术性和战略性的整合，形成一座宏伟的矿法大厦——《矿产资源法典》；在司法化篇中，解决矿产资源法结构运行问题，进行案例法律分析，在行政和司法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坚固的桥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改革可能还有其他的过程，包括人文化和本土化之类。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张新安博士提出，中国的法律改革要加上人文化的内容；4月份刚刚仙逝的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其《乡土中国》应当予以借鉴。对此，限于研究的深度、论文的篇幅和答辩的时间，作者没有涉及“三化”之外的其他“化”，也没有更多讨论矿产资源法典化和司法化问题。
这些将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范健等.法理学——法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魏铁军，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4. 什么是准物权 准质权 准用益物权 ····
准物权指“依据行政命令而取得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权利”。
这是个较为广泛的概回念，不仅包括矿业权、水答权、渔业权和狩猎权，还包括公路收费权、森林采伐权等权利，并且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具体权利类型将随着我国法律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传统物权体系是完全物权(所有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社科院法学所提出的建议稿采用了传统物权体系。也有观点认为准物权应当作为一类独立的物权类型来看待，形成完全物权＋限制物权＋准物权这一新的体系。
其他的依次类推吧。
5. 公路收费权是准物权还是用益物权
准物权复准物权指“依据行政命制令而取得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权利”。
这是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还包括公路收费权、森林采伐权等权利，并且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具体权利类型将随着我国法律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传统物权体系是完全物权(所有权)＋限制物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社科院法学所提出的建议稿采用了传统物权体系。也有观点认为准物权应当作为一类独立的物权类型来看待，形成完全物权＋限制物权＋准物权这一新的体系。
6. 为什么债务免除是准物权
您好，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抵押权人不对抵押物享有支配权。
7. 论述我国物权的种类及内容
近年来，学界对传统民法规定的物权种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
8. 为什么债权让与不属于准物权行为据说这是我国当前民法的基本观点。可是能给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么
这么说吧，债权让与具有处分属性，民法中以处分和负担来区别内物权债权，债权有很容多种权能，唯债权让属处分行为！但别忘了，这个处分依然在本质上属于债权的权能之一，其归属于债权之下！而非准物权，准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权能，只不过准物权不是物而是某种特定权利！所以才叫准物权！
9. 用益物权于准物权的区别是什么
用益物权与准物权的区别
（一）、准物权由行政许可而取得，而用益物权由所有权权能分离所得
准物权与行政许可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行政许可，就没有准物权”。[7]但是用益物权却不是由行政许可而产生。用益物权由所有权权能分离所得。当然，在用益物权的产生、转让等过程中行政机关是起一定的作用的，例如用益物权的产生、转让等行为，均需到主管部门进行登记。但是登记仅仅是用益物权的产生和变动的一种公示，而不是确认或者创设用益物权。
行政许可是各类准物权产生的共性。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行政许可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为。第二，行政许可是管理性行为。管理性主要体现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的单方面性。第三，行政许可是外部行为。第四，行政许可是准予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实施行政许可的结果是，相对人获得了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比如，开采矿山、从事律师职业。
用益物权的设立或产生是通过合同进行的。由所有权到用益物权，是有对价的，所以用益物权的设定本身就是一种交换，这就是物权的动态性。交换应通过法律行为来完成，其中包括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用益物权的设立即要通过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来完成，债权行为为设立用益物权的合意及违约责任的约定，而物权行为则是使该债权转为物权，具备排他性支配效力的根据。以土地使用权的设定为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须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进行。这种合同应当是民事合同，而不是行政合同更不是行政许可。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以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出现，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关于土地使用的合同。
（二）、准物权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用益物权的客体为确定的不动产
准物权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所谓的客体的不确定性是指，首先，该客体的存在与否是不确定的。其次，即使该客体存在，其数量也是不确定的。例如，渔业权的权利人在取得行政许可后，可以在某特定的区域行使该权利。但是，他仅仅是可以在特定的区域进行捕捞而已，是否有渔业资源的存在和渔业资源的多少，这是不确定的。采矿权、狩猎权等准物权的客体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因此，准物权不在于对具体的物的支配，或者说，能否对物进行支配和在多大程度上对物支配是不确定的。准物权主要在于取得了一种资格，能够行使特定的行为。
用益物权的客体为确定的不动产。用益物权之所以主要以不动产为标的物，乃出于下述原因：一是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占有之公示力仅能表现极简单的法律关系，而登记之公示力则对于复杂的法律关系也能表现。现代各国民法，动产物权种类较少，不动产物权种类较多，其原因正在于此。用益物权为一种较为复杂的物权类型，以不动产为其标的物，即可借登记加以公示。二是动产之种类至为繁多，数量亦相当零碎，而其价值又往往较不动产为低，因而如有需要，尽可买为己有，即使偶有利用他人动产之必要，亦可依借贷或租赁等债的方式获得实现，而不必依赖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的客体不仅仅是不动产，而且必须是特定的。为使法律关系明确，便于公示以维护交易安全，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物。非特定物因难以为权利人所利用，故不能成为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从而约定的标的物的种类、数量虽可以成立债权，但不能成立物权。
(三)、准物权上负有较多的公法上的义务，用益物权则无太多的公法上的义务
所谓公法上的义务是指权利人依照公法的规定对国家而承担的义务。由于准物权是经行政许可而产生，因此准物权人对国家负有较多的义务，例如水权人就对国家负有较多的公法上的义务。由于水资源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决定着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所以即使在公民、法人取得了水资源利用权以后，国家仍然应当继续保持对水资源的严格控制和管理，从而对水资源利用权的内容和行使做出严格的限制。民事主体在经过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的前提下方能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即使在民事主体取得了自然资源利用权以后，国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做出必要的调整。
用益物权制度的产生是由于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之需。传统上所有权是绝对权，即所有权之标的物是任何他人所不能染指的。但是所有权的绝对性将极大地限制非所有权人对物的利用，因而肯定并坚持所有权的绝对性的物权制度不利于物的有效利用，不符合社会公益，不适应让会的发展。用益物权制度便是解消所有权的绝对性，为非所有权人利用他人之物而建立的物权制度。但是，用益物权制度并不是单纯维护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物权制度，而是一个兼顾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两方面利益的物权制度。尽管在法制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用益物权制度对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利益的维护有所偏重，但从本质上，用益物权制度是维护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法律机制。在当代，用益物权制度不仅要在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之间维持利益平衡，还要维持社会与物的所有人及利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10]因此，用益物权人的义务主要是针对设立用益物权合同的对方及对其他民事法律主体而言，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私权的行使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用益物权人也应当承担一定程度的公法上的义务，只不过这些义务与准物权人相比要少得多。
（四）、准物权一般不能自由转让，但用益物权可依法自由转让
准物权与用益物权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准物权不以占有和利用为权利的内容，而用益物权则是通过对物本身的利用而获取某种利益。因此，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用益物权属于以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范围的处分为内容的物权范畴，而准物权本质上相当于英美法中的获益权和许可权。基于上述差别，准物权与用益物权的独立性与可交易性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准物权的独立性与可交易性要弱于用益物权。准物权一般不具有处分权，不能转让、抵押等。同时除采矿权与探矿权以外也不具可交易性，或即使可交易，也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相反，用益物权可进行转让、抵押、租赁等处分。
（五）、准物权一般不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但是用益物权的行使却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
用益物权的行使必须以实体占有用益物为前提。这首先是与担保物权的区别。物权为支配权，故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都具有支配性，但用益物权的内容在于使用、收益用益物之实体，即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用益，因而必然以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例如，地上权人若不占有土地，就无法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林木。相反，担保物权的内容在于从物之交换价值中优先受偿，因而可不必进行有形的实体上的支配，以无形的支配为满足。在担保物权中，质权和留置权以标的物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但这种支配系出于公示目的，在一般情况下不具用益性，相反，却有妥善保管质物或者留置物的法定义务，否则应负保管不当的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同时发挥物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效益，不转移物之占有的担保（包括动产）日益成为物的担保的普遍形式。
（六）、准物权的物权效力不同于用益物权的物权效力
准物权的物权效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准物权的物权效力是不同于用益物权的物权效力的。一般情况下，在准物权的情况下，不存在物权的追及效力和优先效力。这是由于准物权并无可以支配的特定的客体。对行使准物权而取得的特定物，权利人可以行使其所有权要求他人返还，这种情形下的追及力是基于所有权而不是准物权而产生。例如，准物权人对其矿产品、水产品、猎物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就不是准物权追及效力的表现。具体地说，在矿业权的情况下，探矿权人通过勘探获得地质资料、矿石标本等被他人非法掠取，请求返还系基于探矿权人的地质资料所有权、矿石标本的所有权，而非探矿权的追及效力。采矿权人开采出的矿产品被盗，采矿权人是基于其矿产品所有权，而非采矿权，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准物权的排他效力也具有特殊性。学说认为，渔业权具有排他效力，即在同一水域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性质不相容的同种或者异种的渔业权。矿业权当然也有排他性。在取水权场合，水权无排他的效力。
用益物权的效力，主要是指，第一，排他效力。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容许两种以上同一内容或性质的用益物权同时存在。第二，优先效力。指同一标的物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的，无论成立的先后顺序，物权都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物权首先得以实现。例如，债务人财产上存在抵押权，在其破产时，该抵押权应先于其他债权得到清偿。另外，同一标的物上有两个以上内容或性质相同的物权存在时，成立在先的物权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例如，同一不动产上设定数个抵押权时，则以设定抵押的先后顺序清偿，登记在先的抵押权优先得到清偿。第三，追及效力。指物权成立后，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入何人之手，物权人都能够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例如，设定抵押权的不动产不论转让的情况如何，抵押权人在债权到期未获满足时，仍可以从拍卖、变卖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第四，物上请求权的效力。指物权具有物上请求权效力。任何人侵害该支配权或有侵害的可能时，权利人均可主张排除侵害，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我国现行法上的物上请求权包括排除妨碍请求权、返还财产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
10. 矿业法是商业性矿产勘查运行的保障
矿业法是商业性矿产勘查运行的保障。一个国家矿业法的立法质量，是投资矿产勘查决策的重要判别标准。
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并且颁布了《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与商业性矿产勘查有关的法规。尽管这些法律、法规还存在有待修改完善之处，但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运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法律、法规基础。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矿业法，名称上有一些差异，有矿业法、矿产法、矿产资源法、资源法、采矿法、矿山法等。尽管各国的矿业法规的表述、内容、繁简等有差异，但在鼓励商业性矿产勘查、规范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运行、保障探矿权人的利益等基本方面的思路和表述是类似的，其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保障探矿权的安全
探矿权是商业性矿产勘查运行的载体。投资商业性矿产勘查，使探矿权增值，达到赢利的目的。如果探矿权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商业性矿产勘查就无法运作。1986年我受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派遣，到澳大利亚BHP公司进修矿产勘查管理。有一次，BHP西澳大利亚州勘探公司的一个重要的金矿探矿权，由于该项目地质学家的失误，难以在规定时限，按时提交年度地质报告，致使该探矿权有被收回的可能。我问BHP西澳大利亚州勘探公司经理威廉姆斯博士(Dr.Cory Williams)，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该怎么办。这时，威廉姆斯博士举起他的左手，做手枪状，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动作虽然有些夸张，但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培训课——探矿权的安全对于勘查公司是最重要的。
探矿权安全的重要性源自它的资产属性。在各国的矿业法中，多数国家的矿业权由探矿权和采矿权分设组成，少数国家只设矿业权，矿业权涵盖了探矿权和采矿权。矿业法明确规定，探矿权视为物权，其适用于与不动产有关的诸法律的规定。探矿权是从矿产资源所有权中衍生出来的他物权，或称用益物权，具有准物权的性质。有的国家对于不属于国家的矿产资源，也做了规定。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制，各州的矿业法规定，矿权为独立财产权，视为物权，并规定在1899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以前获得土地权的地主，拥有地下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其后获得土地权的，地表5米以下的矿产资源属于联邦政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矿业法规定，探矿权构成一项独立财产权，属不动产权。巴西矿业法规定，矿权为不动产权，在1937年7月20日以前获得土地权并已发现矿产的，拥有地表以下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泰国法律规定，民法、商法中的有关物权的规定适用于探矿权，如担保等。日本矿业法规定，矿权应视为物权，有关不动产的规定，均适用于矿权。
因此，矿业法的立法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探矿权的安全，就是要保障财产权的安全。确立探矿权的财产权地位，是保护探矿权安全最有效的法律条款。探矿权作为准物权，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财产权，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不动产权，适用于物权法管理的范畴。确立探矿权的财产权地位，意味着除非探矿权人自己放弃，或探矿权人未履行矿业法规定的义务，否则探矿权作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绝对排他的。
探矿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采矿赢利。在探矿权和采矿权分设的法律条件下，必须确保探矿权人在找到矿床以后，取得采矿权。在法律上是Exclusive，即排他的、专有的、唯一的、独占的；而不是Priority，即优先权的意思。这两个法律词汇来不得半点含糊。这是矿业法对商业性矿产勘查运行最重要的保障。在已举办了7次的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会上，总有不同的公司反反复复地询问我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可见Exclusive的重要性。在很低的成功率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的风险勘查资金找到经济矿床之后，必须有取得采矿权的可靠法律保障。当然，探矿权人在探明经济矿床以后，也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取得采矿权，如提供环境评价和治理报告。但应当明确的是，这只是行政许可。只有探矿权人才有权申请采矿权，而不是在若干采矿权申请人中享有“优先权”；由于暂时未达到行政审批的要求，不能剥夺探矿权人的探矿权。
探矿权可以被国家征用，正像土地使用权可以被国家征用一样，但它的物权性质不变。探矿权被国家征用和土地使用权被国家征用类似，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首先，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只有存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方可以征用探矿权人的探矿权。其次，要按照探矿权的市场价值，给予探矿权人充分赔偿，很多国家规定了赔偿的原则和方式，如“赔偿额为探矿权人以前勘查投入的3～5倍”。最后，对探矿权的征用和赔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二、易于取得探矿权
商业性矿产勘查是高风险投资，商业性矿产勘查提高了对本国矿产资源的研究程度，一旦发现经济矿床，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和世界级的经济矿床，将扩大税收基础和就业，推动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拉动社会经济的成长。大多数国家鼓励商业性矿产勘查，为此设置了进入矿产勘查的低门槛，即易于取得探矿权。
1.普遍授予原则
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取得探矿权，没有资金条件、技术能力、行业资质的限制。如在西澳大利亚州，自然人或法人，只要交纳10澳元，填写申请表，注册姓名、地址、电话，保证遵守矿业法，便可取得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权力(Mines Rights)，可以被授予探矿权。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了，“勘查出资人为探矿权申请人”的原则。排除自然人登记探矿权的行政规定，不符合法律表述。
2.早申请者优先原则
探矿权由国家向自然人、法人让渡，探矿权由自物权转为他物权，按国际惯例，实行“先来先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原则，这使探矿权的取得方式极为简单。只要在电脑上查询，所申请的区块为空白区，即可立即登记取得探矿权。由于使用电脑系统查询登记，事实上已不存在同时申请的情况。选择“掌握实际资料多，研究程度比较深入的”和“勘查方案比较合理，投资少，预期效果好的”单位，择优予以登记的提法，不符合矿产勘查高风险的内在规律，并且难以实施。
3.低成本进入原则
不同国家对探矿权“租金”的称谓不一。如准入费、探矿权使用费、探矿土地使用费、租金等。总的说来，探矿权的准入成本很低。我国探矿权使用费标准，第一至第三个勘查年度，仅交纳100元/年平方千米。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勘查租地，每块最小不得小于10平方千米，最大不大于200平方千米，租金为23澳元/年平方千米。另外，每块租地还要付580澳元申请费和5 000澳元环境保护保险费。
三、鼓励勘查投入，有利于探矿权的流转
探矿权人取得探矿权后，必须按矿业法规要求投入资金，开展勘查工作，以防圈而不探。出台的法规条款，体现了加快勘查的意图，有利于探矿权的流转。
1.最低投入
所有国家的矿业法都规定了最低勘查投入或相似的要求，并随勘查的进展而增加。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每年勘查的最低投入为300澳元/平方千米，每块勘查租地每年不少于20 000澳元。
2.最低投入逐年增加
随着勘查的进展，从地质物化探测量，到地表轻型山地工程，再到钻探、坑探工程，如果找矿有进展，勘查投入应当逐年增加。这也促使探矿权人只保留最有前景的探矿权区。根据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人第一年最低投入为2 000元/平方千米，第二年为5 000 元/平方千米，第三年为10 000 元/平方千米。
3.探矿权按比例逐步缩小
按地质找矿规律，草根勘查或预查的范围不应太小。随着勘查工作的进展，找矿靶区明确，找矿的范围应逐年缩小。有的国家的矿业法规规定，探矿权人在勘查进入下一阶段或逐年交回一定比例的探矿权范围。
4.探矿权的豁免
对探矿权严格管理的同时，考虑到矿产勘查的内在规律，许多国家的矿业法规中都有探矿权的豁免(Exemption)制度。如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矿业法规定，由于地质情况和预想的相差很大，或由几块租地组成的勘查区投入不均匀，未能达到最低投入要求的，探矿权人就必须向政府部门报告，申请豁免。若申请豁免理由不充分，政府部门就将探矿权收回。
5.探矿权人提交地质报告
许多国家矿业法规规定，探矿权人有义务定期或在特定的工作阶段后，向政府部门提交探矿权区的矿产勘查地质报告。有年度报告、最终地质勘查报告、探矿权回收地质报告等。政府部门通过地质报告，确认探矿权人是否完成了最低投入的要求。在探矿权到期或灭失以后，可以向新的探矿权人提供资料，避免重复工作，降低矿产勘查的社会成本。
矿产勘查地质报告有严格规定的上交时限及报告章节内容样式。例如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规定，在探矿权满1年的60天内，提交年度矿产勘查地质报告。不按期提交报告，探矿权将被收回。要求报告探矿权区内所有的勘查活动，勘查费用的投入，找到或探明的资源量/储量和品位，以及勘查中对地面扰动的复原。要求非常详尽，如钻探一栏内，就要求报告钻探的类型、钻孔孔径、钻孔分布及坐标、钻孔方位孔斜和孔深、钻孔编录、化学分析和物理测试结果、测井资料、岩心保管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