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疑难问题研讨

⑴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于这样问题还是找专业的代理机构帮你们企业做比较好，关系到企业的发展，还是要重视起来。

⑵ 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现状以及对策

1.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较晚，只有20多年的历史。通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与Trips协议要求基本一致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知识产权工作总体状况还存在着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以及与面临的国际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知识产权意识薄弱。2008年，全国42.6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申请了发明专利的约占企业总量的2.l％，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约占企业总量的0.6％。目前我国自有品牌商品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比重不足10％，国内出口企业(外资企业除外)中拥有国内注册商标的不到20％。②我国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体系存在局部缺失，有些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需要完善和修改。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管理部门很多，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管理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政策协调性差，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④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中高收人国家水平。但知识产权执法水平不高，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⑤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和国际规则的能力，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的层次较低。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对策措施：
(1)．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2)．着力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氛围。(3)．切实加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宏观战略的对策研究。(4)．加强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6)．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和知识产权统筹协调机制。 (7)．大力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

⑶ 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作为创新之都，深圳将立法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或者个人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仅处罚的额度或将大幅提高，而且三年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昨天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但与这种创新实力不匹配的是，目前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严重挫伤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并阻碍了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给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动力都带来负面影响。此次启动《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立法，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层面作出一些突破性尝试，解决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亮点一：建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纠纷解决中的首要目标是快速停止侵权，快速恢复其商业优势，保障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处理纠纷时需要有一种快速、有效、执行力强的解决方式。而目前知识产权诉讼或行政处理因诸多因素存在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

《条例（草案）》总结提炼实践中具体做法，建立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调对接等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后可以进行调解，立案前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后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免予处罚或者应投诉人请求撤销案件；二是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可以分别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和受理前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司法确认或者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裁决书或者调解书。

亮点二：网站知晓用户侵权要及时删除内容

互联网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利用网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新型侵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网络侵权案件数额巨大、情节隐蔽、认定困难、后果严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条例（草案）》对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涉及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的细化和完善，明确了认定网络侵权和网络教唆、帮助侵权的具体情形。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尽到网络注意义务的，就权利人损失扩大部分与侵权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亮点三：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

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条例（草案）》开展知识产权信用惩戒，让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从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

具体来说，在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采购和资金扶持等方面，对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作出限制。比如，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三年内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不得申请政府扶持资金和表彰奖励。

《条例（草案）》还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知识产权失信违法信息纳入公共信用监管体系，公布特殊监管名单，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部门在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时，应当查询了解相关对象的知识产权公共信用状况，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亮点四：赔偿金额大幅高于国家现行标准

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就必须在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数额上，体现出知识产权“值钱”。针对赔偿金额低这一知识产权企业维权的主要痛点，《条例（草案）》突破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大幅提升民事赔偿数额，按侵权情节，专利权在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商标权在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著作权在一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予以确定，特殊情况下赔偿金额还可超过五百万。

《条例（草案）》还设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对明知属于他人知识产权、五年内侵犯他人同一知识产权三次以上的、其他侵权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除赔偿损失外，还应当支付三倍于赔偿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

除了大幅提高民事赔偿的上限之外，条例也规定了罚款的下限——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无法计算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业界评论，此举对于打击侵权的小商家有重要意义，此前，这些侵权商家并不害怕被维权，因为很多法院对轻微的侵权案件只是罚几千元而已。这个条例一旦实施，违法成本将大幅提高。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⑷ 商业秘密侵权成立中，法院是如何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法院一般是根据商业秘密被侵害对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害程度。
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数额是衡量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但也是一个疑难问题,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践中,认定权利人损失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直接计算权利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以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产品销售量为计算基数,二是以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量为计算基数。由于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有时被害人产品销售量的减少不一定是被告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故后一种计算方法比较合理,审判实践中采用的比较多。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周德隆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中③,公诉机关提交的《审计报告》对权利人直接经济损失采取了两种计算方法:一是以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吨数乘以权利人因被侵权而被迫降价前的平均销售利润;二是以权利人被侵权后销售量的减少吨数乘以权利人因被侵权而被迫降价前的平均销售利润。法院认为,从该案的实际情况看,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众多,但权利人生产的产品与其他厂商相比具有竞争优势。故从市场竞争的不确定因素考虑,权利人被侵权后销售量的减少并不一定完全是侵权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数量不仅反映了侵权的客观事实,而且能反映权利人被侵权后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以第一种计算方法即“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吨数乘以权利人因被侵权而被迫降价前的平均销售利润”计算出亚恒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更为公平、合理。
(二)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为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实践中,确实存在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不少人认为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规定,将侵权所得利润认定为权利人损失。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印发的《全省法院经济犯罪疑难问题研讨会纪要》指出:在商业秘密尚未被非法公开的情况下,侵犯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可理解为权利人因被侵权使其产品销售量减少而造成所得利润的减少,这种损失难以计算的,可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视为权利人的损失。上述方法也在不少案件中适用。如曾轰动一时的前华为员工王志峻、刘宁、秦学军侵犯商业秘密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之规定,在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因此,以被告人王志俊等人从贝尔公司获取的研发费用人民币588.01万元作为华为公司在本案中所遭受的损失,是符合法律精神的,同时也符合刑法所规定的重大损失的确定标准,可作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
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将行为人的侵权收益解释为权利人的“重大损失”之一,似乎难以服人;相同数额的情况下,权利人受损的情节与行为人获利的情节不可同日而语。行为人获利50万元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权利人受损50万元,这是毋庸置疑的[2]。另外,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企业使用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收益,而以侵权方的利润作为损失额实质上就是假定作为商业秘密的信息能够给被侵权方带来同样的收益,这不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三)以权利人研制该商业秘密而投入的研发成本为依据
有人认为，侵犯商业秘密导致被侵权人为研发新技术而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付诸东流,因而应以研发成本为依据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对此,有人持反对意见:首先,以研发成本来衡量侵权带来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以研发成本来衡量知识产权目前能给被侵权方的收益,而商业秘密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给企业带来超出一般利润率水平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也会远远大于企业原始的开发成本。其次,原始研发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只能反映研发当时的开支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企业重新开发相同的知识产权所需成本都会完全不同。显而易见以过去的研发成本来衡量现在的收益是完全缺乏依据的。最后,如果侵权发生的同时,被侵权方仍在使用知识产权生产该产品并获得利润,就意味着原始研发成本带来的收益属于被侵权方和侵权方共享,那么以全部的研发成本作为经济损失也似乎有失偏颇。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结果是权利人竞争优势的丧失,而不是造成研发费用的损失。
（四)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为依据在侵权人还没有从侵权的商业秘密中获取利益,无法计算其因侵权行为所获得利润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可参照许可使用费计算损失数额。以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为例:刘某1999年10月非法获取原所在单位的商业秘密技术,以2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另一家公司,成交后刘某从购买商业秘密的公司先拿了部分酬金8万元。但是购买商业秘密的单位还没有将该项技术投入生产中就案发了,刘某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没有产生非法利润。经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评定,该项技术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4664万元,该项技术许可使用费为人民币204万元。深圳罗湖区法院最后认定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204万元人民币为权利人的损失,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1个月[4]。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赵守元侵犯商业秘密上诉案中,法院认为,因赵守元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赵守元擅自将其掌握的铝粉颜料技术出卖给他人)给迈英德公司(赵原所在单位)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但没有证据证实技术受让者购买该技术后因生产销售而产生利润,因此,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以铝粉颜料生产专有技术的使用权转让价值243.88万元作为给迈英德公司造成的重大损失是比较恰当的,亦符合法律规定[5]。如果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之后,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有偿转让给第三人使用,此时的转让收益可以认为是权利人的损失。
(五)将商业秘密自身价值等同于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有人认为侵犯商业秘密最直接的损失当然是商业秘密自身的价值。如某地公安机关在办理王某侵犯商业秘密案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王某为某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经理。2005年12月19日至2006年3月21日,王某获取艾志公司员工姓名后,采取猜试密码的方式多次非法进入艾志公司配套部经理及部分员工的电子邮箱,并将邮箱设置自动转发,使得艾志公司相关人员的电子邮件被自动转发到王某所使用的个人电子邮箱中,从而获取艾志公司相关产品的配套部数据库及其他产品信息、技术参数等资料。侦查中未能获取王某披露和使用上述资料的证据。经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鉴定,王某通过设置电子邮箱自动转发窃取的涉及艾志公司相关产品的配套部数据库及其他产品信息、技术参数等资料所记载的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具有实用性和经济性”。经某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司法鉴定,涉案的配套部数据库及其他商业秘密载体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46.34万元,并以此作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王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6]。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商业秘密作为无形财产,其与有形财产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列入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而不是置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即是考虑到了这种区别。对于侵犯财产犯罪而言,由于行为人是直接取得财物,或者是故意毁坏被害人的财物,完全剥夺了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权利,犯罪数额以财产价值计算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而言,商业秘密是是无形的,虽然侵权人在使用,但是也不排斥合法权利人的使用[7]。所以,将商业秘密自身价值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是不准确的,混淆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与侵犯财产罪的犯罪认定标准,在实践中也是对刑法立法原意的误读。

⑸ 知识产权的常见问题都有哪些

公民应除了了解并知晓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外，还应当以实际行动来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版学习相关权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例如：假冒品牌属于商标侵权行为，抄袭他人技术属于专利侵权行为，抄袭他人作品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等等。此外，知道什么是侵权行为后，还应当以实际行动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例如：不买A货，拒绝各种奢侈品牌的仿货；不用侵害他人专利权利的产品

⑹ 知识产权的常见问题都有哪些

常见问题，是说常见纠纷吗？
一般有归属权纠纷、侵权纠纷、合同纠纷、行政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