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作权合同制度及其完善研究

⑴ 比较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和美版权法的区别和不足

中国著作权法存在的不足

（一）著作权法的行使范围相对模糊

著作权法的行使范围作为著作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中国著作权法需要慎重对待的组成
部分，
但是由于著作所涉及的领域、
体裁，以及种类等的不同，著作权法出现了著作的定义
不够严谨、
著作的分类不够科学、
著作的种类不够齐全，
以及著作的具体种类定义不够科学
等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著作权法的行使范围相对模糊，
界定标准不够明确，
也因
此而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使得相关人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困扰。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著作权法的行使范围的合理不但体现了法律对著作权人付出时间和心血所得的最终成果

的保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著作权人对自己原创著作的合理使用的权利。

（二）著作权法对作者的维护力度有限

作品是作者的思想和个性的体现，
是作者的心血铸成的智慧结晶，
应当保护作者的权利，
而著作权法的颁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维护作者的权利。
但是，
在信息化时代，
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
各种各样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传播环境也越来越广泛，
可是也越来越难以约束，
尤其是网上所传播的一些作品并没有标注作者或者没有明确标出作者，无论是转载者的原
因，
还是作品本身的作者的疏忽，
由于一些法制观念不强或者为了谋利而明知故犯的人对其
的不合理的使用，
导致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的出现。
但是著作权法并没有对相应的情况给出明
确合理的规定，
这就意味着著作权法没有对作者进行有力的保护，
从而导致一些非法行为严

重破坏了作者的合法权益。

（三）著作权法在网络著作权方面的不足

网络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
学习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平台之一，
因此，
在完善中国著作权
法的同时，
我国网络著作权问题也受到了读者、作者，以及与著作权相关的部门的重视，但
是中国著作权法在网络著作权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虽然，
我国的著作权法也在不断得
到完善，
但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严谨稳定的立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特别是网络平
台本身所具备的自由性、
广泛性，以及传播、
更新速度快等特点，
使得网络著作权的审核和

监管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中国著作权法在这个方面没有十分明确的条文规定和约束，
所以，在网络著作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恶劣事件。

⑵ 我国法律规定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包括哪些方面

按相关法律规定，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情形：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二十二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⑶ 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集体管理制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代理、介绍或者信托活动。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
在中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中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国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2000年8月国家版权局批准了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的成立，表明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开始了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中国理论界对集体管理制度多有探讨。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建议，而且集体管理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问题也引起了版权界的关注。1999年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曾联合举办了有关版权集体管理的研讨会，涉及到了现代信息技术对集体管理的影响及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的运作、信息领域版权和邻接权集体管理的经验等问题。在网络环境下，网站的迅猛发展使得权利人一般很难知道网络侵权事实的存在，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即使知道有时出于诉累的考虑，也很难逐一去主张权利。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网络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信息、作品，如要求他们逐一取得使用许可并支付费用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有很大优越性。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的做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用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采取一定的措施行使和保护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应网络环境的一种集中的、规模化的、经济的方法。根据国家版权局制定的《有关制作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国家批准建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各类作品的利用，包括以数字化制品形式的利用。”除音乐作品由音著协管理外，其他作品在其集体管理机构建立之前，暂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管理。目前，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已经开始筹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作为集体管理机构已对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使用费标准和制作数字化制品许可合同的样式作出了具体规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还向各数字化制品制作、出版单位发出了通知，明确由该中心管理涉及数字化制品的作品，并自2000年7月10日起受理有关许可使用他人作品制作数字化制品的业务。
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已开始不断发展，但在实践中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名义通过诉讼代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案件尚不多见。1998年7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中国第一起以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为诉讼主体的案件，确立了集体管理机构在代表权利人方面的主体资格，为发展中国的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作为诉讼主体代表权利入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问题，可参见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中所作出的较为具体的解释，即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双方订立的合同，音乐著作权人将其音乐作品的部分著作权委托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后，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的权利进行管理。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此外，在前述暂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的数字化作品的集体管理制度中，也规定了“中心将代表著作权人或受著作权人委托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
鉴于集体管理制度是保护权利人的著作权，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极为有利而且极为经济的制度，因而中国法律中应增加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并在实践中加快相关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本案可以看出，尽管音著协已经运作了9年的时间，其在运行模式、管理手段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对所管理的作品具体情况未作明确具体的登记，而且其对社会的公示方式也值得探讨。本案中东方歌舞团一审辩称不知音著协依何收取费用，也不知音著协管理哪些作品，这表明音著协对社会的宣传还很不够，同时也表明中国的集体管理制度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⑷ 怎样写论文提纲《论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民事权利。著作权主要的是财产权利，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符合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著作权的概念出发，阐述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保护著作权的意义，以及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然后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归责原则，从而论述了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关键词：著作权 侵权行为 归责原则 过错原则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是一种特殊而且重要的民事权利。著作权主要的是财产权利，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符合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本文从分析著作权的概念出发，阐述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保护著作权的意义，以及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然后分析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归责原则，从而论述了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一、著作权概述 （一）、著作权的概念著作权，也称版权，是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而产生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是指作者基于对特定的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对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等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以及全面支配该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的总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以及其他法定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作品。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以及外国人的作品，均可以依照我国著作权法受我国法律保护。同时，我国实行著作权自愿登记制度，著作权人可以依法就计算机软件、各类作品、著作权合同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著作权登记，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作为享有著作权的有效凭证 （二）、著作权的分类：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二、保护著作权的原因（一）、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著作权法》的实施，标志着文学艺术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的结束，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建立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著作权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人身权的财产权，这就为作者进行再创作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著作权法》禁止以剽窃、篡改、假冒等不法行为侵害作品，这为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尊重创作者的创作成果，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当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受到了法律保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就会不断推出，新的作者也会成批地涌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三）、从调整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看，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著作权法》不仅要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也要保护传播者的正当权益，还要保护公众进行学术活动和掌握知识、分享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成果的权利。一部作品创作出来，通常不是为了自我欣赏，它要与公众见面，以某种物质形式为广大公众所使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在别人智力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因此，其作品包含着他人的劳动。除了传播者根据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相应的权利外，公众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也有权利使用作品。鼓励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鼓励广大群众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为此，对作者和传播者的专有权作必要的限制是需要的，也是合理的。《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利益，规定作者、传播者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协调三者的利害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四）、实行著作权法律保护，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我国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早在南宋时，我国就已经有了著作权保护的观念。但到了近代，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落后了。为了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开展国际版权贸易，我国《著作权法》吸收了国际版权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等，这对于我国有效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从交流中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成果，锻炼我国的作家队伍，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开展著作权法律保护，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是落实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有了《著作权法》，就为我国同外国签订有关著作权保护双边协议或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创造了条件。总之，实施《著作权法》实行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对于造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促进优秀作品的大量产生和传播，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三、侵犯著作权的种种表现（一）、侵犯著作权的主要表现：1、《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侵权行为：(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5)、剽窃他人作品的；(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2、《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3)、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4)、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5)、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6)、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8)、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二）侵害著作权人的人身权：侵害著作权人身权的行为有：1、剽窃、抄袭；2、未经许可发表著作权人的作品；3、未经合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的作品当成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4、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在他人作品上署名；5、歪曲篡改假冒他人作品。（三）侵害著作权人的财产权：侵害著作权财产权的行为有：1、擅自使用；2、擅自复制；3、制作出售假冒他人作品；4、擅自制作、转播；5、未按规定付酬。

⑸ 1:论述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复著作权
制第一节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第二节著作权归属
第三节权利的保护期
第四节权利的限制
第三章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
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 播放
第一节图书、报刊的出版
第二节表演
第三节录音录像
第四节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第五章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
直接找份 著作权 法 看看就好了啊，你写论文啊

⑹ 著作权许可合同有哪些种类

著作权许可合同有哪些种类？2.表演合同 著作权许可合同有哪些种类？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人均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因此，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必须明确授权被许可人以何种方式使用其作品。著作权许可合同有哪些种类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明确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许可使用合同的种类是十分繁多的，不过《著作权法》除上述许可使用的原则性条文而外并没有逐一对各种许可合同进行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与作者相关的权益)相应的条文中涉及到一些常见的许可使用合同，这些合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种：1.出版合同出版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行使其作品的出版权的协议。所谓出版权实际上是复制权和发行权之和。由于作品的主要形式是图书和文章，故出版合同可以大体分为图书出版合同和文章发表合同。就图书出版合同而言除了必须符合上述一般规定而外，《著作权法》尚有以下限制：(1)著作权人必须按照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出版者必须按照约定的质量和期限出版图书；(2)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方可修改、删节作品；(3)图书重印、再版作品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9条，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图书订单在6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脱销。另外，法律还对专有出版权的内容作了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文章发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文章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另一方是报社、期刊社或者其他人，例如网络服务商。双方通常按行业习惯来合作，常常以口头或者默示的方式达成协议，签定书面发表合同的相对比较少。著作权法对这类合同的规定也十分有限。《著作权法》第32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15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款表明，立法者没有赋予报刊出版者法定的专有出版权，故文章发表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可自由约定许可使用的权利的性质，换言之只要他们之间有合意，那么可以作一稿多投。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合意必须是一稿多投所涉及的所有当事人的合意，即一篇文章的作者和多家报刊社的共同合意。故作者在未告知所有有关报刊社的情况下作一稿多投是不允许的。另外，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只有当法定期限届满之后才能一稿多投。最初收稿的报刊社如果在法定期内未作通知，表明他接受或容忍作者的再次投稿，但他仍有权利刊用来稿，除非作者又来信撤稿。为了维护第三方的利益，作者在作第二次投稿时应将尚未撤回的第一次投稿告知第三方。《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还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所谓文字性修改是指不触及、不损害作品实质内容和观点的修改，如纠正来稿中的标点和书写错误、语法逻辑上的错误、引文错误、客观事实(时间、地点等)错误等。如果报刊社认为来稿有使用价值，但内容或观点上需要改进，应征得作者同意后才能改动或者径请作者自己修改，而不能擅自将编者的观点强加到他人作品之中。

⑺ 我国著作权法中为教学与科研目的合理使用的条件

按相关法律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二十二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⑻ 简述我国著作权许可使用的法律性质及类型

著作权许可使用是著作权人授权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商业性使用其作品并收取报酬的行为。著作权许可使用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行为，通过著作权许可使用可以在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许可使用合同的种类是十分繁多的，不过《著作权法》除上述许可使用的原则性条文而外并没有逐一对各种许可合同进行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与作者相关的权益)相应的条文中涉及到一些常见的许可使用合同，这些合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1.出版合同
出版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行使其作品的出版权的协议。所谓出版权实际上是复制权和发行权之和。由于作品的主要形式是图书和文章，故出版合同可以大体分为图书出版合同和文章发表合同。
就图书出版合同而言除了必须符合上述一般规定而外，《著作权法》尚有以下限制：(1)著作权人必须按照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出版者必须按照约定的质量和期限出版图书；(2)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方可修改、删节作品；(3)图书重印、再版作品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9条，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图书订单在6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脱销。
另外，法律还对专有出版权的内容作了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
文章发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文章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另一方是报社、期刊社或者其他人，例如网络服务商。双方通常按行业习惯来合作，常常以口头或者默示的方式达成协议，签定书面发表合同的相对比较少。著作权法对这类合同的规定也十分有限。
《著作权法》第32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15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款表明，立法者没有赋予报刊出版者法定的专有出版权，故文章发表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可自由约定许可使用的权利的性质，换言之只要他们之间有合意，那么可以作一稿多投。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合意必须是一稿多投所涉及的所有当事人的合意，即一篇文章的作者和多家报刊社的共同合意。故作者在未告知所有有关报刊社的情况下作一稿多投是不允许的。另外，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只有当法定期限届满之后才能一稿多投。最初收稿的报刊社如果在法定期内未作通知，表明他接受或容忍作者的再次投稿，但他仍有权利刊用来稿，除非作者又来信撤稿。为了维护第三方的利益，作者在作第二次投稿时应将尚未撤回的第一次投稿告知第三方。
《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还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所谓文字性修改是指不触及、不损害作品实质内容和观点的修改，如纠正来稿中的标点和书写错误、语法逻辑上的错误、引文错误、客观事实(时间、地点等)错误等。如果报刊社认为来稿有使用价值，但内容或观点上需要改进，应征得作者同意后才能改动或者径请作者自己修改，而不能擅自将编者的观点强加到他人作品之中。
2.表演合同
表演合同即著作权人许可表演者行使其作品的表演权的协议。
除了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内的表演而外，表演他人作品都应该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表演的是经过演绎创作的作品，例如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的中译本，又如是由小说改编成的剧本，则不仅要征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还要征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签定表演合同的人可以是表演者，也可以是组织演出活动的人。
3.录制合同
录制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录制者行使其作品的录制权的协议。
依据第39条第1、2款的规定，录制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该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被录制的作品是演绎作品，则还应取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4.播放合同
播放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播放者行使其作品的广播权的协议。
根据规定，播放者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时，应该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另外，电视台播放他人已经发表的影视作品也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⑼ 如何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健全、完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专业水准的司法体制和行政执法队伍，审结和处理了一大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308487件，比上一年的252631件增长22.1%，其中国内申请251238件，比上一年的205396件增长22.3%，占总量的81.4%；国外申请57249件，比上一年的47236件增加21.2%，占总量的18.6%.三种专利的申请量分别为，发明105318件，比上一年的80233件增长31.3%，占总量的34.1%；实用新型109115件，比上一年的93139件增长17.2%，占总量的35.4%；外观设计94054件，比上一年的79260件增长18.7%，占总量的30.5%.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1931125件，其中国内申请1595184件，占82.6%，国外申请335941件，占17.4%；发明申请575571件，占29.8%，实用新型申请876111件，占45.4%，外观设计479443件，占24.8%.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授权专利182226件，比上一年的132399件增长37.6%，其中国内专利149588件，占82.1%，比上一年的112103件增长33.4%，国外专利32638件，占17.9%，比上一年的20296件增长60.8%；发明专利37154件，占20.4%，比上一年的21476件增长73.0%；实用新型68906件，占37.8%，比上一年的57483件增加19.9%；外观设计76166件，占41.8%，比上一年的53442件增长42.5%.到2003年12月3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共授予专利权1065264件，其中国内专利941918件，占88.4%，国外专利123346件，占11.6%；发明专利136056件，占12.8%，实用新型580600件，占54.5%，外观设计348608件，占32.7%.2003年专利申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三种专利申请在数量上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16年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接近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003年发明专利申请较上年增长31.3%，远高于其它两类。二是8年来发明专利国内申请数量首次超过国外申请。我国自1994年成为PCT成员国以来，国外发明专利申请剧增，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相对较少。2003年发明专利国内申请达5.7万件，国外申请4.9万件。三是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内外的职务申请首次超过非职务申请。这缘于国内职务申请的迅猛增长（较上年增长26.1%），国内发明专利的职务申请达到34，731件（较上年增长53.2%），超过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职务申请增长速度（分别为23.3％和8.8％），使得国内的职务申请占国内申请总量的四成多。截止2003年12月3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1，931，118件，其中：国内申请1，595，415件，国外申请335，703件，分别占到总量的82.6％和17.4％。累计授权专利总量为1，065，261件，其中：国内941，940件，国外123，321件，分别占到总量的88.4％和11.6％。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试点城市28个，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5个，专利产业化工程试点基地6个，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60个，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73个。2003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量为193件，发证204件。自2001年10月1日开始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登记以来，到2003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438件，登记公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366件。2003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商标局共受理商品和服务商标申请452，095件，比2002年增加8万多件，增幅为21.6％，其中，国内申请405，620件，比2002年增加26.3％，占总申请量的89.7％；国外申请33，912件，占总申请量的7.5％；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领土延伸申请12，563件，占总申请量的2.8％。是我国历史上申请量最多的一年。这一商标申请量打破了美国2000年年申请量37.5万件的世界纪录。我国的商标年申请量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从1979年恢复全国商标统一注册起，中国商标年申请量从2万件到20万件用了21年时间，从20万件到40万件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2003年，商标局全年审查商标注册申请33万多件，比2002年多审查商标注册申请8万件，其中初步审定245737件，驳回或者部分驳回89514件，办理注册商标事项变更34，378件，办理转让注册商标41，366件，办理续展注册商标23，184件，注销、撤销注册商标32，653件，办理商标用许可合同备案12，886件。截至2003年底，我国已累计核准注册商标197.3万多件。截至2003年底，全国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商标代理机构已增至840多家。2003年，我国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为48件，较2002年的17件增加了31件，增幅达182％。国外申请量为35件，占全年申请总量的94.5％，创下了5年来国外申请的历史新高，占到过去5年国外申请总量的76.1％。在全年48件申请中，由代理机构代理申请的为37件，占总数的77.1％。2003年授予品种权7件。国家林业局已公布了3批45个属（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继2000年第一批5家林业植物新品种代理机构设立后，2003年，经过评审，又新批了北京、上海、广东等13个省市16个单位为林业植物新品种代理机构。2003年，我国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567件，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96％，创下了历年来申请的最高记录；农业植物新品种授权261件。截至2003年，农业部共发布了5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除水稻、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外，还有蔬菜、果树和观赏类植物。公布保护的属和种达到41个。我国自1999年4月23日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来，植物新品种权总申请量已突破1000件大关，达到1304件，授予品种权428件。其中包括来自韩国、荷兰、日本等国外品种权申请13件。改革开放前的30年，全国选育仅5000多个植物新品种，而现在每年选育的新品种就有近千个，其中品种权申请有500多个。2003年，农业部发布了第五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新增保护植物属、种11个，至此，受保护的农业植物属（种）达到41个。2003年，中国软件登记和发证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共受理各类软件登记申请1.136万件，审查批准发证量为1.3626万件。此外，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完成各类登记5000多件，包括作品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备案、出版境外音像制品合同登记、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等登记工作。2003年，全国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共受理1517件专利纠纷案件、结案1237件，查处冒充专利案件1873件，查处假冒专利案件164件。2003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37489件，其中商标一般违法案件11001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6488件。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的过程中，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收缴和消除违法商标标识8745.50万件，收缴直接用于商标侵权的模具、印版等工具15597件，销毁违法物品5754.92吨，罚款2.42亿元，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45件、共52人。2003年，国家版权局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集中专项治理行动。在治理行动中，版权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15万人次，检查市场2万个、摊点6.7万个，检查企业500多家、学校8000所，收缴各类盗版制品1，290万件（张），共对2，542家侵权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281万元，取缔非法商家1，981家。2003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受理案件23，013件，与上一年相比增长近2.6倍，结案22，429件，结案率为97.46%，其中做出行政处罚21，032起，调解1173起，移送司法机关224起，受理案件并做出行政处罚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为广东、广西、河南、江苏、福建。2003年，全国海关共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756起，案值6，797万元。其中进口案件9宗，案值27万元；出口案件747宗，案值6，770万元。侵犯商标权案件741宗，案值6，693万元；侵犯专利权案件14宗，案值104万元；侵犯著作权案件1宗。截止2003年11月底，向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提出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共123件，其中已经公告批准的原产地域产品有49件，已经公告受理的有41件。截止2004年6月，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为251个，原产国标记保护的产品达217个。截止2003年11月底，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申请注册的有233件，已经核准注册的有100件。到2004年5月底，核准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有110件。最高人民法院把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提到中级人民法院做一审。目前有关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官司可以在全国400多家中级人民法院和8个区级法院审理，而有关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的案子只授权了3个区级法院、48个中级人民法院及31个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国的31个高级人民法院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从1998年？？2002年的5年间，人民法院相继开展涉及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案件的审判工作，共审结知识产权案件2.3636万件，比前5年上升40％。2003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审结8978件，上升25.36%.其中：一审收案上升，权属、侵权纠纷占七成以上。全年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983件，同比上升12.61%，其中权属、侵权案件5534件，占79.25%.著作权纠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已经居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第一位，新收2493件，同比上升36.68%；专利权纠纷案件2110件，同比上升1.39%；技术合同案件1105件，下降16.16%；商标权案件926件，同比上升30.98%；植物新品种案件100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249件。一审结案升幅高于收案。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860件，同比上升21.44%，涉案标的金额14.94亿元，结案率为74.28%.其中判决2929件，占42.70%.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审结的案件占84.76%.审结涉外案件94件，仅占1.4%，涉港案件58件，涉台案件42件，总和不到全部案件的3%.受理一审宣告专利权无效和商标异议、争议行政案件167件（其中专利无效行政案件161件，商标异议、争议行政案件6件）。截止200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数已达8700万，上网计算机总数3630万台，CN下注册域名数量达到382216个，WWW站点总数为626600个，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量53941M，我国大陆IPv4地址总数为49421824个，IPv6地址总数为11/32+/48个。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网民数量是衡量互联网络发展的重要指标，它是客观衡量深入应用互联网所必需的基础。但在衡量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程度时，它是一个必要数据而非充分数据。目前，我国网民的数量约占人口总量的6.7%.而以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的美国和日本为例，同样的比例项目，美国约为70%，日本约为45%.网民与总人口数量比例的意义在于，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关联的网络应用才能出现相互促进式的增长，网络经济才可能繁荣。据专家推算，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网站占网站总数的50%以上，互联网出版信息量占互联网信息总量的40%以上。新闻出版总署审核、考查、批准设立了首批50家互联网出版机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年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⑽ 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权人实现权利，进一步与国际著作权制度接轨

著作权归著作权人，著作权应由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修改后，在这方面增加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由此条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权利人实现著作权或权利人著作权受侵犯后代行救济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众多的作者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西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时，就有专家提出将集体管理组织写进，鉴于当时许多人对这个组织不够了解，且我国又缺少相关实践经验，故未写入。但在实践领域，相继出现一些对某一方面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组织，如1992年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体系完善的著作权，体现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些权利中，有些由著作权人自己行使，如发行权、改编权、展览权等；但有些权利著作权人无法或很难控制，如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围内被多次转载，其作者获得稿酬权利是很难得以有效保护的；再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电台、电视台，其相应的财产权也难以实现，等等。对此，在知识产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作者往往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作者去履行义务许可、收取费用，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权利的手段。在这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通过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可节约权利实现或救济的成本，使权利得到充分的维护；对国家而言，也便于实施著作权管理，同时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接轨；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激发创造性，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二、扩大行政处罚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度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2〕。有人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强化司法保护，淡化行政保护，以防止行政力量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3〕。但是，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也承认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故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行政保护，并且予以强化，在著作权法修改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与原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新增了以下行政处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也可给予行政处罚，并且这种传播方式不限于复制、发行，还包括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2）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经录音录像者同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3）未经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或者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于美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在著作权领域所涉程度和广度均得以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权客体范围的发展变化，新的权利客体需要行政救济；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盗版活动猖獗，虽经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滥势头，且这越来越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交流，需要发挥行政机关主动、迅速的执法作用。

2、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原著作权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修改后，新增了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即除侵权所得外，侵权制品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料也予以没收，这一方面增强了处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权人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较好的打击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法定赔偿制度

1、 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保存有可能的证据，为认定侵权打下基础，WTO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成员国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如临时禁令、证据保全措施等，这也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侵权构成应具备“有损害后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侵权的司法救济，也不存在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临时禁令措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措施只有在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侵权证据灭失，侵务人得不到应有处罚、权利人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后果，削弱了司法保护力度。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诉前禁止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突破了传统侵权构成理论，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进步，这样可避免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便于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按此规定，在著作权领域，如果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权利人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著作权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侵权行为数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来越专业化，领域涉及也越来越广，这给被侵权人举证带来相当大困难。如著作权人要诉数年来久治不除的盗版行为，就要举证证明成立盗版行为。但事实上，盗版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后，盗版行为人往往不提供盗版制品的来源，以各种借口来掩盖盗版制品的非法性，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举出有力反证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侵权事实认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也易使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时存在畏难情绪，怕无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这种对权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权法修改后得以扭转。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条采用了倒置的举证责任，要求复制品或其他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制品时，必须履行注意义务，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细化赔偿规定，增加法定赔偿数额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赔偿问题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修改后予以细化。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出了几种赔偿数额确定方法：（1）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2）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赔偿；（3）按法定赔偿数额赔偿。法定赔偿数额确立后，即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侵权情节、侵权范围等，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判令侵权人予以判赔，避免了过去那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将对权利人的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同时，该制度的确立，也丰富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随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改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无论是在立法内容亦或是在立法技术上均达到了国际水平，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面对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完善，相信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时代要求，能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