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对宋代版权保护

A. 做盗版 跟 侵犯著作权 和 侵犯专利 有什么区别

盗版是指在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对其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出版物等进行复制、再分发的行为。盗版一般指侵犯著作权。专利权和著作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属于知识产权的三大组成部分。
在我国盗版是违法行为，轻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则承担刑事赔偿责任。（专利侵权的后果与盗版类似，不再赘述）

法律依据：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条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B. 宋代印刷业及版权保护是怎样的

宋代印刷事业的时代发展，表现在雕版印刷普及与鼎盛，活字印刷术的创造发明，更重要的是印刷管理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版权保护的相关法规，在我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是一次革命。

北宋初年，朝廷就十分重视印版的收集和重要典籍的印刷，并有计划有分工地刻印了经、史、子、集等书。

宋代的中央主管印刷的机构是国子监，其印书的主要种类是经、史、子、集类书籍。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朝廷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

由北宋时期国子监镂版印刷的图书，经部书有校正唐代学者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史部书有《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诸子类书有《荀子》、《文中子》、《孙子》、《卫缭子》、《六韬》等。其他各类有《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以及《说文解字》和《群经音辨》等。

北宋时期从960年建国至1005年间，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经典著作，阐发经学思想及经书之音注、疏、正义等着述，经过40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20多倍。这不仅利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北宋时期国子监刻书，对古代采用雕版印刷、刻印书籍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为以后刻书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建国初期，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国子监无力重雕，即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朝廷部门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当时刻印有《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他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

如各地方公使库，朝廷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或府、郡，以及郡学、县学、书院等都普遍刻书、印书。所刻印之书有《礼记注》、《颜氏家训》、《荀子》、《周易》、《文选》等，都刻印精良。

宋代的民间刻本书，是在唐代中后期及五代以来兴起的民间印刷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民间印刷的书籍，分为家刻本、家塾刻本和坊刻本。家刻本又称“私刻本”，是个人雇请工匠或出资由刻书作坊刻印的书，这类书大多为自己的著作或自己祖先的著作。其刻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扬名或纪念其祖先，因此，这类书往往以赠送为主，有时也通过销售而收回成本。

家塾刻本主要内容还是向本族家塾学生提供学习和阅读的书籍，其内容多为儒家经典、启蒙读物以及历代名家诗文集等。这类印刷品除满足本族需要外，也往往销售一大部分，将所得收入作为家塾的经费。

坊刻本则是专门从事书籍印刷的作坊所印的书，这是典型的民间印刷。它一般都有自己的印刷作坊，根据其规模的大小，长期雇佣一定数量的刻版、印刷和装订工匠。

宋代的佛经印刷也很发达。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971年至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历经12年，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函，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

这项宏大的工程，在古代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之始。它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雕版印刷术发展有直接影响。

《开宝藏》全藏久已无传，现存残卷皆硬黄纸印，卷轴装，每卷中行字不一。残卷存世寥寥无几，弥足珍贵。据传陕西青莲寺、太原崇善寺等处曾有《开宝藏》零帙，尚待访求。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几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

除了佛教印刷外，在宋代还刻印过几部道教著作。最有名、规模

最大的是刻印于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万寿道藏》，它是在福建刻印的，共有541函，5481卷。

除了雕版印刷的书外，宋代版活字印刷的书，是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于1193年用活字自印《玉堂杂记》。这是毕A活字应用的重要证明。

宋代由于印书业的发展，朝廷也出台一些出版审查书刊的规定，包括：规定出版审查制度；禁印奏议国史帝王字像；禁刻学术“不正”之书；法令、天文、宗教、纸币等印刷禁令；禁止泄露军机等。与此同时，由朝廷制订并实施的版权保护方面的法规，可谓史无前例。

北宋时期的版权保护法规，主要为保护朝廷印刷物的权威性。南宋时期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保护的主要是出版者的经济利益，但也包括作者的著作权益。处罚的方式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是很严厉的。宋代与图书相关的版权保护管理的制度，开启了我国版权保护之先河。

C. 在没有著作权法的古代，作者用什么方法来反盗版，维护自己的著作权

著作权也称版权，是指作者及其他权利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条约，著作权限为创作者死后50年。这种时间上的限制使创作者及其继承人能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就其著作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明史上记载了李渔维权的故事。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李渔的许多著作，刚一推向市场就被大量无良书商疯狂盗印。

李渔的新书《怜香伴》即将出版，他挥笔写了一份诉状，跑到南京府衙，对知府大人说：“大人啊，如果有谁在市场上卖我的那些书，谁就是强盗。”知府大人赶紧立案，天天派衙役到市场查找。

与此同时，李渔开始正式印刷这本书，正规书商们纷纷前来批发取货，书投放到市场上后，立刻受到南京百姓们的疯抢。

李渔把这些正规书商统一作了登记，然后把名单交给南京府衙，以避免衙门误抓。于是，一边是衙门在市场上到处查找有没有人卖盗版书，一边是正规书商们不断从李渔手上拿书投向市场。而那些无良书商看到市场风声这么紧，哪还敢再盗印李渔的书？李渔的《怜香伴》就一直没人敢盗版。

D. 建立在盗版上的盗版侵犯了正版的著作权吗

侵犯著作权。
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是作品高度雷同，可以是复制、抄袭、演绎等等。
盗版的盗版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盗版了正版，因为盗版本身跟正版就是一样、或者高度雷同的东西，盗版了盗版基本等于盗版了正版。如果盗版著作权有修改，那么你有可能同时构成侵权两个著作权。当然正版可以诉盗版侵权，同样可以诉盗版的盗版侵权。

依据《著作权法》
第四十七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E. 那些被“盗版”困扰的古人，宋代面对“盗版”会怎样做

宋代是否存在版权？这个问题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且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版权保护在宋代已经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

总之，宋代虽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其版权意识虽还只是一种著作权、出版权保护的雏形，但从封建特许权发展到著作权，从封建君主对出版权的控制发展到民间出版业的“出版权”、“翻印权”，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代表着中国版权法发展的方向。

宋人的版权保护虽说并非基于对著作者、出版者的权益保护，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版权意识，但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体现了我国版权意识的最初形态。作为科学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标尺之一，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文化史、知识产权保护史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此层面而言，宋代的版权管理不仅在我国，甚至可以说在世界版权保护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为近代版权法的诞生奠定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

F. 古代出书有版权吗，是如何保护作者权益的

古时候的版权标识是非常厉害的，古代也会对自己的版权进行保护维权的。一般版权保护方式分为精神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

我们常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版权官司，会觉得小题大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这些权利的存在和重要性。所以，在生活中我们都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也要仔细保护自己的每一项权利。著作权的各项权益保护期为作品发表或作者去世后五十年。

G. 著作权中，作者对于他人盗版作者的作品也享有发行权吗

您好！如果您的问题含义是指他人盗版原作者作品是否享有发行权，那么答案是不能。
享有发行权的著作权人为作者，盗版他人作品是
侵权行为
。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
周详
的回答。

H. 版权保护的我国古代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案例
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界和知识产权界来说，1999年是倍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有关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型案例。由于调整中国版权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订于1991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该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未作规定，因此对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审理实践而言，1991年的著作权法显属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目前中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之中，这几例网络版权官司的审理，也将为新著作权法的出台奠定基础。
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权案。该案是国内首例网上作品版权案。案件涉及的是做为传统信息媒介的报纸擅自转载因特网个人主页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经审理判决《电脑商情报》侵权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称为“中国网络侵权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诉四川宜宾东方信息公司主页侵权案。法院判决复制主页的被告侵权，这意味着网上主页享有版权；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权案。该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网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被告世纪互通通讯技术公司败诉，从而表明作品上网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三个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特网版权纠纷的范围，其中既包括网上作品（包括网上主页）的版权被传统媒介侵犯，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版权被新兴信息媒介工具——网站所侵犯，当然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商业网站对新闻媒体网站的侵权。这些新型案件的审理表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但是判例在中国并没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因特网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I. “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怎么样

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很强

宋朝的版权保护意识要从宋代的印刷说起，宋代发明板块印刷术之后，批量印制成为可能，这也就给盗版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就像大文豪苏轼所说，真想把那些未经授权的雕版都销毁。从这句就可以看出宋朝对于盗版可谓是打心底里痛恨。

后来出于保护自家的印刷书籍，好多印刷商印刷书籍的时候，专门印上一页内容，当时叫做“牌记”。牌记的主要内容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信息等，已经和现在的版权页内容基本一样 也是因为民间的重视，政府开始出台相关的法令保护著作，宋时的国子监便设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印刷事宜，以及全国的书商及作者可以在这个部门申请版权保护令。而且在宋代发现盗刷等情况还可以上报，政府甚至会惩罚盗刷之人。

J. 揭秘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

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呢？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别忘了，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书坊：“清明上河图”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还不能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业，书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时期，书都是奢侈品，“我遗子，惟一经”，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本经书，听起来轻巧，其实真是这么容易吗？非也，那时候留下一套书给儿孙，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书的存在感比现在的书本强多了，司马相如给汉武帝上一篇文章，几千字装满了一马车，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无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先是纸张问世，接下来它的亲戚：印刷术，这个神技一出现，普通读书人眼前出现一道光芒。因为知识便于携带了，也变得便宜了，当然，抄书的人也失业了，当年班超投笔从戎，其实就是不想当抄书人了，他转型忒快，在印刷术出现前几百年就跳槽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出版业。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出版商。
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它有一个实体依托，就叫书坊。它既有生产车间，又有销售门店。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到底有多牛呢？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苏老师是读书人，当然会注意到书本的生产和流通情况，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诸子百家”的书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传万纸”，每天印刷量上万页。这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正因为技术上的突破，书本就能进一步普及，于是当时市面上的书本既多而且容易购买，“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儿，为啥？无他，只是因为知识更容易购买！
那么，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原来，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想当年，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奇妙啊。
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店主在柜台内，着深色衣，购买者在柜台外，着白衣。似乎正在讨价还价。
宋朝的“二维码”：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广告，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为了销量，为了市场，脑洞不大开不行啊。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随时方便读者扫描，当然，现在用手机扫描，过去用眼睛扫描。
最流行的“二维码”叫做“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够，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如果你觉得好，欢迎下次再来购买。
有时候，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消费者的互动，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浓。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喜欢收藏宋版书，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曾经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豪宅。有一回，钱大才子翻阅一本宋版书《抱朴子》，居然发现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这条发自500年前的信息，读得钱谦益泪流满面。告白说：我们荣六郎出版公司，办公地点以前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因为大宋南渡，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继续开印卖书。请各位放心，我们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东京的版本，保证质量，不会有半个字的差错，“无一字差讹”，各位亲爱的消费者，敬请光临，多多关照，“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还标明了日期。短短几行文字，见证了家国的兴衰，行业的发展，钱谦益结合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流泪才怪。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向官府注册上诉请求保护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以得到官方承认，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行业状态，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
例如，在南宋时候的四川，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眉山程舍人”公司，该公司印刷了一套《东都事略》，在该书的书页上，就申明了版权，以及向盗版行为发出了警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寥寥二十个字，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发行，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严禁盗版印刷发行。
当然，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并震慑盗版分子。
且说在南宋理宗年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防止盗版，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说，市面上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这两本书，是“祝太傅”公司出版发行的，法人代表吴吉，本公司为这两本书，除了花了几年时间辛勤编辑之外，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今来雕版，所费浩瀚”。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出售赢利，导致本公司“徒劳心力，枉费成本”，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取得法律约束力，以杜绝盗版的行为，“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原来，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
在严肃申明之后，还得将声明发到网上去，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让大家都看得到。如果出现了非法出版情况，那么本公司就会请求有关方面毁坏盗版，追究其违法行为，以断绝这种盗版活动，“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瞧瞧，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有法律上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根据这些信息，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业，已经相当完备，也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