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壹』 权利限制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一般认为，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制度的创设是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专虑，亦即是说属，旨在权利人与社会大众之间保持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关系。现代各国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一方面，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具有协调的一面。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只有被他人使用才能体现出知识产权的社会价值，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才能得意实现。

『贰』 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则

(一)保护在先权利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在先权利是相对于“在后权利”而言的,就同回一客体先产生的权利较答之于后产生的权利,即为在先权利。保护在先权利是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最基本的一项法律原则。
(二)维护公平竞争,排除恶意取得原则维护公平竞争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问题上,也应坚持这一点。这一原则排除了以欺诈、仿冒、引人误认或误解等方式利用他人市场信誉与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也排除了因恶意仿冒他人知识产权或欺诈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而取得权利的合法性。
(三)权利平衡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识产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器,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兼顾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使不同的知识产权各得其所、相互协调,使知识产品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四)利益兼顾原则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兼顾权利冲突当事人双方的效益也是值得考虑的。从我国有关机关近几年处理的几个较有影响的涉及权利冲突的案例看,在适用这一原则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叁』 如何理解和评价《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征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一条款表明了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基本态度，即不否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正当性，但对具有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鉴于该条规定非常原则，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规章或者指南，明确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和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之间的界限，更好的指导反垄断执法实践，增强经营者对自身经营活动的预期性。

二、《规定》的起草过程

2012年底，工商总局在开展《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见稿)》)研究制定工作的同时，启动了《规定》的起草工作。此前，工商总局于2009年成立课题组，开展了《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国外竞争机构的执法实践和相关指南、规章的资料和文献，系统研究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执行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行为类型、分析方法、主要执法对象等问题，同时比较研究，归纳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形成的共识和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甘肃等12个省市，通过走访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行政司法部门意见等方式开展了调研工作，了解掌握我国现阶段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总体状况、行为表现形式、企业应对措施等。三是拟定《指南(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听取意见，除书面征求意见外，先后举行座谈会、研讨会6次，工商系统、国务院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类企业以及国外竞争执法机构提出了很多建议。对这些意见，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
在制定《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我国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现状的总体情况。我们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既是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垄断法中的一个重要、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不长，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实践经验更是有限，此时推动一部符合中国实践、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出台，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实践的积累。

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工商总局在制定《指南》的基础上，立足职责，启动了《规定》的制定工作，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2013年3月以来，工商总局先后就《规定》初稿书面征求意见两轮，举办研讨会、座谈会5次，对象覆盖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工商局，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法制办、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知识产权局等与反垄断、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的十二个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电信、华为、高通、三星等19家国内外知识密集型企业、美国商会、美国律师协会等外资商会和机构，欧盟竞争总司、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加拿大竞争局等国外竞争执法机构以及国内竞争法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以来，共收到意见建议300余条，对各方提出意见建议，工商总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其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即为了保护竞争和激励创新，制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同时，对相关概念作了必要解释。

一是明确了经营者所普遍关注的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创新和竞争，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根据工商总局承担的反垄断职能，明确界定本规定所称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三是明确本规定所称相关市场，依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进行界定，并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二)禁止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既在总体上禁止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又规定了安全港规则。安全港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有利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己在相关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因素判断相关行为在反垄断法上的后果，指引经营者避开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逐步走向合理竞争。

(三)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明确在反垄断执法中执法机构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对待，市场支配地位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和推定。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可以构成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但是经营者不仅仅因为拥有知识产权而直接被推定为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规定了拒绝许可知识产权、限定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限制条件、差别待遇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几种具体滥用行为。其中，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许可知识产权的规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主张保留但应明确其构成要件，有的主张删去。经过慎重研究，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和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保留了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对反垄断法关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的条款做了限缩性规定，仅将其限定在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必需设施的一种情况，对其适用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力争做到鼓励创新和保护竞争的平衡。

(四)规定了四种特定类型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构成相关垄断行为，如专利联营、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行使专利权行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等。这些行为可能分别或者同时构成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主要涉及后者。

(五)规定了工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分析原则和框架。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分析认定，工商机关在考虑知识产权特殊性的基础上，遵循对垄断行为分析认定的一般步骤。在分析认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时，要对该行为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分析。该规定向经营者和相关机构明确了工商机关的执法方法，既可增加执法的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提高执法透明度，为经营者自我评估提供参考，有利于鼓励经营者进行技术推广和传播。

(六)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规定》第十九条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肆』 权利滥用禁止原则的主要内容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之机能
一、问题提示
按诚实信用原则及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乃以对制定法或当事人所订契约之解释与适用，求其具体妥当性及公平正义性为目的所发展形成之法理。然因被广泛恣意滥用于一般条款，加上其机能领域扩大化之结果，却大大地危害了法的安定性，致使原本为民事法最高指导原理之精灵，反而转成法规及契约滥加解释适用之藉口。因此，如何调和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禁止等二原则，遂而有加以探讨之必要。
再者，依据此次民法总则原修正草案，拟增设第2条之一，于法例规定：权利应符合公共利益。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信用方法。此项草案系参考日本民法第1条第1项及第2项而订，待正式修正公布实施者，则再参考瑞士民法第2条，而与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148条之权利滥用禁止规定，混合订定，而于第1项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第2项规定，则系沿用原草案第2条之一之规定，显有意将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219条有关行使债权，履行债务之诚信原则，加以删除。按诚信原则已成为民法之一指导原则，此次修正从债篇将之移列到民法总则第七章有关权利之行使中，诚属立法上之大进步。但仍有问题发生，即新法第148条之规定，究为何种性质之规定，亦即第1项系本旨及原理规定?抑为权利滥用禁止之规定?又第2项系第1项之例示规定?抑系第1项为第2项之效果规定?抑或第1项前段为本旨及原理规定，而第1项后段及第2项为例示规定?均值得探讨，盖解释之不同，适用之结果亦不同。
再者，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等两法理，究为个别法理?抑为重复法理?亦值得吾人探讨。
以上诸问题之探讨，欲得其妥当结果，非先了解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二法理之形成过程及其法的机能不可。
二、诚信原则及权利滥用禁止法理
自罗马法以来，所谓权利行使自由之原则(Ouiiure utitus nemini farit inicuriam)，指行使权利不得含有加害意思(Animus Vicno nocendi)及应以善意衡平(Konum acqum)进行诉讼程序等二法理。至于应受何种程度之限制，当时乏明文规定，但自资本主义发达以后，社会种种矛盾现象渐告产生，以向来上述二法理应付此等矛盾，已有未逮之嫌。至此，诚信原则及权利滥用禁止等法理，遂而生焉，用以修正资本主义所生之种种社会弊害。19世纪初叶，法国民法第1134条进而规定有契约履行之诚信原则。又1855年日耳曼控诉法院之一连串判决，相继采用权利滥用禁止之法理，继而各种学说理论逐渐展开。其后，德国民法第242条亦规定，信义原则(Treuund Clauben)，乃债务人之行为原理，同时于第157条规定，诚信原则为契约解释之一般基准，又于第226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许以加损害于他人为惟一目的。进而学说及判例，将诚信原则作为规律全债权债务关系之法的原则，其发展之结果，认为德国民法第826条(良俗违反行为之赔债责任)适用于民法第226条，仅具备主观要件即足，但权利滥用之要件，则必须客观化。 待本世纪，瑞士民法将诚信原则及权利滥用规定于同一条文，其第2条第1项规定：一切之人，其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均应遵从诚信方法。第2项规定：一显然滥用权利者，不受法律之保护。此条之规定，可谓系德国及法国民法学说及判例之成果，至此，诚信原则被扩大适用于一般之权利义务，而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一方面规定其客规要件，另方面扩张其法理的机能领域，以应新社会时代之要求。
日本民法第1条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乃受欧陆民法之变迁及学说影响而形成，至于第3项之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则因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之发达，为使法律适用之具体妥当性与流动性之实现，以及改正资本社会之利益矛盾，于昭和二十二年所追加订定。其第1条之具体适用，于判例上可示例者如： (1)流水使用权，不得有害于下流沿岸所有人之利益与国家之公益；(2)户主权之行使，以家政整理之必要范围为限；(3)汽车运转排泄废气不得致他人之花木枯死；(4)接引温泉之木管通过他人荒地，荒地所有人不得以高价请求收买所通过之土地。以上所述，乃滥用权利之示例，此即以社会通念容许为限界之客观要件为理论而展开之判例。至于诚信原则之适用，有 (1)：对于民法第579条买回权之行使，卖主不得以欠微不足道之价金(如2日元)，而加以拒绝；(2)民法第541条之履行催告期间，债权人不得主张应于契约原定履行期间内为履行(盖失去催告之意义)。
至于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148条，乃将原规定于债法第219条加上民总原第148条并合而成，其立法形成，可谓一方面受到社会情事变迁而权利社会化之影响，另方面受他立法例扩张诚信法理适用(主要系参考瑞士民法第2条及日本民法第 1条)之结果，立法论下所得产品。
三、诚信原则之机能考察
按通说谓，诚信原则乃对具体事件，为使之妥当适用于法律之一种补正或解释成文法法语与现实要求相吻合之法理，故具有规定欠缺之补正机能与规定之解释机能，称之为诚信原则机能二分法。但诚信原则之法理，自罗马法以还，再经各国立法、学说及判例之扩大机能领域后，实际上已有滥用此一法理之虞。因此，上开二分法机能是否足以应付现实社会之要求，不无探讨之余地。为使诚信原则之法理被妥当运用，愚以为将其机能加以明确类型化，仍有其必要。兹谨就个人看法，胪列诚信原则之机能，如下类型：
1．法具体化机能：即在制定法范围内，补其规定之不备，使之适合制定法精神之具体化机能。例如，依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309条之规定，债务人固应依债之本旨为清偿，且依第 318条之规定，债务人无为一部清偿之权利，但债权人如以债务人仅差极少数金额(如新台币100元)而拒绝债务人之涂销抵押权登记，解释上乃有违诚信原则；又依民法第367条之规定，买受人对于出卖人固有受领标的物之义务，但如契约未规定履行场所，并未获买受人之指示时，依诚信原则，出卖人应通知询问买受人，并协助其受领。
2．正义衡平机能：即就制定法外之伦理依据，使行使权利合符实质的正义衡平机能。例如，甲委托乙房地产公司于10日内出售其土地，报酬为售价之3%，乙于期间内介绍丙拟与甲订约，甲为避免报酬之支付，拒绝准备完成之契约之订立，致期间 10日经过，甲依诚信原则，仍应支付乙报酬。又甲将土地租与乙建屋，为期6年，乙转租与丙建屋，甲知情而未加反对，并于6年期满后再与乙续约，嗣因地价暴涨，甲乃以转租为理由，诉请返还土地，甲对乙之违约转租行为，虽未抛弃其请求权，但甲明知且长期沉默，今忽违初衷，请求返还土地，殊有违诚信原
3．法修正机能：即为使制定法适合时代社会之进展需要而具之制定法修正机能。例如，依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443条之规定，承租人违法(法律规定或约定)转租时，出租人得行使终止权。但资本主义发达后，诚如前述发生许多社会矛盾现象，诸如贫富差距问题及公司行号设立以经营经济发展建趋势，如承租人虽有违法转租，但倘其系因生计困难逼迫，非如此不可；或个人店铺之承租人，将之变更为公司企业，若许出租人以转租之理由，而终止租赁契约，显非诚信原则之首肯。又依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6条规定，耕地租约应一律以书面为之，如依民法第71条之规定，本应为无效，但该条例旨在保护承租人，若认为未订立书面即为无效，反于承租人不利，如依诚信原则，将该条例加以修正，解释书面仅具证据作用，并非生效要件，则该租赁契约仍应为有效。
4．法创设机能：即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创设与制定法相反之机能，与前述使制定法适合时代社会之进展需要，而修正制定法之机能不同。例如解除权之发生，固有法定与约定原因，但是否除此原因外，其他情形均不可解除契约?设甲乙订立建屋契约，嗣因政府统制法令之实施而禁建，以致必须长期延期建屋，此时若不许双方当事人解除契约，或一方请求解除而他方以无法定或约定事由加以拒绝，应认为违反诚信原则。此一情形，乃因法律无特别规定，而由诚信原则加以创设之法理。
关于诚信原则机能之类型化，论者有二种不同看法，主制定法拘束力者，认为制定法本身即诚信原则之法典化，即立法者对预想内型之事件，有法之定型化适用，除此预想内型之事件外，即不能再加以法的规范，故诚信原则仅能作为制定法补充及解释之手段，而不能有修正及创设法之机能，即前述所谓的二分法。但预想内型事件之反面，必然产生预想外型之事件，即民法之空白型规定，形成民法规定之欠缺，此一欠缺有待诚信原则加以修正或创立，以应社会各种活动形态变迁之需要，因此，有主张诚信原则的四分法。
四、权利滥用机能之考察

权利滥用禁止并非新进发展出来之法理，而系自罗马法以来，传统上以法律除去权利内容有不当结果之具体化表现。但此一法理，如同诚信原则之法理以及一般法律条款，易被滥用，且具有侵害法安定性之危险。关于此一问题，吾人探究其法理之现实机能，以阻止学说之滥用，殊有其必要。兹谨就个人看法，胪陈权利滥用禁止之机能类型如下：
1．侵权行为机能：即依权利滥用禁止法理，使某种权利之行使，构成不法侵权行为，而负损害赔偿责任。例如，出租人依法强制执行承租人拆屋还地(租地建屋场合)，对于承租人之建筑物任意加以破坏，致使材料价值减少；或工厂排泄亚硫酸危害邻地之农作物；或其他合法行为造成私害(privatenuisance)或公害(publicnuisance)之场合等，本来系单纯的有无侵权行为之问题，但侵权行为依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184条之规定，须具有不法之要素，然而上述例子有时系合法行为之行使，很难以不法条件用侵权行为加以处理，但就损害他人一点言，为公平计，以不公平事由，断定权利人之权利滥用，则甚容易，故将不法要素转化为权利滥用，而构成侵权行为，使不法之概念扩张，包含权利滥用，此对于所有权之界限划分，具有法的实质意义。
2．权利范围明确化机能：即制定法系概括抽象之法规，当制定法有欠缺时，权利滥用禁止之法理，具有使该欠缺之权利内容及范围加以明确化之机能。凡二人以上之权利性质与范围发生紧张冲突之场合，乃典型之例子，故邻接地所有人为利用地下水营业，乃凿一深井，但却妨害他人之用水，其凿井行为即构成权利滥用，亦即用水权之行使应不得有损害他人之用水权为界限，即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148条第1项后段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3．权利行使范围缩小化机能：即依权利滥用禁止法理，使某一权利之范围缩小之机能。例如，依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 443条之规定，承租人违法转租固使出租人取得终止契约之权利，但如因住宅供需失调或其他社会情势之变迁，穷困之承租人因受经济压迫不得不转租部分租赁物，若解为出租人此时仍得行终止权，属权利滥用之一种。亦即出租人依法或依约虽于承租人违法转租时取得终止权，但其终止权之行使范围在上开案子中，因权利滥用禁止法理，而被加以缩小，以保护经济弱者，此乃社会公平之所共同要求。
4．强制调停机能：即依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强制权利所有人参与调停之机能，此一机能之适用，以涉及公共利益者为限。
依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773条规定，土地所有权，除法令有限制外，于其行使有利益之范围内，及于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无碍其所有权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权可说不小，但公共事业如电力、瓦斯、自来水、航空……等企业所装设之电线、电缆、瓦斯管、水管、空中飞行等，严格言之，在某程度内，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所有权加以拒绝装设或飞行，但此等装设及飞行，对大众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甚大，然私人利益有时亦不能予以忽视，因而依据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强制公共事业者与土地所有人调停协议解决，此所以有公用征收给予合理补偿之制度，使国民经济及公共福祉得以维持。同样道理，公用事业已成事实之不法装置，土地所有权人亦不得任意主张拆除，而必须强制调停程序加以解决。此一法理，有如时效之重视既成事实状态也。
五、二者关系之学说探讨

关于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法理之相互关系，向来学说主张不同，主要者有：
1．诚实信用系原则，权利滥用禁止系违反诚信原则之效果，因此，运用于具体事件时，可重复适用，认为……依诚信原则，属权利滥用……。
2．诚信原则仅系如何行使权利及如何履行义务之指导原理，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并不受诚信原则之拘束，而应就各个具体场合加以处理。
3．诚信原则乃债权法之原则，而权利滥用禁止则为物权法之原则。
4．诚信原则系支配契约当事人间之特别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滥用禁止则系支配无上述契约当事人间之一般权利义务关系。
5．诚信原则为对人关系之法理，权利滥用禁止为对社会关系之法理。
以上各说，以第一说为有力说，盖第二说、第三说、第四说及第五说，均忽略了诚信原则乃一切权利义务规范之最高指导原则。又诚信原则之法理应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固然规范了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应本此法理而行；另方面为禁止学说及判例滥用诚信原则以补充、解释、修正或创设法律，亦应本此法理而行，二者若有不当情形，性质上均应属于权利滥用之情形。再者，第二说认为权利滥用禁止不受诚信原则之拘束，亦有不当，盖权利滥用亦如同诚信原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规范权利本身不得滥用，以危害公共利益或他人之利益；另方面也规范学说及判例不得滥行主张权利滥用禁止法理。由是观之，二者间具有原则效果之密切关系，此亦所以近代学说如日本管野耕毅教授所主张，诚信原则适用之极，即权利滥用，如何适合现代社会通念之共同要求，诚信原则必与权利滥用禁止法理求其调和而适当，不无见地也。又第三说，有无以对身份上权利义务作圆满说明之弊；再第四说虽未如同第三说，以债权法及物权法作二者适用之区别标准，然诚信原则及权利滥用禁止法理，事实上不能以有无契约关系而作不同处理。第五说亦忽略了人之关系乃社会关系之一环。
在实务上，台湾地区法院之判决，有仅以诚信原则处理者，例如，1960年台上字第1407号判决，1967年台上字第789号判决；例如，1969年台上字第2929号判决，1976年台上字第 1628号判决；亦有仅以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处理者，例如，1951年台上字第1754号判决，1963年台上字第3218号判决，1970年台上字第3940号判决，1975年台上字第463号判决。但未见有二者作原则效果适用者，此一现象或因台湾地区现行民法法条编排体系，在总则篇未修正前，将权利滥用禁止法理规定于第148条，而将诚信原则规定于第219条所致故也。
六、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法理而成之法则

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禁止法理，依上开分析，固有原则与效果关系存在，但因过去个别法理之影响，发展出许多具体事件适用法则，愚以为今后吾人适用时，不宜再以个别法理处理。综观前述各判决及学说，可归纳出依诚信原则及权利滥用禁止所形成之法则如下：
1．主张与自己行为相矛盾之权利一禁反言 estoppel)。
2．继续不行使权利之状态，不得再行使权利--权利失效原则(Verwirkung)。
3．自己违约不得向相对人请求履行义务--洁手原则 (cleanhands)。
4．契约后客观情事之变迁致法律关系之变化--情事变更原则。
5．继续性契约及劳务性契约因违背信任关系之解除契约或终止契约--背信行为论。
6．因私害或公害而致生活环境受侵害，不得主张权利行使--忍受限度论、环境权论及日照权论。
7．因恶意取得权利人，欠缺权利请求之对抗要件--恶意排除。
8．基于所有权而滥用妨害排除请求权--相邻关系理论。(n)

『伍』 如何理解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古罗马有“凡行使自己之权利者，对于任何人，均非不法”(Qui iure suo utitur，numinifacilniuriam);“凡行使自己之权利者，对于任何人，均不得视为加以侵害”(Neminem laedctm qui Suolureutitur)。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民法采纳个人主义立法思想，对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的方式仍没有限制。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西方民法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因此针对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时常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西方民法开始确立禁止滥用权利(abuse of right)制度。《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第2项规定：“显然的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之保护”。公有制国家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禁止滥用权利制度。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5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都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和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道德准则”。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据此，中国法律一方面鼓励权利人正当地行使权利，以满足其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又为权利的行使划定了界限，禁止权利人超出这些界限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一、关于滥用权利的概念，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 否定说认为，滥用权利说法是矛盾的，因为权利是不能滥用的，“权利”被滥用的时候，也就不是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了。此说认为，“权利滥用的用语，其自身即属矛盾，因为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则我们的行为不能不说是适法，假若认为违法时，则必然是逾越了权利的范围，而属于无权利行为。权利滥用伊始，即同时失去了其权利滥用的性质”。肯定说认为，权利人在属于其权利的范围内，以超出法律许可的方式行使权利，则为滥用权利。此说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所采用，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对权利滥用概念所持的观点。而其又因各学者所采用的界定权利滥用概念的标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二、各国立法和实践一般承认滥用权利的概念。判断滥用权利的标准则又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行使权利时具有滥用、加害于他人的故意，则为滥用权利。客观说认为，应以行使权利的客观结果为标准，只要行使权利时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是滥用权利。在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滥用权利应该根据权利是否存在、行使权利是否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来确定，即把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结合起来考虑。

『陆』 《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基本原则

民法总则在第一章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

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合法原则、绿色原则。

法律中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能够体现立法的指导思想、并且对全部法律制度发挥统率和指导作用的最基本规则。确立民法基本原则，是为各种规范民事活动的法律法规提出具有指导思想性质的基本要求。

(6)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扩展阅读：

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不仅是为了规范当事人自身行为，更是为了规范民事活动的立法、行政执法、法院及其他机构的司法行为。

在立法层面，民法总则中规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仅对总则中的全部法律制度发挥统领作用，而且对整个民法典中的法律制度发挥统领作用，甚至还要对包括商事法、知识产权法、社会性立法和很多涉及民事权利的法律发挥统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对于各种下位法的制定应当发挥指导甚至是制约的作用。例如，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立法机构制定的地方法规涉及民事活动规范的时候，都应注意遵守这些原则。可以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规范民事活动制定的其他法律，其效力次于像民法典这样的法律的时候，同样也要遵守这些基本原则，使得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要求。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当然也要遵守这些原则。而在人民法院和裁判机构分析和裁判民事案件的时候，这些基本原则的作用更直接，也更显着。这些基本原则虽然有的不一定能直接用来裁判案件，但它们都可用于从宏观上指导案件的分析和裁判，自愿原则等甚至可直接用来分析和裁判案件。

『柒』 论述权利用尽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体现

是一种专有性的民事权利，它同所有权一样，具有排他性和绝对性的特点。但同时，为了防止这种垄断性权利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知识产权制度在维护创造者专有性权利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以协调创造者、传播者、与代表社会利益的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制度就是对专有权利限制的一种典型制度。
比如，当专利权人进口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任何人将其所购该产品再次销售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即当购买者合法购买了该专利产品后，专利权人对于该专利产品的权利用尽。
权利用尽原则，是知识产权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是基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而产生的，其直接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利益回报。它在传统知识产权领域得到广泛认可，并被用来分析国际贸易中的平行进口问题。它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相结合，产生了权利国内穷竭和国际穷竭两种学说，国际穷竭说是用来支持平行进口的。尽管权利穷竭说与平行进口关系密切，但它并不能完全用来评判平行进口是否侵权。
权利穷竭原则（Exhaustion Doctrine）又称权利耗尽、权利用尽原则，是知识产权法上一个特有的原则。该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合法置于流通以后，原知识产权权利人所有的一些或全部排他权因此而用尽。
所谓权利穷竭原则（exhaustion of rights[ii]）,也称权利用尽原则、首次销售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制造的知识产权产品,在第一次投放到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它的进一步的控制权,权利人的权利即被认为用尽、穷竭了。凡是合法地取得该知识产权产品的人,均可以对该知识产品自由处分。其制度宗旨是在保护专利权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首先，权利穷竭原则只适用于知识产权，并因适用对象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并且它只适用于排他性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而不适用于同为知识产权范畴的反不正当竞争。
权利穷竭原则目的是使知识产品在进入流通领域以后，作为产品的物权所有人，有权再使用、销售该物品，从而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一旦适用了权利穷竭原则，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独占性排他权就会受到限制，而作为规范客观行为准则的反不正当竞争，则不存在限制排他权的问题，自无适用权利穷竭的必要。
其次，知识产权穷竭原则，主要是指积极利用权的穷竭。权利人从事了相关的利用行为以后，那么作为知识产品的所有人，有权对物品加以再利用，在此范围内，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真正的权利人、被授权人、继承人等）放弃该标的物，并进而放弃在该标的物上的某些消极禁止权的行使。

『捌』 试析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作用

保护人的权利不被其他人的权利所侵害，权利都有一定的界限，没有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利。行使民事权利，超出了一定的界限而损害他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是权力滥用。

『玖』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的这一条款是什么意思

日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了《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专定》（以下简称《规属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共19条，包括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制定《规定》的目的和依据，根据职责，对涉及非价格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和相关市场等概念作了必要解释。二是禁止经营者之间利用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达成垄断协议，同时规定了安全港规则。三是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明确了相关认定和推定规则，对具体滥用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四是明确界定了专利联营、标准中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可能构成垄断行为的具体情形。五是明确了工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分析原则和框架。六是依据《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罚作了规定。《规定》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有关憨牛网的问题，可以使用以下服务：向TA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