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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荣物权

发布时间:2021-11-04 11:31:55

『壹』 民法知识点的问题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关于物权与债权之地位关系的。事实上,关于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地位关系,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传统的观点认为物权优于债权,理由在于:
(1)物权法调整的是人对物的支配关系,即静态的财产关系,物权法的重心在保护所有权不受侵犯,旨在维护财产的“静的安全”;而债权的重心在于保护和促进财产的流转,旨在保护财产“动的安全”。人对“物”,当然物的所有权的规定比物的流转中的权利重要,否则,无主物的流通还会有失去意义吗?
(2)物权法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在社会中的财产的归属和保护问题,它最直接地反映和保护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所有制关系。债权法调整财产的流通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在社会中的具体、特定的人(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经济问题。两者相比较,显然整个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广义的个人)的利益,物权的效力当然优于债权的效力。
(3)物权法以确认各种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为主要内容,并赋予物权以支配权和排他性,而且通常要涉及第三人的利益,这决定了物权法的规定大多数为强制性的规定,采取法定主义的原则,不允许当事人依其协议而排斥法律的适用。而债权更多地体现在合同关系上,具有很大的约定性,强制性的效力高于约定性的效力,物权的效力自然优于债权的效力了。
(4)物权法为财产归属法,主要是关于社会财产的归属和保护问题,而财产归谁所有,得由何人支配,直接关系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全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条件,尤其是土地,为有限、稀缺的自然资源,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物权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常涉及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而债权法绝大部分都在调整社会中的局部的财产关系,常涉及两个特定的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其私人性比物权法的要强得多。人生活在社会中,私人意志须得服从公共意志,所以物权高于债权!
然而,以日本民法学家我妻荣为代表的学者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物权必须与债权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支配作用,因此近代法中债权处于优越地位,具体参见我妻荣的著作《近代法中债权的优越地位》

『贰』 查阅史尚宽先生、王泽鉴先生、我妻荣先生、米健老师主持的德语译丛中包括梅迪库斯等人的民法相关著作

史尚宽先生的书经典不过台湾民法修过后有些过时了,个人推荐王泽鉴的学说判例8本还有债原,民法思维,民总,不当,侵权,外加2013新出的人格权法,北大出版社的,民法概论就不要看了,至于我妻先生的书嘛,我建议不要买了,(如果你是珍藏的话)我妻的那套中译全套固然经典,但很多的是60年代出版的,现在日本正在准备债权法修改,很多都变了,日本现在流行的是内田贵的四卷本,可惜只有日文版。至于德语译丛的话,美迪酷似的还行,最好入请求权基础和德国民法通论,还有新出的德国新债法。综上,王泽鉴的最适合不过了。顺便可以入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到2006间引进的台湾民法书,如黄立的债编各论。
ps,有条件搞本小六法。
这么详细了给点分吧

『叁』 学习民法要看的教材和著作推荐具体细化一点。拜托了。回答得好加100!跪求高手!

《民法60讲》 ……………………………………… 李建伟

《民法概要》 ……………………………………… 王泽鉴

《物权法论》 (修订2版)………………………… 王利明
《物权法通论》…………………………………… 温世杨 廖焕国
《民法专题讲座》………………………………… 北京万国学校组

『肆』 民法书籍推荐

一、民法史与概述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总则

(一)教科书

1、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版

2、[德]哈里·韦斯特曼等:《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体系书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专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 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释书

13、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权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1、[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权法

(一)教科书

1、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远:《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体系书

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专著

10、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

13、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释书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书

18、程啸编著:《物权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债法总则

(一)教科书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 7 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体系书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书

1、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体系书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释义书

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书

11、程啸编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权与损害赔偿法

(一)教科书

1、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尔温·多伊奇等:《德国侵权法(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体系书

4、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专著

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规则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释义书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书

13、程啸编著:《侵权责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论

(一)入门阶段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

4、[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学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级阶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九、法经济学著作

1、[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等:《民法的经济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兰德斯、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维与案例分析

1、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伍』 民法 抛弃行为 生效

我国法律,貌似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抛弃的生效,但是,根本日本我妻荣的《民法讲义之物权篇》中关于物权的消灭中所说,放弃所有权以及占有权,无需对特定人为意思表示,通过放弃占有等表示放弃的意思即可。一般认为,抛弃只要意思表示完成即可生效。(如果各位其他看法,可以探讨)我的理解是,只要你表示,抛弃该物,那么就失去了该物的所有权,不过,前提是,不违反公序良俗,且不损害他人利益时才能被承认。 就本题而言,张某已经完成王某委托,将电脑带到垃圾站,抛弃行为已经完成电脑处于无主的状态,张某因先占而取得所有权。而,王某已经表示了抛弃电脑,因此已经丧失所有权,不能要回电脑, 所以,本题选B
如果还有其他高见,欢迎讨论!

『陆』 求一篇法学专业毕业论文 ~~~~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0.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柒』 谢谢你的回答哈~不好意思,再麻烦你民法你们都用的什么教材呀\(^o^)/~

我基本不看本校发的教材。经大家总结以下民法书值得看
民法总论:大陆:梁慧星《民法总论》,台湾:王泽鉴《民法总则》,郑玉波《民法总则》
物权法:大陆: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崔建远《物权法》,台湾:王泽鉴《民法物权》
债总:台湾: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大陆:崔建远《合同法》,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婚姻法:不清楚那本较好。
知识产权法: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参考:大陆: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李锡鹤《民法院理论稿》(这部书水平甚高,基本推翻传统民法理论,若为研究方可一读)台湾: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以及史尚宽、邱聪智、林诚二、(日)我妻荣,(德)梅迪库斯等等非大陆学者著作。。。。。。
剩下的书(尤其是大陆本土出品),即便是作者听上去很有名,也不可靠了。。。。。。

『捌』 哪位大侠能说说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对于物权共有权处分方面的法律规定吗

什么是无权处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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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蒋华胜

一、处分和处分行为的内涵处分作为民法上的基本概念,其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指权利人对物或权利加以变更或消灭,使其形态加以改变,如把木材加工成桌椅;法律上的处分是指通过法律行为,改变所有物的法律状态,如租借,转让,设定他物权。1要使物或权利发生处分上的效力,不仅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债权行为(如买卖合同),而且还要使物权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变动,(如动产之交付或不动产之登记),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实现交易目的。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前者是发生债权债务之行为,故又称为债权行为,如租赁、保证;后者是指使特定权利直接发生得丧变更之行为,如抵押权的设定行为,商标权的转让行为。动产或不动产的买卖虽然属于债权行为,但是债权的行使或债务的履行结果将导致物权的移转、变更,因此既包含负担行为,也包含处分行为2,这是我国大陆学界目前的主要观点。

我国台湾学者对处分行为涵义的研究可谓精细深入,就法律意义而言,他们认为,法律上的处分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当于我国大陆学者的通常观点,但是,狭义上的理解,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因为处分行为有自己的特质,它能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3.就上文的论述而言,处分行为的涵义的确有进一步作精细研究的必要,在不同的场合,其有不同的内涵,故吾人应审慎探讨,以克济事。无权处分行为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的特定概念,但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制背景不同,人们对之理解也不同,概言之,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和物权变动模式有极大的关系,通过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进行考察,可以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二、非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法国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把债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一个法律行为应该有债权发生和物权变动的双重效果,故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生效,则标的物的所有权理所当然移转,力求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一体化把握,而没有作严格的区分。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子、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移转;该法典第1583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既使标的物尚未交付时,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所有权即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由上规定可以看出,仅依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物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动。这一立法的原因是法国民法中并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严格区分,因此在法国民法中,并没有形式主义的物权立法,把物权变动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学者把以法国为代表的物权变动模式,称为法国模式。4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统一的把握,只要债权行为有效,物权变动自然发生,债权行为内包括物权变动即处分行为。因此法国民法上的处分行为的内涵是作广义的理解的,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当事人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债权行为本身就是处分行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效,从而将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是法国在其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必然的选择,根据其法律的规定,买卖合同生效,标的物的所有权自然移转,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物权变动本身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所以让无权处分人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生效,则权利人的物权丧失,买受人完整地取得了真实权利人的标的物所有权,对无权处分行为来说,这样严重违背民法的公正理念,损害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只能从反面对其进行限制,对买卖合同的效力进行彻底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所以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其突出的缺点,物权自意思表示一致时发生移转,由于这一移转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第三人很难辩认物权变动的外部表征,这对交易安全非常不利。同时,物权自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移转,由于没有公示方法,容易导致物权重复现象,违背物权的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实行打开了方便之门。法国法将债权法上的规定和物权法上的规定混在一起,此种方法妨碍了法律的适用,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鼓励交易,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作无效的理解,有检讨的必要。法国民法典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否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本着对人的充分尊重,坚持契约自由,重视对所有权的保障,充分相信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5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法国民法典就把先在哲学或政治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观念或趋向法的方面反映出来,各国都依赖法学家在法律上反映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制定法的新门类。6法国民法典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是对罗马法的反动,罗马法是承认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乌尔比安在《论萨宾》上说:毫无疑问的是,可以出卖他人之物的,事实上,这是个买卖契约,只不过物可以从买受人手里被追夺。法国法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这和罗马法根本不同。罗马法通过使买卖合同有效,但是物权并不移转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而法国通过对买卖合同效力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虽然两者的目的相同,但是路径不同。法国法的规定,并非是立法上的唯一选择,法国的选择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弥漫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认为人的价值超乎一切万物,个人之意思应受到绝对尊重,因而个人之意思所致,万物应该因应而变化。7鉴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局限性,法国的法学家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加选择的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宣布无效,不符合社会经济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主张该条的适用范围应受到限制8.近年来,法国学者针对1599条的不足采取实际行动,力图将其解释为相对无效,而非绝对无效,表明了就买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并非一概无效9,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改变了民法典的规定。

(二)日本模式:尽管日本民法典的物权变动模式,继受了法国模式,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但在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上,并未追随法国,日本民法典第560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了买受人的义务,其第561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不移转于买受人,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可见,在日本民法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是生效合同,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上,虽然采取了与法国一致的立场,但在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并未采法国法的立场,说明了买卖合同生效只能说明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的可能性,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和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其第178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让与,除非将该动产交付,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可见根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虽然物权发生变动,买受人取得物权,但其不能在交付或登记前对抗第三人,这与法理相矛盾,既然买受人自买卖合同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其所取得的所有权未经登记或交付,却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与所有权的性质不符。10所以出卖他人之物,买受人取得的只是虚拟的物权,并不具有物权的性质,从而也雄辩地说明了,仅有债权行为,并不当然有真正意义上物权变动的发生,债权行为并不能包括狭义的处分行为的内容,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仅指债权合同,原则上应为有效。

三、承认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德国模式:作为物权形式主义的代表,德国民法坚持债权与物权的严格区分,认为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使当事人享有债权和承担债务,即债上请求权。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它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行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正如谢在全先生言: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而且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11基于这种严格区分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一个物权变动过程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行为,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债权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合致即可成立,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处分行为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使物权发生移转。有负担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仅有负担行为,对物权不进行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物权之登记,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即使动产已交付或不动产已登记,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还是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物权变动后之权利归属能否得到法律确认的原因,就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德国民法典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为效力待定,指的是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债权行为是有效的,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经权利人允许,无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的处分,亦为有效;(2)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或者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前项处分亦为有效。就允许而言,第185条第1款只是明确规定,经事先允许的,非权利人可以为有效的处分,亦即处分授权。第185第第2款第一句第一种情形是:非权利人所为的处分并非自始无效,而是效力未定,其效力是可以补正的,处分人取得标的物亦即非权利人自己变成权利人时处分有效,他在接受自己的处分的约束。12德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认为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由物权契约加上公示行为(动产之交付与不动产之登记)构成13,物权变动的效果并不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而是坚持物权与债权相分离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系,有其突出的优点。

首先,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为世界上大多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继受,说明了德国民法体系的科学性。德国民法坚持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分离,明确区分两种法律行为的不同性质,有利于民法概念的精确把握和民法的体系化建设,对提高人们的法学水平有重要作用。

其次,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的稳定,坚持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如果以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14,则不符合生活实际,因为除了占有改定等特殊情况外,只有债权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否则合同责任就没有意义,而且也不会有违约责任的产生。同时,把物权变动效果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也使合同的约束力视同儿戏,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物权变动,如果没有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结果,就宣布合同无效,很难维持合同效力的稳定。尤其在无权处分行为的场合,债权行为效力不受物权行为的影响,如果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债务人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可以有效地使债权人得到法律的救济。

(二)我国台湾地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德国民法中有关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继受15,其第118条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台湾地区的学者通说认为,此处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在内,例如甲擅将乙寄存的某画作为已有出售与丙,并依让与合意交付之,该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系无权处分,效力未定16.概言之,在上述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处分行为内涵的理解大相径庭,如前所述,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是债上请求权,它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法国民法简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其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是以牺牲分离主义立法的合理性为代价的,把对交易便简的要求推向极端,但是它无法解决与传统物权理论的冲突。就无权处分而言,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这显然混淆了买卖合同和物权变动的性质,把出卖人有处分权作为债权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这种立法的结果就是把无权处分行为规定无效。日本民法改变了对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不足,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有效的,区分了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认识到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德国民法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仅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在效力认定问题上,债权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未定。

我国民法理论上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行为是人工的雕琢,它实际上不过对单一的法律行为有两个相异的观察方式而已。今以捏造两种互为独立之契约,这完全是拟制的,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施法亦会因极端之形式思考而受妨害。17我国的物权变动不同于法国和日本,而是采取了债权行为+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的债权形式主义,仅有意思表示尚不足以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履行特定的形式,由于债权行为同时也是物权变动的主要生效要件,所以债权行为无效时,物权变动不发生,债权行为有效时物权变动不当然发生。我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也应以此为基础,无权处分行为不指物权行为或狭义的处分行为,而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和相对人订立的无权处分的合同,在我国目前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只能作此理解,所以本文论述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就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的效力。

比较法研究是民法上的基本方法,这种吸收和借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比较与取合过程;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对无权处分行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且都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作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在进行立法研究时,应进行合理的选择,使其与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相协调,做到民法的逻辑化和体系化,法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18,这正是我们进行法律理论研究时的行为准则。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仅指债权合同,这是研究我国合同性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前提和逻辑起点。

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指的是无处分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有合同法上的依据。第一,从体系安排上说,德国和我国之台湾地区将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规定在民法总则上,起着统率作用,处分仅指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行为。我国有关无权处分行为制度不是规定在民法总则,而是规定在合同法总则里,就很难作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解而只能作合同法里的制度。第二,我国合同法把无权处分行为的制度规定在合同法的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里,由于我国传统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这样我国的合同法里的无权处分行为指的就是无权处分合同。在合同的效力的统辖下,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当然仅指无权处分合同。第三,我国民法上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设计之初,有给予了他制度上的定位。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稿》(第一稿)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定约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无效,但其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1996年5月—6月的修改,考虑到实践中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与其类似,并照顾到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遂于第44条(第三稿)规定,无权处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合同成立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而订立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无处分权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取得该财产的,受法律保护,1997年5月14日征求意见稿(第4稿)对第三稿的规定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简化,将两款合为一款,即其第3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8年9月4日公布的《合同法草案》则再度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并入一般的无权处分,其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让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19。从合同法起草人对该制度的设计宗旨来看,债权合同本身就是处分行为,应无疑义,也是我国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过上文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立法体例下,人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应用,只要我们设计好了精细的法律制度,它一定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注释:

1 李双元:《比较民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2 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4 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31页。

5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6 勒内。达维达:《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7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8 转引自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民商法学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祝贺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 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75页。

10 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第57页。

11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67页。

1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772页。

13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 页。

14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59页。

15 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页。

16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7 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1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19 孙鹏:《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玖』 关于物权法定原则与非典型担保问题的内容有那些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如下:
1、物权的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创设,学说称为“类型强制”(Typenzwang)。
根据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设定的物权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只允许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秩序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物权种类时,则不能解释为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只可解释为法律禁止当事人创设此种物权,例如,设定不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权;约定租赁权为用益性质的他物权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物权种类法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2、物权的内容法定,禁止当事人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学说称为“类型固定”(Typenfixierung)。
当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物权内容的界限,改变法律明文规定的物权内容,如约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对其所有物的处分权,亦即取消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由于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于法令限制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无论设定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都不能对物权人处分权设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则将使所有权有名无实。
3、物权的效力法定,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
物权的效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为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权为绝对权、对世权,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关涉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物权的流转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权具有的排他、优先及追及效力,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容当事人通过协议随意改变。例如,根据中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设定不具有优先受偿性的抵押权,这种约定应归于无效。
4、物权的公示方式法定,当事人不得随意确定。
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国的通例为:动产公示以交付(占有)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不动产均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法律对物权变动时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确规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权的变动或者无效,或者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不得协商不经公示的所有权转移。例如,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不通过登记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这一约定,因为违反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而无效。如果该房屋在未交付前又出卖给第三人,并且第三人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则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二、非典型担保的内容
民法上的担保,依其是否为民法典所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分为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近现代各国民法所规定的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属于典型担保。非典型担保,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特定物为担保标的、用以保障特定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非典型担保是社会交易上自发产生,尔后逐渐被利用,立法未规定其为判例学说所承认的担保。主要包括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
三、非典型担保问题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关系
由于非典型担保本来不是作为担保物权的预定制度而由立法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作为别的制度存在。因其具有内在的担保作用,在实践中便被作为一种担保手段来运用,并逐渐得到各国判例的确认。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学者对非典型担保的种类认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例如,日本学者认为非典型担保包括临时登记担保、回赎、再买卖约定、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则认为非典型担保包括让与担保、卖渡担保、所有权保留、代物清偿预约、抵销等。尽管学者对非典型担保的种类认识不一,但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代表,则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认可。
非典型担保一般都属于权利移转型的担保。让与担保制度中,让与担保设定人虽然一般可以继续占有使用担保物,但须将该担保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移转至债权人,待债务人履行债务后,所移转的权利才返还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在将出卖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后,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然保留在出卖人手中,待买受人全部偿付了价款或履行了其他约定义务后,标的物的所有权才转移至买受人。因此,非典型担保通常是以担保物的财产权利(主要是所有权)来进行担保,以保障债权人的债券得以顺利实现。

『拾』 我妻荣的创造与成就

在日本民法学说史上我妻法学的地位在于,在自己学说中采取了新的方法论,并将其融和在以前的学问之中加以结实合和体系化,并且由此明确了自己的方法论,其结果,将过去的民法学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源流,即,我妻在采用新潮流的同时,又将种种观点加以综合,二项任务一举加以完成。
作为我妻大学教授的两大任务是,其一,编写贯穿民法学全部的讲义用至教科书,其二,集中在一个课题上做终生的研究,而二者都取筇是了很大的成果,就前者而方,一方面将鸠山秀夫、穗积重远、末弘严太郎三人的学说加以综合,另一方面学习先进学者的学说,以及为正确地解释现行法去做应该做的事,即,各种制度进行比较法的、沿革的研究,判例的研究(这一崭新的观点学自末弘严太郎),法规的社会作用的研究(这一崭新的观点学自牧坚英一),努力以此综合来确立现行法体系上没有矛盾的统一解释理论。这是从三个角度出发的立体综合。
我妻撰写的贯穿民法全体的教科书的中心,就是最为人知晓的我妻的《民法讲义》。这原来是作为讲义的教科书,被整理为每卷三百余页,1932年首先问世的是《物权法》,到战前以《债权总论》为止共出版了四册,战后以不当得利为止分册出版了《债权各论》四册,战前版的改订版也出版了。这些书不仅是大学讲义的教科书,而且是详细的体系书。在今天,书中很多部分受到有力的批判,但是对实务家而言却可以说有着压倒的影响,对希望多学一些的学生来说它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书。可以列举的特色是,采用了判例研究的成果,判例被大量的引用,解释论的结论在常识上取得了均衡(这与穗积重远相似),“理论构成”非常清晰(这是继承了鸠山秀夫)。同时,站在“终生研究”基础上,对制度、规定从社会作用出发做了体系化,以及将其他法律融会一起丰富的说明,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在其他教科书中所难以看见的独到之处。为此,在教室中,也可屡屡听到其有关法律社会功能的讲课。另外,被牧野英一所介绍进日本的法国、德国有关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社会化等新观点的影响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侵权行为以下虽然没有完成在《民法讲义》之中,但在其后,有关侵权行为被收入在《新法学全集》(1940年)中,《亲族法》被编入体系书《法律学全集》(1961年),继承法的法条解释也与立石芳枝合著于《继承法》(1952年),由此,显示出了我妻民法解释学的全貌。
我妻“终生研究”的主题是“伴随资本主义发达的私法变迁”,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日本民法学史上不朽的名著,即,《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1927~1929年《法学志林》连载,有斐阁1953年版)等一系列论文。在此方向上的研究还有《经济再建与统制立法》(1948年),以及成为绝笔的《法学概论》(《法律学全集》1974年)。前面的论文纵横引用了以卡尔·伦纳、莱斯特、马克斯·韦伯为首很多经济史学者的著作,题名中显示山所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结论,许多问题的提起,以及提供了针对前述主题的丰富而重要的见识。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各个部分都是博大的论文。
作为方法论有留学回国后发表的论文“关于私法方法的一点考察”。我妻基于“最广义的裁判”这一中心立场,从三个侧面对“法律应实现的理想”,“以社会现象的法律为中心的研究”,以及“法律构成的技术”做了详尽的论述。由此,他为民法学确立了作为广泛法律学方法论的基础,这也可以说是以后方法论难以回避的地方。
当然,我妻并非把民法学中全部的课题都加以了研究,作为战后年轻学者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追求我妻学说的欠缺之处。例如,我妻的抽象论中作为沿革的研究,日本民法的起源、法典调查会三位起草者、旧民法(保阿索那特起草)、法国民法等的追溯:作为活法探求企业等的实务、发展中的日本人的法意识和法观念;以及法律中理论构成的意义和价值的再探讨,这些我妻的关心就比较薄弱。另外,还有些重要制度的思想背景的探讨,等等。总之,尚有很多重要问题遗留下来。
我妻除上述著作以外,还有判例研究三卷(《民法判例评释》I—111),论文和讲演集(《民法研究》十一卷共十四册),以及有名的讲义晚年再次用口述录音方式出版了《民法入门(案内)》十册(至债权各论上为止)等众多的学术书和教科书。最后的讲义将民法说得简单易懂,与《民法讲义》更为人容易理解。另外,以“法学家”杂志为中心发表了许多文章,之后编为随笔三册。其中,包含许多对学者、学生如何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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