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反垄断

㈠ 腾讯音乐遭反垄断调查，国家版权局推动腾讯与网易云达成版权合作，这对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国家版权局这样的做法，我想也不想腾讯音乐一家独大，因为腾讯音乐一家独大的情况发生，直接把最为有力的竞争对手网易云音乐干掉的话，那么国内大概率90%以上的用户都将是腾讯音乐旗下，那么肯定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局面，一方面是腾讯音乐可以肆无忌惮的索取用户的利益，比如开各种vip才能听一部分歌。另外对于很多艺人的版权保护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有很多灰色链条在里面，不利于推动健康的竞争发展。

倘若学习阿里系音乐被QQ音乐招安，从QQ音乐处低价使用版权，短期来看能解决用户流失的问题，但长此以往QQ音乐便将音乐资源处于垄断地位，以后无论QQ音乐定价多高，网易云音乐为了不被抽干曲库只能接受，这只会是饮鸩止渴的策略。幸好政策支持音乐资源公开，网易云迎来了新的曙光。

㈡ 腾讯音乐遭反垄断调查，争夺“独家版权”惹来哪些争议

最近，腾讯音乐因其独家版权而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调查”的对象，调查时间长达8个月。据媒体报道，国家相关部门对腾讯的反垄断调查包括对环球音乐、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等全球最大唱片公司进行问询，以查明它们是否与腾讯签署了涉嫌排斥和限制竞争的独家许可协议。

有一些音乐平台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当一家公司收集到足够多的版权时，也就是说，当该公司“消灭”了其他竞争对手时，该公司就可以随意定价，这可能会扰乱市场秩序。这不仅仅是独家版权的数量问题。据悉，腾讯音乐将在获得独家授权后再分销给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则反映，他们从“中间商”那里获得的授权价格是全球其他市场的两倍。

㈢ 对完全垄断市场，比较典型的例证为专利和版权法，那么专利和版权不就是属于垄断了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是一种法律允许的垄断，但是法律对其也有限制，如强制实施许可。

㈣ 腾讯声明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对反垄断有什么意义

腾讯声明放弃音乐版权，我认为这对反垄断局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国家之所以会推出反垄断法，主要是因为现在市场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垄断局面，长期以往下去会导致国家的经济层面根本不受约束，也根本不受控制，所以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发展，也为了让更多中小型企业有生存空间，因此才要推出反垄断法。

总结：反垄断法出台我认为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因为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期，如果这个时候不严格限制，那么市场的发展将会更加难以预料，甚至还会出现更多的垄断性企业。

㈤ 腾讯音乐因为反垄断被调查，禁止音乐版权垄断，遭受损失最大的会是腾讯音乐吗

其实音乐的版权这种东西如果说被垄断了，有问题的应该是所有的音乐APP公司，因为对他们来说，音乐的版权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垄断现象，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腾讯音乐并不是国内最大的音乐平台，所以应该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消息好像是不太真实。

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度腾讯音乐在线音乐付费用户数达到创纪录的3100万，同比增长33%；社交娱乐付费用户数达1110万，同比增长16.8%。目前，腾讯音乐总付费用户数仅次于Spotify和Apple Music，已位居全球前三。

㈥ 侄女问我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没有反垄断法和版权法,怎么解释清楚

生活中的问题远不止十万个这么多。

㈦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㈧ 网曝腾讯音乐反垄断调查，它为何能垄断各大唱片音乐公司的独家版权

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可以垄断各大唱片音乐公司的独家版权呢，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腾讯公司跟其他音乐公司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们之间有一个怎样的鸿沟可以去跨越。

比资产腾讯还真的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只有更多的钱才能制造出更多的钱，所以说，腾讯完全不怕在音乐软件上去投资这么多的钱，在我的印象当中，曾经最受欢迎的播放器，也随着没有版权，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适者才能生存。

㈨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冲突吗

不冲突。
一
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由于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它的创造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入，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现代高技术的开发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别人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智力创造成果，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由于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之一即是其独占性或垄断性，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而反垄断法的基本使命就是反对垄断，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但同时它又有例外，而且，一般说来，知识产权就是属于这种例外中的一种情况，因此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又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
二
就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致性来说，首先它们统一于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功能上。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一种垄断，但是“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的创造。对这种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经营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会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而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也必将通过由此激化的竞争，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这也是反垄断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要实现的功能。
其次，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可以统一于对消费者的保护上。知识产权无论是通过鼓励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增加消费者福利，还是通过对具体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止和制裁来使消费者免遭交易中的损害，都可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而反垄断法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也不论是更加突出公平还是更加突出效率，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增进消费福利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都是具有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共同目的。正如美国法官在1990年一案的判决中指出的：“专利权和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两者的目标都在于鼓励创新、勤勉和竞争。”知识产权法通过为新的有用的产品、更有效的方法和原创的作品确立有效的产权，为创新及其传播和商业化提供刺激。在没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模仿者不支付补偿就可以利用创新者和投资者的努力成果。快速的模仿能够减少创新的商业价值，并侵蚀对投资的刺激，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反托拉斯法通过禁止可能损害有关服务消费者的现有的或新的方式的竞争行为，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尽管主要作为私法的知识产权法和主要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对竞争的关注与调整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是它们在促进竞争方面殊途同归。
然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一面。笼统和抽象地说，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完全的或者有一定限制的垄断的创造物，相反，竞争政策都是关于自由的，是反垄断的。具体说来，首先，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允许这种对竞争的限制是法律权衡利弊的结果，知识产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说明它没有任何消极后果，只是这种消极后果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其次，由于拥有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权往往会使企业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至少是加强了这种地位，因此如果有关企业的这种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被用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如不正当地拒绝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以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过程中附加了某种明显限制正常竞争的条件以获取垄断利益等，那么这种对合法垄断权的不正当行使行为就违背了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违反了反垄断法。在欧共体Magill一案中，布鲁塞尔上诉法院指出：“尽管作者原则上可以自由地授予或者拒绝授予许可证，但是这种权利可能被滥用并且与属于经济公共秩序的竞争法形成冲突。”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性质来看，还是从其经济功能和行使的具体情况来看，反垄断法的要求与知识产权都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主体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主体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的目的，从而直接触犯了反垄断法。
三
既然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协调和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由于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是私权，尽管它也有公益目标，但主要和直接的还是为了私益目标；而反垄断法则主要是公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主要为了社会公益目标，因此，两者的潜在冲突在实质上反映了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的冲突。尽管市场经济要求遵行民事权利的充分和一体保护的原则，但在社会个体行使民事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现实的冲突时，则要求这种个体的民事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般来说，当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超出法定范围，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应当优先适用，以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这是符合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性质和宗旨的。因为，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的调整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当然，反垄断法的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本身作为垄断权的基本性质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这是符合法律设定任何权利的目的的，因为任何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防止和控制权利和权力的滥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这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common good ）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这说明，在协调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潜在冲突时，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反垄断法应当从其社会本位性出发，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

㈩ 如何评价多家音乐平台上的反垄断措施

旧时代时期，大街小巷流行音乐盛行，多如牛毛的音像制品店层出不穷，音乐人和音乐制作人出品的流行音像制品充斥大江南北的文化市场。曾经带给我们无数欢声笑语的流行音乐，只需要花费几块钱就能买到永久免费听歌的权利。这些音像制品对于7080后的年轻人并不陌生。这就是磁带，别称录音带。

录音带流行时期，几乎在当时占据了整个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由录音带的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和市场利益几乎前所未有。随着音乐行业和流行音乐的市场流动趋势。科技与互联网的创新与应用，互联网音乐平台的开发与出现，逐步替代旧时期的各种音像制品，包括录音带，唱片机使用的黑胶唱片。

据消息报道，近年来，网易云的年收入达到了40亿元的高额收入，扣除付费用户消费需要支付的版权费用，平台收入仅剩一亿元左右。

面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的规制机制的处理和调整，网易云音乐回到最初的运营模式。以用户为主，服务于大众音乐爱好者的需求，满足适合支付用户的消费服务。支持部分音乐作品的免费使用权益。

各个音乐平台以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的反垄断调整措施为主要方向。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和反垄断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康良性运营，维护和促进互联网音乐平台的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