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版权

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诗界革命”的演变
梁启超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
黄遵宪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内，其调整与改良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摹仿。
2、胡适对新诗的理论倡导针对梁启超的后退之处。
○1“作诗如作文”
受黄遵宪的启发，比宋诗对唐诗的变革更进一步。
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对传统有组织的反叛。
○2“诗的经验主义”
“有我”与“有人”的“言之有物”。
强调主体的性情与见解，与平民的沟通交流。“平民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3、“《学衡》派”：反对诗体的解放
“新材料与旧格律”结合的理想。对“诗界革命”的呼应。于早期象征派获得某种回应。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1、新诗阵营的发展
①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
②作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诗》月刊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中国新诗社”，叶绍钧、刘延陵、朱。
2、胡适《尝试集》
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摸索、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
《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具备现汉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
3、早期白话诗特征
○1作品
沈尹默《三弦》《月夜》
俞平伯《冬夜》旧文学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旧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
周作人《小河》打破旧镣铐的“欧化”诗风。
朱自清《毁灭》追求“平常”的倾向。
○2特征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兴。客观写实和主观意志。散文化和平实风格。
歌谣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1、创造社诗人的理论和创作
○1成仿吾《诗的防御战》抨击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强调诗的抒情本质。
○2郭沫若《论诗三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3《女神》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诗体解放”的极致，“五四”精神的充分体现；诗的抒情本质和个性化的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
2、湖畔诗人：历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湖畔》
1922 汪静之《蕙的风》
1923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春的歌集》
天真开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伊底眼》
3、小诗体
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徐玉诺、何植三
即兴式短诗。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表现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内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冯至《昨日之歌》
○1艺术的节制
明净的形象。激情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涵于简单叙述。《蛇》《雨夜》
半格律体。整饬、有节度的美
○2哲理化诗情沉思的调子，幽婉的风格。
○3叙事诗《帏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
四、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主张
刊物阵地主要诗人
《晨报副刊》“诗镌”闻、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1新诗的自觉
“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使新诗成为诗”。
○2“理智节制情感”
“非个人化”倾向。针对早期新诗中滥用的直书胸臆、极端感伤主义。受巴那斯主义影响，也与传统抒情模式暗合。
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闻一多《口供》蕴藉含蓄，鲜明的形象性。
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加强。叙事诗，戏剧化、小说化，不露声色的客观态度。
○3新诗格律化
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区分新旧格律。
2、闻一多
○1思想内涵
新月派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尖锐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红烛》《死水》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东方主义文化观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
○2个性风格
矛盾的张力。《春光》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心跳》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不平静。《你莫怨我》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
沉郁的风格。《发现》郁结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个性/才华/追求的统一，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乐》《黄鹂》《为要寻找一个明星》《落叶小唱》
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雪花的快乐》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
《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对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叙事诗创作。《王娇》《猫诰》。
五、“纯诗”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1、“纯诗”：诗歌观念的变化
从“表达”功能转向“表现”功能。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诗的领域是“纯粹的表现的世界”；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
○2王独清《再谭诗》突出“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的交错。
○3早期象征派
将“诗的贵族化”发展到极端。东西方诗歌“沟通”理想。其诗歌观念和表现的“内转”是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也是向传统诗词的靠拢。
2、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多远取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弃妇》 联类不穷的自由联想，暗示的力量，选用文言词语的陌生化效果。

2. 急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南》在内容上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什么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是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参考用书，也是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配套书。
2001年出版后有过7次印刷，很受读者欢迎,不少学校指定本书为教学参考书，而众多报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考生，复习时也很看重本书。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学需求，决定对该书做些修订，并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以突出配套的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这部教材来讲，学术性较强，而对于一般大学低年级的同学，也可能深一些，内容繁复一些。其他几种比较通行的现代文学教材，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不少老师与同学都希望能有一本指导学习的书，与教材配套，根据低年级同学的知识结构特点，指导他们阅读作品、理解教材与听老师讲授，以学会鉴赏评论作品，逐步养成审美的能力和文学史眼光。具体一点来说，能辅导同学有效地预习、复习和参加考试。这本课程学习指导，就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本书适合本科生选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时使用，也方便教师备课，亦可作为电大、自考，特别是报考研究生的辅导用书。

3.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和1998年的有什么区别

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

（一）前后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

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

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

“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

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

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

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

（二）表述与史实不符

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

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

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

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

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

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

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

（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

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

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

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

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

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

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

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

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

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

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

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

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

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

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

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

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4.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哪三十年

①开拓期(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②丰收期(1927—193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③转折期(1937—1949).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

5. 求关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于国剧运动的解释

1925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归国后，曾于1926年6月至9月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提出了与《新青年》派不同的另一种选择。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目的在于娱乐”的“纯粹艺术”的倾向，反对“利用艺术去纠正人心，改善生活”的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在戏剧的表现上，他们受到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的影响，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显然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成为一个“新梦”，但仍作为“另一种选择(可能性)”而在现代戏剧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6. 现代文学三十年怎么学

首先你又对这个的爱好就很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但是光有情趣还是不行的
你需要博览群书，应当多看之类相关的书，特别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教科书中的作品，并争取写一写读后感，并对该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特色进行系统的归纳，因为教委会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纳入到教材之中，就说明这一个作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次要经这一个作者的其他作品与所选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到这一作者在各个时期的作品特色和该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等诸多问题
有了这些当然还要应对考试，考试之前有必要对以往的考题和考试大纲进行分析，对一些大家的著名著作需要下大力气关注，写作特色，社会意义等都会使一些经常会考得题

7. 我想问问以下几个问题（问题来自于《现代文学三十年》）：

这几个问题真是太深奥了，我觉得如果想要讲清楚的话，不来一篇论文是不可能的。这里篇幅有限，我就以我自己的些微见解来粗略回答下楼主的某个提问，因为楼主的这几个提问真的是太大了，我真没法子简述。

1. "庄骚传统，孔颜乐处"

概括来说，"庄骚传统，孔颜乐处"所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审美理想。

庄骚传统，是学问正统。孔颜乐处，是人格境界。

庄骚传统：这个很好理解。

“昔之论诗者，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出于骚者为正，出于庄者为变。”

这就是庄骚传统这一说法的由来。

庄，庄子为代表；骚，屈原的离骚为代表。

孔颜乐处：孔，指孔子；颜，指孔子的弟子颜回，字子渊，也被称为颜渊。

孔子是圣人，但是终其一生他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不得其用。

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也是个大学问家，且品德高尚，但是跟他老师一样，他一生也是穷困了得。

但是孔子和颜回虽然处在逆境，但却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篇》）

于是“孔颜乐处”就成为一个儒学话题，汉代以来人们不仅把孔子、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精神奉为儒家最高的人格精神和道德境界，甚至作为一种“孔颜人格 ”津津乐道与推崇。

但是到了崇尚理学的宋朝，“孔颜乐处”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以及新的解读。

程颐的学生鲜于侁问程颐，“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所乐者何事？”程颐答：“寻常道颜子所乐者何？”鲜于侁答：“不过是说所乐者道。”程颐答：“若有道可乐，不是颜子。

这就是新的疑问以及解读了。“若有道可乐，不是颜子。

按照程颐的这个回答，“孔颜乐处”的含义已不是自汉以来所大力宣扬的一般儒者所理解的伦理道德内涵了，而是对汉儒以来所认同的人格理想境界提出了质疑，质疑孔子，颜回他们所体悟的那个“道”，那个境界是存在谬论的，更甚者自春秋以来的历代儒者们所探寻的“道”的想法和方法本身就是谬误的 。

所以崇尚理学的这些大学问家们对“孔颜乐处”提出了新的质疑以及挑战。

2. 阜利通

是英文 feuilleton 的音译。feuilleton 是小品文的意思。此说法出自瞿秋白。他评论鲁迅的杂文为战斗的阜利通。

3.“做坏事嫌好，做好事嫌坏”。

这大概要牵涉到哲学以及辩证，我就不搀和了，等大神来给你解答吧。

4.“一个音位就是一个语言类别”，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笔误吧，应该是“一个音位就是一个语音类别”。

我上英语语言学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但是上课不用心啊，所以也不能帮到你。抱歉。等大神来吧。

8.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内容简介

本编讲述了1917年到1927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作者以专章的方式分别介绍了新文学发轫时期的思想根源，以及新思想传入时文学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创作潮流，同时将文学的各种题材辟为专章，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学题材如何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作者同时着重介绍了本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奠基式的作用的作家及思想家鲁迅的创作的一部分。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第二章
鲁迅
（一） 一 呐喊与彷徨二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二 说不尽的阿Q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三 野草与朝花夕拾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第三章 小说（一）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第四章
通俗小说（一） 一 民国通俗小说二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写实小说二 新文学迫使旧派向俗定位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第五章 郭沫若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第六章 新诗（一)一 新诗的诞生二 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二 早期白话新诗三 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三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四 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四 新诗的规范附录 本章年表五 纯诗概念的提出六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附录 本章年表第七章 散文（一）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第八章 戏剧（一）一 文明新戏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二 五四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三 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三 小剧场运动的倡导五 语丝派和现代文学评论派的散文四 田汉、丁西林等话剧文学开创者及其创作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以上整理自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文革之后革新式的文学史研究专著，它在文学史的编著理论上具有和以往文学史教材较为显著的区别和特征，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治史方式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们更加突出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钱理群等人成功的引入了这一概念，使《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故而在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介绍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能够力拓新视角，如在沈从文专章挖掘出了沈从文等作家作品的价值，并给了他们合理的入史地位------这也是以“现代性”作为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比较注“全方位” 的整体研究， 突破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某些旧格局，没有像以往的文学史专著一样孤立地讲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 而是变单篇的个体分析为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比如就“鲁迅”而言，作者们结合了时代的发展将对鲁迅的介绍分为两章，分别在第一编《第一个十年》和第二编《第二个十年》中根据社会局势的影响而分析其对作家所产生的艺术的改变。在作者们的笔下，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彼此隔离、互不依赖的个别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经纬相连的有机整体。他们既把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个整体单位放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发展史的更大的历史单位中，去探讨它的价值和地位， 又把它放到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思想发展史另一个整体中，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同时， 现代文学中的流派、风格、题材、主题等因素也都分别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各自显示着自己的变化和发展、产生和消亡的脉络和规律。如对于京派的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作者们特意辟出几节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讲述了京派和沈从文的种种联系。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想和社团， 作者往往会理清其在现代文学这一整体中的发展轨迹，通过它与左邻右舍发生的横向和纵向关系，给其以历史的评价。例如，在讲到新文学社团的时侠，既从外部的世界文学的角度阐述外国文艺思潮对它的影响，使它如何在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西文化大的撞击” 中问世，又从中国文学的内部角度说明“发难者”如何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根据自我个性的信要“介绍”、“选择”外来思想，并由此形成创作倾向不同的作家群。 王瑜：“从对‘通俗文学’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样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
赵国宏：“它从中外文论互训的网络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冷静地反思,获得自觉之后的结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李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部具有特色的著作，它不仅吸收并总集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而且表现了著者独特的思想眼光，它问世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低谷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一它具有明显的“过渡”痕迹一一它预示着旧的文学史观的结束，并为全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奠定基石。”
王瑶：“钱理群等几位青年研究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和姿态，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凌河：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他们比较注重“全方位”的井体研究，突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某些旧格局，没有孤立地讲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而是变单篇的个体分析为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1939年12月9日生，浙江镇海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等。

9. 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

作者：山里人老A
链接：http://www.hu.com/question/37230593/answer/75539991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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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一本书。中文系学生必读。文学爱好者入门书籍之一。
作为对比，谈谈类似的几本文学史。
1、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无论是出版还是后来的修订版，都带有太多毛话语痕迹。”左翼文学“为现代文学主流的说法就跟这本文学史不无干系。实际上，左翼文学并非现代文学的主流。因此就看看出王瑶此本文学史的意识形态色彩了。随后，就导致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不过王瑶此著作算是“新中国”文学史的扛鼎之作，影响甚巨。
2、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说是王瑶“新文学史稿”的反面。比如在书中，夏志清对大陆推崇的鲁迅就多有贬意，且论述鲁迅的篇幅只有论述张爱玲的一半。甚至还把张爱玲的《金锁记》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而张爱玲在当时的大陆和台湾都是不受欢迎的（其实张爱玲在台湾早期是被禁的）。不过此书对一些重大作家的“发现”有很大价值，比如他肯定了沈从文和钱钟书的文学价值。同时，八十年代之后，此书传入大陆，对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现。
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重写文学史”运动的结果。它一方面去掉了王瑶式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去掉了夏志清式的“意气用事”（其实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产物，本意是让夏志清写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为反共做理论支撑。夏志清将其写成了文学史。）这书对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梳理，使纷繁的现代文学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后，各类文学史层出不穷，山东大学的、华东师大的、复旦的，算是比较有代表性。而他们都撼动不了北大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所以，强力推荐，文学爱好者应该看一看。
以上摘自知乎网，谢谢。

10. 现代文学三十年和现代文学史的区别

广义现代文学史的时间线是1919年至今，在这个时间线内，以1949年为界，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类文学通常也被合并称为现代文学史。而《现代文学三十年》就是指纯粹的现代文学史，不包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