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购买国外图书版权怎么计算版权费
国外图书版权来一般都是按照版税制自的方法来计算，每部稿子不一样，版税率也有差别，一般应该都在6-10％之间吧，看具体情况，有的好的，找你要10％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一般有的公司还要求你买他们的“版”，那是另收费的，但是你可以尽量和他们谈，告诉他们提供电子文件的”版”，那是随附义务，是版权购买的一部分，是他们必须提供的，不能另收费，当然，如果对方压根没提，那就更好了。
㈡ 采购价格调查中信息收集常用的方式有哪些
采购价格调查中信息收集常用的方式有：
（1）上游法。即了解拟采购的产品是由哪些零部件或材料组成的，换言之，查询制造成本及产量资料。
（2）下游法。即了解采购的产品用在哪些地方，换言之，查询需求量及售价资料。
（3）水平法。即了解采购的产品有哪些类似产品，换言之，查询替代品或新供货商的资料。
㈢ 出版图书是否属于政府采购
出版图书属于政府采购的。
政府采购 Government Procurement就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内容一般是各采购单位通用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如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公务车、电梯、取暖锅炉等货物，房屋修缮和装修工程，会议服务、汽车维修、保险、加油等服务。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采购内容还包括在中央部门内通用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如防汛抗旱和救灾物资、医疗设备和器械、气象专用仪器、警用设备和用品、质检专用仪器、海洋专用仪器等。《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内容，无论金额大小都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
㈣ 一般情况下，目前国内一部经管类图书的数字版权价格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 你说的经管书数字版权目前也就 300元到800元 比较靠谱。
怎么来确定价格的 主要回有 以下几个答方面决定；
书本身的信息：书的年限 、 是否畅销过 、 曾经是否上过榜 、 作者知名度
合作模式：该书可授权领域 、可授权年限 、独家授权还是非独家
目前我们做这块一般衡量标准就是：
是否充数的书（充数的书一般200元-500元）
可做收入的图书给保底+分成
如果是畅销书或者是有可能畅销起来的新书 就谈高保底+分成。
㈤ 想向出版社申请电子书的版权，一般都是什么价位啊，不太懂
出版社做版权销售传统上以纸书为主，间或搞一些图书的影视剧本改编和其他形式的授权。如今数字出版风起云涌，电子书的授权被提到议事日程，不仅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出版社向海外出售电子书版权通常通过如下几个渠道：其一，出版社直接向国外技术服务商提供授权，由其根据授权条件发布在相关载体上。这个方式最为普遍。有一本英汉拼音词典，多年前授权给美国一家电子公司用于网络下载。后来通过协商，双方又订立合同，将该书用于载体中，其中包括安卓系统手机软件模块。这本书已经授权多年，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国内这种经营电子书的电子公司也不少，我就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息，我有一些作者朋友也经常收到这类询价。其二，通过图书版权代理公司向海外出版商出售版权。这一点与纸书授权没有区别。不过，电子书版权的授权常常与纸书授权分开进行。这是因为市场需要预热，也需要培养。等相关市场成熟且有读者需要时，电子书才有授权的可能。有一本书《对话：中国模式》。先授权纸书版权给韩国出版社，韩文版纸书出版后，市场欢迎并需要电子书，代理纸书版权的韩国代理公司才与出版社接洽，购买该书的电子书版权。其三，现在出现了一批电子书代理公司，美国、中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就不得而知。这些公司实力如何有待了解，因为我与他们的合作很少。他们与出版社联系，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书放在他们选中的书目中，然后跟出版社订立一个批量版权购买协议，比如四五十本书一起购买。订立这样一个协议，一下子可以卖掉很多电子书的版权，数字看上去很美丽。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子书市场还处在“圈地”阶段，这个阶段将作品的版权授给海内外电子公司风险不小，因为此时此刻成熟公司少，有经验有品牌的更少。授权之前仔细考察很有必要，以免鸡飞蛋打。有关报酬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先讲一下国内的情况。授权国内电子公司出版、销售电子书收益还不多。去年我看到一则报道说，国内电子书的售价相当于纸书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一本纸书是二十元，如果是出版社与电子书制作销售公司四六分成，如果是出版社与著作权人是五五分成，著作权人能获得多少收益一目了然。我就听说国内不少作者对授权电子公司出版、销售电子书疑虑颇深。美国等国家的电子书出版、销售情况似乎好一些，其电子书与纸书的定价之比也比我们国家高，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如果要提高收益的比率，那就请自己制作电子书，然后交给国内外经销商经销。这相当于成书出口，只不过是纸介质换成了数字介质。授权海外出版电子书，出版社内部的协调机制需要相应变化。如果是仅仅授权他人使用电子书权利，版权部门便可操作，因为翻译、制作都是由外方承担；如果是授权海外使用中文版权利，如果海外权利购买方需要原版存储文件或者其他技术服务，就需要版权部门与相关编辑、数字出版部门协调。获得的收益除了付给著作权人的那部分，余者全部归出版社。至于出版社这部分收益如何分配，不同出版社有不同的规矩。据我了解，多数是归出版社所有，如果成果突出，对相关人员予以奖励。经常有人问电子书授权给海外出版商以后如何监控销售与收益问题，这非常难以回答。以前给海外出版社授权纸本书就存在这个问题，因而授权合同中经常有允许核查的条款。电子时代这个问题似乎好解决了，可以通过程序管理相关信息。问题是，任何机器都人操作的，也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交易双方都信守游戏规则，就无需监控；交易双方没有诚信，彼此互不信任，即便搞出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程序，也是无济于事的。交易的根本前提是相互信任。有人问可否搞出第三方监控机制，这似乎没有可操作性。电子书的海外授权除了授权标的与以往不同之外，合同也大不一样。这里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特别是与电子信息传播相关的新技术、新概念、新术语。去年我就碰到两家美国公司，一家希望购买图书版权，另一家打算批发电子书给美国和英国图书馆。由于他们提供的合同是英文版且其中涉及很多信息网络传播的特定概念和术语，我一时搞不懂，更不知道如何把握。我就请对方将合同草案翻译成中文，一个说没有这种人员，另一个倒是翻译出来了，意思也看懂了，可是依然没有把握。当然国内出版社也有跟这两家合作的，直接订立了英文版合同。也许这些出版社有这种通晓中美法律、中美出版行业、中美信息网络技术概念和术语的人，有这个把握，我实话实说没有这个水平，这两个生意没做成——因为我绝对不签看不懂没把握的合同。所以拥有懂英文、出版、版权、信息技术和法律是电子书版权销售的一个重要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特别重视。一个是电子书的授权使用载体、手段或者场合需要严格的界定，仅仅一个“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不可以的。实际上我们购买国外图书的电子书版权也是受这个限制的，权利界定明确，合同才容易操作，也便于了解收益是否正常。另一个是原书的档案管理，尤其是电子文档的管理。美国一家电子公司对一本中文学习字典有兴趣，可惜授权方找不到电子档案。正好有新加坡一家出版公司对该书的新加坡纸版感兴趣，这本书才请人重新录入，一千七百多页的字典录入不仅耗时多而且费力大，光是校订就找了好几个人，做了好长时间。管好电子书稿等与书有关的档案不仅有利于版权输出，还对图书的宣传有极大好处。我就发现有出版社请我推广纸书和电子书版权，结果信息不全，索要多次，依然如此。对方告诉我，他们就知道这些，的信息不了解。我猜想出书的时候肯定弄全了，只是后来没有整理，更没有归档管理。档案管理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前提。（原载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㈥ 京东的图书采购价大概多少
畅销书籍二级图书批发市场的出货价格在5-6折左右，出版社那边出来差不多4-5折左右
㈦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