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很难

①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来自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理论与实证证据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①，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①，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

② 庄羽谈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最难的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这三个问题，投入太少，地方保护，大众意识淡泊。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实现融合，现在的中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其实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有效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通过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使该国在知识资源上形成比较优势。

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首先就是各级政府应遵循依法治国，转变职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和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工作制度，促进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于以上的问题，今天就分析到这里，有其他想法可在下方评论。

③ 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所面临的现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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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所面临的现状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专利法律法规体系。1992年和2000年中国专利法进行了两次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立法宗旨，强化了专利司法和行政执法力度，修改后的专利法进一步适应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同时也达到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所规定的专利保护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利保护、专利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2、知识产权工作得到了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在大量压缩编制、精减机构的情况下，将中国专利局更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并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列入政府行政序列。在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中，各地管理专利工作机构的建设总体得到加强，出现了政府主导、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专利工作的良好局面。

3、形成了包括专利管理、审查、研究、教育、执法、中介服务以及专利信息等组织机构在内的全国专利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专利保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发明创造活动充满生机活力，专利申请量增长势头强劲。“九五”期间，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比“八五”期间增长了81%，年均增长15.7%.

4、形成了司法和行政执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专利保护机制。截止2000年底，法院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共受理和处理专利纠纷案和侵权案1.5万件，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还查处冒充专利行为4000多件。

5、不断开拓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中国已参加了有关专利方面的国际公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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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为什么在中国知识产权难以保护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物。自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产生了保障知识产品私有的法律问题。资产阶级要求法律确认对知识的私人占有权，使知识产品同物质产品，一样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与传统财产制度相区别的新的财产方式——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历史不长，它的兴起至今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但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标志。因此，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识产品所有者以专有权，促使知识产品进入交换和流通，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项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及不足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产品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意义的突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着的商品经济作出了正确的说明，而且明确地承认技术已经成为独立存在的知识形态的商品。这些科学论断正是我们建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几年间，经过巨大的努力，我们先后颁布了《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年），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1985年）《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5年），发布了《合理化建设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2年）。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在第五章针对知识产权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为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指导性原则。

⑤ 谁来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专利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类：
直接侵权行为。这是指直接由行为人实施的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包括：制造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行为；使用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产品的行为；许诺销售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产品的行为；销售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行为；进口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行为；使用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行为。
间接侵权行为。这是指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对专利权的侵害，但实施了诱导、怂恿、教唆、帮助他人侵害专利权的行为。间接侵权行为通常是为直接侵权行为制造条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行为人销售专利产品的零部件、专门用于实施专利产品的模具或者用于实施专利方法的机械设备；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授权或者委托，擅自转让其专利技术的行为等。

而假冒专利是指在非专利产品上或者在产品的广告宣传中，标明专利权人的专利标记或者专利号，便公众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产品的行为。被假冒的专利是客观存在的有效专利。假冒专利的行为直接危害了专利权人的利益，也欺骗了消费者，扰乱了专利管理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
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其情节比一般的侵权行为的危害性更大，应当给予严厉的处罚。所以，我国《专利法》对于假冒专利行为，不但规定了假冒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假冒者“改正并予以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等行政责任，而且还规定，假冒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⑥ 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作为创新之都，深圳将立法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或者个人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仅处罚的额度或将大幅提高，而且三年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昨天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但与这种创新实力不匹配的是，目前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严重挫伤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并阻碍了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给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动力都带来负面影响。此次启动《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立法，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层面作出一些突破性尝试，解决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亮点一：建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纠纷解决中的首要目标是快速停止侵权，快速恢复其商业优势，保障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处理纠纷时需要有一种快速、有效、执行力强的解决方式。而目前知识产权诉讼或行政处理因诸多因素存在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

《条例（草案）》总结提炼实践中具体做法，建立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调对接等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后可以进行调解，立案前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后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免予处罚或者应投诉人请求撤销案件；二是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可以分别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和受理前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司法确认或者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裁决书或者调解书。

亮点二：网站知晓用户侵权要及时删除内容

互联网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利用网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新型侵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网络侵权案件数额巨大、情节隐蔽、认定困难、后果严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条例（草案）》对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涉及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的细化和完善，明确了认定网络侵权和网络教唆、帮助侵权的具体情形。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尽到网络注意义务的，就权利人损失扩大部分与侵权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亮点三：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

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条例（草案）》开展知识产权信用惩戒，让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从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

具体来说，在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采购和资金扶持等方面，对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作出限制。比如，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三年内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不得申请政府扶持资金和表彰奖励。

《条例（草案）》还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知识产权失信违法信息纳入公共信用监管体系，公布特殊监管名单，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部门在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时，应当查询了解相关对象的知识产权公共信用状况，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亮点四：赔偿金额大幅高于国家现行标准

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就必须在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数额上，体现出知识产权“值钱”。针对赔偿金额低这一知识产权企业维权的主要痛点，《条例（草案）》突破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大幅提升民事赔偿数额，按侵权情节，专利权在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商标权在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著作权在一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予以确定，特殊情况下赔偿金额还可超过五百万。

《条例（草案）》还设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对明知属于他人知识产权、五年内侵犯他人同一知识产权三次以上的、其他侵权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除赔偿损失外，还应当支付三倍于赔偿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

除了大幅提高民事赔偿的上限之外，条例也规定了罚款的下限——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无法计算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业界评论，此举对于打击侵权的小商家有重要意义，此前，这些侵权商家并不害怕被维权，因为很多法院对轻微的侵权案件只是罚几千元而已。这个条例一旦实施，违法成本将大幅提高。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⑦ 为什么中国一直无法做到保护知识产权音乐、电影、图书

知识产权比起别的其权益更复杂、更隐蔽。在中国，别的权益都无法很好的保护，知识产权要保护就难上加难了。
主要难点有这样几方面：
1、中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数量很多，而知识产权局的数量有限。从申请到授权时间长。
2、中国东西南北发展差异很大，偏远地区根本不重视知识产权。
3、中国知识产权在社会上得不到积极重视。造成到处都有侵权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