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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醉翁的人物经历

邵醉翁，镇海县庄市朱家桥老邵人。其父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醉翁生于1896年，原名同章，字仁杰，号醉翁，在他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后，以号行。
1914年，邵醉翁在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嗣后，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还与朱葆三、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感到商业活动中，有的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认为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投资不多，通俗易懂，倒可试试。 1921年改行从商，在津、沪、浙与人合办30余家商号。由于经营失败，于1922年和张石川等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讽世剧本。不久，张石川离“笑舞台”
1922年初，邵醉翁在上海与人合作，经营笑舞台，由张石川任顾问，（张，镇海县霞浦人，后为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张石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为后台经理，从事文明戏演出。不久，张石川兄弟，郑正秋等，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样，笑舞台失去了两个骨干台柱，邵醉翁对搞文明戏又产生了动摇。
1923年底，张石川，郑正秋等，以8个月时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观众拥跃，票房收入甚丰。这对邵醉翁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于是决心投身电影事业。 1925年6月，邵醉公司以原来笑舞台文明戏赏为班底，投资1万银元，在闸北横浜桥，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他二弟邵村人（仁棣）任会计，三弟邵仁枚任发行，六弟邵逸夫（仁楞）任外埠发行，在南洋建立发行网。
天一公司成立后，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接下去是《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片子都是邵醉翁自己导演，使他赚了不少钱。
由于拍电影能赚钱，一时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上海一地多达40余家。片子内容大都雷同，很快失去市场。邵醉翁另辟蹊征，专拍以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为兰本的古装本。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等。故事内容观众比较熟悉，因此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南洋一带。于是邵醉翁便把发行重点放到南洋，并与南洋制版商开设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把“天一”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等近10部这类影片。在这期间，邵醉翁还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连续4集）、《滑稽空城计》、《裁缝店》以及《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七侠五义》等连续集。
1927年，又设法在南洋建立和发展电影机构。后改名天一青年影片公司（1928年下半年复原名），复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独资拍摄《七侠五义》等。邵醉翁的如夫人陈玉梅，既是“天一”的“老板娘”，又是“天一”的“台柱”，曾经主演过不少影片。 1928年秋，“天一”与“青年”合作终止，邵醉翁又恢复了天一公司原名。这时的天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邵氏兄弟经过商量决定在南洋各地建立放映网点，开设电影院，并在新加坡建立邵氏电影机构，由邵仁枚和邵逸夫负责；同时在上海继续拍摄武打神怪片，抓经济效益。如《火烧百花台》、《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邵醉翁在拍片中运用电影特技，剧中人物能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再加刀光剑影，飞檐走壁，观众惊奇之余，成为闲谈中热门话题，提高了片子卖产率。有声电影是1926年在美国试制成功，当年8月6日开始公映。当年就传到我国，12月16日在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有声短片。
1928年11月，上海青年会装有一台特福莱有声机，只是在片中插入几段歌曲。 1929年，美国有声影片大星进入中国，垄断了整个上海电影市场，各家首轮影院纷纷改换设备，放映有声影片。形势逼人，上海各影片公司面临挑战。邵氏兄弟分析形势，认为市面上尚有不少默片影院，默片仍有一定市场，但非长远之计，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邵醉翁积极筹备有声影片的试拍工作。
当时有声影片有蜡盘配音与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制作简单，成本低，但质量差，往往影声不能同步。后者制作复杂，成本高，而且美国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拥有专利权，他们规定要拍有声片要签订合同，除了摄制费外，发行时还要提取版权费，放映电影院的发音装置，也得由其承装包办。
1930年，天一公司开始蜡盘发声的短片《钟声》试制。不料，中途摄影棚失火，影片烧毁。邵醉翁并不灰心，决定：一，选址法租界甘世东路（今嘉善路），重建摄影棚。二，不惜重舍，从美国聘请了摄音师凯恩，录音师白立登、克林等人来华，并租借了这些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在苛刻条件下，拍摄了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为了加强号召力，还罗致了别家影片厂的著名女演员来客串演出。1931年10月10日，天一公司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在上海“光陵”、“南京”两家电影院首映。因是国产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曾轰动一时。此后，在国内和南洋各地映出，都很卖座，邵醉翁各利双收。但天一公司在这几个美国人身上，确也花了不少钱。次年，天一公司的技术人员邵维鹤（邵醉翁的儿子）等人，掌握了有声片制作技术后，邵醉翁便把这几个外国人都辞退了。
当天一拍《歌场春色》时，明星影片公司也于1931年6月，派洪深去美国聘用美国技师，洽购有声器材。8月，洪深回国时，带来美国制片人茄逊，摄影师司密斯，助于威廉逊和其他人员一共15人，拍摄片上发声《旧时京华》，到1932年1月底完成。原来计划春节时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映，不料一二八战事发生，票房收入受到不少影响。 一二八战事发生，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广大爱国同胞抗日情绪高涨，纷纷向电影工作者提出摄制进步电影的要求。邵醉翁很快拍摄了《上海浩劫记》等宣传抗日的有声纪录片，此片很快在国内和南洋上映，得到广大观众和舆论的肯定。同时，天一公司还吸收了汤晓丹、沈西苓、司徒慧敏（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中央影局技术处长），田方（建国后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请他们分别担任编剧、导演、演员、美工、录音等工作。在当时左翼电影运动开展情况下，邵醉翁当年拍摄的9部影片中，有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根据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改编的，在一定适度上针对部分城市妇女爱慕虚荣的《一夜豪华》，宣传抗日的《东北二女子》等。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厂发出了禁拍抗日片的通知。天一的纪录片《上海浩劫记》和故事片《东北二女子》被禁映。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到来，邵醉翁在制片路线方面也作了些改变，吸收一部分左翼电影工作者担任导演﹑编剧﹑摄影等工作，制作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挣扎》（被禁止在租界公映）等影片，并将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电影剧本《一夜豪华》搬上银幕。
1933年初，天一公司除原有的摄片部外，又增加了代摄部、播音部、机器部、唱片部和印刷部。这一年，天一公司共拍了10部片子，为适应尚未改装的无声电影院放映需要，拍了4部无声片。6部为有声片。其中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挣扎》，深受左翼电影评论界的赞扬，但也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被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在租界上映。当年，天一公司还为百代公司拍摄了由谭富英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替香港公司拍摄了有声故事片《白金龙》。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配合第五次反共围剿，加紧了对电影的检查，他们任意剪删进步电影，或将片子扣压，迟迟不得上映。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派出三十余名打手，捣毁了田汉任编导的艺华影片公司，并对各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进行威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电影界；邵醉翁只好重走老路，拍社会言情片。
1934年天一公司共拍摄了18部片子，多半是鸳鸯蝴蝶派题材，比较有影响的是根据叶浅予同名连环画改编的《王先生》，另一部是《诲葬》，该片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穷苦涣民的悲惨苦难生活。经过邵仁枚、邵逸夫在南洋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在当地己有一定的经营基础。 1934年夏，邵醉翁把上海的一部份资料运到了香港，在九龙清水湾设立香港分厂，专摄粤语片。
1935年开始，相继推出《泣荆花》、《哥哥我爱你》、《乡下佬游埠》、《梁山伯祝英台》、《火烧阿房宫》等10余部片子。当时，奥语片除港澳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南北美洲，都有大量华侨观众，因此业务发展很快。相反，自1935年后，天一在上海的制片活动逐渐下降，
1937年上半年，勉强完成《王先生奇侠传》等7部影片后，八一三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邵醉翁把天一公司的资金器材，全部迁往香港。不久，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以拍粤语片为主，其中宣传抗日的有《回祖国去》和《女战士》两部影片，一部以揭露汉奸丑恶面目的《国难财主》。
1938年，邵醉翁和他的弟弟们创建的南洋影片公司，和在新加坡的邵氏机构，己拥有设在香港九龙清水湾制片厂的4座摄影棚，和设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79家电影院。后又在新加坡建立摄影棚，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同时拍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邵氏兄弟电影事业陷入困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邵氏兄弟重振雄风。邵醉翁因家着住在上海，经常往返港、沪两地，此时他己年过半百，留港时间逐渐减少；事业大权也就逐步移交邵仁枚，邵逸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就长住上海了。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2. 连环画有哪些绘画手法表现形式和种类

连环画虽说是一个独立的画种，却能以不同的绘画手法表现之。水墨、水粉、水彩、木刻、素描、漫画、摄影，甚至油彩、丙烯均可加以运用，但最为常见的、最为传统的仍是线描画。早期的线描都是毛笔白描，《连环图画三国志》、《开天辟地》、《天门阵》、《梁山泊》、《天宝图》、《忍无可忍》等等无一不是毛笔之作；陈光旭、金少梅、李澍丞、牛润斋、沈景云、陈光镒、赵宏本、钱笑呆等等几乎都是白描高手。后来的《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白求恩在中国》也都是这类作品。毛笔白描为国画的传统技法，线条流畅清晰，黑白分明，易于被接受。除此之外，钢笔、铅笔线描在连环画中也有运用，但精品不多。陈俭是硬笔线描画的高手，其钢笔线描《威廉退尔》、铅笔线描《茶花女》都是精品之作。
工笔彩绘本是连环画中的一大形式，王叔晖的《西厢记》、刘继卣的《武松打虎》、《闹天宫》、任率英的《桃花扇》、陆俨少的《神仙树》都属这类作品。由于是大师精心之作，这类作品都已成了经典之作、传世之品。以写意笔法绘制的连环画也有，这其中又分水墨写意与彩色写意两种，前者的代表作有人美版的《秋瑾》、《三岔口》，后者的代表作有顾炳鑫的《列宁刻苦学习的故事》、顾炳鑫和戴敦邦的《西湖民间故事》、贺友直的《白光》、姚有信的《伤逝》等。不过，为降低成本，有些彩色绘本在印制时改成了黑白版。
钢笔、铅笔素描作品也不少，前者的代表作有华三川的《交通站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后者的代表作有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郑家声等的《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汤小铭、陈衍宁的《无产阶级的歌》等。
漫画连环画首先在国外出现，它是在单幅漫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产生幽默感喜剧效果是其关键所在。我国的漫画连环画具有很长的历史，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丁聪、张光宇等画家早年都画过这类作品。丰子恺创作于1939年的《漫画阿Q正传》、1949年的《绘画鲁迅小说》均重印过多次。其作品笔法简练生动，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文学趣味，自谓“要沟通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叶浅予的连环漫画以犀利敏锐的笔法揭示了大都会市民生活的家庭境况、思想和行为，被称作“三十年代的上海世相图”，代表作有《王先生》、《小陈留京外史》等。张乐平的连环漫画《三毛》系列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宜。1980年前后，其《三毛流浪记》、《三毛迎解放》等作品得以再版。作品采取国画加铁线双钩的素描法画就，且布局黑白相间，疏密适当。三毛头上三根毛的特征性细节描写，更是其神来之笔。张光宇是位擅长漫画与插图装饰画的画家，作品有《儒林外史》、《林冲》、《西游漫记》等。《西游漫记》计60幅，将《西游记》“故事新编”后用以讽刺现实。作品中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后来成了著名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形象设计原型。与张光宇具有同样装饰风格的董天野，以画小品式连环画见长，这种画一组可连载几日。其画风严谨，造型略带夸张却不失真，代表作有《孔夫子》、《急不暇择》等。至今仍十分活跃的丁聪于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了《现象图》、《现实图》、《阿Q正传图》等作品。曹涵美原名张美宇，是张光宇的二弟。1934年2月，上海《时代漫画》杂志创刊，曹首创在该刊画连环《金瓶梅》插图，每期一幅，并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配以《词话》本中的摘录，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不久，即出版了曹画的第一集。原计划一集集出下去，但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刊物停办，连载中止。曹涵美创作连环画《金瓶梅》的势头并未稍减，先由《新中国报》发表，后结集出版。他画这部600幅画面的作品历时十年，前后风格变化很大。前期绘制手法传统，布景过于庞杂，人物不够突出，笔调柔软，缺少力度；后期线条挺拔老练，背景删繁就简，人物栩栩如生，有些场景参照了西洋素描笔法，颇具立体感。当时便有名家对他有“三易其作风，一笔不苟，独运匠心，一纸稿成，审视不再，偶有不如意笔，必毁重绘”的评价。万籁鸣、汪曼云等名画家对之曾有过高度称赞，董天野为之写道：“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构图，确是一种惊奇的发现。”贺天健曾著文曰：“曹君涵美，余老友也。工人物、铁线游丝。上规李龙眠、钱舜举，下法仇实父、改七芗，且自成一家。所作《金瓶梅》本事图，工致精能，吴友如无其秀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连环画史上的杰作后来便没有再版过。
木刻连环画也是产生过影响的一个种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的画家们便纷纷投身于连环画创作中来，当时成册的连环画有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力群的《刘保堂小姑贤》、邵宇的《土地》、李少言的《日军守备队的生活》、杨中流的《三勇士》、罗工柳、张映雪的《小二黑》、李志耕的《黄胡子被迫登龙门》、莫朴、吕蒙、程亚君的《铁佛寺》、任迁乔的《翻身》等，1933年鲁迅、郁达夫等译注了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没有字的故事》等木刻连环画，《铁佛寺》、《狼牙山五壮士》、《刘保堂小姑贤》等作品受其影响，均采用了木刻连环画的形式。彦涵1944年创作于延安的《狼牙山五壮士》由周恩来转送给美国记者后，1945年美国的《生活》杂志为其印发了袖珍本。解放初期出品的木刻连环画代表作有《胭脂》、《杨门女将》等，之后，木刻连环画逐渐退出了这一领域。另外还有一些以民间工艺形式制作的非主流形式的连环画作品，如剪纸连环画《柳玉娘》、扎染连环画《草地与自由》、纸贴连环画《烽火戏诸侯》、布贴连环画《牧马老头》、拓印连环画《成语故事》等。1951年晨光出版社曾将力群的《小姑仙刘保堂》重版；195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将麦绥莱勒的《我的忏悔》、《一个人的受难》重版，这套书是1933年初版的。
年画连环画属年画的一种，它以年画的形式印刷，并供张贴之用，但内容都取自连环画，经过有序组合后成为一组叙事完整的画面，兼具连环画的故事性、连续性和年画的渲染性、吉庆性，深受群众喜爱。其多为四条屏、八条屏，也有十二条屏者。早期的这类作品以木刻雕版套印的形式出现，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等地都有过印制，清末民初出现了丝网版与石印版印制品，其内容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或戏曲故事，如《西厢记》、《封神榜》、《三国》、《济公》等，这些画都是以重彩工笔人物画的形式出现的。解放后，其内容范围有所宽泛，如贺友直的《李双双》、《小二黑结婚》、《婚姻法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程十发的《寓言故事》、《列宁和炉匠》，刘旦宅的《木兰从军》，刘继卣的《闹天宫》，王叔晖的《桃花扇》，董天野的《白娘子与许仙》、《火焰山》，罗盘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吴少云的《孟姜女》，张令涛、胡若佛的《猎虎图》，徐燕荪的《岳飞》，任率英的《桃花扇》，墨浪的《牛郎织女》，房绍青的《杜十娘》，张碧梧的《秋翁遇仙记》，冯国琳的《海瑞背纤》等精品之作都改印过连环画。其既有传统取材，又有新式表现，还有国外内容，既丰富了年画内涵，又使连环画得以更广泛传播，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形势的发展。当年出版这类作品最多的是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文革”期间，年画连环画换成了清一色的样板戏剧照。由于年画一年一换的特点，使之极不易保存，所以这类作品目前已很难见到了。
影视连环画伴随着电影的产生而诞生，并随着其繁荣而繁荣。早在1943年，上海便出版了根据剧照印制的连环画《孔夫子》，1950年后陆续出版了《木兰参军》、《太平天国》、《攻克柏林》、《抗美援朝在前方》、《人民公敌蒋介石》、《离开莫斯科的日子》、《疸卡》等，后又出版了《甲午风云》、《永不消失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电影连环画作品。“文革”中，几个样板戏均有剧照连环画印行。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电影都伴有连环画的出版。据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版）称，他便收藏有400本左右的电影连环画。电视连续剧出现之后，据其改编的连环画运用而生，但销路与先前的电影连环画不可同日而语。另一种电影连环画则根据电影故事绘制而成。上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刚刚起步，出版商便想根据电影故事绘制连环画，为赶时间，出版商便让画工轮流到电影院悉心观看，看毕即在老板为他们开的旅馆内夜以继日赶画。电影还未放完两轮，连环画册业已出版。其绘制粗糙，编辑草率，被人们叫做“跑马书”。
卡通连环画通常指连环漫画或以写实手法表现但又汲取了动画片的某些特点而编画成的连环画。因为它派生于卡通片，所以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看上去像是画在纸上不会活动的卡通片；其通常篇幅很长，更强调故事性，往往以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贯彻情节。甚至卡通制作者就将画面组合叫做“分镜头”。与传统形态的连环画相比，卡通连环画在审美趣味、表达方式上似乎更适合于当下的“新新人类”，且已流行为某种社会时尚。它正成为科学与艺术、思想与技术、个性与共性的综合体，并在方方面面反映着最新资讯，而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国际化交流、读图时代等新事物无不深刻影响着卡通艺术的发展，同时，卡通造型带来的视觉上的刺激，也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在传统连环画市场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卡通连环画可谓一枝独秀。
连环画开本以前多为64开，也有少量的60开本者，这种版本便于携带，一直是市场的主流。后来又陆续出现有48开、40开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24开彩图连环画渐成市场主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是江苏少儿出版社，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这一开本至今，出版品种已达上百个，印数有上千万册，在少儿图书市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知名度，有些图书品种已被港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购买了版权，受到当地小读者欢迎。
较之24开的兴旺和64开的衰落来，作为“后起之秀”的32开连环画似乎更能典型地反映连环画市场的发展历程。这种形式既保留了传统连环画的原有风味，又便于书店陈列、书柜插置，故成一时风尚。从1992年出版四大名著开始，湖南少儿出版社每年都推出一个32开连环画的重点选题。连续几年取得成功之后，该社在32开连环画市场上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除《三十六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单本连环画因题材限制之外，其他系列都采用了一套4本的装帧形式。
除单本连环画外，还有多卷本者，且这种趋势至上世纪80年代后达到了极限。多卷本中有上下两册、上中下三册者，也有十几册、几十册者。195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60册、《东周列国故事》50册、《李自成》25册、《西汉演义》16册、《红楼梦》16册、《铁道游击队》10册、《楚汉相争》6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水浒》26册、《岳传》15册，中国曲艺出版社的《兴唐传》34册，湖南美术出版社的《西游记》25册，都属于连环画中的巨著。但连环画的质量是不能以长短评定的，《武松打虎》、《西厢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虽都是短篇之作，却在连环画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而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长篇大作，无论是装帧还是开本，都力求豪华气派、不同凡响，但后来还是被人淡忘了，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连环画的收藏热，越发显出了连环画的出版冷、市场淡，哪一种艺术成为了收藏，便表明哪一种艺术已成为历史。一种艺术的历史开始回顾了，形态可以总结了，至少表明其发展已相当缓慢，变术已不会很大。由姜维朴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连环画》于1998年10月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包括24开、32开本及大部头在内的连环画出版，只是局部的亮点、零星的闪烁，掩饰不住其整个的暗淡与怅然。

3. 浙江好玩的地方

横店影视城，是集影视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区，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场景而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区。横店影视城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被美国《好莱坞》杂志称为"中国好莱坞"。横店影视城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中国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最大影视城，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横店影视城——世界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国内外超过5000部作品在此拍摄。【 详细>>】

2、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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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Leifeng Pagoda）又名皇妃塔、西关砖塔，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西湖风景区岸夕照山的雷峰上。雷峰塔为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因黄妃得子建，初名“皇妃塔”因地建于雷峰，后人改称“雷峰塔”。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中，法海和尚骗许仙至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小青苦练法力,终于打败了法海，雷峰塔倒塌，白素贞获救。旧雷峰塔已于1924年倒塌，后重建，新建的雷峰塔为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夕照为西湖十景之一。【 详细>>】

11、杭州桐庐浪石金滩景区

浪石金滩已开辟为风情休闲旅游区，有情水湾淡水沙滩浴场、芦海牛车赏景、风情棕榈林、野趣烧烤、天成的高尔夫练球场、万亩草滩跑马、帐篷、蒙古包露营等特色旅游项目。溪畔洲滩辟有风情棕榈林、沙滩浴场等，并有芦海牛车赏景、野趣烧烤等特色旅游项目。长达两公里的江面上已开辟龙舟风情游，近百艘制作精巧的龙舟笑迎四方宾朋。龙舟备有桨、锣、鼓等，游人至此，或稳坐竹椅，悠然举桨，随波漂流，细品山水真趣。【 详细>>】

12、浙西大峡谷

浙西大峡谷，位于浙江（浙）安徽（皖）接壤的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内。地处浙江西北部而名"浙西"。峡谷境内山高水急，山为黄山延伸的余脉水为钱塘江水系的源流。环带状的狭谷全长83公里，沿途花木遍地，地貌奇特，奇峰秀石“生长”在落差悬殊的峡谷两旁悬崖，有“白马岩中出，黄牛壁上耕”之誉，与长江三峡相比，自有不同诗情画意的领略。其著名景点白马崖白位于距狮象湾景区仅3.5公里的上坪村坑内，景内还有一马头峰状如巨马，故得景区名白马崖。【 详细>>】

13、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

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省钱塘江上游，下起杭州富阳，中经桐庐，上至淳安，总面积982平方公里。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浙江省钱塘江上游，下起杭州富阳，中经桐庐，上至淳安，总面积982平方公里。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富春江--新安江两岸山色清翠秀丽，江水清碧见底，素以水色佳美著称；湖区森林覆盖率982平方公里。沿江有鹳山、桐君山、瑶琳洞、赋溪、姥山、龙山等景区，还有严子陵钓台、方腊洞、灵栖洞等名胜。【 详细>>】

14、杭州市千岛湖风景名胜区

千岛湖风景区，又称新安江水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境内。千岛湖湖形呈树枝型，湖中大小岛屿1078个，千岛湖中大小岛屿形态各异，群岛分布有疏有密，罗列有致。1982年，千岛湖发展旅游业。1982年，千岛湖风景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86年11月，千岛湖风景区被林业部批复为国家森林公园。2001年，千岛湖风景区被评为国家AAAAA级景区。2002年，千岛湖风景区被评为中国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景区和浙江青年文明号示范景区。【 详细>>】

15、瑶琳仙境旅游区

瑶琳仙境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距杭州市区80公里，离县城23公里，是华东沿海中部亚热带湿润区喀斯特洞穴的典型代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瑶琳仙境，又名瑶琳洞，纵深1公里，总面积达28000平方米，是“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浙江省十大旅游胜地”之一。2002年跻入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景区行列。它以曲折有致的洞势地貌，瑰丽多姿的群石景观，被誉为“全国诸洞之冠”。画家叶浅予夸它是“中国少有，世界罕见”。【 详细>>】

16、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景区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位于余杭区临平南苑街道人民广场北侧。它是一座既反映余杭历史，又以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为切入点展示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博物馆，是人们了解良渚文化、余杭历史，解读余杭和整个江南水乡文化现象及其成因的重要窗口。博物馆总投资6000万人民币，建设总面积8000余平方米。博物馆内设7个展厅，4个单元展览。第一单元余杭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各种图表、器物、人物塑像、场景等手段，有重点地反映自7000多年前马家浜文化开始至现代的余杭历史发展重大事件和各地名胜、自然资源等。

4. 香港漫画的历史

香港漫画在清末期间已有记载，广东南海人何剑士是香港漫画的先驱，因不满朝廷腐败，在上海及香港各大报章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讽刺时局的漫画。后来，广州画家郑磊泉（「赣公」）应香港梁国英药局之邀，来港编绘《人鉴》画册。但郑氏在画册出版前一年（1919年）去世，未能目睹这本被誉为香港第一本漫画集面世。这两位漫画家逝世后，香港漫画界沉寂一时，各报刊的漫画仅靠报社内的电版美术人员支撑大局。直到1934年「工商日报」的《漫画周刊》出现，香港漫画才再次蓬勃起来。
1940年代初期，不少内地漫画家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局势吃紧，避难而移居香港，如广州的李凡夫、林檎、潘醉生，上海的叶浅予、张正宇、丁聪等，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漫画大师。他们合租了坚道13A号一层旧式楼宇，成立了著名的「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该分会于1939年主办了「现代中国漫画展」，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漫画展。画展以抗战为主题，参展的画家三十多位，全是中国一流漫画家，展期不到四天，观众高达三万多人次。
战后到1950年代中期，部分漫画家先后返回内地，香港漫画活动又再次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59年，由一群漫画家李凡夫、李淩翰、陈子多、区晴、黄蒙田、郑家镇等人合资，出版了《漫画世界》半月刊，才再度掀起香港漫画界的热潮。
1970年代的香港漫画市场除充斥著未获授权的翻版日本漫画外，主要由黑社会武打漫画占据，其中以黄玉郎的《小流氓》及上官小宝的《李小龙》占领导地位。两人的徒弟分别被称为「御林军」（祁文杰、张万有、毛名威等）及「上官家族」（上官小龙、上官小威、上官小强等）。王司马的《牛仔》漫画是当时少数的清新小品。
1980年代是港产漫画的黄金年代，黄玉郎一统香港漫画书的出版，为了增加生产量，玉郎漫画将漫画分工成流水作业，每个步骤均由不同的专人处理。
80年代港漫另一大师马荣成崭露头角。其作品《中华英雄》创下当时销量最高的每期可达20万册的惊人纪录，而紧随其后的《龙虎门》、《醉拳》及《如来神掌》等每期亦有7-8万册的销量。1986年8月12日玉郎机构上市。1988年冯志明与刘定坚一同创立「自由人」。1989年马荣成脱离「玉郎机构」创立「天下」。著名的港漫作品《风云》诞生。
其后黄玉郎因涉嫌讹骗公款，于1991年被判入狱四年。
1990年代中期，随著《小朋友画报》及《儿童乐园》相继停刊，香港漫画弥漫著一片色情与暴力。1992年4月牛佬的《古惑仔》创刊。1993年黄玉郎出狱，将剩馀的「玉郎机构」股份全部售予星岛集团的胡仙，玉郎机构随即更名「文化传信」。当时香港漫画业三分天下，由「天下」、「自由人」和「文化传信」领导市场。黄玉郎动用手上的资金成立「玉皇朝」，号召四散的「御林军」重归旗下，重夺漫画市场的领导地位。黄玉郎除继续传统武打路线的畅销漫画外，另推出内容挑逗敏感的《情双周》，深受青少年读者欢迎。「自由人」的刘定坚照办煮碗推出《情侣周刊》，内容连漫画也加插裸露镜头，内页专栏的裸照更与一般色情书刊无异，很快在市场冒起，刘定坚把握机会，相继推出《情人知己》、《情侣特刊》等同类作品，令市场上有大量「情」字头漫画。过火内容很快引发社会的压力，《情侣周刊》首先停刊，而《情双周》亦大幅收歛，不久更名《情周刊》后亦停刊。在1995年香港政府为针对「《情侣周刊》事件」进行了「1995年第73号第8条增补修订」，除所有「不雅」刊物必须封上胶袋外，香港漫画更被规定封面及封底皆至少用百分之二十面积印上警告字句[1]。2000年以黄玉郎为首的香港漫画联会成立，并向政府争取将现行的三级制改四级制[2]，期间更闹出色情漫画《金瓶梅》随书送赠色情物品[3]，建议最终不获接纳。1993年《星期天周刊》创刋，随周刊附送儿童杂志《黄巴士》，由谢立文撰写及麦家碧绘画的《麦唛》成功获得大小读者的欢迎。 战后至50年代中期，部分漫画家先后返回内地，香港漫画活动又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59年，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漫画工作者李凡夫、李凌翰、陈子多、区晴、黄蒙田、郑家镇等人合资，出版了一本《漫画世界》半月刊，再度掀起香港漫画界的第二个高峰。
香港漫画的变革是在1967年之后。香港早期的漫画，多以单格或近似插图的方式，内容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或者是时事讽刺画，与今天的连环漫画大不相同。在60年代末，老派漫画如许冠文的《财叔》《神笔》《神犬》、王泽的《老夫子》、宋三郎的《傻侦探》和司徒庸的《傻大姐》等，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 70年代，香港漫画受到了大量外国漫画的影响，当时香港无线电视台大量推出日本动画片，如《绿水英雄》、《柔道小金刚》、《铁臂阿童木》、《青春火花》和《超人》等，机敏的漫画出版商乘机大量翻印这类漫画，一直深受中国漫画熏陶的青年漫画家受到了不少冲击和影响。
黄玉郎、上官小宝、上官小强等人纷纷仿效，投入新型连环漫画创作，他们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出版上也形成自己的模式，从而带动和影响了整个香港漫画界和漫画出版业。老一辈的单格漫画，已经敌不过具有电影感和分镜头式漫画的武打技艺以及具有社会写实性的连环漫画了。
1974年初，由于当时的连环漫画（又称公仔画）与香港社会风气一样，受到欧美性解放的影响，部分作品过分渲染色情和暴力，因而引起香港社会各方人士的谴责。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扶轮社三四五区国际少年服务团，联合发表了公仔画之暴力与色情的报告书，香港立法局也于1975年7月2日通过《不良刊物法案》，这一法案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这一时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供不应求。随着读者对漫画质量和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少数漫画家确实忙不过来，因而需要配置助手，通过大家合作来完成一篇作品，于是出现了工厂式的漫画制作，也称为是“流水线操作”，如有专人做背景气氛，描头发和花衬衫，有的画肌肉纹等等。这种大量生产漫画的结果，就有可能把双周刊改为周刊。这种分工制作虽然会淹没个人风格，但增加了经济效益。漫画家黄玉郎就在这一时期成功的将一个手工业式的创作室发展成为上市集团企业。
80年代初，黄氏将唯一的对手——上官小宝连同公司员工全部兼并吸收，纳入玉郎公司麾下，冠盖全港连环画界。他培育出一批新一代的漫画接班人，当今漫坛的天之骄子马荣成，冯志明，狄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徒和晚辈。
在1987年，由于民办灾难性股票市场的牵连，黄玉郎个人身陷囹圄，他手下的漫画主笔纷纷离去，自立门户，“玉郎”（后改为文化传信公司）再不能独领画坛风骚了，漫画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况，如刘定坚与冯志明合办的“自由人”，马荣成的“天下”，黄玉郎出狱后又东山再起，创办了“玉皇朝”，加上上官小宝的“邝氏”和牛佬的“浩一”，这些刊物都各具特色，五彩缤纷。 毋庸置疑，香港漫坛新一代后起之秀的成长，是从日本漫画中吸取了不少精髓的。尽管香港有了自己的漫画，但盗版的日本漫画仍然充斥市场。直到1993年，日本正式授权给香港和台湾出版中文版漫画，盗版的现象始逐渐减少。同时，由于日本出版商同意授权，香港漫画公司又打起购买日本漫画版权的争夺战，而且台湾的漫画出版商也踏足香港，力图分一杯羹。香港的漫画市场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竞争激烈的商业时代。
1999年7月，正式成立“香港漫画家协会”，黄玉郎被选为会长，马荣成当选副会长，同年，香港漫画节开办。
2000年，世界漫画会在香港顺利开办。
2001年，第三届香港漫画节，12万人参加。

5. 黄苗子的成长经历

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在香港时就向报刊投稿所创作的漫画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继续从事美术漫画活动。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
1950年后，定居北京。
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新民报》副总经理，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非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
20世纪80年代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洲的格里菲斯(GriffithsUniv.)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书画作品曾在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港澳地区和内地展出，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黄苗子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黄绍昌系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清末时期广东的最高学府）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却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1926年，黄冷观创办香港中华中学，成为香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1913年，黄苗子出生在这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不乏革新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中，黄苗子排行第五。
在黄苗子兄弟姐妹眼中，父亲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父亲对文化的热爱，以及他在香港的文化圈子，对黄苗子来说，一生受益无穷。
15岁那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更是为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漫画创作的大门。上海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也因为漫画而使黄苗子觉得熟悉而亲切起来。
黄苗子觉得惟有画漫画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画中才能体现出来。后来，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声名越来越响亮。
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也对上海无限向往。
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苗子从中华中学毕业，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
1931年10月，黄苗子度过他的18岁生日。仿佛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大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上海则是他的目的地。第二年，黄苗子拿着自己亲自到编辑部讨要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
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 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黄苗子常为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投稿，以后加入《良友》漫画画报作编辑。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从第3期改版为大开本。也正是从第3期开始，版权页“编辑”一栏出现了黄苗子的名字，也正是从这一期始至终刊（第19期）封面画大都出自黄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韦度各画一期）。由于是彩色封面，加之开本宽阔，视觉诱惑力强，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风情。黄苗子在封面画下的签名很特别，“草字头”拆两半中间夹一个“田”字，横写。那一时期很流行这样的签名方式。
除了在各大漫画杂志上发表作品，黄苗子还撰写了不少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和评论文章。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即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一个吓人的题目》。 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了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说起来，夏衍不但影响了黄苗子的人生走向，还是促成黄苗子与夫人郁风美满婚姻的“月下老”。
上个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的漫画家组办的，漫画家经常在那里聚会。黄苗子就是在俱乐部看到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郁风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生于北京。初识黄苗子时，郁风已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
每次郁达夫从杭州到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在这种艺术氛围中，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
好景不长，抗战爆发。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夏衍是实际主办者。上海在1937年11月21日沦陷，郁风先去香港，后到广州，参与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在广州，她与黄苗子之间的距离再度拉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
次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黄苗子工作关系去了重庆，而郁风随后赴香港，两人不得不又分手。不久后，黄苗子被调回重庆。他心中惦念着郁风，给她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透露出思念、爱恋之情。
香港失陷后，郁风辗转来到重庆，不久后随徐悲鸿去成都青城山写生。在此次青城山之行期间，黄苗子与郁风的关系开始热烈起来。
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此黄苗子请夏衍帮忙。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并说服了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的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
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在重庆，黄苗子最终作出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共产党视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在上海时，黄苗子就开始接触夏衍、潘汉年等共产党员，与郁风结婚，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选择的一种确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
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1949年9月，对新中国满怀欣喜的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兼任《新观察》杂志副主编，后来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不是教育家，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教育能够反映国民素质，举两个例子，在澳洲，一个按门铃送邮件的普通邮差，看到我在作画，很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进来看看，得到准许之后，他边看边和我交谈对中国绘画和欧洲绘画的看法，头头是道。另外在国外，尊重隐私权的意识非常深入，家庭内部也不会有私自拆阅别人信件的事情。相比之下，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够普及，特别是农村教育。这是在蔡元培时代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着急的事，那时国家没有那个力量。辛亥革命近百年来，我们主要在解决两件事，就是吃饭问题和教育问题。在教育经费、提高师资方面，有关当局要担起责任，拿出办法。
除了国民素质我总感觉城市教育是较为普及了，对饱经忧患的祖国十分关切和热爱，我中学毕业后赶上淞沪抗日战争，就偷偷离家去上海打算参军，我哥哥是1938年抗战爆发之后跑到延安去的，其后在陕西参加左权部队牺牲了。那时青年人精神颓废的极少，在国家艰危的时候都奋发向上，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前途连在一起。是为将来个人前途做准备，好像与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关系不大，家长培养孩子进大学也是这样考虑多。这些年生活安定了，但不能不讲奋斗精神，不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应该是一种融进血液中的精神动力。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体现。教育是立国的根基。
我的作品具有“青铜器铭文和大篆风格”，但在晚年后有变化，与国外交流和长居澳洲的经历，从而我的文化观、教育观有了决定性的变化，我在艺术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但是与国外文化的接触令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不要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样样都是世界第一。各国历史、社会、文化有差异，也有许多成就很高的东西值得借鉴。如古希腊的雕塑比我们的早，我们无法拿维纳斯像和秦始皇兵马俑相比。文化和教育都应该有不断吸收和融合世界文化的思想。当然就文化来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的，但总不能看不到人家的好处，否则就无法进步。我的某些书法就是尝试把欧洲现代艺术的感觉融进中国古文字，许多用中国传统原料的书画家也在或多或少地尝试。但也不能过分，有些艺术太离谱，完全没有根基，就荒唐了。
教育更应该不断吸收东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列入课程。改革开放后，什么文化思潮都来了，需要对我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去粗存精，真正让学生接受、吸收先进的文化，融入飞速发展的世界，这种融合应该有利于培养国际人才。我的孙女9岁随父母到澳大利亚，她在接受国外教育的同时，家庭的中国文化影响使她感到浓厚兴趣。她读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其罗传》，就用中文写论文、评论，深入阐述自己的见解；同时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的著作也看了许多。她在这种中西文化环境中成长得比较健康，眼界开阔。总之，国际化的人才应该是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我们闭关锁国那么久，要赶上去不开放不行，中国要长成强大的民族，必须面向世界，把世界文明的精华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民族的子孙应当立根于中国，并不是我们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就好，留学最好还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本土文化和树立一定的民族意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