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现状

A.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

B. 我想知道关于图书图片的版权问题!!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询问,而不用一个一个出版社去找他们协商呢?
图书封面的版权属于出版社，你可以与出版社联系，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办理此事。
图书封面还有两种，一种是封面使用独立的美术或摄影作品为底图，一种是出版社自行设计封面装帧，前者你的使用可能侵犯独立作品的版权，后者封面装帧如果不构成作品，应不存在侵权。
您好,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封面与里面的内容没有联系的话,就不算做侵权.是这样吗,这方面还是不太明白.

C. 图书馆数字版权现状

数字图书馆一般通过购买或自建数字资源、网络采集等途径对读者提供网站服务、数字版资源在线权服务、虚拟参考、文献传递、网络资源导航、在线展览等多种服务。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责的公益性图书馆享有广播台、电视台、报刊社等机构所不享有的复制权、发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豁免权”，能够在特定情形下未经授权地使用著作权而不被追究责任。因此在模拟技术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很少陷入著作权纠纷，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开展，很多的公益性图书馆开始面临着例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共享、文献传递的著作权危机。

版权不仅是对于作者个人基于作品权利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对于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需求。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利益平衡、推动数字化建设的需要。

D. 我国出版行业的现状

4月20日刚刚公布的新闻出版产业的十二五规划 网上应该很好查，各媒体也列举的很多点，你要求的字数才2500，我觉得你就选一个点说清楚即可，面面俱到反而没有重点，可选择的有数字电子出版，这个现在热，报道的 你的参考资料也多，还有就是版权，因为这次版权也刚推出了一个规划，有针对性又很详细。
一般大众媒体都是总结性观点，你要找全文内容就去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或者新闻出版报的中国新闻出版网都会有。

E. 图书出口和版权输出有什么不同

中国图书出口包抄括:国内袭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微缩制品和数据库等。经营的方针是一对一的为客户体最优质的服务
版权输出,是与版权贸易中的版权引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特指将中国内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往国外

F. 数字版权的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市场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出版业由传统的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的道路不会平坦，版权问题随时可能影响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数字版权保护，由于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版权保护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美国，版权产业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和信息经济的驱动力，可以说，没有版权保护，就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市场。在我国，由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版权保护带来的冲击，数字作品的版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每每受到伤害，再加上为数相当多的网民缺乏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正确的数字消费观等，导致数字出版产业链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出版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以上是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之间还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事实证明，图书数字化以后，盗版极其容易，复制件与原件一模一样，而且复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这就使得网络出版的版权控制更加困难。一些新出版的畅销图书很快被做成电子书在网上流传，但这往往是一些个人网站未经授权擅自制作的，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因此，目前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让自己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数字出版中盗版问题的恐惧。版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产业本身具有发展潜力，出版社对数字出版也只能是敬而远之。尽管目前比较流行的数字版权技术DRM是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和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网络出版物传播范围的控制，它可以严格控制电子图书的阅读期限、阅读次数，不经授权读者不能将电子图书复制给朋友，也不能打印，可以对网络出版物进行一些必要的版权控制和管理，但网络出版物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硬件产品日新月异，很难形成一种通用的、有效的数字版权技术来彻底地保护各种网络出版物，并且保证其加密技术永远不被破解。因此，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出版社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障碍之一。对此，除了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权保护的技术方面加以突破和创新。
首先，“出版”是有权限的；互联网上发布资讯是很方便，方便到什么人都可以发。于是不良信息、错误信息也遍布整个网络，有序的信息是财富，无序的信息是垃圾。更重要的是“出版”是有版权的。现在的网络资讯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他，快捷的复制技术培养了一大批Google作者，借助Google和Copy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完成一篇宏伟大作。出版商们敢将自己的吃饭家伙发布在这样的媒体上吗？
所以数字出版首先因素：数字出版物只能看，不能无偿传播。（现在国内的一些原创文学网站已经采用了后续章节以图片方式发布的方法）
其次，我国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依然滞后。我国有关网络出版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只有两部，这两部法律对于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出版业来说，可谓“年代久远”。因为法律的滞后，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纠纷由来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话说白了，其实数字出版的迷茫性核心，是版权的归属性和利益分配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媒体广布要求(谁不想自己的作品多发)，但损伤了媒体的赢利要求(谁愿意自己的东西被滥发)。更何况，掌握着现代化的快速内容发布的非正规通道，利用非自产内容粘着住大量读者，硬割去了大量的广告份额，这才是出版数字化的伤心这处。

G. 中国出版物现状及正版率问题

http://tech.163.com/08/1019/15/4OKJ4DKE000930E3.html

H. 图书出版的行业现状

1.图书选题
编辑通过市场调研提出出版内容选题，经过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或出版社选题论证委员会）的三级论证，最终由出版社选题审核委员会审批通过，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批准。
2.选题报批
省一级新闻出版局依据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对出版图书选题内容进行审批，确保有关选题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新闻出版署[1997] 860 号）等法律法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选题，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即出版单位须向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同意后方可出版。
3.组稿、编辑
选题经批准后，出版业务进入编辑环节。编辑组织稿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直接与作者签约组织稿件，或委托作者（多为知名学者）代理组织稿件。每一种图书，都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和保护作者和出版社双方的合作条件和权利。出版社拥有的是著作权人（作者）许可使用的专有出版权。出版合同通常包括著作权人允许出版社对其著作的使用范围、许可使用年限、出版社向作者支付报酬标准、付酬方式等。合同期限一般为10 年。
4.审稿、申报书号
审稿：审稿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稿实行三审制，对稿件进行三个级别的审查，即责编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社长（总编辑）终审。三审后的书稿按齐、清、定的原则，发送出版社的出版生产部门，进入生产流程。
申报书号：出版社总编室负责向出版业务部申请分配书号、条码并向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申请CIP数据，即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规定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内容、选取规则及印刷格式，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本、印张等。
每年12月，出版社将有关书号申请的各项材料，经由省新闻出版局报送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核定下一年度发给出版社的书号数量。新闻出版总署将书号按核定数量经由省新闻出版局发给出版社。出版社按照所得书号数量，填写ISBN 条码制作申请单，报送国家图书条码中心制作相应条码。出版社也可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或随时向省新闻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所需数量的书号。
5.确定印数和定价
在书号获批后，图书定价和印数由各出版社营销部连同责任编辑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分析确定。定价主要参考因素为成本、图书印数、同类书市场价格及该书目标读者群的消费能力。印刷数量的确定主要参考成本、定价及对该书销量的预测。
6.申报CIP和实名制
编辑人员填写《CIP 数据申请表》并填写《实名制申请表》，实名制申请表包括书名、作者、版本、印张、印数、页数、印厂、定价等相关内容，此内容必须详实，再由出版社总编室将《CIP数据申请表》和《实名制申请表》报送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将编制完毕的CIP 数据返给出版社（申报后十五个工作日左右），以备印载在图书上，做为版权保护的重要手段。
7.设计，排版和印刷
有关书稿经社长（或总编辑）终审签发后，由相关出版社之业务部门完成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出版社将达到印制标准的书稿发送到印刷厂，进行制作清样，图书清样完成后，送出版社出版部进行校对，出版社将校对完的清样退回印刷厂，印刷厂按出版社所做的改动进行改版，这样反复三次，行业内称为“三校”。涉及到以图片为主体的图书，印刷厂还应根据图片的特点进行图色的调整，然后进行制作彩样，最后经该书责任核对、责任编辑和出版部主任审定签字，交社长（或总编辑）签批，返回印刷企业进行印制、装订。最后将成品出版物按照国家规定交有关部门样书备案后，进入市场发行。

I. 中国图书的版权保护期是多久

个人著作权是终身
公司著作权是五十年
第三节 权利的保护期
第二十条作者的署名权专、修改权属、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第二十一条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摄影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