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过多申请注册商标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吗
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商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商标权的确立和保护过程中应予遵循的基本准则。我国《商标法》有以下六项基本原则： 一、注册原则 注册是确认商标专用权归属的一种过程。世界各国商标法确认商标专用权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有两种，一是注册原则，二是使用原则。所谓注册原则，是指商标专用权通过注册取得。不管该商标是否使用，只要符合商标法的规定，经商标主管机关核准注册之后，申请人即取得该商标的专用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使用原则是指商标通过使用即可产生权利。根据这一原则，最先使用者可以获得商标专用权。我国《商标法》第三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我国《商标法》采用的是注册原则。 二、申请在先原则 申请在先原则是由注册原则派生出来的重要程序性原则之一。既然商标专用权基于注册而产生，而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人又并不总是一个，那么，以申请书提交的时间先后来决定商标专用权归谁所有，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商标法》第十八条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这就是申请在先原则。根据该原则，一个商标即使已经使用多年，如果不及时申请注册，也会因别人申请在先而失去注册机会，得不到对该商标的专用权。当然，申请在先原则也有不灵的时候，遇到两个以上的商标在同一天申请注册的情况时，就必须通过其它方法来决定专用权的归属了。因此，第十八条同时又规定，“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这说明我们在采用申请在先原则的前提下，也以使用在先作为一种适当的补充。 三、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里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法律表现形式在《民法通则》第四条中有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的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对待他人事务就像对待自己的事务一样，以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
B. 知识产权法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请帮忙
可参考‘老干妈’商标案
原告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干妈食品公司）
被告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越公司）
被告北京燕莎望京购物中心（以下简称望京购物中心）
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与被告华越公司均为生产系列风味调味品的企业，均以“老干妈”为各自生产的风味豆豉辣酱的商品名称。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的前身是贵阳南明实惠饭店，成立于1994年1月，创始人为陶华碧女士，该店以特产风味豆豉辣酱著称。
1994年11月，该饭店变更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推出了以 “老干妈”为产品名称的风味食品，尤以“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倍受消费者欢迎。1996年8月，该店生产销售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使用了由该店经理李贵山设计的包装瓶瓶贴。
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厂，1997年11月，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最后更名为现在的老干妈食品公司。1997年12月27日，李贵山就其设计的“老干妈”风味豆豉瓶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并于1998年8月22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
1997年12月30日，李贵山在贵州省版权局又将该瓶贴进行了产品设计图纸的版权登记。1998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将“老干妈”风味豆豉列为贵阳市名牌产品，1999年1月，贵州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和贵州省技术监督局确认陶华碧牌“老干妈”风味豆豉为贵州省名牌产品，1999年11月28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颁发给老干妈食品公司先进企业证书。1999年原告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完成了1.3亿元的销售额，该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该企业为国家纳税1500万元。
被告华越公司成立于1997年9月15日。1997年11月，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签订了《关于联合生产“老干妈”系列调味品合同》，合同规定，由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联合生产“老干妈”系列调味品，由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提供技术，华越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及场地。
1997年11月，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联合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开始上市，该产品所使用的包装瓶瓶贴与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所使用的包装瓶瓶贴相比，除陶华碧女士肖像换成了刘湘球女士肖像及产品批号、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厂址电话、邮编的文字不同外，其余图案的色彩、图形、文字排列等均相同。
1998年1月20日，华越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易长庚设计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的瓶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该瓶贴图案与该公司以前所使用的瓶贴图案相比，除黄色椭圆形图案变成黄色菱形图案外，其余均未有实质性变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初步审查，于1998年10月10日向华越公司颁发了该瓶贴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1998年初，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对其联合生产的风味豆豉辣酱瓶贴按照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后的图案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瓶贴中仍使用了与原告产品瓶贴中字形相同的“老干妈”三字。
1998年4月20日，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解除了双方的联营关系。后，华越公司单独生产风味豆豉等系列调味品，仍以“老干妈”为风味豆豉辣酱的商品名称，并继续使用其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的瓶贴进行包装。
1998年12月，湖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与湖南省技术监督局向华越公司颁发了其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获得1998年度湖南名牌产品称号的证书，1999年5月，湖南省统计信息中心颁发华越公司生产的“华越老干妈”在“1999年度湖南市场品牌调查活动”中荣获“99湖南市场占有率最高品牌”荣誉证书。华越公司为宣传其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花费了一定数量的广告费。
1999年 5月，被告望京购物中心开始为北京市兴蜀蓉府南食品有限公司代销华越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系列调味品，望京购物中心审查了由北京市兴蜀蓉府南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华越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进京食品、食品用产品卫生质量认可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税务登记书及购销合同等相关文件。望京购物中心销售的华越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的包装瓶上使用的是华越公司取得外观设计专利的瓶贴。
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分别于1996年 8月、1996年12月、1997年5月、1998年4月四次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老干妈”商标，但被国家商标局以“老干妈”为普通人称称谓驳回两次。1998年6月21日，国家商标局核准了“陶华碧及肖像”商标注册申请。
1998年12月1日，被告华越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老干妈”商标，国家商标局对“刘湘球肖像”及“老干妈”文字商标进行了公告。目前，国家商标局初步审定对“陶华碧老干妈及图”和“刘湘球老干妈及图”商标分别予以核准注册。1998年5月至1999年1月，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分别对贵阳市、长沙市、四川省郫县、遵义市、兰州市等地出现的假冒原告“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产品等多个厂家进行了查处。
针对上述事实，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认为，被告华越公司未经原告公司许可，在其生产的风味豆豉产品上，盗用原告公司的企业字号及产品的特有名称，并仿冒原告公司产品瓶贴外观设计，在消费者中造成混淆、误认，严重侵犯了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望京购物中心违法销售被告华越公司生产的仿冒“老干妈”产品，亦侵犯了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故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
1、要求被告华越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原告公司“老干妈”风味豆豉产品瓶贴相近似的包装装潢； 2、要求被告华越公司在其全部产品上停止使用原告公司企业字号及原告公司产品特有的名称“老干妈”；
3、责令被告华越公司销毁其现存全部侵权产品的标识、瓶贴；
4、责令被告望京购物中心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
5、责令被告华越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6、责令华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万元；
7、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华越公司辩称，首先，原告的产品不是知名商品，判定一个商品的知名度，要依据主张者提供的商品广告、销售历史、销售数量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性判断。虽原告产品被评为贵州省名牌产品，但该评比结果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在贵州省以外的市场上也有知名度。
相反，本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比原告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在一定地区的市场上更具有知名度，因为本公司所作的商品宣传广告覆盖面比较大，仅在1998年到1999年间，本公司为宣传自已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就支出广告费270余万元。
从产品的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看，本公司产品已从湖南省走向全国，从地方品牌转变成全国性品牌。从市场评价方面看，本公司产品不但被湖南省工商局认定为湖南省知名商品，还在1997年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国际名牌食品奖。
其次，本案诉争的“老干妈”风味豆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并不为原告所特有，相反，本公司对所诉争的商品的包装、装潢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原告商品名称是“‘陶华碧’老干妈风味豆豉”，本公司商品名称是“老干妈风味豆豉”，尽管双方均在商品名称上使用了“老干妈”，但，“老干妈”是一个通俗的称谓，不能为任何人所特有和独占。在包装、装潢方面，本公司产品的包装、装潢设计是自己独创性的作品，并已取得外观设计专利。
第三，事实上，双方商品的包装、装潢不能造成消费者误认的结果。原告使用“陶华碧牌”界定自己的商品足已以使消费者将不同地方风味的食品区别开来认购，虽然双方产品均以大豆和辣椒为原料的调味品，但一个产地在贵州，一个产地在湖南，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牌、不同乡情的相关消费者不会把两种产品相混淆。综上，本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望京购物中心辩称，本购物中心销售华越公司的产品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货，并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已经履行了一个销售者能够履行的职责。原告未对“老干妈” 进行注册，因此不享有商标专用权，其对标有“老干妈”字样的食品包装图样不享有专用权或其他特别的权利。原告未有证据证明其产品属知名商品，故本购物中心销售华越公司生产的标有“老干妈”字样的调味品属合法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利，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从老干妈食品公司的历史沿革不难看出，“老干妈”作为对该公司创始人陶华碧女士的尊称并作为该公司生产的风味豆豉辣酱的商品名称已得到特定地区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特定理解。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及独到的品味，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老干妈”作为商品名称，已与该企业及其生产的风味豆豉辣酱密切相关，成为一体。作为一种风味小食品，从其在全国销售的巨大数额看，原告的产品在同类商品领域内是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的，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即意味着该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并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近一、二年，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喜食辣椒居民聚集的省份，出现了众多制造、销售假冒、仿冒原告“老干妈”风味豆豉的厂家，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看，假冒、仿冒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实施侵权行为，均看中的是被假冒、仿冒产品的市场价值及良好的市场声誉，能为其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故从大量的假冒、仿冒者的出现，能够判断一个产品所享有的知名度和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综上，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法律应对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所使用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包装瓶瓶贴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亦应予以保护。
被告华越公司生产、销售与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相同的商品——风味豆豉辣酱，其使用“老干妈”作为其生产的包括风味豆豉辣酱在内的系列调味品的商品名称，因其最初使用该商品名称之时，原告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已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且被告对使用该商品名称的历史渊源，缺乏合理的依据，故该种使用方式有明显的“搭车”故意。
被告华越公司与贵阳南明唐蒙食品厂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初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包装瓶上所使用的瓶贴，在图案设计、色彩、内容文字等方面，与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包装瓶上所使用的瓶贴极为相似，甚至连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由专人设计书写的“老干妈”三字的独特字体也是相同的，被告华越公司的此种使用方式极易使消费者生产混淆，造成误认。
故被告华越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被告华越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华越公司除继续使用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包装瓶瓶贴外，不得再使用与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相近似的“老干妈”风味豆豉包装瓶瓶贴。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要求经济赔偿的数额偏高，本院将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鉴于国家商标局已初步审定被告的“刘湘球老干妈及图”商标予以核准注册，故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请求被告华越公司在其全部产品上停止使用“老干妈”的商品名称及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望京购物中心销售的华越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所使用的包装瓶瓶贴已取得外观设计专利，被告望京购物中心的销售行为未侵犯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对被告望京购物中心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1、被告华越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并销毁其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之前与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老干妈”风味豆豉辣酱瓶贴相近似的瓶贴；2、被告华越食品公司赔偿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经济损失15万元人民币； 3、驳回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老干妈食品公司与被告华越食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审理确认由于本案案由为不正当竞争纠纷，权利人请求保护的是其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权利，它与专利权属于两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权利。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权利发生冲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因此，华越食品公司以其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主张不构成对老干妈食品公司侵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老干妈食品公司、华越食品公司分别申请注册的商标，均在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中，均未获得商标权。由于老干妈食品公司在风味豆豉产品上使用的“老干妈”特有名称及其包装、装潢的行为先于华越食品公司，故华越食品公司使用其瓶贴用作产品包装、装潢，并使用“老干妈”作为商品名称，已经给消费者造成混淆，其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构成对老干妈食品公司的侵权。
由于老干妈食品公司没有提供其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故法院按照实际情况予以酌定。华越食品公司在1998-1999年为此产品支出广告费用近160万元，按照商业惯例，经营者所获利润通常要高于广告投入，故老干妈食品公司要求华越食品公司赔偿40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燕莎购物中心销售了华越食品公司生产的侵权产品，老干妈食品公司要求其停止继续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故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底（三）项之规定，作出判决：
一、撤销一审法院判决；
二、华越食品公司停止在风味豆豉产品上使用“老干妈”商品名称；
三、华越食品公司停止使用与老干妈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瓶贴相近似的瓶贴；
四、华越食品公司赔偿老干妈食品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
五、燕莎购物中心停止销售华越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
六、华越食品公司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向老干妈食品公司致谦。
广州方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C. 知识产权的特点是什么
（1）独占性。是指专利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具有排他性质，任何回人要实施专利，除法律另有规定的答以外，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并按双方协议支付使用费，否则构成侵权。（2）时间性。是指专利权只在授权有效期限内有效，期限届满或终止失效后该发明创造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专利权的期限是由专利法规定的。（3）地域性。是指一个国家授予的专利权只在授予国或地区的区域范围内有效，对其它国家或地区没有法律约束力，每个国家或地区所授予的专利权，其效力是互相独立的。
D. 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
试论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约束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作者：
[摘要]针对最大诚信原则在时存在的缺陷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论述了保险人承担最大诚信责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并结合我国的保险立法对保险人的约束的不足之处，提出依最大诚信原则加强保险人的约束的见解，以期完善最大诚信原则和我国的保险立法。
[关键词]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投保人
诚信原则是所有国家民商事法律的基础，被学者奉为“帝王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亦将诚信原则规定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由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重要地位则是其它法律中无可比拟的，被誉为“保险最大诚信原则”。了解最大诚信原则是理解保险法、订保险合同的重要前提，完善最大诚信原则，是完善保险制度、维护保险人和保险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随着保险行业的发展，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防止保险人恶意抗辩，各国保险法相继修改，将该原则扩大同时适用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传统保险法理论对最大诚信原则对于投保人的约束力论述已较完备，本文拟就最大诚信原则适用于保险人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最大诚信原则和保险立法更加完善。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及内容
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应本着最大限度的诚实信用，不隐瞒有关订立合同的一切重要情况，以订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合同。
纵观各国立法，保险法的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告知义务、保证、弃权与禁止反言。
1．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重要事实如实告诉保险人。关于告知的内容，投保人在投保时应该告知的是重要事实。所谓重要事实，是指能够影响一个正常的、谨慎的保险人决定其是否接受承保，或者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事实。关于告知的形式，我国保险法规定是询问回答式的告知形式，即凡是保险人书面询问的问题都认定为重要事实，保险人未询问的问题则不是重要事实，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2．保证。保证，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投保人担保对某一事项作为或不作为，或担保某一事项的真实性。它通常用书面形式或约定条款附加在保险单上面，如约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妥善保管。保证也有些是没有形成文字的，即默示保证。保证是保险合同的基础，若有违反，保险人即可取得合同的解除权或不负赔偿责任。
3．弃权与禁止反言。弃权与禁止反言，是指保险人一旦放弃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或保证而产生的权利，将来就不得反悔而向对方主张已经放弃的权利。
二、依最大诚信原则约束保险人的必要性
（一）认识上的偏颇：
从法律理论和保险法的规定上来说，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合同的各方当事人最大限度地恪守诚实信用，即该原则对保险人和投保人均有约束力。但说到其具体内容时，一些学者却认为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能性极小，最大诚信原则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这种认识来源于对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至第21条的内容孤立地做条文本身的研究，未对整个保险活动进行综合性的论证”。具体到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只注重强调双方的如实告知和保证义务，而对弃权与禁止反言的不可抗辩却运用不足，以致减弱了对双方尤其是对保险人的约束力，使得最大诚信原则事实上成为仅约束投保人的合同准则。
（二）现实中的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种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加上中国保险行业起步晚，尤其是十多年来的超常规发展，保险市场出现了不正当竞争和粗放式的规模扩张，造成了保险公司造假现象屡屡发生，误导甚至欺诈保户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信息披露不够，投保人无法了解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偿付能力等与诚信相关的资料，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和代理人的介绍做出判断；二是真实告知原则本意是为了维护保险公司的利益，而有些保险公司滥用此项权利，随意拒付保险金；三是保险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对合同的生效条件做出了限制，而保险人却未就这条款的含义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做出应有的说明，致使投保人误以为缴纳保险费后合同就已生效，无法采取非常措施进行补救；四是保险代理人队伍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保险推销骗招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保险代理人冒签保险文件引起的诉讼，损害了保险公司的行业形象和信誉；五是保险公司“重展业，轻理赔；重保费，轻管理”，给社会造成“投保容易，索赔难；收钱迅速，赔款拖拉”的不良印象。
（三）笔者的观点：
基于上述理论上认识的偏颇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到现代，无论是法律还是市场需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仍将对最大诚信原则的理解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是不利于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活动的基础应适用于投保人同时也应适用于保险人，这样才能实现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这是因为:
第一，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能性虽然较之投保人来说少，但对保险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投保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是分散的单个行为，也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而保险人对该原则的违反是普遍的经营行为，是隐蔽的违法，投保人往往难以找到使其承担责任的依据。这种不公平性虽然使得保险人一时逃避了责任，但是对社会的损害却是长远与深刻的，它使保险业务难以拓展，同时又降低了人们抗风险的能力，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从保险合同的成立来看，我国对保险合同的成立采取不要式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即保险合同经过要约和承诺即告成立，法律未要求作成书面形式才生效。在多数情况下，保险单的签发后于保险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险人在事先未告知保单有关内容的情况下，又引用投保人并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保单中的有关限制性条款进行抗辩，或者引用投保人不知晓的保险条例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保险合同成立的程序不相符合，对投保人也是不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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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怎样理解民法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总则》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此即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他人诚信不歁，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因此，被称为民法特别是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甚至被称为“帝王原则”。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早在罗马法时期，诚实信用原则已经确立。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近代以来，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为民法契约的基本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63年《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从契约的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随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则，第1-304条规定，“履行或执行本法范围内的每一合同，应负诚实信用义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规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与执行中负有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国际法律文件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1.7条、《欧洲合同法通则》(PECL)第1:201条、《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编总则第1∶103条，受《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影响，将公平与诚实信用合称为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或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国历来强调诚信原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新中国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民法通则》，其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后相关民事立法大多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已经确立下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13条增加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扩展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则。
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契约精神不足、合同欺诈、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过期疫苗、股市虚假信息、虚假广告、山寨产品、仿冒知识产权、老鼠仓、上市文件造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执行等等不诚信、严重失信的问题很多，现象较为普遍。在国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裁判行为，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失信的利剑。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同。
当然，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从私法到公法的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也始终处于变动的发展之中，不仅从道德上升为法律，而且从最初仅作为债之履行规则，扩展至私法上一切权利义务履行之规则，从仅仅规制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原则，扩展至调整当事人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现在已经延伸到公法领域。我国古代荀子从诚实信用对国家强弱的影响角度，强调了诚实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公法学者拉邦德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实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F. 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则
(一)保护在先权利的原则：这里所说的在先权利是相对于“在后权利”而言的,就同回一客体先产生的权利较答之于后产生的权利,即为在先权利。保护在先权利是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最基本的一项法律原则。
(二)维护公平竞争,排除恶意取得原则维护公平竞争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问题上,也应坚持这一点。这一原则排除了以欺诈、仿冒、引人误认或误解等方式利用他人市场信誉与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也排除了因恶意仿冒他人知识产权或欺诈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而取得权利的合法性。
(三)权利平衡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识产权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器,在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兼顾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使不同的知识产权各得其所、相互协调,使知识产品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四)利益兼顾原则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兼顾权利冲突当事人双方的效益也是值得考虑的。从我国有关机关近几年处理的几个较有影响的涉及权利冲突的案例看,在适用这一原则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G. 旅游业知识产权保护
“挂绿”、“何仙姑”、“白水寨”等名胜是增城千百年来自然造化、人文积淀而形成的产物，蕴含不可估量的文化、品牌、经济等价值。有商业头脑的个人钻国家商标法的空子，将此抢注商标，欲据为己有。此事不能不引人深思———发展旅游业知识产权保护要先行
笔者曾与关心增城旅游业人士交谈，对《增城日报》今年6月25日报道“挂绿”、“何仙姑”、“白水寨”等旅游景观被私人注册商标深感忧虑。无独有偶，从遥远新疆的罗布泊、火焰山、白杨沟到广州的“百万葵园”，全国各地的旅游名胜近年来都有被人抢注商标的例子，甚至有海南岛的五指山被抢注46个商标的事情。国家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按此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注册商标的权利。出于利益的驱使，抢注有经济潜力的景区点成为自己的商标，用合法的手段谋取非分的利益并不奇怪。为了防患于未然，旅游开发部门应该高瞻远瞩依法保护景点的无形资产，象珠海市的珠海渔女图案、世界地质地貌自然保护区丹霞山等旅游景观，都由当地主管部门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报注册商标，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利益的恶意抢注商标是不道德的行为，国家商标法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第三十一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关键是“在先权利”必须是当事人主动依法取得的，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早己闻名于世的增城西园挂绿母树、何仙姑家庙、盘龙古藤、古海遗踪等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观，是增城的瑰宝，不可复制，不能再生，如果不及时由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些无价之宝依法取得在先权利，一旦被他人抢注知识产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遗症。如广州的“百万葵园”商标被人抢注后，即便用巨额资金收买，或用法律手段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其程序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太不划算。
增城的旅游资源深厚渊博，地质地貌独具特色，原生态环境及人文历史景观丰富多姿。如5000年前金兰寺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遗址，7000万年前新塘海蚀洞等，具有面向世界科学研究和旅游的双重价值，建议组织考古、地质、历史、地理、生物及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专家认真考察，把适合开发的旅游景点列出，选择品味高雅、朗朗上口、风格独特的词组作为商标或著作权申报注册。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开发增城的旅游业，知识产权保护要先行一步。顺便也说一下，私人抢注商标风险很大，不值得提倡。商标注册有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等类型，其中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自然人不可以申请证明商标。所以无论个人多么神通广大，总是有局限性。而且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注册商标，商标局可以撤销其注册商标。
H. 谁能帮我解决下这道题目，属于知识产权法的。
你好
1、本题目选择C
2、选择C答案的依据：
假冒商标行为为多个法律规范所调整，它既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情节和后果严重的还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被告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行为后果足以使购买者误认。 其擅自使用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认。 错误购买。则构成了欺诈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就是针对经营者。只要只要经营者的行为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就构成不正当竞争。 它违反的是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I. 知识产权的宗旨
胡锦涛在政治局第三十一次学习会上讲话指出，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要处理好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众利益的关系。这明确道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根本宗。
历史的发展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是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宗旨而建立的。美国法律制度的奠基者之一的杰弗逊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以个人的商业利益为核心的，而是使“创造性成果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财产，为任何人自由利用。” 对于商标这样的区别性标记的保护，他同样认为，那是为了使社会公众免受欺骗，减少选择困难这样的公众利益。时至今日，美国法院仍然认为：“与专利法一样，版权法将对所有人的奖赏作为次要考虑，奖励作者或者艺术家是为了促使其将创造性成果奉献给社会。”我国《专利法》确定的专利权保护的基本宗旨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中，“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等等表述都表明了公众利益是专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现在极有影响力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更是确认，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公众健康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激励个人创新来实现公众利益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要保护创新者在市场上获得利益的机会。通过这样的利益分配，使投资创新者和投身创新者的投资和付出得到回报，使社会创新事业得以延续。创新从来都是艰苦的事业，其艰苦不仅在于创新过程所需要的复杂的智力劳动，更在于创新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历史经验证明，不尊重智力创造、不能充分利用智力创造，知识得不到广泛传播，一个社会就难以进步和发展。而知识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体现了对智力创造活动的获得精神和物质回报权利的充分尊重。实践还表明，创新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多数的创新成果并不能变为商业利益，创新从来都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因此，面对创新，我们难免畏首畏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制度，就不能激发更多的人勇敢地投身创新，创新型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
显然，知识产权保护与公众利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对于创新者合理利益的保护，就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就难以使创新成果得以迅速传播，更难以形成生产力，因此，公众利益就无法得到更好实现。同时，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知识产权制度也必须建立在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目标必然是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如果知识产权制度不关注公众利益，不是为了实现公众利益，那它就没有生命力，不会为社会公众所支持，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处理好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众利益的关系的重大意义，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严格保护创新者权益为基础，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处理好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众利益的关系的前提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通过保护创新来激励创新，就必须使创新成为实现商业利益的基本前提。而要使创新成为商业利益的基础，就必须破除垄断，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创新才能不断涌现。而要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我们就要致力于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其次，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意味着诚实信用，意味着最大程度地消灭假冒伪劣，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公众免受欺骗，意味着创新产品、优质品牌能够实现商业利益。再次，只有通过市场公平交换，才能使创新成果效益最大化，使创新者受到法律保护的成果实现经济利益，使社会公众通过市场购买到价格合理的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
处理好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众利益关系的关键是处理好创新者与创新成果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创新的目标是形成生产力，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必须与商品化过程紧密结合。因此，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护公众利益关系特别要处理好创新与创新成果商品化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其中，通过市场机制使技术产品成为公平交易的商品是处理好这一关系的核心。这首先意味着创新者的创新成果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否则创新成果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商品；这还意味着创新成果作为商品必须通过公平交易的方式实现商品化，否则，就可能出现权利人滥用权利、垄断市场或者创新成果使用者仿冒知识产权、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情况，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这还表明创新成果作为进一步创新的基础，其权利必须受到一定限制。
当前，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首先就是要保护好知识产权，不断提高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使创新者能够在市场上充分实现合理利益。同时，要特别关注创新者利益与创新成果的分享问题，大力解决好创新成果商品化中的利益平衡，坚持把公众利益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宗旨，从根本上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祝你开心快乐！！！
J. 联系实际经济法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论文3000字左右
一、.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原始于德国，德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迅速集中，卡特尔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广泛发展，一些经济部门被一两个垄断组织所控制，如钢业联盟和铁业联盟在一战前夕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8%。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国家扶持卡特尔之法就成了德国经济法的标志之一。1910年出台了扶持卡特尔的钾矿业法，抑制企业进入钾矿业，被认为是最初的经济法，以法的手段对不经意间扰乱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垄断加以限制，这就是经济法的产生。
围绕着垄断引起社会经济和思潮的迅速变迁，国家主义至上德国也并非不重视维护市场机制的作用。它在1896年就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当时有的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框架之外，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对商业竞争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采取民事、行政和刑事的手段一并予以调整。
其后出现了托斯拉的垄断形式，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实行股权式联合，受托企业借助托斯拉管理参与合并其它企业，形成垄断经营。非托斯拉成员企业在市场和价格方面无力与之开展竞争，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仅美国钢铁公司一个托斯拉，被它吞并和支配的企业就有700多家，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令学者和政治家感到，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私人自由企业理念受到威胁，自由市场体系岌岌可危，应当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有鉴于此，美国联邦于1887年制定了《州际商务法》，并于1890年通过了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的《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侵害法案》，简称《谢尔曼法》。后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被认为是现代反垄断法之母，这表明美国政府已不惜采取行政干预来纠正自由放任之弊端。该法认为，任何以契约，托斯拉或其它形式的联合、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行为，应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
生产力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人类社会在私有制达到登峰造极之后义无反顾地向社会化之因有本性回归，这固然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不幸的是，相伴而产生的以极端手段所进行的利益调整，却成了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