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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明代书坊

坊刻名家吴勉学
潘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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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堡坊刻是闽西文化乃至福建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与北京、武汉、江西许湾并称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
四堡坊刻，始于邹学圣(字清泉，1523—1598年)。明万历八年(1580年)，邹学圣辞去浙江杭州太守之职回雾阁，带回了苏杭的雕版印刷术，开始书坊，“镌经史以利后人”。明末邹氏同门邹保初“贸易于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创也。”
在经历了明万历至清康熙近百年的草创和发展，到了乾、嘉、道时，四堡坊刻逐渐走向鼎盛。据《范阳邹氏族谱》称：“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至富者累相望。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啬积赢，然亦不及前人也。”在这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四堡坊刻创造了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辉煌。
四堡坊刻的崛起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因素。四堡雾阁、马屋四周盛产枣木、梓木、梨木和小叶樟，雕印所需的纸张和烟墨可以就近取材。同时，四堡又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化之乡，文人才子辈出：宋代四堡的邹应龙官居端明殿大学士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明代马训官至都察院左都史；清初的著名文人、书法家邹圣脉，增补了《幼学故事琼林》、著《寄傲山房诗文集》、《书画同珍》、《人家日用》等。宋时，连城书院达167个，明清时私塾几乎遍及各乡、村，人口较多的大乡村有十几所，偏僻村落也有一至两所。发达、开明的教育，培育了大批的人才。据《连城县志》：连城建县至辛亥革命为止，经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者，有进士29人，举人263人。这些都为四堡坊刻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文化环境和技术准备。
四堡坊刻，由于人力、资金和技术都比较缺乏，都是小规模起家，从事印刷的“印书房”，规模都较小，而且是典型的家族刻书和家族经营。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校对详核、创制胚板、雕刻印版到裁纸、调墨、印刷、折页、分页、装订、榨书、切光、缃封贴鉴、包装、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直到最后发运，布点联络，都有专人负责，采用家族式协作和管理，并形成了“岁一刷新”和“藏板所有”的行规，来规范从业行为，以避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不必要的竞争。当时，从事雕印的主要有邹氏和马氏两大家族。四堡的书坊鳞次栉比，先后共创立堂博(印书房)123个，其中范阳邹氏32家，闽汀龙足乡邹氏世系42家，长汀四堡里马氏世系38家，不时业主姓氏11家。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十多家，如碧清堂、文海楼、文香楼、翰宝楼、五经堂、林兰堂和翼经堂等。
从族谱、账册及现存书板中统计，四堡刻书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除各种重复外，共489种，其中有《四库全书、》《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105种；有《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有《人家日用》、《弟子规》等日常实用65种；有《文心雕龙》、《楚辞》等文学80种；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等51种；有地理堪测占卜星算等42种；有启蒙读物41种，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自然，其读者也极庞杂，如文人举子、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这使得四堡刻书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会中断。鼎盛时期的四堡刻书，“刷就发贩几半天下”。
四堡坊刻，纸张质地好，装帙考究，精致大方；字体多为宋体、笔划齐整，字形清秀：校核精细，讹错甚少。而且书页天头高，便于读者批注。因而信誉极高，销量极大，“垄断江南，行销全国”。其中不少印刷史上的精品在此产生，如祖述堂藏板、务本堂增补的《保赤指南车》，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重版。《台湾外志·五虎闹南京》，也成了上海铅印排版的的依据。当时江西许湾商人，就因为四堡刻书精美，特意派人坐地求购转运，以至连城四堡至今仍流传着“官地坝里”的传说。
四堡刻书行销线路四通八达，通过“北线、南线和西线”三条路线，盖了当时江南五十多个城市。当时长汀以南各省都有四堡的书肆(书店)存在。故有四堡刻书“刷就发贩几半天下”的鼎盛时期。
在经历一百二十多年的辉煌以后，到了咸、道时期，四堡坊刻开始衰落。1860年，石达开部在汀州和连城与当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激战，毁坏了四堡大量的印书房。致命的一击是来自近代出版机构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石印和铅印技术的出现，上海点石斋、广西拜石山房、广东同文书局等近代出版机构开始崛起。近代印刷技术所产生的刻书质量、效率使传统雕印技术望尘莫及。四堡刻书的市场逐渐萎缩。1906年科举制的的废止，也使大量四书五经等四堡主要方面的刻书无人问津。四堡坊刻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衰落，结束了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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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揭秘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

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呢？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别忘了，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书坊：“清明上河图”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还不能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业，书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两汉乃至魏晋时期，书都是奢侈品，“我遗子，惟一经”，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本经书，听起来轻巧，其实真是这么容易吗？非也，那时候留下一套书给儿孙，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书的存在感比现在的书本强多了，司马相如给汉武帝上一篇文章，几千字装满了一马车，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无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先是纸张问世，接下来它的亲戚：印刷术，这个神技一出现，普通读书人眼前出现一道光芒。因为知识便于携带了，也变得便宜了，当然，抄书的人也失业了，当年班超投笔从戎，其实就是不想当抄书人了，他转型忒快，在印刷术出现前几百年就跳槽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行业出现了：出版业。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出版商。
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它有一个实体依托，就叫书坊。它既有生产车间，又有销售门店。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到底有多牛呢？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苏老师是读书人，当然会注意到书本的生产和流通情况，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诸子百家”的书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传万纸”，每天印刷量上万页。这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正因为技术上的突破，书本就能进一步普及，于是当时市面上的书本既多而且容易购买，“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儿，为啥？无他，只是因为知识更容易购买！
那么，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原来，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想当年，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奇妙啊。
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店主在柜台内，着深色衣，购买者在柜台外，着白衣。似乎正在讨价还价。
宋朝的“二维码”：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广告，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为了销量，为了市场，脑洞不大开不行啊。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随时方便读者扫描，当然，现在用手机扫描，过去用眼睛扫描。
最流行的“二维码”叫做“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够，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如果你觉得好，欢迎下次再来购买。
有时候，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消费者的互动，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浓。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钱谦益，喜欢收藏宋版书，他为了心爱的女人柳如是，曾经卖了一套宋版书为其建豪宅。有一回，钱大才子翻阅一本宋版书《抱朴子》，居然发现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这条发自500年前的信息，读得钱谦益泪流满面。告白说：我们荣六郎出版公司，办公地点以前在东京相国寺的东面，因为大宋南渡，现在搬迁到临安府的瓦南街东，“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继续开印卖书。请各位放心，我们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东京的版本，保证质量，不会有半个字的差错，“无一字差讹”，各位亲爱的消费者，敬请光临，多多关照，“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还标明了日期。短短几行文字，见证了家国的兴衰，行业的发展，钱谦益结合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流泪才怪。
古人怎样维护版权：向官府注册上诉请求保护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以得到官方承认，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行业状态，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
例如，在南宋时候的四川，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眉山程舍人”公司，该公司印刷了一套《东都事略》，在该书的书页上，就申明了版权，以及向盗版行为发出了警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寥寥二十个字，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发行，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严禁盗版印刷发行。
当然，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并震慑盗版分子。
且说在南宋理宗年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防止盗版，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说，市面上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这两本书，是“祝太傅”公司出版发行的，法人代表吴吉，本公司为这两本书，除了花了几年时间辛勤编辑之外，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今来雕版，所费浩瀚”。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出售赢利，导致本公司“徒劳心力，枉费成本”，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取得法律约束力，以杜绝盗版的行为，“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原来，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
在严肃申明之后，还得将声明发到网上去，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让大家都看得到。如果出现了非法出版情况，那么本公司就会请求有关方面毁坏盗版，追究其违法行为，以断绝这种盗版活动，“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瞧瞧，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有法律上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根据这些信息，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业，已经相当完备，也不算过分。

❼ 版权保护的我国古代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案例
对中国的信息技术界和知识产权界来说，1999年是倍受关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有关因特网版权保护的新型案例。由于调整中国版权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订于1991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萌芽阶段，该法对这一新兴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未作规定，因此对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审理实践而言，1991年的著作权法显属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加之目前中国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之中，这几例网络版权官司的审理，也将为新著作权法的出台奠定基础。
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的陈卫华诉《电脑商情报》侵权案。该案是国内首例网上作品版权案。案件涉及的是做为传统信息媒介的报纸擅自转载因特网个人主页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经审理判决《电脑商情报》侵权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称为“中国网络侵权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诉四川宜宾东方信息公司主页侵权案。法院判决复制主页的被告侵权，这意味着网上主页享有版权；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权案。该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网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法院判决被告世纪互通通讯技术公司败诉，从而表明作品上网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三个案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因特网版权纠纷的范围，其中既包括网上作品（包括网上主页）的版权被传统媒介侵犯，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版权被新兴信息媒介工具——网站所侵犯，当然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商业网站对新闻媒体网站的侵权。这些新型案件的审理表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已远落后于司法实践。但是判例在中国并没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增多，中国因特网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❽ “书”字各种字体写法

1、“书”字的行书写法：

书的基本解释：

书[ shū ]

1、成本的著作：书籍。书卷气（指在说话、作文、写字、画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风格）。

2、信：书信。

3、文件：证书。

4、写字或写的字：书法。

5、写文章：罄竹难书。

6、字体：草书。

7、古书名，《尚书》的简称（亦称“书经”）。

8、某些曲艺形式的通称：说书。

(8)书坊字体版权扩展阅读：

文言版《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

白话版《说文解字》：书，以竹筷为笔。字形采用“聿”作边旁，采用“者”作声旁。

相关词语解释：

1、史书[shǐ shū]

记载历史的书籍。

2、书信[shū xìn]

信常有书信往来。

3、书籍[shū jí]

装订成册的著作。

4、书眉[shū méi]

为便于读者翻检，在书页上端所印的书名、篇章、标题和页码等。也指正文上端的空白部分。

5、楷书[kǎi shū]

也叫正书、正楷、真书。汉字字体之一。由隶书演变而来，字体方正，结构匀称，笔画工整。始于东汉末年，通行至今。

❾ 中国古代有版权吗

当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以后，因为普及了出版业，便令书籍生产成本大为降低，从而转化成都市商品。因此，唐代就曾出现盗版现象。到了宋代，盗版之风愈演愈烈，给书籍经营者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保护本身利益，出版商开始寻求有别于普通财产的特殊保护。宋代程舍人在其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意思十分明确，即是本书是由其本人所出版、发行，并已上报相关部门备案，任何人不得复制、翻印。这是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对版权实施保护的文字，表明出版商（或作者）力图独占著作权益，版权观念萌芽。宋代段昌武在他的《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在国子监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亦即是已注册在案，并含有法律保护了。该出版商（或作者）段昌武还提出“禁止翻印理由”：其一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其二，“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其三，“校雠最为精密”；最后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为此，他特地向国子监给付“执照”，以证明是其“发明”，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段，断罪施行”的权力。可见这位段昌武先生对本身著作的出版物极之珍视，绝不给予别人任何觊觎之隙，版权保护意识甚强。

不过，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对这种版权保护申请的许可只是属于官府的行政庇护，非来自于制度性保护（也不可能）。这种版权保护也只出自个别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如只属国子监可随时监控范围地区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地进行推广。因此，至后来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出现后坊间大量印行，当然是因为先是其可读性甚强而获民间所爱，后才有种种版本的出现。也许，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上从来缺乏法治、法理意识的国度，这四大名著得以最广泛地流传，也就与此有关了。
中国内地由于法律意识薄弱，甚或是明知侵权不对，但利益在前之际，不少人都罔顾法律，从事多行业的盗版活动，从书籍到电影、音乐、名牌衣物、皮具、玩具等到所谓“山寨手机”等等之类，范畴之广，多不胜数。最大目的自然是非法地牟取金钱利益。

❿ 在中国古代写小说是否能盈利相关出版机制是怎样的

类似《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这种广受欢迎的作品会给作者带来财富么？

（转自知乎）
先破一下题。题主所言古代小说，当落在明清之间。有明一代小说成熟，清代书事多自前朝沿袭，因此这个回答，以介绍明代小说及作者状况最为切綮。其次，题主所言作者是否可以凭文致富，出版机制为何，因此回答将不涉文艺评价，单从市场营销角度都略谈一二。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比如为了招徕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商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低端市场，他们的书质量一般，胜在便宜、量大，虽然口碑不及苏杭，但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
《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其他的如书页广告、牌记广告、在自序里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购买双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创举。这哥们儿后来自恋到每出一本书，必在后面加一页自己的自画像，号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虽然自恋，但品牌影响不容忽视。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说跑题了。
总之，以建阳书商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为巨擘，书商们在稿荒的时候，找出一条原创之路。可是因为他们水准太低，这条路只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后劲不足。读者们开始读着新鲜，但很快就意识到其品质太过低劣，要求推陈出新，出些好书。
于是回到了原来的问题：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
好在这时候朝廷帮了大忙。一是科举之路愈渐艰险，使才不如使钱，让很多读书人举官无能，只能另谋出路；二是经济发展，言商不再是什么丢人事，士林和商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先以财生文，再以文生财变得稀松平常。有人评论当时情况：”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所以到了明中叶，文人终于放下身段，愿意鬻文以求财，如唐寅、文徽明、徐渭这样的大才子，可以靠卖画、给别人写碑文墓志铭贺词什么的为生，像吴承恩这种仕途失意、文名不显的，就只能“卖文为生“，这个卖，就是给书商写稿，所谓”润笔“。
于是书商开始四处搜购，笼络文人，或者从他们手里购稿，或者约写主题。文人们虽觉此系小道，但家中贫寒，仕途无亮，只要能赚钱，写写字又算得了什么？从嘉靖、万历以降，文人们开始悄然介入小说创作。比如天许斋刻印《古今小说题辞》，明确交代了稿件来源：“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就是书商从文人手里收上来若干稿子，编撰之后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把这层关系说的更明白：“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可见当时书商缺稿何其严重，要派人专门去各大名家那里去”侦“察。像冯梦龙这种超级写手，还会应邀做题，他的《古今小说》，就是“家藏古今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儿四十种，畀为‘一刻”，明显就是约稿了。
不过冯、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开书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们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对了，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个王世贞。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来第一大马甲。无论什么书，只要作者来历有疑问的，都有人说是这可能王世贞写的。比如《金瓶梅》，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还有的民间故事更荒唐，说严世藩死后，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要来看。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你说王世贞招谁惹谁了……
前面说的是名家。次一级的作者，是书商一次性买断书稿。《归田琐记》里引用林樾亭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书生，大女儿出嫁罄尽家财。二女儿说我出嫁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书生说我想办法！然后回家翻书，看到《尚书》里有句话叫“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脑袋说有了！花了几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女儿做陪嫁。二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一看，大为激赏，重金购得，于是嫁妆问题就解决了。这位书生叫许仲琳，这部书叫《封神演义》。
你说《封神演义》招谁惹谁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故事是真是假，无可考。但读书人可以写小说拿去卖钱，而且卖的不少，这是明确确凿无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清代袁枚。临死前他写了份遗嘱跟儿子说“我一生著序，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也是类似情形。可见手里若有新稿，大可以卖给书商赚一笔钱。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因为生活贫困，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其实是被包养，半是写手半是编辑。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总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书商家里涌现出一大批塾师，他们都是落魄文人出身，为书商提供各类稿子，半作者半编辑，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链的最低层。他们所出的书良莠不齐，多以神怪、色情为主，其中放荡肆意之处，令人惊叹。我手里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说的文档，曾经随便打开过几个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开头，就是书生、小姐、丫鬟、家丁几个人在闺房里围成一圈，前后相插，群P为乐。
顺带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个人这么认为）李渔就想开了。
李渔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SWOT分析，认为“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红楼梦之前，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就是从他的书肆刊行里叫出来的。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作者兼书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盗版古已有之。
这里先要推荐一下李渔的所有小说，极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古人写的，充满了一派现代气息。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先是苏州，然后是杭州，然后是南京，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击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一模一样板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其实文人和盗版之间，早有纠葛。宋代朱熹，就曾经因为自己的《论孟精义》一书被浙商盗版，一纸告到当地，吓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这位大儒。从此以后，朱熹的书都是自印自卖，获利极丰润，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孙对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垄断权，延至明清，都独得其利。
没办法，李渔写的是小说，盗就盗了。朱熹写的是马哲、马经，事关意识形态，谁盗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类书监督都非常严，连版式、字体都不准妄改，生怕错一处而误人子弟，两类书境遇大不相同。
至于小说作者，就只能发布声明，说说气话，指望能稍微震慑到有良心的盗版书商。崇祯年有本书叫《道元一气》，上头牌记写了类似声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气魄挺大，口气却很无奈。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总算版权得全——不过这个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吧。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有个大文人袁枚，这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