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识产权法院

1. 美国337调查的337调查和美国法院知识产权诉讼的区别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从管辖权看，337调查不要求USITC具有属人管辖权，因此外国公版司即权使没有在美国直接设立分公司，而是通过中间商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其也可能因为进口产品涉嫌侵权而成为337调查的被告；美国国内法院由于受到属人管辖权的严格限制，要求被告必须能够以法律规定的方式被送达，并且在美国境内有可执行的资产，因此，美国公司往往较少通过国内法院对此类外国公司提起诉讼。
从审理时限看，337调查的程序比较快捷，一般在12－18个月内结束；法院诉讼则一般需要耗时3－4年。
从救济措施看，337调查可以针对特定被告发布有限排除令，也可以不针对特定被告，不区分产品来源地而发布普遍排除令；法院诉讼中只能禁止特定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另外，337调查不会对被告处以金钱制裁；而法院诉讼中，败诉的被告可能会被要求向原告支付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以及支付原告的律师费用。
从程序看，337调查程序中设置了为期60天的总统审议期，如美国总统未在USITC裁决作出后60日内基于政策因素予以否决，则USITC的裁决将成为终局裁决；法院诉讼中没有这一程序。
此外，二者在立案标准、调查程序、反诉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区别。

2. 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里

您好，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2014年11月6日，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履行法定职责，这标志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新成立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内设4个审判庭和技术调查室、法警队两个司法辅助机构以及1个综合行政机构，集中管辖原由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安凤德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案件范围包括：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民事和行政案件；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

上诉法院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此外，该院还专属管辖第一审授权确权类案件，以及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
1、级别管辖：专利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适用地域管辖。即“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地包括：被控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四、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28日发出了《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通知》，调整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3. 按照美国法律，美国专利侵权判定是怎么判的

美国专利法第271条涉及侵权问题，该条款只是开列了一串侵权行为，并且指出这些侵权行为指向的目标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却没有进一步指出如何判断一项专利是否遭到了侵权。美国法院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使用了两种证据以供使用。即美国专利侵权如何判定的证据。
一、内在证据。即由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专利审查档案组成。法院要求将所有内在的证据记录加以考虑来决定权利要求的含义。第二是外在证据，包括从字典的定义到专家证据。初审法院的法官有决定是否采纳外在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如果内在证据可以对权利要求进行合理解释，则不需要对外在证据加以考虑。
二、字面侵权。字面侵权是指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与某一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具备了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或者说权利要求里的每一个限定或要素都可以在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找到，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字面侵权。
三、等同侵权。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长久以来问题最多、争议性最强的当属等同原则。等同理论起源于美国，用于调整日益多样化的发明和专利说明书解释程度之间的界限，通常作为强化专利权的理论根据被使用。等同侵权是相对于字面侵权而言，其含义是指：被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与某一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虽然与权利要求中的限定或要素不一样，但两者只有非实质性的区别；或者说，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等同于权利要求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限定或要素，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等同侵权。

4. 按照美国法律，美国专利侵权判定是怎么判的

美国专利法第271条涉及侵权问题，该条款只是开列了一串侵权行为，并且指出这些侵权行为指向的目标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却没有进一步指出如何判断一项专利是否遭到了侵权。美国法院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使用了两种证据以供使用。即美国专利侵权如何判定的证据。
一、内在证据。即由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专利审查档案组成。法院要求将所有内在的证据记录加以考虑来决定权利要求的含义。第二是外在证据，包括从字典的定义到专家证据。初审法院的法官有决定是否采纳外在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如果内在证据可以对权利要求进行合理解释，则不需要对外在证据加以考虑。
二、字面侵权。字面侵权是指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与某一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具备了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或者说权利要求里的每一个限定或要素都可以在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找到，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字面侵权。
三、等同侵权。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长久以来问题最多、争议性最强的当属等同原则。等同理论起源于美国，用于调整日益多样化的发明和专利说明书解释程度之间的界限，通常作为强化专利权的理论根据被使用。等同侵权是相对于字面侵权而言，其含义是指：被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与某一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虽然与权利要求中的限定或要素不一样，但两者只有非实质性的区别；或者说，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等同于权利要求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限定或要素，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等同侵权。

5. 美国专利诉讼规则 判例 怎么样

一、美国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的基本情况

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于2001年1月1日最先实施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以来，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已经成为美国专利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3年1月1日，美国有29个联邦地区法院已经正式实施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

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主要涉及专利侵权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的诉讼程序时间安排、信息披露的要求、侵权案件及无效案件的诉讼文件的提交，以及马克曼听证程序的过程及时间表。需要特别指出，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只是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的重要补充，不能取代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

由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简称CAFC）对美国境内的专利上诉案件拥有排他的专属管辖权，因此美国专利法在实体内容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从诉讼程序方面来说，不同的联邦地区法院制定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这些规则只是涉及专利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

二、专利侵权诉讼案件

美国大多数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都规定，自案件管理会议（the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简称“CMC”）召开之日起14天至30天之内，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主张当事人应当将其诉讼主张送达给对方当事人。但是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美国俄亥俄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规定，根据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规定提出答辩或者动议后15天之内，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主张当事人应当将其诉讼主张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再如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和华盛顿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都规定，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主张的当事人应当在案件管理会议召开前10天内将专利侵权诉讼主张送达给对方当事人。

所有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都要求，原告（专利权人）必须在专利侵权诉讼主张中确认被侵犯的专利权利要求，同时将专利权利要求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对比表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原告（专利权人）应当确认被控侵权行为是字面侵权和/或等同侵权。多数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还要求，原告（专利权人）必须告知涉案专利的优先权日，涉及美国专利法第112条规定的“手段+功能”的术语。

少数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要求原告（专利权人）必须根据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确认被诉专利侵权行为是哪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对于那些涉及帮助侵权或者引诱侵权的案件来说，这样的规定显得特别重要。

另外，对于专利侵权诉讼主张中是否必须披露对方当事人的专利侵权行为属于故意侵权行为，不同法院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也不尽相同。

三、专利无效诉讼案件

有关专利侵权诉讼主张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针对专利权人的，有关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规定则基本上都是针对被诉侵权人的。因此，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对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规定大体上就参照了有关专利侵权诉讼主张的规定。对于专利无效诉讼主张来说，所有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的核心就是要求，被诉侵权人必须披露其据以主张涉案权利要求具有可预见性和或具有显而易见性的现有技术，同时还必须将现有技术与涉案权利要求的每项技术特征进行对比后形成的对比表送达给对方当事人。

对于涉案权利要求的显而易见性来说，大多数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还要求，被诉侵权人必须对其所依据的现有技术的特定组合予以确认。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中其他一些较为常见的规定包括提出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当事人必须确认美国专利法第112条规定的“手段+功能”的处理，必须提出涉案权利要求的明确性问题、可实施性问题以及书面描述的充分性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美国专利法第101条（可专利客体的范围）不断作出新的判决，因此在专利无效诉讼主张中以专利法第101条为依据提出专利无效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在专利无效诉讼主张中，提出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当事人也常常将涉案专利不具有强制性作为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一部分，例如专利权人的不当行为或者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等。大多数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对此未作规定和要求，但少数联邦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却作了明文规定，例如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和俄亥俄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

对于专利无效披露的时间，不同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之间差别较大，例如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规定专利无效披露的时间为专利侵权诉讼主张送达后两周之内，加利福尼亚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则规定专利无效披露的时间为专利侵权诉讼主张送达后两个月之内。

四、诉讼主张的变更

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解决诉讼主张的变更问题。一些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规定了初始/初步诉讼主张和最终诉讼主张，最终诉讼主张独立于初始/初步诉讼主张。当事人需要将这两种诉讼主张都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另外一些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则只规定了单一的诉讼主张，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诉讼主张就自动成为最终诉讼主张，当事人在该特定时间点之后可以根据特定原因再进行变更，例如为遵守法院做出的对己不利的权利要求解释令而变更诉讼主张、为其他正当理由（good cause）而变更诉讼主张等。

五、诉讼文件的提交

在一般的诉讼中，当事人应当在什么时间提交什么类型的诉讼文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专利诉讼来说，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专利诉讼中的很多诉讼文件都包含一些比较敏感的商业信息。同其他类型诉讼案件的联邦地区法院规则相比，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通常规定，对于某些诉讼文件，按照规定负有提交责任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法院提交，并不需要对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要求，甚至审理案件的联邦地区法院可以依职权要求提供。至于诉讼文件中需要披露的问题，有一些代表性的条款。

对于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来说，例如得克萨斯州东区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送达其侵权诉讼主张时，应当提交足以证明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专利所保护发明的每一项销售或者允诺销售的文件。”再如“可以证明涉案专利优先权日之前有关专利所保护发明的概念、实施应用、设计、开发的所有文件”，以及“每项涉案专利的申请档案的复印件”等。

对于专利无效诉讼案件来说，例如得克萨斯州东区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要求，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送达其专利无效诉讼主张时，该当事人应当提交“源代码、说明书、原理图、流程表、插图、配方或者其他文件，足以说明专利侵权诉讼主张的对照表中被控侵权产品的构成要素的操作情况”，同时还应当提交“未出现在涉案专利申请档案中，但在专利无效诉讼主张的对照表中确认的每项现有技术的复印件”。

在涉及故意侵权案件或者引诱侵权的案件中，律师意见的披露也是一项重要问题。很多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都要求当事人在联邦地区法院做出“权利要求解释令”后要提交其律师的辩解意见或者提交放弃辩解权利的声明。

六、权利要求的解释

几乎所有的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都规定了权利要求解释的过程及相应的时间表，具体包括术语交换的时间、提交权利要求解释建议的时间、提交权利要求解释简要的时间、提交权利要求解释共同声明的时间以及进行马克曼听证程序的时间等。

有一些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还对权利要求解释中术语的数量进行了限制，最常见的规定就是最多不超过10个术语。另外一些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还要求双方当事人要尽力“减少或者解决分歧”。

对于当事人交换权利要求解释简要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同时交换和先后交换，其中先后交换一般都是提出诉讼主张的当事人先提交权利要求解释简要。在交换权利要求解释简要方面，最为特殊的就是伊利诺伊州北区专利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该联邦地区法院规则规定，被诉侵权人应当首先提交权利要求解释简要，因为专利权人所主张的权利要求的解释很可能就是“平常意义”的解释。

6. 为什么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律达网：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11月6日、12月16日、12月28日，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这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入新阶段。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进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改革与法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创新发展必将推动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也必然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需求不断增长。建设创新型国家，既要全面深化改革，营造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又要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规范科技成果转化运用，保障科技创新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司法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不只是一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而且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高度进行谋篇布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必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和创业活力，为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
——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助力保障。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面对传统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重视科技和文化创新，重视知识产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加强司法保护力度，已成为各国共识，也成为国家间激励创新、吸引投资和鼓励贸易的重要竞争手段。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已经成为国家根本利益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助于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专业化、国际化功能和作用，助力我国企业走向国际，为“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规律体现。知识产权法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求体现司法部门的专门化、管辖的集中化、程序的集约化、人员的专业化，以确保知识产权司法的统一，增强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话语权、权威性、影响力。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整合知识产权司法资源，对专利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进行专业分工、集中受理、集约审理和统一裁判，有助于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进一步统一知识产权裁判标准，更有效地平等保障中外当事人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形象。
——解决知识产权审判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增加，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特别是新情况新问题日趋增多，而现有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存在因审判力量分散不均，专业化分工不强，碎片化的审判体制影响知识产权法官审判能力和审判质效的提升，以及民事、行政案件尚未全面实现集中管辖，分散审理程序冗长，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亦不易统一等突出问题，制约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降低了知识产权审判服务保障国家科技创新大局的工作效果，也影响了知识产权司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助于培养知名知识产权法官，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专业化、高效率和统一性，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
——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潮流和通行经验。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和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和通行经验。目前，美国、德国、英国、泰国、韩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芬兰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设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统一审理有关知识产权案件。欧盟也决定设立欧洲专利法院，巴基斯坦已决定成立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即使尚未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国家和地区，也将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到有关的法院进行审理。我国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统一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将进一步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接轨。
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率先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既是顺应国家对三地发展战略定位，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因为三地具有探索实践的厚实基础。北京是我国首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着力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广州则是我国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均较高，科技创新较为活跃，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更为强烈和迫切。三地也是全国较早开展知识产权审判的城市，北京是涉国家专利、商标部门行政案件集中地区；广州管辖广东地区知识产权案件，是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总量最多的地区；上海作为直辖市，正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上海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素质较高、经验丰富，是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模式创造地，审理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国际化和公信力、影响力均处于全国前列，具有先行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良好基础和区位优势。因此，国家确定在三地率先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并结合三地案件总量和结构特征，确立北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单独设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合署办公的设立模式，有助于通过不同设立模式的探索，为今后知识产权法院的进一步设置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根据改革必须依法有据、逐步推进的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修改之前，三地知识产权法院还无法跨省市管辖知识产权案件。
三地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运行以来，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在机构设置、人员分类管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司法责任制等方面率先落实改革要求，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三地知识产权法院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改革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紧紧围绕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担负起先行先试的改革重任，在提升知识产权法官专业水平能力上有新举措，在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上有新作为，在引领服务全国知识产权司法改革上有新经验，在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上有新贡献，努力做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新型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作者：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7. 知识产权法院和人民法院一样吗

不一样，知识产权法院不受理一般类案件；
递交到哪里都行，但是知识产权法院效率比一般法院高，毕竟他们没有那么多杂事儿

8. 今天为止，哪些地方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

第一、我国目前有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第二、我国目前有南京知识产权法版庭权、苏州知识产权法庭、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宁波知识产权法庭、合肥知识产权法庭、福州知识产权法院、重庆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成都知识产权法庭。

9. 知识产权法庭与知识产权法院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吗

知识产权法院可以自己的名义出具裁判文书，知识产权法庭只能以所属法院名义出具裁判文书，不能以法庭名义出具裁判文书。

10. 禁令的外国法院对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制度的实践

1、英美等国法院对采取临时禁令的基本考虑
在美国法院，是否予以临时禁令救济主要考虑以下四点因素：⑴是否会对申请人（或者原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⑵如果不采取禁令对申请人（或者原告）造成的损害要严重于如果采取禁令可能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产生的损害；⑶申请人（或者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较大；⑷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判断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它是法官根据实际案件情况，就未来损害赔偿的所作出的一种法律判断。在1995年Roper Corp. V. Litton Systems， Inc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曾经指出，如果专利权人能够通过提出专利有效性和存在侵权行为的理由来证明其胜诉的可能性，法院就推定构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按照美国的有关判例，原告甚至可以以专利产品的销售期短为由主张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如涉及到计算机系统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原告延误提交临时禁令请求达到一定的程度，法院将很有可能会视之为不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从而作出不利于原告的裁决。通常，延误的时间可从原告首次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开始计算，或者从被告的侵权行为首次严重影响原告的信誉开始计算。具体到延误多长时间才被认为是“延误”的问题，则依各案而定。一般，如果以与被告和解而延误时间作为理由，法院通常能够予以接受。
在英国，中间禁令的基本原则是在American Cyanamid v Ethicon 案和后来的Series 5 Software v Clarke 案中确立的。后者强调禁令的授予是法官基于涉案全部事实的自由裁量权，不存在授予或者不能授予的绝对的规则。法官一般要考虑以下步骤作出决定：⑴法官首先要考虑申请人是否有迟延，即其最早何时知道侵权或者侵权威胁的存在。如果申请人在知道后提出申请有迟延，就说明本案并非如此紧急或者十分重要需要前期禁令。⑵是否存在一个需要审理的重大问题（serious question）。因此，申请人提供全部证据就至关紧要。在注册申请阶段，申请人至少要能够说明这是可争议的案件，但不一定必须是胜券在握的案件。⑶接下来法官要考虑各种因素，但主要是经济因素。如果通过正常的审判赔偿足以救济申请人的权利而且被申请人能够支付该赔偿，则会拒绝下达禁令。⑷如果通过正常程序的赔偿不足以救济申请人，下一个问题就是申请人的损失是否足以补偿被申请人因不正当的禁令所造成的损失（即被申请人在禁令下达之后但最终证明该禁令不应当下达期间的损失，一般计算至正式庭审）。如果申请人的损失大于被申请人的损失，则会下达禁令。⑸如果对赔偿是否足以救济申请人的问题有很大的疑虑，就要从衡平（balance of justice or balance of conveniemce）的角度考虑问题，包括以下三个具体问题：①禁令的下达或者拒绝是否会引起更严重的困境，如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②禁令对第三人包括对消费者的影响；③禁令的下达或者拒绝是否极有可能会使现状得以维持。⑹如果从衡平的角度也难以作出判断，则法庭将转向考虑双方胜诉的可能性。在American Cyanamid v Ethicon案中，法官曾经暗示不应当考虑胜诉的可能性，但后来的Series 5 Software v Clarke案中，法官却认为这是主要应考虑的因素，看能否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credible evidence）得出一个清楚的看法（clear view）。如果在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证据上有冲突，导致法官不能得出胜诉可能性的清楚的看法，一般就不会下达禁令。
英国司法实践中，基于权利人的金钱损失可以计算而认为权利人的损失可以通过赔偿来得到充分的救济，许多禁令申请被拒绝。但在一些案件中，法官也下达了禁令，不允许被申请人在专利到期之前通过蓄意侵犯专利权而建立“桥头堡”（bridgehead），将这种行为视为是为了获得竞争有时的“跳板”（springboard）。
对上述的American Cyanamid案的判断标准也有一些例外。⑴当侵权行为在实体审理之前就会停止时，对申请的审查极有可能解决全部程序问题，此时法庭必须十分谨慎地审查双方各自的理由。⑵对不经通知采取的搜查令和财产扣押令，要求有十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是一个表面证据确凿的案件。⑶对于要求被申请人必须作为（而非禁止其为一定行为）的强制令，申请人必须证明有极大的可能性一个相似的命令即使通过正式审判中也会被下达，但是如果双方对命令所依据的事实有很大的争议时，就不能下达这种命令。
2、英国关于证据保全的司法实践
在英国，证据搜查令（Anton Piller order）是一种民事搜查许可证（civil search warrant），最早是在Anton Piller v Manufacturing Porcesses 案中建立的一套规则。一般只有在证据很可能即将被销毁或者隐匿时（likely to be destroyed or hidden imminently），法庭才会下达证据搜查令。申请人必须向法庭提交以下足以支持其所主张事实的证据：⑴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本案是一个其通过审判可以获得最终救济的表面证据确凿的案件（a very strong prima facie case）；⑵有很强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拥有或者掌握着涉及其侵权责任的证据；⑶有证据证明如果被申请人销毁或者隐藏该证据将导致申请人受到严重损害；⑷有证据证明存在如果被申请人收到通知后就会销毁或者隐藏有关证据的真正风险（a real risk），如，被申请人以前的不检点的行为或者有犯罪意图。
申请人负有不论是否对自己有利，必须全部而且诚实地披露所有与其申请有关的事实和问题的义务。否则，法庭将拒绝或者解除搜查令。
搜查令下达之后，申请人及其诉讼律师还负有以下义务：⑴由一名诉讼律师将该搜查令和申请人所有证据的复制件送达被申请人。⑵告知被申请人其有权获得法律服务并给予其合理时间获得这种法律服务；⑶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被申请人解释搜查令的内容和后果；⑷对在搜查期间获得和检查的所有财物作出详尽的记录；⑸妥善保管通过搜查令获得的任何材料。近些年，对程序的要求更加严格，比如要通过独立的诉讼律师参加搜查并且作出搜查令的执行报告。
搜查令的内容非常详细简要具体指明需要搜查的文件或财物，被搜查人的经营地点和地址以及搜查的时间等。也会要求被申请人披露有关搜查对象的去向，有时还要求被申请人披露其同伙的身份和地址，如侵权产品的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等。被申请人如不执行这些内容，就构成藐视法庭罪。
在执行证据搜查令时，如果发现没有在搜查令中予以指明的证据材料，在没有获得法庭同意之前，不得扣留或者也不得在以后使用这些证据材料。但是在条件允许并且申请人保证将随后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加证据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请求法庭扩大证据搜查范围。
执行搜查令时要考虑被申请人的可信度和性格（credibility and character）。在被申请人有可能采用暴力的场合，诉讼律师可以通知警察到场，但必须向被申请人说明为何要警察到场。
一般来讲，在搜查令执行完毕之后约一个星期将举行听证（on notice hearing）。被申请人在听证之前就可以提交自己的证据并申请修改或者撤销搜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