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对知识产权放宽限制，处理。比如绝对保留核心技术，适当开放一些不重要的技术。吃免费午餐习惯了，也就不会学做饭了。

2. 怎么看待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哪些问题怎么解决

看您的情况貌似是考试，还是主观题吧？
嘿嘿，你们老师真是，出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回答啊！
楼主加油！办不了您什么了，现在学历高了，不敢回答这种很宽泛的问题了。

3. 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高顿网校为您解答：

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必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通过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国家在知识资源上形成比较优势，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首先，各级政府应按照依法制国的方针，转变职能，适应入世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营造出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健全国家和地方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促进国家经济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从笼统扶持科技成果转化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影响行业发展水平和方向的专利项目实施上来，建设拥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得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同时在技术创新中，要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科技优势，在若干技术领域内取得优势，并申请专利保护，注重开发专利新产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占有和垄断市场。

二是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的实施。同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资金应向高科技专利项目实施上倾斜，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

三是在机制上予以保障，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还必须不断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机制。

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通过执法来推动全民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激励科技人员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权成果，鼓励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一要在高科技局部领域抢占专利权制高点。

中国在高科技的整体水平和绝对水平上，与世界工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某些局部领域也有自己的优势，处于世界前沿，其中许多极有价值的发明创造应予以高度重视和保护。

二要在民族优势产业领域取得绝对控制权。

中国在一些传统民族产业领域占绝对优势，然而，他们一味固守传统，不重视传统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这种绝对优势也会逐渐丧失掉。突出的例子有中药产业稀土产业基因产业等。

三要加强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

企业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与创新，是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是技术引进成功的重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指南》中，甚至将消化、吸收与创新作为引进技术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日本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引进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成功。日本钢铁技术引进之后，各大企业就联合组成研究班子，进行消化吸收和综合，每花1日元引进技术，就用2-3日元来进行消化吸收研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少企业提高技术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技术引进。

四要采取“以小换大”的竞争策略。

入世必然带来大量外国科技企业的涌入，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采取适当的专利政策，打破他人专利权的独占地位。这主要是利用后续专利与在先专利法的比较优势，在入世后对国外高新技术及其在中国申请的专利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在对在先专利进行研究改进之后，积极申请后续专利。美国一家企业在日本申请了一个专利，日本人立即对其加以研究，将专利产品换了颜色申请了一个外观设计专利。结果，带该颜色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比美国产品好销，迫使美国人要么“以大换小”进行交叉许可，要么让出市场收取许可费。日本人由于熟悉该国民族风情，只动了一个小脑筋就以“以小换大”的策略占了美国人的大便宜。这个事例道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企业也可在别人专利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哪怕是局部的小改进，只要能产生较大的市场效应，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与外国企业的专利进行合理、合法的竞争。

全社会要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学会用法律程序将新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同时要大力宣传专利制度在技术中的作用，专利制度不仅仅是促进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而且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

要提高全民族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特别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事业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彻底纠正那种只注重科技成果的鉴定，发表论文、申请评奖，而轻视申请专利，寻求法律保护的做法，把科技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减少无形资产的流失。

国际挑战

（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知识产权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就是经济的竞争，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宏观高度，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在科技、经济领域夺取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

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为恢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重大举措。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曾提出过“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等口号，到2002年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产权的战略地位，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成立了跨政府部门的知识产权战略会，把“知识财产”定位到“立国战略”的高度，要发展成“全球屈指可数的知识产权大国”。此外，俄罗斯、韩国和印度等国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的同时也把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

（二）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权利内容不断深化

随着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涌现，知识产权的新类别相继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已从传统的专利、商标、版权扩展到包括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植物品种、商业秘密、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多元对象。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不断地扩展电子、通讯、网络、生物领域的保护范围，如美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都开办了基因专利授予业务。美国甚至将网络营销模式等理念都列入了专利保护范围。在国际上，长久以来商业方法专利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产物”而不能给予专利保护。但随着世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观念正受到挑战。商业方法是否具有“获专利保护的可能性”，同生物基因专利一并成为目前业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对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提出了保护的构想。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强化专有性。比如，驰名商标现在已经脱离了商品或服务而作为一个专有种类被列入保护范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颁发的基因专利，不仅有完整的生化、生物学、遗传学方面功能证据的新基因，而且还包括功能尚不明确的DNA序列。

（三）知识产权审批的时间加快，保护的期限延长，对侵权的处罚力度加大

为了鼓励创新，增加知识产权的贮备量，许多国家通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受理时间来提高审批效率。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成立200年以来，共授予了600多万件专利，其中第一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100年，第二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50年，第三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25年，而第四个100万件专利花了大约12年半。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之—，其存续是有法定期限的。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知识产权的保护期，不仅在不同家或为同地区都曾有过不同的规定，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个地区的小问时间也都曾有过不同的规定。依据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规定，凡儿参加同际公约的同家或地区其该国或该地区为同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间可以超过而不能少于国际公约年限。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地位的空前提升，世界各网均加强了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逐步增氏。如美国在1990年到1994年间知识产权诉讼中所涉及的损害赔偿总额初步估计达到9200万美元，侵权赔偿呈观高额化趋势。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如中国刑法就专章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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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哪些问题

在国外主要实行使用在先原则，在中国则是注册在先原先原则。保护意识不足专主要是国家处在从中国制造属转向中国自制的初期。而且提前保护意识低不到收到法院传标才知道侵权了，国家宣传也在刚开始，中国老板特别是现在的中小企业的文化水平低。

5. 如何解决中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想保护首先还是要从自身做起，自己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方面的就应该要申请保护，只有这样别人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才有依据去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6.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

【摘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进与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数据能比中国的数据有说服力,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差,而高科技产业发展之快,无“国”能出其右。中国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又快又好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问题为世人所困惑,也为世界所瞩目。本文利用了中国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间中国所有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首次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率先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为中国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个决策依据,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论文。前人的研究主要从跨国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不同对各国经济增长(Gould和Gruben,1996)、技术变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资(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响。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跨国研究方法无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影响,因为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既有法律条文的不同,又有执法水平的不同,二者无法清楚区分。我们采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国研究方法,因为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只有执法力度的差异,没有立法水平的差异,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并率先应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原理来研究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问题。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发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参与(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双边贸易和跨国投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风险投资(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响,但将社会资本引入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决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尚属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构建了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前人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颁布一些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或者签订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进行评分,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Park和Ginarte,1997)。但是这类指数只是说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与否,却不能用于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本文所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希冀能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方法。 第五,本文具体解析了法律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开创“法与金融”研究领域以来,尽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备受瞩目,但研究者始终没有能够清楚地说明宏观层面的法律保护究竟是通过什么经济学机制来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融资行为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并选择了与该法律切身相关的行业——高科技行业,提出、检验、并证实了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通过三大经济学机制影响企业(高科技公司)融资行为的:(1)减少外部性问题;(2)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3)减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还对“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的社会文化如何影响其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其中,社会文化包括:文化差异、血缘关系、风险回避程度、社会资本、战争史、语言、地理距离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见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综述),因此对这个领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兴趣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深层次的探讨。 第七,本研究参加了学术领域的一场大辩论,也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而制度缺陷明显的悖论。Allen,Qian和Qian(2005)认为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却取得迅猛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法律似乎不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机制如声誉机制和关系机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评Allen,Qian和Qian(2005)夸大了声誉和关系机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评说:中国经济增长却快于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均GDP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增长空间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观点,我们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是起作用的,因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机制也是存在的——社会资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进驻投资的作用。这些结果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视和加强法律的执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给我们的儒家诚信文化,夯实我们的社会资本基础,也同样至关重要。

7. 作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分析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作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分析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知识产权，这是政治经济问题，这国家的政策相应的政策

8. 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作为创新之都，深圳将立法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或者个人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仅处罚的额度或将大幅提高，而且三年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昨天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但与这种创新实力不匹配的是，目前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严重挫伤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并阻碍了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给深圳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动力都带来负面影响。此次启动《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立法，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层面作出一些突破性尝试，解决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亮点一：建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纠纷解决中的首要目标是快速停止侵权，快速恢复其商业优势，保障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处理纠纷时需要有一种快速、有效、执行力强的解决方式。而目前知识产权诉讼或行政处理因诸多因素存在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

《条例（草案）》总结提炼实践中具体做法，建立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调对接等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后可以进行调解，立案前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后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免予处罚或者应投诉人请求撤销案件；二是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可以分别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和受理前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司法确认或者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裁决书或者调解书。

亮点二：网站知晓用户侵权要及时删除内容

互联网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利用网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新型侵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网络侵权案件数额巨大、情节隐蔽、认定困难、后果严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条例（草案）》对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涉及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的细化和完善，明确了认定网络侵权和网络教唆、帮助侵权的具体情形。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尽到网络注意义务的，就权利人损失扩大部分与侵权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亮点三：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

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条例（草案）》开展知识产权信用惩戒，让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从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

具体来说，在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采购和资金扶持等方面，对知识产权失信违法者作出限制。比如，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三年内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不得申请政府扶持资金和表彰奖励。

《条例（草案）》还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知识产权失信违法信息纳入公共信用监管体系，公布特殊监管名单，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部门在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时，应当查询了解相关对象的知识产权公共信用状况，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亮点四：赔偿金额大幅高于国家现行标准

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就必须在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数额上，体现出知识产权“值钱”。针对赔偿金额低这一知识产权企业维权的主要痛点，《条例（草案）》突破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大幅提升民事赔偿数额，按侵权情节，专利权在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商标权在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著作权在一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予以确定，特殊情况下赔偿金额还可超过五百万。

《条例（草案）》还设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对明知属于他人知识产权、五年内侵犯他人同一知识产权三次以上的、其他侵权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除赔偿损失外，还应当支付三倍于赔偿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

除了大幅提高民事赔偿的上限之外，条例也规定了罚款的下限——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无法计算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业界评论，此举对于打击侵权的小商家有重要意义，此前，这些侵权商家并不害怕被维权，因为很多法院对轻微的侵权案件只是罚几千元而已。这个条例一旦实施，违法成本将大幅提高。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