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

『壹』 中国有几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分别在哪里，各服务于什么行业

中国没有机构名称叫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主要分三个方面，商标，专利，版权。商标归商标局管，专利归专利局管，版权归版权局管。

『贰』 为什么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摘 要：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结合型三种。从现实选择上，我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未来走向上，尽管各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但分散型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大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因为，“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行政犯以及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等特征都决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来的恰当选择。

关键词：调查公司 知识产权 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商业秘密 商业调查公司 商务调查

知识产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它造福于人类，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还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拟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略作探讨。

一、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纵观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则没有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当今世界较为普遍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均采用这种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权的刑法立法中，英国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在《著作权法》第107条中；美国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规定在《版权法》第506条中；德国则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集中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刑法典没有设置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任何刑事处罚条款；意大利则由《版权法》第171条至第174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并进行了数次修订的《著作权法》第l19条至第124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规定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多以此类立法方式为主。例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87条、188条分别规定，没有经专利所有权人或让与人的许可而生产属于专利的产品，利用属于专利产品的程序与方法，进口、出口、出卖、推销或者以出卖为目的隐藏、接受侵犯专利的产品，并把非专利权作为自己的专利权而进行工业生产的，分别处以拘役或罚金。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则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中，显然也属于这种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结合型立法模式

结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识产权法中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例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第34条中，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条和第423条的规定。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现实考察

（一）立法演进：立法模式从分散到集中

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

从1949年到1979 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期间，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模式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这种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反杰出人物论”（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识资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因此，当时我国基本没有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空缺版权制度。替代知识产权法的是事实上运行无效的奖励制度。1979年我国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此后，我国改革开放日渐全面深入，为了保证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可能性，我国需要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但同时面临来自技术先进国家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压力，为了顾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在内外压力下，我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体系。

1．以单行刑法模式保护商标权和著作权

1982年，我国通过了保护商标的专门法律——《商标法》，该法第40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并处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订后的《商标法》第40条关于商标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了两种具体行为方式：一是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二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商标法》修订的同时，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单行刑法，即《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权法》都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盗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能以投机倒把罪加以处理。如1987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117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118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1）项的规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弥补了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属刑法模式保护专利权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专利权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该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用附属刑法的方式明确了假冒专利行为的刑事责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但并没有对侵犯专利权的刑事条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定相当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除了刑法典之外，还包括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这导致1979年刑法典分则中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已被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由于此次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刑法实施十七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侵犯知识产权罪被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之中。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发展成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优孰劣：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优点：第一，我国现行刑法将许多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的内容，纳入刑法典中并设立专章，这有利于增强刑法的科学性、统一性和体系性，有利于增加刑法的威慑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渊源集中统一，有利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化、集中化，有利于充分揭示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便于综合比较分析各种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协调个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增强个罪之间的协调性，从形式上有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当然，采用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产生立法滞后，不能及时有效适应司法实际需要。由于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会复杂多变，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和永恒使用的法典，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飞速变化的情况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如果及时修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内容，则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稳定性；但如果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定因不能及时进行调整而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与皮分离的现象。[②]

相对于集中型单轨制的立法模式，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个利弊共存的选择。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具有适时性、灵活性的优点，立法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及时予以制定颁布，因此，这种立法模式最能适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因此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比如，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分别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1983年制定颁布的《商标法》则在1993年和2002年进行修订。其次，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规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种法律责任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构建完整的法律制裁体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立法内在体系的科学性。最后，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状的描述可以细致化，便于司法实践和操作。同时也使知识产权法规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紧密地与权利、义务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地强化了知识产权法规的社会效果。[③]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体系性，容易让一个国家的刑法渊源四处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理论之争

由于知识产权的两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因此，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集中型模式说认为，在我国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为合理，因为随着现行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完备、统一的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者现实的价值追求并已客观物化。因此，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立法和立法传统，采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为合理。[④]

主张结合型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采用德国、法国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能够兼顾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从而合理地组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无疑更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值得我国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认为，我国当前采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议“将有关刑事规范分散规定在单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时完善对罪状和犯罪行为的表述，科学设立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即采用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来规定知识产权犯罪。[⑥]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选择集中型立法模式，还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结合型立法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点来选择适用。因此，我国刑事立法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过附属刑法规范规定知识产权犯罪。其理由是：

1．“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由于知识产权犯罪都以违反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为前提，因此，相应的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往往会导致知识产权犯罪内容的变化。如果采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中都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结合型立法模式，则不仅可能导致立法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在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罪状与法定刑，这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修改后，需要按照犯罪处理的情形可能会因为刑法典没有及时修订而得不到及时处罚。于是，任何知识产权法的修改都会导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时，也必须修改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中的规定；否则，就容易导致各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理解上的歧义。

据上所述，结合型立法模式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和刑法的修订必须“同进同出”，特别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现在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立法修订特别频繁，采用结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规定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共进退”，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刑法典的稳定性价值，而且也会浪费立法资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

由于1997年修订现行刑法典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将刑法（1979年刑法——笔者注）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⑦]从此开始，我国刑事立法基本上朝着集中性、统一性方向发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体表现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类型与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属刑法，除了一个单行刑法外[⑧],没有再制定单行刑法。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立法方向选择的既定现实，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十多年的适用情况来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应当是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方向[⑨]。

第一，“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立法者之所以会雄心勃勃要通过一部法典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为一网打尽，可能一方面在于我们过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价值，以为制定内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劳永逸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所有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于我们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为发挥大陆法系国家对生活经验进行归纳抽象的特长，就可以穷尽生活的全部。但从现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来的情况看，目前为止已经有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或者增加，这充分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犯罪的类型会越来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实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稳定性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价值。相对于实现刑法典完备价值的难度，稳定性更应当是刑法典追求的价值，因为“刑法典是规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属于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稳定性。对刑法典的频繁增删，虽然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却影响国民的基本生活，妨碍国民的行动自由。因此，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价值，真正让刑法典“垂范久远”，今后刑法立法的方向应当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将属于行政刑法或经济刑法的内容，如知识产权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否则“将本应由行政刑法、经济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中，会造成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矛盾：要么因为频繁修改，导致刑法典丧失稳定性；要么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而不能及时规制知识产权犯罪。

3．知识产权犯罪是行政犯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种类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对于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单轨制）立法模式无疑是更佳的选择，因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有利于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但由于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胁的法益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因此分散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稳定性。

从犯罪种类而言，知识产权犯罪毫无争议地属于行政犯。这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犯罪没有明显违背伦理道德，而且还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授予性特点。传统的物质财产权的设定或取得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不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认可或核准。但是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取得，在一般情况下，却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经由主管机关的认可。例如发明人完成发明后并不能自动获得对发明的专利权，而必须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向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由国家主管机关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发明人才能取得该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又如商标权的获得，也是只有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标权。知识产权这种授予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典型的行政犯，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以违反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行政犯具有变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在立法模式上应该更适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特征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订。因此，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而且新技术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说，知识产权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也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11]相应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范围，在短时间内也会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规定知识产权的法规变异性大，如果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则容易出现刑法规定严重滞后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5．完善附属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适合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过附属刑法规定知识产权犯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对某种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附属刑法的重点不在“刑法”上，而是体现在对刑法典的“附属”特征上。这种“附属”刑法被证明有诸多缺陷[12]，因此，必须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变现行的依附性规定为独立性的罪刑规范。具体而言，就是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中，具体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可以描述得详尽具体，法定刑也与之贴切，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则，附属刑法规范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就不能独立，就可能因为立法修订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分歧。以著作权为例，中国现行刑法中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有四种[13]，但是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却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方式扩充为八种[14]。由于刑法典没有及时随着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而《著作权法》中又没有独立的法定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出现了许多争议疑难问题，最终只能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也属于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15]。但是，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通过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中与知识产权犯罪有关的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规定具体的罪状和独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发挥附属刑法规范的作用，提高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创新性和及时性，确保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代化的实现。来源：http://www.szcid.com

『叁』 有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例

华为事件的赢家是谁？
就这个事件而言，真正的赢家其实既不是华为也不是沪科，无论他们谁最后取得了官司的胜利。或许你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其实很简单，华为作为国内国际的一个知名公司，面临这样一个诉讼，本身就是对其企业形象的一个损害，更何况还有思科诉华为的事件在先，这对华为而言，即使赢得官司，负面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对沪科而言，由于部分当事人已被羁押，问题肯定是可以最终水落石出的。但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研制出华为倾数千人之力的高端科技，多少听来有点天方夜谭。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应该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奇迹是不可能这样诞生的。
而由于沪科是被UT思达康收购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幕后的大鳄在这里。单凭沪科的实力又怎么是华为的对手，因此才有撑腰的出现。收购后带来的利益是必然的，而且也确实在有关项目中取得了胜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利益的攫取。借鸡下蛋，这种做法多么巧妙又富有创造力？但遗憾的是这无疑于嗟来之食，对自己，对他人难道不是一种伤害？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越来越重视，这样的行为也必将被同行所不耻。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很容易地就发现UT思达康的谋划。收购沪科在光网络设备上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获得部分市场份额，并且利用这次事件还可以打击华为。至于知识产权纠纷，即使败诉，也是沪科所为，UT完全可以一推干净。显然，无论如何说，UT都是一个最大的赢家。从目前来看，这场官司是华为和沪科的官司，应该说和UT是没有关系的，按照正常情况，UT是没有必要搅到这场是非里面来的，在一些情况不明的情况下，UT应该静观其变。但UT并没有沉默，而是出来为这三个人说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有某种商业利益在里面。
UT是一家发展非常快的企业，发展快主要靠PAS产品，由于PAS产品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UT迫切需要新的产品来支撑公司的发展，而光网络产品就是其中一项，光网络产品在中国一年的销售约120亿人民币，UT有了这类产品，就可以实施产品的多元化和公司的持续发展，因此UT需要获得光网络技术。收购沪科是UT的一项策略，可是在涉及到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按照常规，UT本来应该向沪科索赔的，但UT并没有这样做，因此，也就不能不让人揣度和思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门道了。
知识产权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信息的流通非常方便,成本很低，有时甚至不需要成本。如果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信息商品一旦被开发出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瞬间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信息商品的产权比物质商品的产权更加难以确定和保护。尤其在近几年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越来越多的时候，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更显得刻不容缓。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近几年来，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始终保持了高速度发展的态势，充分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当前，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基本完成了创业阶段主要任务，初步建立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和市场推进机制。随着全球性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空前激烈，国家高新区将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逐步转移到科技创新求发展的路子上，发挥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作用。而这就需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后盾，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做保护，创新发展谈何容易？
在国家科教兴国和促进科技创新政策的指导下，我国通过兴办科技工业园区，使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以联想、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迅速崛起。但是我们对取得的成绩应当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世界上的发展国家相比，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上仍然还处在弱势地位，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营造出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完善和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在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方面，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不断地加强，尤其是在出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经时，一定要坚决打击，决不姑息。
竞争是创新的一种首要驱动力，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就是鼓励竞争。中国IT产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创新，必须保证创新企业的市场利益，同时也要给技术跟进者留下合法地利用已有技术成果的余地，从而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不断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对于企业本身来说，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利用知识产权增强市场竞争力，如果对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那么企业的创新将很难落到实处，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问题更会接踵而来，华为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态的发展以及最终的调查必然会水落石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够避免发生类似的关于知识产权的案件。
卡拉OK用MTV版权收费
2006年11月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版权局对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上报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予以公告。根据该标准，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该标准的出台，揭开了卡拉OK版权收费的序幕，意味着卡拉OK不再有“免费午餐”。
、五教授公益请求宣告飞利浦一项DVD专利权无效
2005年底、2006年初，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单晓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朱雪忠、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徐家力等五位知名教授针对3C专利池中以飞利浦公司为权利人的“编码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方法以及发射机和接收机”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19951924133)分别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
2006年12月10日，五位教授与飞利浦公司签署联合声明，飞利浦最终决定将该项专利从3C DVD专利联营许可协议之专利清单中撤出，并表示对此项中国专利不再主张权利，五位教授同意撤回对该项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该案的和解有助于推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对我国企业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上海宣言》倡导各国携手应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2006年3月31日至4月1日,公安部、国家保知办在上海联合举办“2006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盟，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30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论坛，一致通过了《2006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上海宣言》，倡导各国执法机构、工商界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制定更加适宜的合作策略和计划，携手应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这一全球化问题。
中国政府对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
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2007年)》(国办发 〔2006〕22号)，全面规定了近两年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等。根据纲要的统一部署，各地纷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呈现新的局面。
2006年2月，国家保知办联合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版权局、食药监局、知识产权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等11个部门以及高法院、高检院发布《2006′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明确我国2006年保护知识产权的具体工作任务。该计划涉及立法、执法、机制建设、宣传、培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企业自律、为权利人提供服务和专题研究等9个方面内容，共160项措施。截至2006年底，这些计划全部得到执行，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

『肆』 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

从外延上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外延要广。但在我国，基回本一致。
侵犯知识产权罪是答指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非法利用其知识产权，侵犯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秩序和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
侵犯知识产权罪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或者销售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假冒专利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还包括：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以及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伍』 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所做的努力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WTO。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入世前我国政府已经按照WTO管理下的TRIPS协议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实施上述法律和条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特别是为实施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 例如，《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适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司法解释等等。 自2000年12月至2002年10月共制定公布司法解释10多件，健全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救济措施、举证责任和诉前禁令，以及行政司法复审等诉讼制度。 在我国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通过上述司法解释，构筑起我国新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实体权利保护方面与 WTO 要求基本相当。 近年来，我国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充分运用司法审判权，审理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据对2003年的司法统计，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审结8978件，上升25.36%。人民法院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对551人予以刑事处罚，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253人，拘役、管制等其他刑罚325人，并处罚金419人，单处罚金57人，较前几年加大了打击力度[10]。我国除了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司法程序外，相关的行政机关也有权在知识产权执法的框架内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纠纷，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商标侵权和商标违法案件的查处。这些成绩反映了我国执法的巨大努力和决心。

『陆』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案件来源有哪些

从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上了解到，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七大特点：

一、案件总量上升,涉案金额增大。2002年至2004年上半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数量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个案造成的损失却越来越大。

二、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最为突出。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此类案件近5000起，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80%，涉案金额超过12亿元，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总额的64%。其中通过假冒驰名商标获取暴利成为一个显著特点。

三、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增长较快。有些企业人员将自己掌握的原单位商业秘密提供给新单位；有些企业不惜以重金收买有关人员，将他人商业秘密据为己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以应聘方式窃取核心商业秘密后，另起炉灶。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侵犯商业秘密案超过500起，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9%，涉案金额6亿元，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总额的32%。
四、部分地区犯罪情况较为严重。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从局部地区来看，也是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

关键词：广州知识产权调查,深圳知识产权调查,佛山知识产权调查保护,中山知识产权调查保护,珠海知识产权调查保护

五、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及面广，专业化、科技化趋势日渐明显。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面广，并正在向电信、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领域渗透。现已出现利用网络侵犯商业秘密、侵犯新型科技产品、假冒液晶屏、仿冒激光全息标志等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案例，表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正在向专业化明显、科技含量高的犯罪形态发展。

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隐蔽、狡猾。作案很少是在“小作坊”中进行，而是成员等级分明、分工明确并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化整为零、流动生产、遥控指挥、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

七、跨国（境）犯罪突出。一些境外不法分子通过向境内不法分子下定单或者自己在内地开办工厂的方式，生产假冒商品后，再运送至境外销售。

『柒』 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提出了哪些建议

4月20日，据媒体报道，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拉开帷幕。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创新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撑，知识产权保护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捌』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已经开始了吗

4月20日，据央广网报道，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拉开帷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相关部门和各个地方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玖』 请问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保护需求有哪些

您好，侵犯知识产权罪是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行为。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非法利用其知识产权，会侵犯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秩序和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不加以禁止，则会损害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不利于公民积极发挥创造精神，进而给国家的文化经济方面带来较大不良影响。
刑法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包括：(一)假冒注册商标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假冒专利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 ，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拾』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有哪些亮点

4月20日，据媒体报道，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拉开帷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周慧琳等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出席并主持主论坛。

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代表、相关国家政府机构官员、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官员和知识产权专员、国内外知名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近500人参加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