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知识产权金融

A. 聚焦碳中和发展等 全国政协委员曾毓群2021两会建议

易车讯 在2021“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带来两份提案，分别是《关于加快电化学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国家3060战略目标落实的提案》与《关于加强对锂电池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

关于加快电化学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国家3060战略目标落实的提案

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此曾毓群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避免资源无效配置；二是加快电力市场改革，形成“谁受益，谁付费”的市场化长效机制；三是制定和完善储能标准体系，确保储能高质量应用；四是出台政策推动储能云平台建设，支撑电化学储能的充分利用共享化和互联网化；五是大力推广新能源发电并配套建设大型储能电站，促进东西部经济平衡发展。

关于加强对锂电池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

曾毓群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锂电池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一是深化证据保全制度规则，降低举证阶段的难度和维权成本；二是建立知识产权特别审理程序等提高审理效率，缩短审理周期；三是建议加快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出台。从而切实服务于企业维权的需求，解决企业维权举步维艰的困境。

B. 2019年两会上，有哪些关于“双创”的利好政策

完善金融支持 发展创业投资：报告再次提出，要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明显减税降费：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
强化普惠性支持，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等税收优惠政策。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加强全方位服务，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赋予科技人才团队更大决策权：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大力支持基础研究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扩大国际创新合作。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包容审慎对待共享经济
报告要求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
加快推进“互联网+”
加快在各行业各领域推进“互联网+”。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开展城市千兆宽带入户示范，改造提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推动移动网络基站扩容升级，让用户切实感受到网速更快更稳定。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
要优化归国留学人员和外籍人才服务，把面向市场需求和弘扬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善聚善用各类人才，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C. 两会进行时系列二：谁能干就让谁干，2020政府工作报告给出定心丸

2020全国两会时刻举世瞩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水滴汽车APP注意到，就汽车及大交通、大出行行业而言，虽然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直接涉及到的关键词并不多，但在这个特殊之年特殊企盼的关键时刻，报告中所涉及到的利好政策无疑成为中国汽车人心中的定心丸。
首先出现的涉及大交通、大出行产业关键词是“公共交通”。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部分中提到，“……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直接提到汽车行业相关关键词则是“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部分，报告指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此外，报告中所涉及的能够提振汽车及大交通、大出行产业的政策举措还有很多，比如在“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部分中便明确提到，“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
同样在这一部分中，“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的表述也为汽车业核心技术突破鼓足了干劲儿。报告中明确表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而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部分中，报告也为走向全球的中国汽车业提振了信心，“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水滴汽车APP还注意到，此前汽车圈热议的金融扶持政策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了明确说法，“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报告中特别之处的一组数字是，“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40%。”
文/祁佳博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D. 2021两会前瞻：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3月，中国将进入“两会时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围绕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2月25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特邀8位光华学者进行了主题分享。

以下为观点摘要：

刘俏：“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陈玉宇教授认为，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两大挑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老龄化。

过去30-40年间，全球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扩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排除中国因素）；二是大部分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急速扩大；三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均匀的，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大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

此外，我们面临解决庞大人口养老问题的挑战。65岁老人占15岁到65岁人口比重，称之为“抚养比”，当前，这一比值为18%，到2035年将达到25%，意味着 4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个老年人。

如何应对两大挑战？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第二，发挥国有资产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第三，推进教育的均等化与合理评估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E. 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采用什么新技术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两会上，提出了不少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提案议案，其中九三学社中央明确指出：区块链技术具有数据溯源和防篡改特性，企业电子数据存证上链，维权取证时，司法、执法和公证机关可在链上验证，解决“存证难”。应完善与区块链存证相适配的存证和取证规则，推动司法、执法和公证机关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取证和公证，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有效解决存证难、验证难、取证难、公证难等问题。同时，还指出：要研究制定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运用新技术手段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带动创新活力全面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易保全旗下品牌微版权，是国家网信办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企业，首创“区块链+司法+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通过SHA-512哈希算法、时间戳服务、PBFT共识算法，对上传的作品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把存证主体、存证时间、存证过程和存证内容等生成唯一对应的数字指纹，加密存证到区块链上，有效防篡改，解决知识产权“存证难”。通过保全链开放平台，把数据同步存证到公证处、司法鉴定所、互联网法院等权威机构的服务器上。有效解决知识产权“验证难”。微版权与公证处联合开发取证方式，提供侵权取证。还可在线申请由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和公证保管函，提升取证证据的法律效力，解决知识产权“取证难”和“公证难”。

F. 保监会34创新体制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
——亚夫
■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李若愚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
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
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
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
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
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
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
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
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
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
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
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
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
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
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
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
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
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
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
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
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
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
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
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
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
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
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
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G. 法律明确保护外资权益,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有了新规,对还是错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韩珠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加开常委会会议，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而后通过议案，决定将《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这也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引人瞩目的一大亮点内容。

中国需要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分别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评审，组成“外资三法”，基本构成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在吸引外资进入、规范外资在中国的使用以及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障护航作用，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飞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外商投资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从开放初期的寥寥几笔投资，到目前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庞大规模，外商投资在我国从无到有，从有到多，既是我国对外经济蓬勃发展、开放格局纵深拓展的直接表现，又为我国如何更好利用外资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挑战。《外商投资法》的出现，正好解决了我国新形势新常态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迫切需求。

但是，近年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通过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来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三十多年前制定的“外资三法”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也无法满足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迫切需求。例如，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不断扩大，外资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已高达65%左右，服务业发展的服务贸易推进对法制化和规则化的要求更高、更全面;而在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外资占比也逐渐攀升，必然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问题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制度性要求。中国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都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制定规则。

因此，经过多年深入探讨，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应运而生。《外商投资法》草案建立在“外资三法”的基础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促进外商投资的经验基础之上，更符合国际投资市场需要和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相比于2015年版草案，新版《外商投资法》草案有了巨大变化，从更高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其重点从外资管理转移到了外资促进和保护。就内容而言，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坚持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侧重于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通过构建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保护机制和管理机制，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投资。

《外商投资法》草案四大亮点

《外商投资法》草案主要有四大亮点：

一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清单方式列明“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限制或禁止准入的特别管理措施”，清单之外的领域，外资可以与内资一样平等公平地进入。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指的是国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表明了中国将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资进行精准审查，而不是大规模无筛选性审查，这一举措将为引进外资树立了一道防火墙。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有机结合，将深化中国外资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推动我国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

二是法律明确保护外资权益，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有了新规。

草案中有十一条法规涉及投资保护，七条涉及投资保护，从各方面各角度给予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企业更大的自由，尊重、鼓励、引导、保障相关投资者和企业在中国平等地开展合法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草案中再次强调了要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并指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知识产权。这一条款与WTO框架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贸易规则相衔接，表现出中国积极对接国际贸易规则、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心。草案还在第二十条中明确提出“国家对外商投资不实行征收”，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征收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从而将大大加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和预期，刺激外商投资进入中国。

三是简化外资监管，促进内外资统一管理，保障公平竞争。

外商投资管理的核心在于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坚持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涉及管理程序、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方面一视同仁。第二十九条，“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与内资一致的条件和程序，审核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说明未来在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外国投资者提起的许可申请将与内资的许可申请一样，受到平等对待，为外资进入我国市场打破了又一个坚实壁垒。第十六条，“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将2017年1月出台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依法依规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体现出中国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采购的态度，将从法律层面改变外资企业受制于各种有形无形门槛、被拒于政府采购大门之外的局面。第十九条“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允许、鼓励和促进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从市场标准、行业标准等层面保障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总之，该草案从管理层面进一步减少对外资的束缚，是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途径之一，能够在满足合理合法公正有效的管理和审查前提下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创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四是设立特殊经济区域，为扩大对外资开放先行先试。

草案第十三条指出，国家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实行外商投资试验政策措施，国务院也可以设立特殊经济区域，促进外商投资。我国的特殊经济区域发展目前已走上自贸试验区建设和自由港建设的新平台。新的《外商投资法》将为地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港建设先行先试在法律层面上提供依据和支撑，使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有法可依，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与国内投资者共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使自贸试验区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增长极和创新极。

《外商投资法》草案已成为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如果该草案获得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将代替原有的“外资三法”，成为我国促进和保护外资的新的法律，为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新阶段进一步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提供助力，为更好利用外资保驾护航。新的《外商投资法》将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企业释放积极信号，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将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构建更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这一法律也对我国与相关国家建立相互对等的投资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以及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都将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