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知识产权进行垄断

⑴ "知识产权制度不允许专利所有权人对专利技术的垄断",这句话对不对

正确。

这里说的垄断应该指的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垄断行为；而不是普通版意义上权的垄断市场。
普通意义上的垄断市场，指的是是正常的，限制他人生产、销售、使用、许诺销售专利产品。

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垄断协议；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四）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而《专利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有明确规定：
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⑵ 用一句话概括知识产权和垄断权之间的关系

先说明我国没有“垄断权”这种概念。
在我国“垄断”本身就是个贬义词，是版受《反垄断法》权控制的行为，根本不是权力。
你想说的意思是知识产权几个特性中的独占性（也叫专有性）。
独占性或专有性，是指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其智力成果具有排他性的权利。
你想要的一句话，应该是
拥有该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就拥有了对智力成果的排他性权利。

⑶ 为什么要强调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法定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虽然各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而言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与邻接权，同时还包括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商业秘密】以及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
知识产权是一种权利垄断，知识产权人因此而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首先，知识产权人取得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利润。知识产权人所据有的智力成果一般是他人所未曾知道的，这使得知识产权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转化为经济利益便成为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润。其次，知识产权的垄断具有合法性。知识产权是法律设定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法律规定的体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功能是将智力成果的垄断性授予知识产权人，赋予知识产权人在一定地域和时间内排除他人使用该智力成果的权利。法律对知识产权垄断地位的维护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一，国家通过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法律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正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使得知识产权这种垄断性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后者是通过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而前者是对一种成果的法律确认，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是可以通过垄断后的再竞争来打破的，而知识产权这种垄断一旦形成，在法定期间内便排除了瓦解的可能性。再次，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得知识产权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知识产权人之外的使用人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来确定自己所使用的智力成果是否会侵权，即使该智力成果是通过自身的研究获得的。
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产生;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具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的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力，造成进入壁垒，从而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受知识产权带来垄断利润的引诱，人们产生了为拥有垄断权力而竞争的激励，鼓励人们创新。不过这种竞争只能是在不与在先存在的享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相冲突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人在获得巨大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私法关系其他主体的权益。不尊重知识产权与不尊重其他主体的权益同样是对法律的违背。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更应当限制处于优势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所实施的反竞争行为。所以要强调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⑷ 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中是否有关于知识产权的适用除外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已进入快车道：国务院法制办在 2005年5月下旬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了研讨会，对目前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并根据此次讨论结果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在完成国务院的审议程序后向人大提交议案。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对制止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草案对知识产权滥用规定之不足

一部好的法律，除了要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更应当结合本国的实际，而不应当偏废某一方面。例如滥用知识产权，形成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我国在这次制定《反垄断法》中应当在总则中，或者用一章节对此加以规定。但2005年4月8日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只是在第8章的附则第56条规定：“经营者依照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规定行使权利的正当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本法处理”。这样简单含糊的规定和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垄断的危害性是极不相称的，也和业内人士对这次反垄断立法的期望相去甚远。最重要的是在这部《反垄断法》出台后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在根据此法制定相关法规或规章时显得依据不足。况且一部法律出台后是不能朝修暮改的，这涉及到法律严肃性问题。从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垄断的形式越来越高级，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国际市场垄断将是今后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无形性等特点，但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远。所以，我们应以此次反垄断立法为契机，对此垄断形式加以规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滥用危害重重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邓军认为：知识产权是调整知识创造和应用中当事方利益的政策工具；知识产权是市场竞争的工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掌握的专利，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这是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是一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也应对此高度重视。从国内来看，我们在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当防止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滥用知识产权市场垄断。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确定在合理范围内，当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市场垄断时，《反垄断法》应对此加以限制。

知识产权滥用形成的市场垄断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成为垄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因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利用知识产权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现在国际上最为严重的一种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形式发展趋势表现为：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垄断化。如国外DVD生产厂家联合起来，把专利绑在一起形成专利池，然后形成标准，当我国DVD生产厂家用此标准生产时，必须交纳专利费。一台DVD，我国生产商向国外交纳20 美元，而自己只能挣1美元，这就是专利形成的市场垄断的危害，它的标准你不用还不行，因为这种标准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具体表现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如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从而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权利人的目的或行为的结果，是阻碍相邻市场上的竞争,保护与其相关者的利益；专利权人控制专利权产品的转售价格；专利权人在销售专利权产品时强制搭售其他产品；专利权人设置排他回授条款，即规定被许可方将任何改进的商业秘密技术或其它独占性技术排他的只能授给许可方，以剥夺被许可方向第三方转让新技术的权利；专利权人利用已经获得的专利制定技术标准，用收取高额专利费来控制技术标准，从而控制某一产品的市场；专利权人利用控制技术来源的办法控制技术市场；专利权人利用价格歧视的方法控制产品市场等。判断一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反垄断法》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只要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即使存在垄断或限制竞争的情形,也应被《反垄断法》所宽容；第二，如果知识产权的行使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识产权自身的范围，那么这种行为就应适用反垄断法；第三，即使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没有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但如果这种行为可对市场竞争带来不应有的限制，那么这种行为也应适用《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必要性

从1990年我国建立起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仅15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根据目前一些国外大公司利用知识产权对我国国际、国内市场形成垄断的事实，只强调权利的行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导致了市场垄断这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其中，《反垄断法》的建立是约束知识产权滥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目前，有关反垄断法的论著一般不提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而只是笼统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有关知识产权的论著也很少提及反垄断法，而往往只是笼统地提及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即垄断性；在立法上，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比如这次我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整个《反垄断法》中地位可谓窥豹一斑。然而，许多国家都对滥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市场垄断进行了大量相关立法进行规制，比如1999年发生的美国微软公司利用出售 WINDOWS操作系统搭售视窗的行为，欧盟根据其有关反垄断法对微软罚款20亿美元。现在许多在华跨国公司也有大量类似的行为，但如果我国没有对此进行制约的法律，如何制裁？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其实，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许多国外大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都同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使分不开，因此建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于保护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与《与贸易有关的知道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还存在不少差距；与TRIPS协议中有关对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规定相比，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存在着差距。这两种差距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前一种差距，如果我们不设法弥补，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指责，有可能因此而产生纠纷，遭到报复；对于后一种差距，即使我们没有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外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例如，在我国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就从来不指责我国没有进行反垄断控制；国务院法制办这次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研讨会，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2004年，我国加入 WTO已经三周年，许多国家对我国入世承诺进行评估，如英国议会贸易和工业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加拿大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状况进行了评价，普遍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与世贸组织相关协议相一致，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首先是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上下一致的执行所制定的法律；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效率低下。面对这些指责，笔者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极大努力，并且成效显著。少数发达国家利用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产权的优势，动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产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实行“不公平贸易”。这种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难道不应当规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从来就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和贸易制裁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对此也应当进行反向规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内容的修改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分歧正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国内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们都要在制定《反垄断法》时规定较为详细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规范。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立法思考

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形式各国立法有所不同：日本采用开放式，列举在知识产权合同中应该控制的限制性条款,如《反垄断法》第6条；美国虽未对其做专门规制,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年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法指导意见》列举了执法机关追究反竞争行为的一般尺度；欧共体委员会颁布的1996年第240号条例，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的使用统一加以规定，分为可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没有统一的法律，散见于《专利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因此，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应该对现有的规定加以整理，将《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一般立场系统准确地表述出来。

在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法》后，各国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专门性规范，如1995年4月6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1月31日欧盟委员会也就《罗马条约》第85条第（3）项对若干类型技术转让协议的适用问题制定了240号规章（EC No240/96，一般简称《技术转让规章》）；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重新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证合同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我国台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也于2001年1月18日发布了《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处理原则》。我国在制定了《反垄断法》后，还应当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对具体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的表现形式、执法机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使该法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⑸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

1、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是互补的。

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有着相同目的，即推动竞争和鼓励创新回、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大社福祉。知答识产权和反垄断法实现上述目的的方式不同：知识产权通过对创新和发明的激励机制来提高企业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反垄断法则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来推动竞争。

2、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有潜在的冲突

知识产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其与一般财产权一样，因为具有限制竞争的可能，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

(5)利用知识产权进行垄断扩展阅读

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包括：

第一，有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协议或者决定；

第二，有其他协同行为。这要看双方或多方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进行过一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能够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同时要观察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竞争情况、市场变化情况等。

第三，要求不存在豁免情形。如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

⑹ 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被认定垄断协议

我国法律对与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竞争行为没有详细的规定，《反垄断法》以有限豁免为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原则规定，《反垄断法》出台之前由不同部门法简单规定。实践中，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本身具有多样化，认定复杂，《反垄断法》对各种构成限制竞争行为的滥用行为做出详细规定也存在一定困难。

⑺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⑻ 如何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进行与反垄断法的规制

一、《反垄断法》第55条的意义重大
我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确立了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尤其是反垄断法应当如何对待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反垄断立法过程中，有的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合法垄断权的性质，主张反垄断法不应该规定知识产权问题，或者仅仅明确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有的则认为反垄断法中不仅要规定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要具体规定，甚至要设置知识产权问题专章，以便为行政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的规则。《反垄断法》第55条既规定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规定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这是一种合理的规定，它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规定，因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条文需要作所谓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后一方面的结论来，而本条则直接作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规定。

⑼ 知识产权真的是资本家的一种垄断手段吗

知识产权垄断这种方式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法律效力人人平等，所以专“是资本属家的一种垄断手段”是片面的，其实是所有知识产权人都可以采用的垄断手段，这也是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去创造知识财产，这样才能推动科技进步、推进商业发展、推进文化发展。资本家只不过是更有资本去投入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比较高，因为他们尝到了知识产权带来的甜头，体会了因疏忽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损失。

⑽ 知识产权的保护会不会造成知识垄断，从而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

这不禁会让人想起美国的微软垄断案。几年来，该案一直没有明确分晓，足以反映出美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保护公平竞争反垄断这两个价值利益选择上的矛盾与权衡。当初，微软垄断案也是自一开始就受到我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当时正宣传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大环境下，这一案件也算是第一次比较有影响力地向国人传播了反垄断的理念，普及了反垄断法的知识，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不总是越强越好，保护知识产权也是要有一个合理限度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看作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追溯知识产权形成的历史可以知道，其前身正是肇始于封建社会皇家授予的一种独占垄断权。在近现代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特权逐渐演变成为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特定客体的一种合法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能够排他性地享有、行使其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在通常情况下是作为反垄断法适用的例外而存在的；其“垄断性本身就是刺激科技进步、鼓励科技创新与垄断智力成果之间折衷调和的产物”。 [①] 在现今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强，一方面使得社会进步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元化与规模化。这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调整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提高保护水平，加大保护力度。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所谓物极必反，真理再向前一步都可能成为谬误，更不用说是本身就存在消极因素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设计是有双刃性的，这一点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尤为明显。私人独占与社会利用这一对存在于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内在矛盾，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将会显得更为突出。知识产权如果过分强化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会对其他人的技术创新和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带来消极作用，甚而妨碍经济发展。如果知识产权所特有的合法的独占垄断权形成滥用，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不再符合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本义了。撇开实然状态不谈，从应然状态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竞争；它的利益驱动机制能够鼓励企业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从而成为开发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现实证明，知识产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进行市场竞争的利器。

但值得注意的是，“竞争的作用是鼓励竞争者跑得更快，但竞争的优胜者会遥遥领先，从而获得控制市场的地位，破坏竞争而成为竞争最危险的敌人。” [②] 因为竞争通常会使资本趋于集中，这种集中能带来市场一定程度的繁荣与活力，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当这种集中、规模超出一定限度时，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倾向：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为了避免竞争的风险和压力，滥用其所掌握的优势，人为地扭曲市场竞争机制，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为了维护公平和效率，促进竞争与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现代反垄断法就由此而产生了。而作为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知识产权所保有的法定垄断权并不表示于知识产权领域作出的任何行为都能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一旦行为构成了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对市场竞争造成实质性限制后果时，就应该适用反垄断法。由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可以说是仅有一线之隔、比邻而居的。如果双方均合理适用自己保有的权利就应是相安无事，甚至可以是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但当权利遭到滥用，即越线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实践中，借知识产权之名滥用权利行市场垄断之实的通常均是具有相当实力规模的大企业，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使得有人据此推断，保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垄断法的施行会影响经济“航空母舰”的成长。其实不然。对于由合法竞争而取得的市场主导地位以及依知识产权法依法取得的适度范围内的垄断，法律是当然进行保护的。只有当某些大企业滥用这种垄断或地位作出违法的实质性的限制、损害竞争的行为时，反垄断法才会对此行为进行规制。即“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所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地位”。 [③] 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规制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事不对人”的，其对滥用知识产权进行垄断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保证正当正常的竞争不被人为地非法限制，保证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平衡，维护创新的活跃、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

联系到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反垄断规制，前者的真正建立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正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而后者更是尚未真正起步，没有完整系统的法律，更不用说专门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法，只是在《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规中有一些零星的规范。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发不断扩大，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也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越来越强调严格保护和适用知识产权，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外先进技术及大量资本在进入我国市场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一些跨国公司也相对比较容易在我国相关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当他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优势限制或排斥合理竞争时，对我国的竞争秩序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冲击及不利影响也同样是相当巨大的。可叹的是，我国对此却不能依法加以规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因为师出无名：我们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于是，一方面，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别国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对国外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进行任何规制。对此，我们除了在根本上奋起建立更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还应及时建立与之相协调配合的法律制度，如反垄断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