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著作权现状

㈠ 数字版权的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市场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出版业由传统的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的道路不会平坦，版权问题随时可能影响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数字版权保护，由于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版权保护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美国，版权产业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和信息经济的驱动力，可以说，没有版权保护，就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市场。在我国，由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版权保护带来的冲击，数字作品的版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每每受到伤害，再加上为数相当多的网民缺乏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正确的数字消费观等，导致数字出版产业链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出版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以上是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之间还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事实证明，图书数字化以后，盗版极其容易，复制件与原件一模一样，而且复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这就使得网络出版的版权控制更加困难。一些新出版的畅销图书很快被做成电子书在网上流传，但这往往是一些个人网站未经授权擅自制作的，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因此，目前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让自己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数字出版中盗版问题的恐惧。版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产业本身具有发展潜力，出版社对数字出版也只能是敬而远之。尽管目前比较流行的数字版权技术DRM是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和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网络出版物传播范围的控制，它可以严格控制电子图书的阅读期限、阅读次数，不经授权读者不能将电子图书复制给朋友，也不能打印，可以对网络出版物进行一些必要的版权控制和管理，但网络出版物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硬件产品日新月异，很难形成一种通用的、有效的数字版权技术来彻底地保护各种网络出版物，并且保证其加密技术永远不被破解。因此，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出版社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障碍之一。对此，除了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权保护的技术方面加以突破和创新。
首先，“出版”是有权限的；互联网上发布资讯是很方便，方便到什么人都可以发。于是不良信息、错误信息也遍布整个网络，有序的信息是财富，无序的信息是垃圾。更重要的是“出版”是有版权的。现在的网络资讯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他，快捷的复制技术培养了一大批Google作者，借助Google和Copy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完成一篇宏伟大作。出版商们敢将自己的吃饭家伙发布在这样的媒体上吗？
所以数字出版首先因素：数字出版物只能看，不能无偿传播。（现在国内的一些原创文学网站已经采用了后续章节以图片方式发布的方法）
其次，我国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依然滞后。我国有关网络出版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只有两部，这两部法律对于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出版业来说，可谓“年代久远”。因为法律的滞后，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纠纷由来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话说白了，其实数字出版的迷茫性核心，是版权的归属性和利益分配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媒体广布要求(谁不想自己的作品多发)，但损伤了媒体的赢利要求(谁愿意自己的东西被滥发)。更何况，掌握着现代化的快速内容发布的非正规通道，利用非自产内容粘着住大量读者，硬割去了大量的广告份额，这才是出版数字化的伤心这处。

㈡ 如何评价国内网友版权意识的发展现状

您好！目前我国版权意识相对薄弱有多方面的原因。大的方面主要是，国家现版行法律法规对版权维护没有特权别详细的硬性条文，没有完整建立版权维护的的结构机制，实现不了版权维护的实质操作。其次监督机构也不健全。小的方面讲，国民版权维护的思想没有完全建立，对待维护版权的意识不强烈，盗版山寨被普遍默认，对待自己版权受到侵犯时，不能有效的进行维护。当然近几年来我国对版权意识的重视逐渐增强。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㈢ 帮我找几篇关于图书版权现状的调查报告：采纳后加至少20分！！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分析
2004-10-02 《出版广角》

作者：王艳
版权引进“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十多年前，“版权贸易”在中国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国外的作品拿来就译之并出之，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颁布《著作权法》并加入两个国际性的版权公约。之后，随着中国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中国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公司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升温。1995年之前，可统计的图书版权贸易项目还寥寥可数。1995-1998年，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全国出版社四年的引进版图书累计为14500种。而到了2002年，该年全年的图书引进数量已达到了10235种；2003年，尽管受到SARS影响，全国引进版图书数量也达到了近万种。从开展版权贸易的省市来看，除了内蒙、西藏和青海，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均有开展版权贸易的记录。版权贸易这把火已经是越烧越旺。它的迅猛发展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遵守版权贸易规则，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当今的世界，欧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国的出版社为了优化自身的出版结构，积极投入版权贸易，采取“拿来主义”，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是，出版社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短期行为。比如没有得到合法授权而出版，或者抱着侥幸心理出版汇编作品，又或者欺瞒印数不结版税。孰不知，这些行为能得一时之利却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国内外出版圈子其实并不大，国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权的态度也许早就被他们耳闻而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去年，笔者碰到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国培生出版集团几年来陆续签约出版了二十多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去年该社突然决定调整出版方向，提出终止所有和英国培生已签约的合同的执行。英国培生愤怒地宣称：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毁约行为。他们会把这事情转告英国同行，今后再没有人会愿意和这家中国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所以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过程中应该以优良的图书品质和自身诚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权贸易迈上长期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谓“口碑在外”，版权贸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长期信誉的积累。国外有信誉的出版商和版权代理商大都很重视老客户，版税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标准，必须注重维护与合作伙伴的长久合作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都属于违约行为。国外对合同非常重视，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会采纳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笔者曾经代理的一位美国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规版权授权合同的基础上又让本国律师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几页。一旦出版社签字认可了，就必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例如：遵守支付预付版税的时间、出版时间、提交销售报告的时间、寄送样书时间等等。哪怕是很小的义务，只要是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就必须履行，否则不但造成违约，还影响出版社的信誉和对外形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除了常规问题，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举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装帧设计不可以随便拿来就用，应该先征求国外权利人的意见。
2.现有少数国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权作品的国外版本的市场寿命为授权期限。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外同本书有了最新的修订本，他们就可以重新授权。原被授权方（国内出版社）虽然对新版本有优先购买权，但如果你放弃了，新版本的版权由其他国内出版社购得。你的旧版本在中国市场上就自然归于失效。
3.关于分授权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著作权人授予出版社为期若干年（不超过合同有效期）的“分许可”权，以及收益的具体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权向其他出版社发放分许可并获得“分授权”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早期台湾出版社或代理人对大陆分授权海外的翻译作品，是因为大陆的版权贸易起步晚，他们抢先购得了全球中文版权。现在大多西方国家已知道中文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版本的区分，授权也已分开。但对于和中国版权贸易不熟悉的国家及出版社，我们大陆的出版社仍可争取全球中文版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4.关于出版前提供外方样稿审译。少数国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版本要求特别严格，会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译稿给他们审核。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版社可不要对此“视同儿戏”或采取“先斩后奏”或抱着侥幸心理，蒙骗“老外”。否则的话，你就等着对方的律师函吧。
在我们的出版社没有对外版权贸易经验、没有专业人员从事版权贸易业务时，委托国内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运作不失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条捷径。
避免恶性竞争，以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中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都呈水涨船高之势。其实，除了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图书市场不甚了解。国外版权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国做版权贸易的）常常简单地将中国人口数量和图书市场购买力结合起来，对中国市场给予乐观的预期，而忽略了中国图书定价和西方图书价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国出版社对国外出版商客观分析一下中国真实的图书市场情况，争取到一个合理的版税价格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部分国内出版社对引进外国图书采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态度，“拿到篮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紧俏的图书的版权竞争中，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花高价买到版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买到了高风险。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外出版商会认为，你们中国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这个价钱，我抬高价格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对笔者说，以前他们卖给中国的书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预付，但他们听说出版同类书籍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卖给中国的书每本预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于是大感吃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图书的质量和澳大利亚公司出版的图书位于同一档次。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已明确表示，今后他们的图书版权卖给中国也要抬高价格。这活生生的事例真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中国老话，吃亏的最终是中国出版社。恶性的版权贸易竞争不仅有损于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部分海外权利人漫天要价、趁火打劫的气焰。
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一方面中国版权引进如火如荼的同时，版权输出的明显逆差已是不争的事实。综观这两年的数据，比如2002年全国版权输出1297项，2003年1317项。其中绝大多数的是输出到港台和亚洲国家的，如果再详细统计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数字，恐怕就占一二个百分点而已。这样的话，中国每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是9:1，而事实上引进和输出到欧美国家的比例约为400:11
版权输出真的那么困难吗？尽管各级领导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也再三强调要重点落实版权输出工作。可是由于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文化地位的弱势，翻译语言的障碍和不完善的输出渠道，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就文化隔阂来说，笔者每每在国际书展上和国外出版商谈及在他们国家读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中国图书题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所写的小说，而且读者的主体也还是华人华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国太少！这固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有关。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土，“中国元素”在西方国家也逐渐升温，现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国来寻找写作素材。我们的国内的代理机构也可以考虑组织国际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请他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与中国的作家面对面沟通，以此创造机会，让中国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渐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语言障碍来说，凡是作过尝试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输出版权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区容易成功是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同样的书，如果要推荐到欧美国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语言问题，事先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且不论翻译质量如何，这翻译费由谁承担呢？作者本人、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公司？其结果：翻译费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长，投人大，见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对版权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执着”了。借鉴法国、韩国等国家输出本国文化的机制和模式，他们通常是由政府出资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赞助出版发行的形式帮助本国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
还有关于推荐渠道的问题。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在选题的挑选和决策上，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也往往是在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的推荐下考虑是否出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的书稿推荐到国外去出版，除了要有准确的翻译，还必须要“找对人”——就是愿意推荐书稿的版权代理机构或愿意出版翻译书稿的外国出版公司。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版权输出到美国能取得较大的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的西藏题材较吸引西方读者之外，美国的一家版权代理机构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则“集中授权”，由代理机构“统一运作”，中国版权输出工作中的桥梁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在此，也呼吁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国内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代理“朝阳还是夕阳”
在国际上，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版权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跃，往往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权贸易最活跃的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英国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种程度上，那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在实施着版权代理人的角色。
那么在中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即使再加上行业协会、文化公司和热衷于文化交流的海归人士，版权代理人队伍总共也就几百人而已。从版权代理分布的领域看，上述28家机构，除了有5家专业从事电影、电视、音像产品的代理，其余23家都限于图书版权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数的三四家。从服务内容看，版权代理机构的主要业务可分两大块：一块是国际版权贸易，例如代理引进和输出版权；另一块是国内版权代理，诸如联系出版、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角色看，在国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设有自己专门的版权贸易部门，大多数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实现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当然这里有个客观情况，就是版权代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就短短的十来年，中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竞争力与海外中介机构相比，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下，海外中介机构利用他们多年的资源优势，阶段性地垄断了海外的一大批优质的版权资源，并高价在中国兜售。这对中国出版社的涉外版权贸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出版社对国内自己的版权代理机构“集中授权”，把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交给专业、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去做，自己则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这一方面是对国内年轻的版权代理机构工作的支持，支持他们和海外版权中介机构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节省出版社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开支，充分利用版权代理机构已有的人才专、渠道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权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
从版权代理机构在国内版权贸易的角色看，中国的代理机构在提供版权咨询，代理解决版权纠纷和代理诉讼等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国内作者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国外版权代理公司活跃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国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与出版社签约，并承担一揽子与其作品相关的版权事务。这样，作家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创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国，作家代理这块业务没有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从作家角度而言，出于中国传统观念，更多的人喜欢亲力亲为，认为自己的稿费本来就不多，哪里愿意再给别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一诞生就是“香饽饽”，哪里需要经纪人再去给出版社推荐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动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联系版权代理事宜。从版权代理公司角度而言，处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考虑，若以作家所应得稿费的10%作为代理佣金，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畅销作家和畅销书凤毛麟角，靠常规的稿费提成哪里能养活自己？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权行业是公认的“朝阳行业”，版权代理尽管目前在中国困难重重，挑战大于机遇，也没有理由是“夕阳行业”。关键是中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改变只为出版社服务的状态，要善于向版权的深处和广处挖掘潜力、求取效益。版权代理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要看其拥有多少版权权利资源，如何去经营、盘活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代理机构就等于在为“无米之炊”，无法为文化产业界提供服务，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
版权代理机构，通常被称作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人，另一头连接着著作权使用者。当前对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开掘并抓住国内外两头的版权资源，积极尝试影视作品、计算机软件、美术摄影作品、实用艺术品和信息产业的版权市场；培养人才，找好定位，创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具备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权代理公司。

㈣ 中国著作权法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的著作权法不完善吗？开什么玩笑。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法律。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内的著作权法也不差哪里。

国内的著作权法在于实施保护的问题。如大量的盗版书籍、音像制品，网络上的盗版等等问题无法杜绝。不过在于国内形势上来说，这个对国民是有利的。如国外的一些技术性书籍、论文等，很贵的，确认要正版？

1. 有些国家著作权法中，作品保护时间要比国内要长。

2. 教育方面也要收取材料复制费用。（如：教授讲一些国外教材时，复制其中几页内容发给底下学生，这个在有些国家要交钱的。）

3. 有外国歌曲的练歌房，也要交费，而这个费用要给外国人。

   等等

如：以上1、2、3条都要添加到国内的著作权法中吗?

这不是不完善，这是对国人的一种保护，著作权法的宗旨是什么？是让本国繁荣富强为前提下，立法的。

㈤ 中国的著作权法有疑问

不是，根据伯尔尼公约等，这类东西都是要受到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的。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伯尔尼公约没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要靠两国对话来解决争端，所以这个名义上的保护却得不到保护。
第二如果要作者来维权，那么作者要来到中国。经济压力太大。大多数都是几个厂商，联合来中国维一次权。

㈥ 中国现在版权问题

中国肯定会越来越重视版权问题。版权是知识产权，是有一种无形资产。回国外早对版权有答各种严格的使用、交易的条款，人们对版权的意识也很强。中国正在慢慢发展。
火柴音乐社，江苏首家官方音乐版权服务平台，服务内容：音乐版权登记、作品交易、文化经纪人培训。

㈦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㈧ 大家对混乱的中国版权现状怎么看

2
主要是现在国家还不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普通老百姓目前还感受不到这种状态带来的危害，当有天自己的某项产品被人侵权，盗窃的时候才会明白这有多重要！

㈨ 中国著作权法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我是法律的门外汉，对我国的著作权现状曾有所耳闻，但是对我国的著作权法完全不了解。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了部分相关工作，才真正认识到我国的著作权现状之糟糕。

我的boss大人曾在国内多家核心期刊发表过专业论文，近日boss大人受新加坡某出版社（该出版社总部在英国）邀请，准备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目前准备活动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部分，因为著作中涉及很多参考文献，其中大量使用了boss大人本人曾发表过的论文和他的学生的毕业学位论文中的内容、数据和图表，该家国外出版社要求boss大人向这些引用的文献的版权所有者获得版权使用授权申请。
当时我完全不了解新加坡和中国的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也因此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漫长工作。
首先，国内大部分出版社都表示论文著作权优先属于作者，并允许作者免费使用。但是在面对一些不够专业也不是很愿意合作的出版人，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刁难。在面对该出版社的制式版权授权表格时国内某位核心期刊的主编表示“看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而我接触的将近80%的出版社则表示“以前从来没办过”。对此，我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假设，此前很多作者是否也在类似事件上碰过钉子，因此打击到了他们出版著作的积极性呢？
而在索取学位论文的版权时，我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似乎，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属，或者说我询问的所有机构和个人都不了解。有称其版权属于作者个人的，也有认为是作者和导师共同享有，也有认为是属于高校。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明确得知这一 著作权归属问题。
仅以个人经历，热烈呼吁我国尽快完善著作权法。

㈩ 中国对外国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有什么矛盾和问题

以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我国著作权法列举了八种作品类型。无法纳入以上类别的作品是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是至少在网络传播领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已经确认，作品的外延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实际情形由法官判断决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版权所有人可以根据法律在法律规定的年限内对作品享有独占权。一般而言，其他人需要使用作品，应当事先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但是著作权法也规定了若干情形，在法律规定的使用方式下，该种使用无需取得版权所有人的许可，或者无需向其支付报酬。版权的期限，简单来说，对个人而言，是死后五十年，署名权等精神权利期限无限制；对单位和法人而言，使作品首次发表后五十年。

外国人或者外国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的，受我国法律保护，其他的根据国际条约确定，多数重要国家已经和中国一起参加了共同的国际条约，在这些缔约国境内产生的作品同样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学理，版权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说，各国承诺保护作品的知识产权，但是如何保护，作者有哪些权利，保护期限多长，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在中国发生的作品使用行为显然就需要按照中国的著作权法来判定，在美国发生的著作权使用行为就需要按照美国的版权法来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