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现状

A.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的现实状况

正义和效益的本质是和谐，因而知识产权法的各项制度和规范中也包含着和谐的理念。在知识产权的权利生成环节，商标法把具备“显著性”并“不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的标识作为注册商标的条件，同时还明确规定“带有民族歧视性的”、“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识，不能注册并禁止使用；专利法首先确立了“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的原则，并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必须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同时还把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品种、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作为授予专利权的除外情况。这些规定不仅确保了商标权和专利权的授权质量，也保证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和谐。在知识产权权利归属问题上，专利法明确界定了共同完成的发明创造、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著作权法也对共同创作作品、委托创作作品、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作了专门的规定，这些规定暗含着个人利益之间的和谐共处。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环节，知识产权专有权决定着知识产权的行使必然与市场自由竞争、信息资源共享、公共健康权等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对此，知识产权法在保护知识产权专有权的同时，对这种专有权的行使和范围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公共秩序限制、时间限制、地域限制、权能限制和行使范围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在知识产权的不同制度中的表现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功能和目标却是相同的，即在知识产权行使与市场自由竞争、信息资源共享、公共健康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达成了和谐。在知识产权保护环节，知识产权法不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还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列举和界定，从权利和责任的角度使权利人和使用人的利益得以协调。
但是，知识产权法并没有将和谐作为其价值目标，更没有作为其终极价值目标，其对和谐的追求也仅仅局限在正义和效益价值目标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和谐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在中国是缺位的。例如，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是“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专利法的立法目标是“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商标法的立法目标是“ 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三部法律对正义和效益价值目标都作了明确的表述，但却无一将和谐作为价值目标或终极价值目标。在当今知识产权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产权法和谐价值的缺位，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

B. 知识产权法存在哪些问题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知识产品不仅是个人脑力劳动的宝贵成果，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结晶，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团体、社会的切身利益。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保证国家、个人权益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的正常化以及新技术的挑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益完备
3.2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分别对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权利进行了界定和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共性的内容重复规定以及在权利范围、保护标准、举证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中存在交叉和冲突等问题。
3.3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 目前，我国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起草，这种分散立法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知识产权单行法之间在法律责任制度上的不协调问题。以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最为重大的民事责任为例，我国著作权法具体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且每一种责任方式如何适用也不够明确，直接影响到执法活动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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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现状以及对策

1.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较晚，只有20多年的历史。通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与Trips协议要求基本一致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知识产权工作总体状况还存在着与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以及与面临的国际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①知识产权意识薄弱。2008年，全国42.6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申请了发明专利的约占企业总量的2.l％，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约占企业总量的0.6％。目前我国自有品牌商品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比重不足10％，国内出口企业(外资企业除外)中拥有国内注册商标的不到20％。②我国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体系存在局部缺失，有些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需要完善和修改。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管理部门很多，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管理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政策协调性差，管理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④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中高收人国家水平。但知识产权执法水平不高，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⑤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灵活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和国际规则的能力，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的层次较低。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对策措施：
(1)．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2)．着力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氛围。(3)．切实加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宏观战略的对策研究。(4)．加强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6)．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和知识产权统筹协调机制。 (7)．大力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

D. 如何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健全、完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专业水准的司法体制和行政执法队伍，审结和处理了一大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308487件，比上一年的252631件增长22.1%，其中国内申请251238件，比上一年的205396件增长22.3%，占总量的81.4%；国外申请57249件，比上一年的47236件增加21.2%，占总量的18.6%.三种专利的申请量分别为，发明105318件，比上一年的80233件增长31.3%，占总量的34.1%；实用新型109115件，比上一年的93139件增长17.2%，占总量的35.4%；外观设计94054件，比上一年的79260件增长18.7%，占总量的30.5%.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1931125件，其中国内申请1595184件，占82.6%，国外申请335941件，占17.4%；发明申请575571件，占29.8%，实用新型申请876111件，占45.4%，外观设计479443件，占24.8%.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授权专利182226件，比上一年的132399件增长37.6%，其中国内专利149588件，占82.1%，比上一年的112103件增长33.4%，国外专利32638件，占17.9%，比上一年的20296件增长60.8%；发明专利37154件，占20.4%，比上一年的21476件增长73.0%；实用新型68906件，占37.8%，比上一年的57483件增加19.9%；外观设计76166件，占41.8%，比上一年的53442件增长42.5%.到2003年12月3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共授予专利权1065264件，其中国内专利941918件，占88.4%，国外专利123346件，占11.6%；发明专利136056件，占12.8%，实用新型580600件，占54.5%，外观设计348608件，占32.7%.2003年专利申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三种专利申请在数量上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16年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接近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003年发明专利申请较上年增长31.3%，远高于其它两类。二是8年来发明专利国内申请数量首次超过国外申请。我国自1994年成为PCT成员国以来，国外发明专利申请剧增，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相对较少。2003年发明专利国内申请达5.7万件，国外申请4.9万件。三是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内外的职务申请首次超过非职务申请。这缘于国内职务申请的迅猛增长（较上年增长26.1%），国内发明专利的职务申请达到34，731件（较上年增长53.2%），超过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职务申请增长速度（分别为23.3％和8.8％），使得国内的职务申请占国内申请总量的四成多。截止2003年12月3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1，931，118件，其中：国内申请1，595，415件，国外申请335，703件，分别占到总量的82.6％和17.4％。累计授权专利总量为1，065，261件，其中：国内941，940件，国外123，321件，分别占到总量的88.4％和11.6％。200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试点城市28个，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5个，专利产业化工程试点基地6个，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60个，专利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73个。2003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量为193件，发证204件。自2001年10月1日开始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登记以来，到2003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438件，登记公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366件。2003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商标局共受理商品和服务商标申请452，095件，比2002年增加8万多件，增幅为21.6％，其中，国内申请405，620件，比2002年增加26.3％，占总申请量的89.7％；国外申请33，912件，占总申请量的7.5％；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领土延伸申请12，563件，占总申请量的2.8％。是我国历史上申请量最多的一年。这一商标申请量打破了美国2000年年申请量37.5万件的世界纪录。我国的商标年申请量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从1979年恢复全国商标统一注册起，中国商标年申请量从2万件到20万件用了21年时间，从20万件到40万件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2003年，商标局全年审查商标注册申请33万多件，比2002年多审查商标注册申请8万件，其中初步审定245737件，驳回或者部分驳回89514件，办理注册商标事项变更34，378件，办理转让注册商标41，366件，办理续展注册商标23，184件，注销、撤销注册商标32，653件，办理商标用许可合同备案12，886件。截至2003年底，我国已累计核准注册商标197.3万多件。截至2003年底，全国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商标代理机构已增至840多家。2003年，我国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为48件，较2002年的17件增加了31件，增幅达182％。国外申请量为35件，占全年申请总量的94.5％，创下了5年来国外申请的历史新高，占到过去5年国外申请总量的76.1％。在全年48件申请中，由代理机构代理申请的为37件，占总数的77.1％。2003年授予品种权7件。国家林业局已公布了3批45个属（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继2000年第一批5家林业植物新品种代理机构设立后，2003年，经过评审，又新批了北京、上海、广东等13个省市16个单位为林业植物新品种代理机构。2003年，我国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567件，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96％，创下了历年来申请的最高记录；农业植物新品种授权261件。截至2003年，农业部共发布了5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除水稻、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外，还有蔬菜、果树和观赏类植物。公布保护的属和种达到41个。我国自1999年4月23日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来，植物新品种权总申请量已突破1000件大关，达到1304件，授予品种权428件。其中包括来自韩国、荷兰、日本等国外品种权申请13件。改革开放前的30年，全国选育仅5000多个植物新品种，而现在每年选育的新品种就有近千个，其中品种权申请有500多个。2003年，农业部发布了第五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新增保护植物属、种11个，至此，受保护的农业植物属（种）达到41个。2003年，中国软件登记和发证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共受理各类软件登记申请1.136万件，审查批准发证量为1.3626万件。此外，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完成各类登记5000多件，包括作品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备案、出版境外音像制品合同登记、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等登记工作。2003年，全国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共受理1517件专利纠纷案件、结案1237件，查处冒充专利案件1873件，查处假冒专利案件164件。2003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37489件，其中商标一般违法案件11001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6488件。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的过程中，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收缴和消除违法商标标识8745.50万件，收缴直接用于商标侵权的模具、印版等工具15597件，销毁违法物品5754.92吨，罚款2.42亿元，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45件、共52人。2003年，国家版权局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集中专项治理行动。在治理行动中，版权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15万人次，检查市场2万个、摊点6.7万个，检查企业500多家、学校8000所，收缴各类盗版制品1，290万件（张），共对2，542家侵权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281万元，取缔非法商家1，981家。2003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受理案件23，013件，与上一年相比增长近2.6倍，结案22，429件，结案率为97.46%，其中做出行政处罚21，032起，调解1173起，移送司法机关224起，受理案件并做出行政处罚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为广东、广西、河南、江苏、福建。2003年，全国海关共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756起，案值6，797万元。其中进口案件9宗，案值27万元；出口案件747宗，案值6，770万元。侵犯商标权案件741宗，案值6，693万元；侵犯专利权案件14宗，案值104万元；侵犯著作权案件1宗。截止2003年11月底，向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提出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共123件，其中已经公告批准的原产地域产品有49件，已经公告受理的有41件。截止2004年6月，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为251个，原产国标记保护的产品达217个。截止2003年11月底，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申请注册的有233件，已经核准注册的有100件。到2004年5月底，核准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有110件。最高人民法院把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提到中级人民法院做一审。目前有关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官司可以在全国400多家中级人民法院和8个区级法院审理，而有关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的案子只授权了3个区级法院、48个中级人民法院及31个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国的31个高级人民法院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从1998年？？2002年的5年间，人民法院相继开展涉及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案件的审判工作，共审结知识产权案件2.3636万件，比前5年上升40％。2003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审结8978件，上升25.36%.其中：一审收案上升，权属、侵权纠纷占七成以上。全年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983件，同比上升12.61%，其中权属、侵权案件5534件，占79.25%.著作权纠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已经居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第一位，新收2493件，同比上升36.68%；专利权纠纷案件2110件，同比上升1.39%；技术合同案件1105件，下降16.16%；商标权案件926件，同比上升30.98%；植物新品种案件100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249件。一审结案升幅高于收案。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860件，同比上升21.44%，涉案标的金额14.94亿元，结案率为74.28%.其中判决2929件，占42.70%.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审结的案件占84.76%.审结涉外案件94件，仅占1.4%，涉港案件58件，涉台案件42件，总和不到全部案件的3%.受理一审宣告专利权无效和商标异议、争议行政案件167件（其中专利无效行政案件161件，商标异议、争议行政案件6件）。截止200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数已达8700万，上网计算机总数3630万台，CN下注册域名数量达到382216个，WWW站点总数为626600个，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量53941M，我国大陆IPv4地址总数为49421824个，IPv6地址总数为11/32+/48个。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网民数量是衡量互联网络发展的重要指标，它是客观衡量深入应用互联网所必需的基础。但在衡量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程度时，它是一个必要数据而非充分数据。目前，我国网民的数量约占人口总量的6.7%.而以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的美国和日本为例，同样的比例项目，美国约为70%，日本约为45%.网民与总人口数量比例的意义在于，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后，关联的网络应用才能出现相互促进式的增长，网络经济才可能繁荣。据专家推算，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网站占网站总数的50%以上，互联网出版信息量占互联网信息总量的40%以上。新闻出版总署审核、考查、批准设立了首批50家互联网出版机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年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E. 我国知识产权法存在哪些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知识产品不仅是个人脑力劳动的宝贵成果，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结晶，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团体、社会的切身利益。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保证国家、个人权益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的正常化以及新技术的挑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益完备

3.2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交叉与冲突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分别对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权利进行了界定和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共性的内容重复规定以及在权利范围、保护标准、举证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中存在交叉和冲突等问题。

3.3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分散立法导致责任制度不统一 目前，我国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起草，这种分散立法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知识产权单行法之间在法律责任制度上的不协调问题。以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最为重大的民事责任为例，我国著作权法具体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且每一种责任方式如何适用也不够明确，直接影响到执法活动及其效果

F. 我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的

论中国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她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曾以其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人类文明与商品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诞生了，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所有者权益，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从整体上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加快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的步伐。从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现状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绍。

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又是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中国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十年代末即着手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因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在初始阶段就显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国际保护水平的高起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从1980年6月3日起，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并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的加入书。从1985年3月19日起，中国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中国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确，并被确认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该法也首次明确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权(版权)。

中国政府积极促进建立集成电路国际保护的环境。198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中国是该条约首批签字国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简称马德里协定)的加入书。从1989年10月4日起，中国成为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该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国政府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递交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加入书。分别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1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简称录音制品公约)的加入书。从1993年4月30日起，中国成为录音制品公约的成员国。

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专利合作条约》的加入书。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专利合作条约的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上述历史事实仅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参加相关国际组织活动的部分记录，已足以证明了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国际经济关系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11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它标志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新的国际标准的形成。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一谈判进程，并为推动该协定的达成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出于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努力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政府恪守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国际公约及双边协定的真诚立场和充分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得到了国际舆论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在回顾该组织与中国合作20年的历史时指出，“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中国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严肃执法、坚决打击侵权违法行为的同时，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较短，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等情况，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加速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在中国，每一部知识产权法律的颁布，都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新闻传媒广为宣传，并大量出版单行本和有关录像教育片等。同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班等，在广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如，中国专利法修改后，全国有数百万人接受了培训，仅湖南省接受培训的人员就达60万。在中国各地，近年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现象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社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为了加速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中国政府还同有关国际组织密切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参加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仅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就达30多次，接受培训的人员达3000多人(次)。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开展了知识产权的教学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于1986年设立了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招收大学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攻读知识产权第二学位；北京大学在开展有关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学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一批批知识产权专业化人才正在向社会不断地输送。

二、中国具有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根据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各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逐步同国际惯例接轨，已对知识产权实行高水平的法律保护。

1983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申请、审查、注册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击假冒商标、制止商标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商标注册专用权，中国于1993年又分别对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扩大了商标的保护范围，除商品商标外，增加了服务商标的注册和管理的规定。在形式审查中增加了补正程序，在实质审查中建立审查意见书制度，方便了商标注册申请人，这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全部吻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发布《商标印制管理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1993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强化了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和处罚商标侵权行为的力度。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充分、有效地保护中外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到对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保护。为了使中国的专利保护水平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对专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专利法，从扩大对外开放和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一是扩大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专利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不论它是产品还是方法，即对药品和化学物质产品，对食品、饮料和调味品均无例外地授予专利；二是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1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20年，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从自申请日起5年延长为自申请日起10年；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除对专利方法的保护延及到该专利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外，还明确规定进口专利产品必须得到专利权人同意，使得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规定了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条件。这使中国对专利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中国的专利法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基本接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了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其相关的权益。依据该法，中国不仅对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给予保护，而且把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的国家之一。国务院还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了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具体实施办法，作为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于1991年10月施行。国务院于1992年9月25日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保护外国作品著作权人依国际条约享有的权利作了具体规定。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在总体上与国际保护水平更为接近和协调。

中国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措施。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中国的专利法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对于将非专利产品或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公开更正，并处以罚款。对于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中国的商标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其职权或者消费者举报，进行主动检查和处理；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为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对于侵犯商标专用权，未构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罚款。当事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理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判决。这些规定，方便了当事人，也保证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于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独处以罚金；对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故意包庇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或者执法人员徇私枉法，规定追究其渎职罪。

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各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规定支付报酬的；以及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其表演等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等侵权行为，根据情况，应承担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分，对于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害著作权人及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对侵权犯罪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鼓励发明创造和创作及公平竞争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对商标注册专用权的保护，促使中外厂商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国的有效注册商标达41万余件。其中，国内注册商标35万余件，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近6万件。以美国为例，1979年前，在中国注册的商标仅122件，到1993年达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国商标年申请量达17万件，其中新商标注册申请达13万余件，已跃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国的专利法极大地鼓励了本国的发明创造，同时也有力地鼓励了外来的专利申请。1985年4月1日，专利法实施的首日就受理专利申请3455件。到1993年底，中国专利局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多件。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分别占27.5%、62.8%和9.7%；国内申请占86.4%，外来申请占13.6%，分别来自于70个国家和地区。截止1993年底，已累计批准17.5万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万多件，实用新型专利13万多件，外观设计专利2万多件。

三、中国具有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体系

中国不仅制定了一整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执法方面也是严肃公正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在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归因于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1.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途径在中国，享有知识产权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享受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严肃执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办案，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完善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切实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鉴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自1992年以来，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各经济特区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审判庭里设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这样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有利于保证执法的统一性，有利于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和司法保护力量的不断加强，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时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据统计，1986年至1993年底，全国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纠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权案1168件；专利权案1783件；商标权案554件。人民法院通过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了中外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诉北京市地铁地基工程公司发明专利权属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项发明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职务发明，判决“钻孔压降成桩法”发明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顿国际有限公司诉深圳华达电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的“SENDON”商标受法律保护；被告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468314.4元。

知识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对于民事侵权行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还可依法对行为人给予必要的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制裁。

对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标或专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时准确地予以惩处。据统计，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标刑事案743件，审结731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处分的共566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对假冒美国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标的5名责任人除依法处以罚金外，还分别判处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

依据中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有责任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美国好富顿公司诉深圳市海联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权事实，确认其应承但侵权责任的基础上，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其经济损失13万元。同时，法院还对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民事制裁决定，该案从受理到结案仅用10天时间，受到了美方当事人的好评。美国好富顿公司将写有“中国法律公正，法官办案快速”的锦旗送到法院。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为提高司法水平，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办案质量和效率都得到较快提高。为了扩大办案的影响，人民法院注意选择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宣传报道，以案讲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除按国际惯例采取司法途径外，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目前，中国地方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50多个，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的专利管理机关有20多个。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实行中央统一注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则，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内设商标管理机构，县以下还设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国商标管理专职人员7000多，兼职人员达30万。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维护知识产权以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调解纠纷，查处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简便，立案迅速，查处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这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中国专利管理机关对提出的专利侵权申诉均认真对待，及时依法处理。

著作权法1991年6月施行后，到1993年底，中国各地方的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已查处了非法复制音像制品、非法复制图书等方面的侵权行为150多起，收缴销毁了侵权复制品，并对侵权者作出了行政处罚。1994年，中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激光唱盘复录生产中的非法复制和图书出版中的非法复印进行了严厉打击。4月，广东省版权、文化、广播影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合组织了大规模的突击清查非法激光唱盘等音像制品行动。其后，上海、江苏、湖南等地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清查行动。这些行动，狠狠地打击了生产销售盗版制品活动。同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激光唱盘生产加工企业的设立加强管理，对其生产加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中国商标法实施10余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了商标侵权假冒案13万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华”卷烟，“永久”、“凤凰”、“飞鸽”自行车，“贵州茅台”酒，“新开河”人参等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国际公约，坚持在适用法律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依法对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例如，浙江省专利管理机关就一起外国人提出的打火打专利侵权案件进行了公正处理，责令厂家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国家版权局查处了福建、广东等地十几家工艺美术品厂仿制外国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苏一家电子工业公司翻版生产激光唱盘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了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飞丝”、“小天才”、“飞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标侵权案件。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的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依照职权主动查处的案件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责，可以主动对市场进行检查，有效保护了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如广东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988年以来共查处涉美侵权案301件。在这301件商标侵权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当事人投诉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检查中发现的或消费者检举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了许多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赞扬。他们将绣(刻)有“清政廉洁，执法如山”、“秉公执法，扶正灭邪”、秉公办理，保驾护航”、“公正严明，伪冒克星”、“执法严明，大公无私”的锦旗、金匾等赠送给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称赞办案人员“工作认真，行动果敢”、“办案速度之快。

G.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H.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将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我国知识产权与国外进行比较，找出我国的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
【关键词】我国知识产权现状；知识产权问题；解决办法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知识产权的保护被提到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对外国企业的冲击，如何保持原有的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成了企业面临的一道难题，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又是其中关键一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将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我国知识产权现状
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完善开始了主动性的战略设计；知识产权管理更具科学性；知识产权保护更加理性化；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知识产权文化逐渐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知识产权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同时增长。
1.知识产权法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不断健全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建立了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双轨制。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都有关于相关行政机关对其所管辖范围的知识产权纠进行行政处理的规定，是知识产权司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