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物权论文

❶ 担保法与物权法论文总结，

《物权法与担保法适用的时间效力问题》
【摘要】物权法担保物权编是在担保法的基内础上修改、容完善而成的,物权法施行后并未完全废止担保法,由此而出现了物权法与担保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对于这些法律冲突如何处理,大抵属于法律的时间效力的范畴。审判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少争议,直接影响到了裁判的结果。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如何适用法律?
【关键词】物权法定主义；担保法；担保物权；时间效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法；法律规定；应收账款；特别规定；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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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益物权的内容

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

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

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

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

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

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

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

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

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

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

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

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

注释：

[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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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杨红的教育科研

教学方面：先后讲授了法学概论、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专题（研究生课程）、民法、涉外经济法、担保法、三资企业法律制度。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所以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授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曾先后获得青岛大学教学优秀奖和法学院教学优秀奖。社会兼职：1986年通过全国律师统考获律师执照，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承办了大量的民事、刑事及经济案件，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曾担任青岛大学东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青岛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青岛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四方区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现任青岛市法学会理事、青岛市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青岛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科研方面：（一） 著作类1、《担保物权专论》（专著）2005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2、《涉外经济法教程》（合编）1988年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3、《经济合同法律制度》（合编）1987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4、《法学概论》（合编）1986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5、《青岛大网络全书》（合编）1999年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二）论文类1、 《再论刑事案件精神赔偿问题》政法论坛（法学核心期刊）2004年3期2、《谈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1996年11月13日发表于“中国律师报”。3、《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之思考》1998年山东法学第3期4、《对直接故意中“放任”的理解》1993年政法论丛1期5、《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1996年山东法学第4期6、《论刑罚在肃贪治腐中的地位》1997年山东法学第4期7、《试论预备犯罪刑事责任基础》1998年东方论坛第2期8、《挂靠企业法律问题探析》1996年法学第12期（法学核心期刊）9、《我国司法平衡制度之弊端》1998年山东法学第3期10、《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难现状之思考》当代教育2002年第5期11、《对直接故意特殊形态的探究》东方论坛2003年第5期12、《对抵押物转让的一点看法》中国教育导刊2004年11期13、《优先权的性质及立法》中国科学教育2004年2期14、《共同保证中保证责任的承担》中国科学教育2005年1期15、《同一物上数个不同担保物权的实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1期16、《对楼花按揭的一点认识》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2期17、《法定担保物权竞合的实现》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4期18、《论我国物权法应承认流质契约》中国私法网2006年1月14日发布19、《谈谈可质押的股权范围》2005年中国教育导刊第1期20、《死刑可否废除》2003年1月12日青岛财经日报（三）科研获奖1、1997年获青岛大学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2、1996年获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1998年获青岛市现代文化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4、2004年获青岛大学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5、2004年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6、2005年获青岛大学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7、2005年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8、2006年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其中《南韩概览》获市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获青岛大学优秀著作二等奖。《经济合同法律制度》一书获青岛市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一文获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岛大学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之思考》一文获青岛市现代文化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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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0.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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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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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船舶物权既具有物权的共性，又具有特殊性，对其建构应立足于船舶物权的上述特点，在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进行制度上的安排。目前，我国船舶物权在一般制度和登记上均存在一定缺失，无法与《物权法》有机衔接，应当通过完善船舶物权立法予以解决。论文最后对船舶物权中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物权；船舶物权；物权法

船舶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与一般财产物权具有共同的特性。目前我国学界对物权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物权。专门针对船舶物权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大多数海商法书籍中没有船舶物权的专章论述。而是将其并入到船舶的有关内容中。相关论文又多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个案探讨，缺乏系统性，更无从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论及船舶物权及与物权法的衔接，不能给实务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我国《物权法》已经出台，除确立了物权的一般规则外，第24条和第188条更涉及到船舶物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船舶物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旨在对船舶物权特殊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物权法的整体框架下对船舶物权进行梳理，并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船舶物权的立法建议。

一、船舶物权及其特殊性

船舶物权是船舶物权人对船舶所具有的不受他人干涉的支配权，与一般物权相同，属于对物权利。虽然人们至今对权利内涵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通常认为权利是法律为了满足某人需要而赋予他的意思之力或者法律之力。船舶物权正是物权人为实现其利益而对船舶行使的权利，其实质在于所有人具有直接之于船舶的力量，并通过船舶物权各项权利的行使而得以体现。
我国学界对船舶物权所采用的界定方式并不相同。有人认为船舶物权是法律确定的主体对船舶享有的支配权利，采用的是界定物权的一般方式，强调船舶物权人对船舶的支配性。有人从船舶物权的法律定位上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船舶物权作为海商法所规定的物权，是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具有特别法物权性、客体单一性、公示方法的特殊性和优先顺序的多重性等特点。
笔者认为船舶物权既具有物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特殊性。作为物权，船舶物权与其他物权相同，具备对世性、支配性、排他性、追及性和优先性等物权的一般属性。但同时船舶物权又是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又有其特殊性，在制度安排上需要作出特殊考虑。首先，船舶物权的标的特殊。船舶价值较大，具有流动性甚至跨国航行的特点，各国法律在对待船舶物权时，多按照不动产规则处理船舶物权关系，以登记而非交付/占有作为物权变动以及船舶物权状态的公示。其次，船舶具有海商法船舶和非海商法船舶之分，在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上具有不同的安排。海商法船舶首先要适用海商法，遵循海商法关于船舶物权变动、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和留置权等所作的特殊规定，只有在没有相应规定时才适用《物权法》关于物权的一般规定。而非海商法船舶则应按照《物权法》的一般规则处理船舶物权的相关问题，并按其动产的固有属性，在物权变动上遵循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第三，船舶在不同状态下存在着属性的转化，对船舶物权有一定的影响。如船舶建造时，从建造开始到建造完成，为由建造中船舶向海商法船舶的转化过程，建造中船舶归属于建造人。船舶建造完毕后依交付转移给船东。而船舶沉没或被强制报废后，船舶可能转为沉船、废钢船，由海商法船舶变为非海商法船舶，船舶登记被注销后，作为一般财产，其得丧变更依动产而为之。第四，船舶拟人化使船舶登记有别于不动产登记。船舶登记除物权登记外，还包括国籍登记，两者登记的性质和条件不同，且船舶物权登记受船舶国籍登记的影响，在程序设置上无法完全照搬不动产登记，应作特殊的考虑。第五，相比于一般财产，船舶上常设有负担。除船舶抵押权外，还有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优先权具有秘密性和随船转移性，不宜把握，船舶物权发生变动时，比其他财产更迫切地面临着船舶物权人与船舶所有人的其他债权人、受让人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等问题。法律在制度设置上通常要比一般物权更需要考虑当事人与船舶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协调和平衡。第六，船舶上的公法限制多于其他财产。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合理地利用海洋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国策，船舶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和各国均对船舶航行安全和避免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通过限制船舶所有人所有权，船舶强制报废等制度，强制消灭船舶所有权等，以维护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
可见，船舶物权既与一般物权相互关联，又有别于一般物权。作为物权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对船舶物权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物权法的基本理论。同时，又要针对船舶物权的特殊性，考虑其无法为一般物权包容的成分，在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上做到在物权法整体协调下符合其特有属性。

二、我国现有立法中的船舶物权和《物权法》颁行后所面临的问题

《海商法》第二章规定了船舶物权的相关内容，但并没有采用船舶物权的称谓，而是以“船舶”代之，这种立法体例存在很大的问题。船舶作为物，可以是某些权利的客体，但它并不是权利本身，以权利客体说明权利本身不仅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而且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海商法颁布时我国物权法理论研究尚处于薄弱的阶段，民法理论和立法排斥使用物权造成的。
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尊崇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皆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任意创设物权，船舶物权亦遵循相同的原则。我国《海商法》在第二章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衡量，我国现有的船舶物权即应当包括自物权——船舶所有权，担保物权——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和留置权。在船舶物权中，除船舶所有权和抵押权外，较有特色的当属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特有的一种权利，它形成于长久的航运实践并为各国海商法和国际公约所确认。它主要针对特殊的海事债权，如工资请求权、船舶吨税和港口规费请求权、救助报酬请求权、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请求权等。立法基于社会、经济以及人道考虑，通过船舶优先权所具有无需公示的秘密性、随船转移性等一般担保物权所不具备的特点。以保护特定债权人的利益。船舶留置权仅限于造船人、修船人对船舶的留置权。它按照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的模式进行设置。该类船舶留置权的顺位在船舶优先权之后、船舶抵押权前。海商法中船舶留置权范围较为狭窄，目的是限制位于抵押权前的船舶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种类，保障船舶抵押权人的受偿顺位。以满足现代社会船舶融资的发展需要。
我国《海商法》中有关船舶物权的规定并不完善，《物权法》颁布后，虽然对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进行了一般规定，但并没有就该模式下船舶登记的作用、登记效力和是否具有公信力以及相应的登记制度等作具体规定，因而，也未能解决海商法中船舶物权制度上的缺失，无法使船舶物权与《物权法》有机衔接。主要体现在：
1、船舶物权一般制度的缺失。船舶物权变动是船舶物权体系的基础，《海商法》第9条和第13条规定了我国船舶物权变动模式为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即船舶物权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变动，但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但《海商法》并没有第三人范围的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学界对第三人范围的不同认识和海事司法实践中对此不同的认定。而新颁布的《物权法》虽然统一了船舶物权变动模式，遗憾的是也没有界定第三人范围。第三人范围为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本身所固有，它必然会产生可以对抗或不能对抗第三人等理论问题。这也是采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
在日本，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司法界。早期日本判例采用无限说，明治41年(1908年)大审院的判决，改用限制说，以后又有有效交易说、信赖登记说等，对第三人界定的标准仍未能统一。而我国《物权法》对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能从制度上对其进行全面建构，理论上对对抗要件下第三人范围的研究仅限于表面，缺乏在体系上的深入探讨，司法实践又多以广义说界定第三人范围。法律规定缺失，势必会阻滞其贯彻，带来法律适用的混乱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统一。
2、与船舶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相对应的登记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缺乏。《海商法》没有在实体上就船舶物权变动模式对船舶物权登记进行制度上的安排，而《物权法》将有关船舶登记的规定放在“动产交付”中，将其作为动产登记看待，对此，船舶物权登记能否直接适用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如登记效力、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等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登记程序上，虽然我国《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物权登记程序进行了规定，但它仅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和光船租赁登记以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因将船舶登记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对船舶登记错误采用行政救济途径予以解决。⑥缺乏与船舶物权登记私法行为属性相对应的救济程序。从而造成《物权法》和《海商法》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无法得以落实，海商法与物权法的不衔接，进一步带来相应的实践问题。

三、在物权法整体框架下考虑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

在物权法框架下考虑船舶物权的制度建构，就是要解决船舶物权特殊性及与物权体系的衔接。鉴于船舶物权立法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1、对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笔者认为法律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不能离开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所包含的理念和理论基础。作为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构成部分，第三人范围理应在模式的整体上与其他部分协调一致。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广义第三人说”扩大了第三人的范围，其结果是未经登记，船舶物权变动只存在于当事人之间，模糊了物权和债权之间的界限，导致物权与债权不分，破坏和动摇了财产法基础。《物权法》规定的“善意第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广义第三人的弊病，使一部分未登记的船舶物权变动亦能对抗第三人，符合当事人意思亦能产生完全所有权的意思主义模式的立法目的，但它还是使第三人某些债权具有了优先于所有权的特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需要进一步界定。解决的途径是在《物权法》框架下，另行增加船舶物权一般制度的相关规定，尤其需对“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中的“第三人”范围给予明确。理论上。基于船舶物权因双方合意而产生，对“第三人”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与船舶有系争关系的善意第三人，他们是具有船舶物权或类似权利的人。包括：(1)船舶物权取得者。1)船舶的受让人。主要发生在船舶二重买卖中，取得他人船舶而没有登记的人，不能以船舶所有权对抗在同一船舶上的其他受让人。2)船舶抵押权人。即在该船舶上具有抵押权的人。3)因法院拍卖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人。即法院依一定程序对船舶强制拍卖时，经竞买而取得该船舶所有权的人。4)未进行份额转让的共有船舶的共有人。(2)因法定程序而直接取得对船舶支配关系的债权人。指因扣押、参与分配和进入船舶拍卖与受偿程序等取得对船舶支配的债权人。 “可以对抗”的第三人包括：(1)恶意第三人。即以不公正手段，妨碍真权利人取得登记的人或者为他人申请登记义务的人。(2)对船舶没有实质权利的人或者其受让人。即无效的登记名义人及其受让人、受让人的扣押债权人；因无效行为而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所有权人或恶意受让人：因担保的债权消灭后的抵押权受让人等。(3)不法行为人。即对船舶实施了损害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4)不法占有人。既没有合法依据而占有船舶的人。(5)一般债权人。即船舶所有人的债权人。
2、另行规定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并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
新颁布的《物权法》虽然对不动产登记进行了实体规定，但该规定是建立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上的，与意思主义模式的船舶物权变动并不匹配。原因在于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所要求的登记配置并不相同，表现在：(1)登记属性上。前者登记是强制行为，不登记，对当事人和第三人均不能产生船舶物权变动；后者则为自愿行为。(2)对登记的审查。前者登记机关对物权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并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后者登记机关仅对登记进行形式审查，无须查明物权的真伪。(3)对错误登记的补救。前者因登记具有公信力而需运用异议登记和更正登记：后者则因登记无公信力可以直接撤销错误登记。(4)预告登记的作用。前者适用于对未来取得物权的债权请求权的保全；后者则针对未完备登记程序条件的物权保全和附加条件、期限的债权保全。可见，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对登记制度设置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船舶物权登记不能直接适用《物权法》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如果不加分析地一概适用，势必无法实现船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功能和目的，并最终无法落实该模式下的物权变动。
笔者认为考虑到立法的确定性、规范指引的明确性和立法成本的节约等因素。鉴于船舶物权的特殊性，我国应当针对《物权法》、《海商法》船舶物权变动模式，进一步完善船舶物权登记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在实体规范上，主要是明确船舶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和公示作用，建立船舶预告登记制度。在程序上主要是修订《船舶登记条例》，在现存船舶登记程序的基础上，完备船舶预告登记程序，以应对现代船舶交易中大量存在的船舶所有权保留、船舶租购或者船舶融资租赁的交易方式，在协议成立后至船舶物权变动前的阶段中，船舶所有人可能对船舶进行处分，或者船舶所有人破产、船舶被扣押、被强制执行等情形。在船舶物权登记程序中直接救济权利人，有效地减少船舶交易成本。

四、关于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的问题

对于船舶物权，海商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船舶物权包括船舶所有权、共有权以及船舶担保物权，@在船舶上不存在船舶用益物权。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船舶物权在理论上，除应存在船舶所有权和船舶定限物权外。也应当存在以船舶为客体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划分。根据海商法第144条，光船承租人就承租船舶所取得的权利已经具备船舶用益物权的基本特征，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或规定为一种船舶用益物权。
笔者认为在船舶上是否存在船舶用益物权或者光船承租人对船舶的权利是否为用益物权，除了考虑大陆法系物权法定原则以甄别我国现行法律下船舶用益物权的现实存在外，尚需考虑在理论上是否确实有建立船舶用益物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从大陆法系物权法定原则考虑，我国现行法律下并不存在船舶用益物权。从一般用益物权角度，新颁布的《物权法》完善了我国物权法体系，确立了用益物权法律制度，在第三编中明文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和特许物权等用益物权类型，但没有船舶用益物权和一般用益权的规定。从船舶物权作为民法特别物权的角度，我国《海商法》明文规定的船舶物权也不包括船舶用益物权(如上所述)。可见。我国现有立法并没有将光船承租权作为用益物权看待。
2、从用益物权的历史沿革和各国立法例上看。用益物权并不包括基于租赁关系承租人对承租财产具有用益物权。罗马法的用益物权包括役权(人役权和地役权)、永佃权和地上权。法国民法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及居住权、地役权四种用益物权。德国民法规定了地上权、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土地负担三类用益物权。瑞士民法规定了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和建筑权)、土地负担二类用益物权。日本民法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类用益物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均没有将基于租赁而产生的租赁权作为用益物权。
3、从用益物权的客体上，用益物权的标的大多限于不动产。从各国的上述规定上看，用益物权多基于不动产对土地或者房屋的利用而发生。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所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我国《物权法》虽然将动产作为用益物权的标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动产用益物权的类型规定。虽然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和瑞士的用益物权类型中包括了用益权，并且其标的不限于不动产。也包括了动产，但作为用益物权中的用益权与基于租赁所产生的对承租财产的利用权不同。用益权即在保持物的本质情况下对他人之物使用和受益的权利。在德国，用益权是指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使用他人之物的权利。用益权虽然有对他人之物加以利用之义，但其产生较为独特并具有特殊的功能，并非所有的利用他人之物产生的权利皆能成为用益权。用益权具有极强的人身性。其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以遗嘱将某项遗产的使用受益权遗赠给他需要照顾的人，而保留虚有权给其继承人，在受照顾的人死亡后，继承人再恢复其完全的所有权。在德国，用益权主要功能在于：(1)供养和抚养。物的所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某一制定的物或者财产，为与自己有某种身份关系的人设定一项用益权，使后者能够在其有生之年获得供养或者抚养。(2)担保。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将其土地交付给自己占有作为担保，同时允许自己使用其土地和获得收益。(3)为自己养老。不动产所有权人可以在自己的不动产上为自己设定用益权。而基于光船租赁产生的承租人权利不具有用益权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因而，不能列入用益权的范畴而成为船舶用益物权。
4、现代社会通过二元结构对财产实行有效的利用，光船租赁权实际上是对船舶的债权利用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激增，资源有限性、稀缺性要求对物要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利用，以实现物的最大价值。法律的任务即是合理设置和安排各利益方的利益，协调财产归属与利用间的关系。在现有法律下，各国对所有人之外的人对物的使用、收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其一为用益物权制度，主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不同类型的用益物权。以实现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其二为债权制度。主要通过租赁、借用等债权，实现对特定财产的使用。两者对物的利用方式不同，并形成不同的法律效力和救济体系。体现在：(1)用益物权属于物权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类型强制和内容固定等限制，当事人间自由的余地较小。而基于租赁而产生的债权利用权则为债权的一种，当事人对此有着较为广泛的自治空间，可以自由设定。(2)用益物权具有对外的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和财产所有人。而债权利用权则并不完全具备该属性。虽然承租人的租赁权具有在租赁物买卖时对抗受让人的效力。但该对外效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它只是租赁权物权化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其本身的债权属性。(3)两者的救济方式不同。用益物权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物上请求权的物权救济或者采用侵权损害赔偿等债权救济。而船舶租赁权受到侵害时，则仅能通过债权方式进行救济。
我国船舶登记条例第6条“船舶抵押权、光船租赁权的设定、转移和消灭，应当向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将光船租赁权与船舶抵押权放在一起。按照物权公示的方式对光船租赁权进行设计，对此，该规定是否将光船租赁权纳入了船舶用益物权的范畴。值得考量。笔者认为应当针对该规定设置光船租赁权登记的目的和法律整体对此加以考虑。首先，该规定中关于光船租赁权登记的设置缺乏相应的实体法依据。《船舶登记条例》是关于船舶登记包括国籍登记和船舶权利登记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实体法律规范如《物权法》、《海商法》的相应要求而对船舶登记所作的程序上的规定。应当有实体法上的依据。但不论是《物权法》，还是《海商法》均没有将光船租赁权规定在船舶物权中，也没有关于光船租赁权设定、转移和消灭的登记规定。因而，《船舶登记条例》中的该条规定缺乏实体规范的基础。其次，光船租赁进行登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基于以光船租进或者租出我国境内时船舶换旗的需要。在此，悬挂我国国旗或者悬挂他国国旗，均需要借助于船舶登记完成。
可见，光船租赁权虽然具有某些对外扩张的效力，但归根到底，它仍然属于一种债权，光租人通过光船租赁合同对船舶的占有、使用甚至营运的权利并没有超越债权利用权的范畴，它不具备大陆法系国家用益权的属性，不应当为船舶用益物权。因而，我国船舶物权的体系仅包括船舶所有权和船舶担保物权，并不包括船舶用益物权。

结束语

船舶物权虽然有其特点，但依然属于我国物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物权存在着统一和协调的关系，需遵循《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因而，船舶物权的特殊性也应在《物权法》的整体框架下加以体现，不存在完全脱离物权体系的船舶物权。

❽ 那有论我国物权担保制度完善的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 姚红

担保物权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民事法律制度。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在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首先对担保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5年，我国制定了《担保法》，实施十几年来，对于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担保物权是物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物权法》，在《担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将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担保物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安全阀和助推器

担保物权法律制度是为交易安全和经济发展服务的。担保物权通过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三种不同方式，在保证债权实现的同时，活跃了市场交易，促进了经济发展。

关于抵押权

抵押权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比如甲向乙借款 20万元，将自己正在使用的房屋作为还款的担保物，承诺到期不还款时，乙可以拍卖该房屋，用拍卖所得的价款得到优先清偿。采用抵押的方式担保，抵押人在继续占有、使用抵押财产，利用抵押财产取得收益的同时，享受了交易的好处；抵押权人在不承担抵押财产保管义务的同时，取得了交易安全的保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促进作用。

设立抵押权的关键是哪些财产可以抵押。根据《物权法》规定，财产抵押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抵押财产有处分权；二是必须为《物权法》规定的可以抵押的财产。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抵押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农民一旦失去住房及其宅基地，将会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影响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政策，禁止以宅基地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

关于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可否抵押，也曾有过不同意见。考虑到学校、幼儿园的教育设施是用来教书育人的，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的，都是为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如果允许以学校的教育设施抵押，一旦实现抵押权，不仅办学目的难以达到，严重的可能造成学生失学，影响社会安定。从国家、民族的未来考虑，从维护社会安定出发，从教育的目的着眼，禁止以教育设施抵押。医院是为了保证公众健康而设立的，也是一种公益事业，如果允许以医疗设施抵押，一旦实现抵押权，就会影响公众看病、治病，不利于保障人民健康。

抵押权作为物权，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利，即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随意处分抵押财产；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抵押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由于抵押财产多为不动产，价值较高，不能移 动，有登记制度保障，以其担保的债权回收率比较高，是金融机构等债权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担保方式。

关于质权

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动产质权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比如甲向乙借款20万元，将自己的古董交给乙，作为还款的担保，承诺到期不还款时，乙可以拍卖、变卖该古董，用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权利质权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出质给债权人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就该财产权利优先受偿的权利。比如甲向乙借款20万元，将自己的股权作为还款的担保，承诺到期不还款时，乙可以卖出股权，以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采用质押的方式担保，出质人将暂时不会利用的财产用于融资，质权人直接控制质押财产，使债权实现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可谓两全其美，物尽其用。

可用于质押的财产范围比可抵押的财产范围广，不仅包括动产，也包括财产权利。按照《物权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转让的动产都可以设立动产质权。对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等可以设立权利质权。

动产质权设立后，质权人应当妥善保管质押财产，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直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就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现代社会，无形财产权利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无形财产权作为权利质权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债权人的重视。

关于留置权

留置权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就留置的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比如甲公司给乙运输货物后，乙不向甲支付运输费用，甲可以留下运输的货物，通知乙在一定时间内支付运费，乙逾期不支付的，甲可以拍卖、变卖货物，就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留置权的行使，可以使债权人及时收回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保障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留置权不同于抵押权和质权，后两种担保物权是约定产生的，而留置权是法律规定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债权人可以直接行使留置权。债权人留置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比如保管费债权，可以留置保管的财产，对非因保管关系产生的债权，不能对保管财产行使留置权。

债权人留置财产后，应当与债务人约定履行债务的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应当给债务人两个月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留置权可以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避免债权人陷入繁琐、复杂的追债程序，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有效形式。

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担保作为融通资金、活跃资本市场、保障交易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律的重视，许多国家进行了担保法律制度改革，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在内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都相继制定了担保交易示范法和立法指南，旨在帮助其成员国制定简便高效的现代担保交易法律机制。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国内外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经济上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完善我国担保法律制度，扩大可供担保财产的范围，简化担保设立程序，建立高效、低成本的担保物权实现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物权法》在担保法规定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外担保物权立法的先进经验，对《担保法》作了修改、补充。

扩大可担保财产的范围，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担保物权是融通资金、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担保物权是对物的交换价值的利用，财产抵押不仅可以融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又可以继续对自己所有的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使得财产的价值量成倍增加；财产质押出质人将暂时不使用的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充分发挥了物的效用。

现代社会，利用财产的交换价值融资受到普遍重视，从国外担保法律制度看，担保的类型越来越多，如动产抵押、最高额抵押、企业财团抵押、浮动抵押、统一权益担保，而我国《担保法》规定的可用于担保的财产范围还不够广，担保方式略显单一，不能满足生产者的融资需要。担保财产的范围不广，对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影响尤为明显，由于它们缺少可利用的不动产担保资源，难以贷到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不仅如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缺少担保财产资源不敢贷款，经营效益也受到影响。

为了疏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瓶颈，特别是为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问题，促进银行资本流动，《物权法》在《担保法》规定的担保财产的基础上，扩大了可用于担保的财产范围，增加规定：(1)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可以抵押。实践中，建设工程往往周期长、资金缺口大，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作为担保，对于解决建设者融资难，保证在建工程顺利完工具有重要作用。(2)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可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作抵押。以这种方式抵押，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可以将抵押的原材料投入成品生产，也可以不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的财产，抵押权人对于抵押期间转让的财产没有追及的权利。当发生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未受清偿、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成就，或者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情形时，抵押财产确定，抵押权人就确定后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这是一种灵活的融资担保方式，为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发展提供了便利。(3)基金份额可以质押。规范和发展各类投资基金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2003年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份额交易作了专门规定。《物权法》将基金份额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符合证券市场的发展的需要。(4)应收账款可以质押。应收账款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者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不包括因票据或者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公路、桥梁等收费权属于应收账款。由于企业的资金往来一般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直接划转用于担保的应收账款的方式实现债权，程序简便。因此，以应收账款质押，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乐于接受。《物权法》的上述补充规定，为融资需求提供了多种选择，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物权公示制度，为建立安全可靠的资本市场奠定基础

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构建统一、高效、安全、便捷的担保物权制度和物权公示制度。国外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采用的担保公示方式越来越丰富，如电子登记、互联网登记，大大降低了担保物权的设立成本，提高了查询的效力。而我国目前的物权公示系统分散、登记程序复杂、登记费用较高、登记查询不便，特别是动产没有全国统一的登记系统，以至于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保证贷款安全，更加依赖不动产担保，使得担保资源更加稀缺，信贷环境更趋紧张；另一方面，企业和农业生产者大量的动产闲置，没能用于担保，影响了资本能量的充分释放。

为了给资本运行构建良好的信用基础，《物权法》完善了担保物权的公示制度，规定：(1)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2)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不得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不得以年检名义重复登记等。(3)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登记资料。(4)以现有的或者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抵押，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5)以应收账款出质，质权自信贷征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发生效力。这些规定对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具有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

简化担保物权实现机制，为金融稳定保驾护航

担保物权是以确保债权实现为目的而设立的物权。由于现代担保大多数围绕金融业展开的，因此，债权能否有效实现，直接关系存款人、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金融市场稳定。现代担保物权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担保物权的实现机制，而我国《担保法》规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如不能与抵押人就实现抵押权达成协议，必须通过诉讼实现抵押权。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目前商业银行经司法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的时间大部分超过一年，有的担保物权实现时，担保物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漫长、繁冗、昂贵的债权实现程序，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积极性，同时助长了一些债务人的违约心理，带来融资领域的恶性循坏。

为了促进担保物权的及时实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物权法》简化了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一是增加了担保物权的实现条件，即除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可以实现担保物权外，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出现，也可以实现担保物权。二是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达成协议的，可以不经诉讼，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这些规定简化了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降低了担保物权的实现成本，缩短了担保物权的实现时间，对于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整体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

健全交易保障制度，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创造条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担保法》的规定对于建立诚实守信、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担保法》规定，市场主体可采用抵押、质押方式保证债权的实现，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行使留置权。但由于设立抵押权、质权需要当事人事先约定，《担保法》规定行使留置权一般限于因运输、保管和加工承揽发生的债权，因此，一些没有约定担保物权又不能依法行使留置权的债权就缺少了信用保障。

为了制止市场主体随意违反合同约定，拒不履行义务，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物权法》从两个方面完善了《担保法》的规定：一是不再限定留置权的适用范围，只要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就可以留置其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二是企业之间留置财产可以不受该动产必须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这些规定严格了交易保障制度，免除了交易活动的后顾之忧，简化了企业间相互清欠的复杂程序，为优化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❾ 法学的毕业论文 要关于农村的 民法的题目 最好是物权着方面的 给我参考几个题目谢谢

小产权房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热。宅基地问题，这个问题的法律规定比较少，也比较乱。反正农村物权主要就是不动产的问题，用益物权这方面也可以考虑，而动产物权方面没什么可写，担保物权更是没什么好写的。

❿ 急！关于用益物权会计论文的目录或提纲，有人帮忙想一下么，实在不知如何下笔

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

用益物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为解决物质资料的所有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分离适应了商品经济要求扩大所有权、扩展财产使用价值的需求，对于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资料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不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法律都给用益物权以确认和保护。自从《汉谟拉比法典》出现永佃权的萌芽以来，经过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发展，用益物权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成为现代物权法的重要支柱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用益物权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用益物权逐渐成为物权法的中心
自物权制度产生以来，经演变发展，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 德国民法典
的物权体系，即罗马法物权体系和日耳曼法物权体系。这两个物权体系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在物权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对后世物权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罗马法的物权制度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强调物的“所有”而非“利用”。这种物权观念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影响甚大。日耳曼法的物权制度是农业经济的法律表现，它以“团体主义”为立法思想，形成了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这种物权观念对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影响甚大。罗马法的以“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适应了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日耳曼法的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却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和采纳。在现代法中，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都在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物的“所有”为中心的物权观点，已经被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点所取代。用益物权作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内容的物权，反映了现代物权法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因此，可以说，现代物权法的核心在于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用益物权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法律表现，因而，用益物权因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动。这种变动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向：一方面，新的用益物权种类不断出现。用益物权的种类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控制和利用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人们对财产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对财产的利用程度日益加深，这就要求法律确认新的用益物权。例如，在罗马法中，只有役权、地上权、永佃权等用益物权，而在现代物权法中，除这几种用益物权外，在许多特别法中还规定了诸如采矿权、水权等用益物权。在我国，新的用益物权种类更是层出不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用益物权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出现了许多新的用益物权，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等。这些新的用益物权的出现，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解决资源的所有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固有的用益物权种类有所减少。在新的用益物权不断出现的同时，固有的某些用益物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逐渐失去存在的基础，例如，在我国的台湾省，永佃权因台湾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而消失，固有法上的典权已趋式微，设定地役权甚为少见。再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建立，旧中国的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永佃权、典权等用益物权随之消灭。
用益物权的权能在逐步扩大
随着人们对财产控制能力的增强和对财产利用程度的加深，不仅导致产生新的用益物权，而且也使用益物权的权能发生变化，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按照传统的地上权理论，地上权人只享有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种植树木的权利，而不涉及地下或空间。但是，在现代社会，土地资源的利用已从地表向地下和空中发展，出现了土地利用立体化趋势。对于这种发展趋势，传统的地上权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因而各国民法借助于扩大传统地上权的权能，以适应土地利用立体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区分地上权”或“空间地上权”。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用益物权。但我们认为，这种“区分地上权”或“空间地上权”与传统的地上权只是在量的方面存在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区分地上权”或“空间地上权”仍属于地上权的范围，只是地上权的权能扩大而已。例如，《日本民法典》于1966年依第93号法律在地上权一章的第269条中追加了“地下、空中的地上权”的内容，规定：“地下或空间，因定上下范围及有工作物，可以以之作为地上权的标的。于此情形，为行使地上权，可以以设定行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前款的地上权，即使在第三人有土地使用或收益权利情形，在得到该权利者或有以该权利为标的权利者全体承诺后，仍可予以设定。于此情形，有土地收益、使用权利者，不得妨碍前款地上权的行使。”我国台湾的《大众捷运法》亦规定了空间地上权。该法第19条规定：“1.捷运系统主管机关因线路工程上之必要，得穿越公、私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其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绝，必要时得就其需要之空间范围协议取得地上权，协议不成时，准用征收之规定取得之，并支付相当之补偿。2.前项土地因路线之穿越，致不能为相当之使用时，土地所有人得于施工之时起至营运后一年内请求征收土地所有权，主管机关不得拒绝。3.前二项土地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度、使用范围、界线之划分、登记、设定地上权、征收之审核办法，由交通部会同内政部定之。”地上权如此，地役权亦不例外。现代法也出现了“空间地役权”，即为行使空间地上权或空间所有权而对其周围的特定空间享有权利。如在高压电线通过的一定空间范围内，为避免危险，禁止有工作或建筑物的存在。
编辑本段法律性质
用益物权是罗马法及受罗马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有概念。我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含义的认 罗马法
识没有原则分歧，均将用益物权界定为：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权利。在对用益物权性质的认识上，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用他物权的性质来阐述用益物权的性质；也有的学者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分析用益物权的性质。我们认为，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应明确用益物权是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物权的通有性，如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和追及性等；第二，应明确用益物权是他物权，所以，用益物权应当具备他物权的通有性，如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第三，应从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上来认识用益物权的性质。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用益物权除具有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追及性和受限制性、派生性、不完全性等物权和他物权的共有属性外，还具有如下法律性质： 1.用益物权具有用益性所谓用益性是指用益物权是以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物权。用益性是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是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相区别的基本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是就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而设立的权利：用益物权侧重于物的使用价值，担保物权侧重于物的价值或曰交换价值。正因为如此，用益物权又称为使用价值权，而担保物权又称为价值权。由于用益物权的目的在于对物的使用和收益，因而，它不可能具有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等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涉及以用益物的价值清偿债务问题，也不涉及用益物灭失后以其他物代替的问题。用益物权的用益性因用益物权的种类不同而存在着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例如，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和永佃权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权利，但两者的用益范围和程度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地上权以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和种植树木为用益范围，而永佃权则以在土地上耕作或牧畜为用益范围。 2.用益物权具有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用益物权不以用益物权人对所有人享有其它财产权利为其存在的前提。用益物权的独立性表明用益物权不具有担保物权所具有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属性。就是说，用益物权不以他权利的成立为成立前提，不随他权利的让与而让与，亦不随他权利的消灭而消灭；同时，用益物的变化，如部分灭失或价值减少等，用益物权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在用益物权独立性问题上，地役权似有例外。通说认为，地役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性。〔9〕这似乎与担保物权相同，其实不然。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存在明显的差别。地役权的从属性是指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所有权分离而存在，不得保留地役权而处分需役地所有权。这种从属性具体表现在：地役权必须与需役地所有权一同让与，地役权不得与需役地分离而成为其他权利的标的；地役权的不可分性是指地役权不得被分割为两个以上的权利，也不得使其一部分消灭。可见，地役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是为保证需役地人的用益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而非为保证某一债权的实现而设置的。 3.用益物权具有占有性所谓占有性是用益物权须以实体上支配用益物为成立条件。物权是一种支配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是如此，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支配形态不尽相同。用益物权的内容在于使用收益的实体，即对物的使用价值的用益，因而它必然以物的实体上的有形支配，即实体占有为必要。用益物必须转移给用益物权人实际占有支配，否则，用益物权人的用益目的就无法实现。例如，若不转移土地，地上权人或永佃权人就无法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或进行耕作；担保物权的内容在于取得物的交换价值，因而可不必对物进行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以无形支配为满足。在担保物权中，质权和留置权以标的物实体上的有形支配为必要，但这种支配并不是用益性的。在质权和留置权中，都有权利人非经物之所有人的同意，不得使用收益物或留置物的规定。否则，权利人应负民事责任。呵呵。
编辑本段立法完善
用益权是用益物权的最基本形态
从各国物权法的规定来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的种类亦不尽相同。在罗 法国民法典
马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其中役权分为地役权和人役权，人役权又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地役权。这种规定沿袭了罗马法中的用益物权的分类，即把役权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前三种用益物权都属于人役权的范围；《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役权。其中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役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瑞士民法典》只规定了役权及土地负担，役权的具体种类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建筑权、对泉水的权利。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用益物权大多是以土地为标的的不动产物权，二是地役权、地上权、用益权是用益物权的最基本形态。
历史沿革
在我国古代法中，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地基权、永佃权、典权。这些用益物权基本上都是以土地为用益物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在清末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三种用益物权。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法都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四种用益物权。目前施行于台湾的国民党民法仍规定着这些用益物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法律上只承认所有权，而否认他物权，特别是用益物权，致使我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法的理论上否认了用益物权制度，而且在法的实践上也一直没有建立用益物权体系。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以“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代替了用益物权的概念，规定了属于用益物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资源使用权、采矿权、国有企业经营权、相邻权。除《民法通则》规定的用益物权外，我国的其他特别法中还规定了渔业捕捞权、狩猎权、水权等用益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还确认了典权和地上权的制度。尽管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用益物权制度缺陷
其一，立法概念不准确。 我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其二，立法内容不完整。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其三，立法体系不科学。 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本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我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我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我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如何构造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
如何构造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学者们的看法差别很大。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第一，用益物权 地役权
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典权、采矿权、地役权；第二，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永佃权、典权；第三，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地役权（相邻权）、典权、采矿权、租赁权；第四，用益物权包括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承包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水面滩涂养殖使用权、草原使用权、水使用权、采矿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来探讨问题的。但由于我国用益物权立法的局限性，这些意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用益物权体系
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下列用益物权：地上权、地役权、典权、用益权，而永佃权、承包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租赁权等，则不能成为我国未来的用益物权。因为：第一，永佃权已无存在之基础；第二，承包经营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用语，在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中应当尽量避免使用；第三，国有企业经营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而至今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权，我们倾向于通过法人所有权的方式来解决；第四，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第五，租赁权自始都是一种债权，虽然现代法中有“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但这并不能改变租赁权的债权属性。 1.地上权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地上权是指为建造房屋、隧道、沟渠等工作物及培植竹木、树木，使用他人土地之权。我国民法中是否存在地上权，是否应当确认地上权，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就是地上权，或相当于地上权；也有学者认为，地上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必要硬拘泥于地上权的概念，不应非将它们的名称统一不可。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完全可以用地上权这一准确、统一的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建立我国的地上权制度，应当以现行的以营造建筑物、种植树木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造林权为基础，同时，应当确认地下和空中地上权。 2.地役权 地役权是一种古老的物权形式，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而且英美法系国家也予以确认。通说认为，地役权是为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可分为积极地役权和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和不继续地役权、表现地役权和不表现地役权。我国立法中没有地役权的规定，《民法通则》只是规定了相邻关系。相邻关系与地役权颇为相似，立法例上也有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地役权加以规定的。如，《法国民法典》在地役权篇第二章“法律规定的役权”中就规定了诸如流水、通风、采光、滴水、通行等相邻关系。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等同起来，用相邻关系取代地役权。这是不正确的。从法律性质上说，地役权与相邻关系是不同的：相邻关系属于自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是对所有权行使效力及范围进行直接限制；而地役权属于他物权的范围，其创设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人土地以便于实现自己土地的利益。自罗马法将相邻关系作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措施，纳入所有权体系，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民法都沿用此制。因此，在未来的用益物权中，应当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区分开来，在用益物权体系中，给地役权以一席之地。 3.典权 典权是我国传统的特有物权制度，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进行使用收益的权利。典权是属于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学者们甚有分歧。我们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论述，认为典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在传统民法中，典权的标的物包括土地和房屋。新中国成立后，以土地为标的物的土地典权被废除，但公民之间的以私有房屋为标的物的典权一直大量存在，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承认和保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典权的适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势。我国未来的用益物权立法应当确认这一具有中国固有传统的物权种类，并将典权物扩大到一切不动产和不动产权利，如土地、房屋、地上权等。4.用益权
用益权指对物或权利不加变更使用收益的权利
用益权是指对物或权利不加变更地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国外立法例中，如罗马法、法国法、德国法、瑞士法等，均将用益权作为人役权的一种。按照《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用益权包括物上用益权、权利上用益权和财产上用益权。借鉴国外的用益权制度来构造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这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有学者主张，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和国有资源使用权可以改造成为用益权。我们赞同创设用益权制度的设想，但对用益权的具体内容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目前有两种权利可以归入创设的用益权之中，即以开发利用国有、集体自然资源（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矿藏）为目的的使用权和以耕作、牧畜、养殖为目的而承包国有、集体自然资源（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因为，这两类权利都符合用益权的特征，其内容与用益权基本相同。至于国有企业经营权，应当通过法人所有权的途径加以解决。关于能否将农村承包经营权改造成为永佃权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改造成为永佃权；也有学者主张，现代法中不能重建永佃权制度，但在未来立法中可以借鉴永佃权制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及其做法。我们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以改造成为用益权为宜，而不宜改造成为永佃权。因为：第一，在现代法中，随着各国土地政策的不断改进，永佃权已趋式微，甚至消灭；第二，永佃权作为封建剥削的工具，已在大陆消失近40年，这种国情不能不予考虑；第三，使用用益权而不使用永佃权，国外已有立法先例。《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都规定的是用益权，而没有规定永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