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必须依法登记。
《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依据上述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⑵ 请问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2、物权转让、设立变更的一些特殊情况,详见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3、农村的宅基地等。
⑶ 物权法规定野生动植物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猎人打猎渔民捕鱼是否侵犯国家财产,难道也要禁止
关于国家财产方面,其实不是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无碍的。比如发菜,当年长在野外,大家跟挖野菜一个性质,是不管的,但是当疯狂挖掘,影响到物种生存了,国家就要干涉了。
打猎捕鱼不是侵犯国家财产。沿海到处都是渔船。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时间季节品种打捞量,遵守规定即可。
像是风能等能源,都是国际所属的资源,假如你安了个风车,不可能说是犯法的。其实在自然资源和国家所有方面,法律还不是很完善。
⑷ 国家财产的物权法原则
如前所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法律部门设置的基本方法。依照一种并不绝对的划分界限,公的利益主要由公法保护,私的利益主要由私法保护;公法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个人对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侵害;私法的任务,则主要是防止国家公权力对私的利益的侵害。因此,作为私法的物权法,应当对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权利(物权)之得失变更及其法律保护做出规定,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对一切财产利益的保护任务。公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主要由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据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确认,应由宪法规定;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和保护,应当由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规予以规定。简言之,物权法应主要确认和保护私的利益。
但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来都仅具相对性,亦即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的区分,只是对某类法律或者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之基本属性的揭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2] 即在公法中有可能包括私权的规则,在私法中亦不妨包括公权的规则。而各国法律何以“将各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关系归属于这个法律领域或那个法律领域”,依据德国学者的观察,“历史原因的影响”发生了重要作用。[3]这就是说,各国的立法政策、立法传统,均有可能是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发生某种程度的模糊。而现代社会发生的所谓“公法私法化”(如在宪法或者行政法中更多地规定私权规则)以及“私法公法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公权力的约束和影响),则是此种交叉和模糊因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
纵观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可以发现,各国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模式并不相同:德国民法及其强调其民法的私法性质,未对公有物或者公用物作出规定,亦未对国家强制征收私人财产做出规定(此种规定交由德国基本法作出)。但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泰国、伊朗、墨西哥、智利、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大陆法国家,则普遍在其民法典中对于公用物或者国家所有权作出某些基本规定乃至具体规定,不过,对于国家征收私人财产问题做出规定的,仅只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法典。
为此,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物权法上可以规定公有物和公有物以及国家征收、征用的一般规则,其中,有关国家征收、征用的规定,应从限制公权力滥用的角度着手。但对于国家就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的创设,我国宪法已经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故物权法不应予以规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模糊,“民法与私法概念的合二为一”,[6]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民法中注入某些公法规则,并不影响其私法性质;物权法对于国家财产做出某些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变成了公法。换言之,如果物权法不规定国家所有权,只能说明民法的私法性质被立法者予以强调,但如其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只不过说明了立法者基于其立法政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了公法的因素,但物权法对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并不能表明此种所有权即当然具有私权的性质,更不能表明物权法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宪法有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毫无疑问表达了国家对公有财产的侧重保护,但这一原则,却不应写进物权法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⑸ 哪些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抄资源、水资源、矿产袭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海洋资源等。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物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本条有关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是依据宪法作出的。我国绝大多数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这是我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物权法》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自然资源的归属作出规定,对进一步保护国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国有自然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作为自然资源,一般属于国家所有。依照我国的法律,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除了国家所有外,存在另一种所有权形式,即农民集体所有。
⑹ 在我国,取得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
在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主要:法定取得、强制取得和天然孳息与自然添附三种方式。
法定取得,见于《宪法》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强制取得,见于《宪法》第十条第三款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天然孳息,见于《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 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
第七十九条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⑺ 如何界定和解释宪法和物权法上的“国家所有”
(1)现行宪法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第1、2款所规定的“国家所有”,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而且是一项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等其他所有权在权利属性和权能构造上是一致的,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并没有突破大陆法系数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也不存在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在法律地位、权利外观和权能构造上的差异。(2)但基于宪法第9条第1款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规定,国家所有权必须服从于“服务全民,为全民所共享”这一“制度性保障”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法秩序中的国家所有权在功能上确实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即,作为制度性保障的“全民所有”要求国家所有权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物质和组织保障”,同时国家所有权只是一项宪法权利,而不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3)要实现宪法赋予国家所有权的特殊功能,仅仅依靠宪法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比如物权法、自然资源法、土地法、国有资产法等)对国家所有权的种类、范围、行使方式、用途与收益加以立法形成,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国家所有权的法秩序。不过,在对宪法上国家所有权进行具体化和立法形成时,立法者要保持审慎的美德,不能违背基本的自然规律、基本的立法原则以及建立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目的。(4)现行宪法第9条第1款和第10条第1、2款关于“国家所有”规定的规范性质是授权性规范,其授权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将特定自然资源设定为国家所有。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将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予以具体化,则该项自然资源属于没有进入物权法/财产法秩序(因而也就没有形成所有权)的社会共有物。对于这种共有物,国家可以基于主权以及由主权衍生的行政管理权来设定保护、开发和利用规则,但不能作为所有权人获得相关财产性收益。
⑻ 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范围有哪些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
矿藏、河流、海域,城市的土地,以及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属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以外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野生动物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依照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属于国家所有。
⑼ 结合新物权法,论述物权行为无因性。
代表性的设计方案是社科院梁慧星先生、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西南政法李开国教授以及人大法工委的物权法草案。他们对所有权体系的设计不尽相同,尤其体现在对国家所有权的态度方面。 具体而言,1、梁慧星先生物权法草案中,第二章对“所有权”进行了规定。该章共分六节,即关于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土地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动产相邻关系、动产所有权和共有。该体例的特点是按照民法基本理论,以所有权的标的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以此为基础再做进一步划分。这有别于《民法通则》对所有权的分类。(《民法通则》以所有权的主体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反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他认为,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中国现行民事法律以所有权的主体为标准,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分类,更多具有政治意味而不是法学意味;民法中所有权的主体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所有权的性质都相同,保护的手段并无差异,对合法财产应予一体保护。[1] 2、王利明教授建议稿第二章“所有权”分节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在第二节“国家所有权”的“一般规定”里分条规定了国有土地所有权(第103条)、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第104条)、矿产、水流资源所有权(第105条)、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第106条)、公用财产(条107条)、文物(第108条)、国家的财政收入(第109条)、国家投资形成的财产(第110条)、罚没的财产(第111条)、所有权不明的财产(第112条)。[2]王利明认为,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及集体所有权十分必要。物权法作为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必须反映所有制关系的现实,因为“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3]在物权法中,必须对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类型作出确认。如果物权法中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制度缺乏规定,则现实中迫切需要法律作出规定的问题将在物权法中缺乏法律依据,这不仅会使一些财产权的纠纷因缺乏规则而难以解决,同时也会使一些财产关系因不能获得法律的调整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物权法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物权法存在着明显的漏洞。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于2002年1月出台。第二部分规定“所有权”,包括第四章至第十一章。第四章“一般规定”。第五章专门规定“国家所有权”。第六章专门规定:“集体所有权”。第七章规定:“私人所有权”。4、西南政法大学的李开国教授等则坚持折衷说。他指出,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问题上,既不赞成梁氏建议稿所作的过分淡薄的处理,也不赞成王氏建议稿和人大征求意见稿专章专节地分别规定,主张采俄罗斯民法典的立法例,在所有权通则部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