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的绝对化

㈠ 结合物权法对我国不动产按揭制度的看法

不动产登记是指由权利人提出申请，经国家专职部门审查后将有关申请人的不动产物权之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活动。《物权法》出台前，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未能在我国以法律形式进行充分、有效的系统确立，有关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单项民事法律法规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其规定不尽相同，非常散乱，并且相互冲突，不合法理的规定很多，根本谈不上属于民法物权法上的统一、规范的登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登记的法律依据不统一、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要件的绝对化以及混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界限等,《物权法》的出台,完善和发展了登记制度，对解决上述实践中存在的登记制度的混乱现象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的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下面，笔者简要的就《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规定做一阐述。

一、《物权法》建立、健全了不动产登记生效为主、登记对抗为辅、不经登记生效为例外的三项制度
1、一般情况下，不动产经登记生效。《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一般情况下，物权的变动，也就是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要特定的方式予以公示才发生法律效力，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生效要件，《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为物权属于绝对权、对世权，故物权的任何变动均应进行公示。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是交付，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是登记。所以登记发挥着向社会展示当事人的物权变动的公示和公信的作用。由此不动产物权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效力得以确立，从而结束了实践中不动产物权登记效力无法可依的状况。
2、在不动产登记生效为主的基础上，《物权法》也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原则，首先，对用益物权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以及地役权，《物权法》明确规定不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物权法》只是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而没有进一步规定未经登记不能生效或不得对抗第三人。
其次，对于担保物权中最重要的抵押权，《物权法》明确规定：对于不动产抵押，必须要进行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不产生法律效力。而对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和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在司法实践中被视为准不动产的，《物权法》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登记对抗主义主要表现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上，实践中，登记对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人的利益至为重要，法律就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才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之权利视为真实，赋予其社会之公信力。使信赖登记的善意第三人取得登记取得不动产物权时，其正当权利不会因为有错误的登记而被剥夺，这样，客观公正的社会交易秩序才能得到维护。
3、对于不经登记也发生不动产物权效力的情形，《物权法》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一是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二是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三是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四是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上述规定属于非因法律行为取得、设立、丧失及变更不动产物权的情形，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虽然因上述原因取得物权不需经过登记，但《物权法》明确规定，根据第二至第四种方式取得物权的，在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仍需要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即在登记之前不得处分已取得的不动产物权。
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务规则。《物权法》在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方面，做出了既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操作性的规定。这一物权制度安排，有助于确立交易中的权利归属和义务承担，为解决交易纠纷提供了合理而又明确的依据。对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物权法》明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规定不动产权证书只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两者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从而为登记簿的公示、公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不动产登记簿具有了较强的公信力。
二、《物权法》确立了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我国一直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往在实践中是按照不同的管理体制对土地、房屋、森林、水面、滩涂、道路等各项不动产分别予以登记，存在着登记体制不统一、登记机关多头负责的混杂局面。涉及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散见于《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中，实践中的登记机关有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建设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航运管理部门、矿业管理部门、渔业管理部门、林业主管部门、草原管理部门、车辆管理部门以及公证机关等，登记的范围上，我国也只是包括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抵押权，而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地役权、林地使用权、采矿权等诸多不动产实体权利却没有被列入必须登记的范围。这样做的结果既不利于当事人进行不动产登记，也不利于交易人查阅登记，增加了不动产交易成本，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我国不动产利用的宏观管理，妨碍了不动产市场的顺利发展。在实践中，这种分散登记制度也易于造成房地分别抵押和房地重复抵押，既损害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又影响了正常的不动产交易秩序。为克服上述实践中存在的弊端，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物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因此，在《物权法》出台后，需要出台与之相适应的专门的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或法规，来进一步保证《物权法》规定的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贯彻和实施。
《物权法》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确立，为建立有助于不动产安全与交易的登记制度，确立了科学的、统一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依据，也消除目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不正常现象，更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可以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物权法》规定了基本的不动产登记程序
不动产登记是一种程序要求很高的经济活动，《物权法》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从便民利民为民的理念出发，确立了科学合理、方便规范的不动产登记规则。
一是不动产登记的管辖，《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
二是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申请，不动产登记采取当事人申请为主的方式，《物权法》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
三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了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即审查登记义务包括：（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
四是记载于登记薄，《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四、《物权法》明确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的区分原则
物权法上的区分原则，是指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其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问题就体现了区分原则的思想，《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五、《物权法》构建了三类特殊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物权法》出台前，法律法规对不动产的登记类型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但都不够全面，如《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规定的登记类型有：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房地产其他权利登记。为适应我国不动产交易的市场需要，解决不动产登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物权法》科学地完善和发展了一些新的登记制度。主要增设了以下三类登记制度：
一是规定了更正登记制度。《物权法》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在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时，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二是异议登记制度，这也属于针对不正确登记的补救制度，《物权法》规定：在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时，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并明确了异议登记的时效，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有阻断登记公信力的作用，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三是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为防止不动产交易中的出卖人“一物两卖”，保护买受人的合理期待权利，《物权法》借鉴国外立法例并结合现有住房贷款按揭制度，创设了预告登记制度。《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物权法》对预告登记的效力期间也做了明确规定，更有利于维持登记秩序和提高登记效力。《物权法》规定：预告登记后，如果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则预告登记失效。
六、《物权法》规范了登记当事人和登记机关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制度安排，是过往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那就是明确了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的的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上述规定中，登记机关是属于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是国家赔偿责任可能会产生争议，这些都需要《物权法》的配套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来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根据对上述条文的理解，倾向登记机关属于实质审查，登记机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登记机关对于登记之申请，除须审查登记书件是否完备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有无瑕疵，也须详加审查，经确定后方予登记。如果登记有错误、遗漏、虚伪，而致权利人于损害时，登记机关予以赔偿。这样，可以更有效的维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交易安全。有这样一个案例：甲出租房屋给乙，乙伪造了该房屋的房产证书，并将伪造的产权证书返还给甲，将该房屋的产权证书原件窃为己有，之后，乙又伪造了甲的身份证件，以甲的名义将该房屋出卖给丙，并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过户手续，乙在得到全额售房款后下落不明。后来，甲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要丙搬出房屋，丙认为自己属于善意第三人，于是，甲到法院起诉。该案中房屋买卖行为无效，丙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原因是丙没有和登记机关登记记载的房屋权利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和假冒的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丙对交易主体认识错误发生的买卖行为，尽管丙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也不能构成善意取得。当然，如果丙又将房屋卖与他人，买受人支付了对价并办理了过户手续，这时的买受人应该属于善意第三人。对于丙的损失，除向乙主张外，因为登记机关未尽实质审查义务，丙有权追究登记机关的责任，登记机关赔偿后可以向乙追偿。 《物权法》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构建，使我国不动产管理工作真正做到制度健全，有法可依。《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规定，对规范不动产登记活动秩序，充分实现不动产登记的法律价值和社会公平、公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㈡ 物权法上物内涵.特征及物权的概念

物权法所称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也包括法律规定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版依法律规定理权解，物权法所说的“物”，主要是指“有形财产”，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如土地、房屋、汽车等。而无形财产，如专利技术、商业秘密、商标、著作权等，则由其他相应的法律调整。
有形财产，以是否可以移动为标准，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土地、建筑物等，属于不动产；机动车、电视机、桌椅等，属于动产。概括而言，物权法就是关于动产、不动产的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则。动产和不动产上所体现的物权，具体讲，就是物权法所规定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㈢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制度有何规定如何理解

《物权法》以个条文(第九条至第二十六条)的篇幅，确立了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基本结构，为将来不动产登记法的制定，提供了整体的框架和结构。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此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世界各国民法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立法例：

一是登记对抗主义。

认为不动产物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须程序。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但非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日本国采此立法例。

二是登记要件主义。

认为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动产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外，还要进行登记，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德国、瑞士采此立法例。

三是地券交付主义。

又称托伦斯登记制，该制度采任意登记制，不强制一切土地都必须申请所有权他项权利登记。

但如申请不动产物权登记，则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3)物权的绝对化扩展阅读：

第一章基本原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三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㈣ “物权观念化”到底是什么概念呀

一、从放任主义到法定主义

关于物权的创设，历史上曾有放任主义与法定主义两种主张。在日耳曼法中，认为有占有的权利就是物权，所以占有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不动产依据伴随的登记要件就有成为物权的可能。1974年的普鲁士民法典认为特定物的债权依据标的物的交付或者在抵押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即可物权化，即所谓的“取得权源和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不存在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为前提的。而在罗马法上，物权与债权有着严格的区分。物权概念被理解为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并使它所有的排它的、绝对的性质与债权相比有着强有力的效力，这即是物权限定的理由的起因。但是由于当时罗马物权公示制度还不发达，所以罗马法中必须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基础也仅在于“自由保护”和“简明化的社会”的要求。[①]后来，罗马法因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影响日大，以致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物权法定主义，例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以法律明文规定，瑞士、奥地利、德国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解释上也都认为有此原则。[②]

二、物权法定主义的理由和长处

罗马法最初采物权法定主义虽仅因出于“自由保护”和“简化社会”的目的，然而该原则历经若干世纪的发展，其意义已远不止此。许多学者都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存在理由及长处进行了探索。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因为：[③]（1）物权之绝对性；（2）物权其用之经济效用；（3）交易安全之便捷；（4）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为：[④]（1）确保物权之特性，建立物权体系；（2）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之复活；（3）便于物权之公示，确保交易安全与迅速。梁慧星教授认为，之所以采物权法定主义，主要立法理由为：[⑤]（1）保障完全的合同自由；（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综合各家学说及现实情况，笔者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及利处主要为以下方面。

（1）维护物权之绝对性。物权的绝对性表现为权利主体对特定物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这种权利只需权利主体意愿就可自由行使，不需他人之义务协助。反过来说，也即权利主体以外的人，对权利主体就特定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权负有容忍义务，不得干涉，否则即为侵犯权利主体的物权。若物权不法定，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则同一物上可能会同时并存若干相冲突的物权，这样，每一物权人就不能独立自由地支配标的物，而需得其他物权人的许可。如此物权的绝对性就不复存在。

（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保护第三人利益。学者多认为，若得由当事人自主创设物权，则在特定物的流转过程中，可能会因多次流转，而被不同的人先后设定不同的物权，以致流转到后来，不知物上已设定了多少物权，每一物权的具体内容为何。若某一买受人不知情形而购买一已设定有不同物权之特定物，则其必然不能自由支配该物。各物权人必争先对同一物主张自己的物权，由此，在社会商品交易中，就会产生障碍。要么买受人先查清物上到底有多少物权，具体内容又为何；要么干脆不进行交易。前者显然不经济，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后者，则有违经济发展之理念。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离不开丰富的商品交换。因此，为了鼓励商品交易，免除买受人的后顾之忧，确保买受人交易目的的有效实现，法律有必要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定，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进行适当限制。然而法律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存粹或绝对的个人自由必然导致权利主体之间的不自由，自由永远不能绝对化，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绝对化的。自由只是一定限度范围内的，也只有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现实的自由。所以“私法自治之成为可能，物权法定为其前提。”[⑥]

（3）便于物权之公示。为便于交易安全、便捷地进行，必须得使市场主体能充分的了解交易信息，增强物权的透明度。而物权的透明，依赖于物权的有效公示，若非物权法定，纷繁复杂的物权种类与内容显然令人力、财力有限的公示部门无暇应接。并且允许种种繁杂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登记，势必会造成登记的混乱。因此有效的公示，有赖于物权的简化。这点与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沿革理由一起是今天论及给予物权法定主义一个妥当界限的两个侧面。[⑦]

（4）整理旧物权，构建新的物权体系，防止封建复辟。封建时期物权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因此极为复杂、混乱。因而严重影响了经济之发展。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权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实行多重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有上下级之分，上级所有权人往往挟身份特权之威势，使物权变成对人之支配。[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促进经济之发展，维护人格之独立，拯待对封建旧物权进行清算，为防止物权放任主义可能导致的人身依附之弊端，彻底消灭封建因素，于是物权法定便突显出来。

三、物权法定之反思

（一）物权法定的内涵剖析

所谓物权法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即物权的种类和每种物权的具体内容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法无明文规定的物权种类，也不得约定与法律不相符的物权内容。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不但包括种类与内容的法定，还应包括效力和公示方法都由法律规定。[⑨]笔者认为，物权的效力，是物权之所以区别债权而为物权的根本原因。物权的效力，通说包括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及物上请求权。[⑩]正是这些效力的聚合才形成了特殊的权利——物权，而非物权产生了这些效力。尽管为了确保物权的有效实施，物权的效力也最好应法定，但这种法定只是法律的确认，而不是创设。所以不应为基于创设目的的物权法定主义所当然包括。而公示只是确保物权有效实现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物权的构成部分。对物权的公示只是便于当事人了解交易信息和方便国家对特定物进行管理的目的，所以尽管处于简化和方便的考虑，有必要用法律规定若干公示方法，但是这也不能为物权法定所当然涵摄。况且公示方法也不能严格拘泥于法律规定的公示方法。例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公示，若当事人并没有交付，而是进行了登记，难道能认为所有权没有转移？[11]

（二）物权由何“法”定

“物权法定”所言之“法”为何，民法学界有所争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台湾学者多认为依其文义、立法理由及规范目的，系指成文法而言，并不包括习惯法在内，“其他法律”指独立于民法典的单行法。[12]我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的根本宗旨，在于使物权种类极其内容尽可能规范化和统一化，以便公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对“法”作广义解释，这一宗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物权法定”之“法”只能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极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不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习惯法。[13]而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民法典》中的“其他法律”应包括习惯法。[14]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尽管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但应当看到，这一原则在适用中不应过于僵化，以致于认为只有法律确认，对任何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都不予承认，这就不利于规范和调整新型物权法律关系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15]笔者认为，习惯法之形成，本身就是对民事主体意志之尊重，若是否认习惯法的效力，实乃对人们权利感情的伤害，有违善良风俗，而且在现实中通过修订法律吸收习惯法的做法实为不妥。因为成文法要求稳定性，所以法律的修改往往非常缓慢，成本相当之大，难以应付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适当从宽解释物权法定的方法，将一些既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趣旨，又有一定公示方法的习惯物权，进行有限的承认，以弥补物权法定之不足，促进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16]至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笔者认为，鉴于二者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可以有限地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但必须在法律的扩张解释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而其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由于其效力范围有限，则不应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以免干扰社会经济生活。

（三）物权与债权界定的模糊化——物权法定的妥当性问题

在现代社会，物权与对人权（债权）的区别越来越具有相对性，这表现为两点：一是一项权利有可能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物权或对人权，而是被认为“更具有物权性质”或“更具有对人权性质”。二是权利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即对人权有可能转变为物权。[17]如债权让与，就是债权人对其债权进行的处分，故从本质上而言，债权人对其债权的权利也是一种支配权，债权人对债权的享有也是对债权的所有权，故在处分其债权时，债权人的地位与所有权人的地位本无区别，这在德国法上称为“类似所有权之地位”。类似还有有价证券，虽是债权的凭证，但其本质应当是物权。这些都体现了物权与债权的融合。[18]另外，最初关于物权法定的一些理由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动摇，例如，关于防止封建复辟的理由，也许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的确是物权法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然而，社会发展至今，封建复辟的实力早已荡然无存，所以物权法定防止封建复辟的功能也已闲置。其次，利用物权法定来构建物权体系，难免使人有“法学家强人所难”的感觉。物权体系的构建，是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然而，并不能以此作为限制社会经济生活的理由。所以这些都使人质疑，基于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而为的物权法定主义，到底还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是否仅是概念法学的形式游戏而已？“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9]法律要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功能，就必须贴近社会生活，反映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已出现了许多具有物权特征的债权，如租赁权等。若我们还是沉迷于概念法学上物权与债权的形式划分，过分强调物权与债权的法定主义，那么势必会对一些权利失之保护，有碍社会经济之发展。

㈤ 物权客体的种类和范围，分别列举一项

回答人的补充 2011-01-03 21:36 在民法上，根据物是否具有可移动性而将之分为动产和不动产。[6]动产是指能够移动且不损害其价值和用途的物。而不动产则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即会损害其价值和用途的物。从物的分类意义而言，由于不动产的种类较为有限、具体，易于确定，而动产的种类繁多、范围广泛。所以一般认为，不动产之外的一切物都是动产。?ゲ欢?产一般是指土地及其定着物（主要是建筑物，还包括树木、庄稼等）。而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不动产，则限于土地和建筑物：

1、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7]在财产法上，它是公认的一类最重要的财产。因此，有关土地的法律制度，历来为立法者所重视，并成为任何社会形态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

但是，“土地”一词却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人们可以从地理、生物、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之作出界定。正是由于土地涵义的广泛性，在各国民法及土地法中，大都未对土地作一般的定义：从一般社会观念上讲，土地作为地球表面的陆地的土地资源，是气候、水文条件作用下，由地貌、土壤、植被等因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8]但这种土地的概念与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的概念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有的学者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所使用的土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即：（1）根据《宪法》第9条、第10条，土地的范围只是指已被开发的土地。尚未承载人们劳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及水面，均是与土地并列的概念；（2）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第6条、第9条的规定，土地的范围既包括已开发的土地，也包括林地、草原、水面、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土地；（3）在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16至19条、第21条、第25条、第26条中，土地的范围包括耕地、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水利工程、盐田、沙田、矿山及湖沼、河港、牧场以及道路、护堤土地、飞机场等。[9]可见，在我国法律中对土地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一致的。

从法律上看，土地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它必须符合民法上物的一般特征，即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据此可以认为土地是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利用的陆地地面及其上下空间和地身。那些尚不能为人力所支配、利用的沙漠、冰峰，虽然在政治、社会、公法意义上属于领土、国土的范围，但它们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土地。在我国历次土地立法中，沙漠、冰峰等地面，也均未被列入土地的概念之中。

关于土地的范围，可以从“横”和“纵”的两方面观察。在横的方面，即土地沿地表伸展的范围，土地本为连绵无垠之物，似乎没有什么范围可见，但人们以人为的方法，划分疆界，以此确定其范围，从而土地权利人在横的方面的支配效力范围就以地界为限。

土地的范围在纵的方面，即土地沿地表向上、下伸展的范围，也就是地表上面的空间、地表下面的地身的范围。从土地的利用角度而言，无论是因哪种目的使用土地，都不可能仅仅限于对地表的使用，而必须延伸到对地表之上、下之一定范围的使用。否则，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土地的纵向范围到底有多大呢？在古代罗马法，有“土地所有权及于土地之上下”的法谚，后来经过注释法学家将这项原则绝对化，解释土地所有权上达天空、下及地心。《法国民法典》贯彻了罗马法的这一原则，在其第552条中规定：“土地所有权包括该地上及地下的所有权。”法律对土地的纵向范围不作任何限制，可以延伸至地上及地下无限的空间。依该法的规定，最初飞机飞越私人土地的上空也被当作是侵权行为。后来由于这一规定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才由航空法、矿业法等对其进行了限制。《德国民法典》也基本上贯彻了这种土地纵向范围的绝对主义，但已有所限制。在其第905条中规定：“土地所有人之权利，扩充到地面上之空间与地面以下之地壳。所有人对于他人在高空或地下所为之干涉，无任何利益者，不得禁止。”《日本民法典》则对土地的纵向范围作了明确限制，其第207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于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及于土地的上下。”《瑞士民法典》更将例外作为原则，在第667条规定：“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在其利益范围内，及于地上及地下。”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土地纵向范围问题尚未作规定。但这种纵向范围是土地满足人们需要的性质并对之加以利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土地作为财产，其纵向范围不仅包括地表，还包括地上和地下，自为当然之理。至于土地纵向范围的确定，依据我国有关土地立法的意旨及实践，参照其他国家立法例，应以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参照《瑞士民法典》，将土地纵向范围规定为权利人在其利益范围内，及于地上和地下。这首先符合民法上对物的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一般要求，把土地权利人的权利的支配力限于其行使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外，他人在其地上和地下的干涉，土地权利人不得排除之，例如地下开凿隧道、地上通航飞机。另外，土地纵向范围决定于权利人的利益范围，这种利益范围则因不同的权利具有不同的支配力而有所不同。例如采矿权人对于土地的支配，比地上权人对土地的支配范围及于地下要深得多。农地耕作权（承包经营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其土地上散步，但田野荒地所有权人则不得禁止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土地的纵向范围只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它还要随着经济生活、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变化而发展。法律上不可能规定一个明确的、一般的纵向标准；（2）法律上可以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对土地的纵向范围作出明确限制，将其排除于土地权利人的支配效力之外。我国法律对于土地，从国防、电信、交通、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很多限制。例如，根据《水法》，水资源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是分开的。《水法》第3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再如，依据《矿产资源法》第3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㈥ 添附的法律规则有哪些

添附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

添附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取得财产权的重要的方法和制度。但由于我国物权立法长期不完善，法律上一直未明确承认添附制度，在实务中极少采取添附规则解决纠纷。

因而在当前《物权法》的制订过程中，对添附制度的必要性以及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对于是否在《物权法》中设立添附制度一直存在争议。

添附制度是各国法制通例，说明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可以说，添附制度有助于修正侵权处理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的不效率，即侵权制度以过错为前提，通过损害赔偿为主的方式制裁违法者以保护物权，它不是财产和交易的规则，一般不体现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

而添附制度不以过错为前提，通过确认新物归属以实现一物一权的方式来保护物权，它是确权规则，体现物尽其用、避免财产损失浪费的原则，添附制度通过添附物归属者依不当得利给予对方适当补偿以保持当事人利益平衡，它又是补偿规则，体现公平原则。

(6)物权的绝对化扩展阅读

适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物尽其用的效率原则是确认添附的一项原则，但适用这一规则也要考虑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一方因错误装修而发生添附，虽然客观上装修使得所有人的房屋增值，由所有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有效率的，

但由于装修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直接决定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每个人对自己的住宅装修都有不同的偏好和特点，很难采取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该装修是否符合所有权人的利益。因此，错误装修的结果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喜好，在此情况下，简单地以效率原则要求所有权人予以接受是不妥当的。

如果恶意利用他人财产而发生添附，能够拆除的，拆除以后不影响财产的价值的，被利用物的所有人要求返还原物，应当将该物予以拆除，由利用该物的人予以返还。

但如果拆除该物确有可能损害物的价值，或者拆除对物的所有人并无任何利益，只能给利用人造成损害，从诚信原则的角度和效率原则考虑，不应当予以拆除。

在根据添附规则确定财产归属时，是否应当区分善意和恶意，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谓恶意添附是指在明知是他人之物的情况下而未经他人同意进行的添附。

在一般情况下区分善意与恶意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是要确定添附物是否能够拆除、能否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拆除或恢复原状，则无论行为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根据添附规则来确认添附物的归属问题。但根据添附规则确定添附物的归属时，应当适当考虑添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恶意添附时，不能仅仅根据价值大小来确定归属，这样将极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在两个所有人的动产发生添附以后，如果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添附行为造成的，两个动产的价值虽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大的情形之下，则应当侧重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使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受害人。这样也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并对恶意添附行为予以制裁。

第二，如果是恶意添附，则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不仅要使恶意添附人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财产被恶意添附造成的其他损失，如因购买木材、瓷砖所支付的交通费用。当然，在对被添附的物予以赔偿以后，原则上不应当再要求返还原物，因为赔偿己经形成对原物的替代，这不过是一种价值上的替换。

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

第三，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被拆除后有可能会给恶意添附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只要这种损失并不太大，也应当拆除。当然，在拆除时拆除人必须依据通常的方法进行拆除，尽可能避免给添附行为人造成过大的损失。

㈦ 把事物的运动绝对化会导致什么

把事物的运动绝对化，会导致事物的崩溃，那样世界就会进入崩溃状态

㈧ 将事物差别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是什么观点

• [xíng ér shàng xué]

• 形而上学 （哲学的一个门类） 编辑

• 形而上学，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指研究科学以外的、没有形体的事物，是脱离实践的，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

•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原因是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并进而夸大主观的作用。[1]

• 形而上学在不同的语境下的意义，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指：以用超验的思辨方式研究非客观或者无形世界的哲学体系，而科学研究现实世界的现象及规律；另一个指的是：与辩证法对立的 ，用孤立 、静止 、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㈨ 联系实际，谈谈如何理解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基本权利是由宪法律规范所确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宪法赋予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权利。基本权利作为宪法调整的权利形态，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基本义务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公民需要履行不同形式的法律义务，其中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即对公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义务构成宪法规定功义务。公民的基本义务决定着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基本权力与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层次上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1）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辨证统一关系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个一般原理，为现代人权观念所公认。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而确定该限制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由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属性所决定。因为人的权利只能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某一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就意味着要求其他主体有尊重并不得侵犯这项权利的义务。否则，任何人的权利都无法实现和得到保障。但是，权利和义务又有可分性的一面。因为权利和义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范畴。在实际行使当中，有的主体可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有的主体则可能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2）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价值主次关系
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和基本权利应当以权利本位，因为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的实现。还有一种认为，法律作为社会控制、规范手段，在技术方面有两种规范形式：赋予权利或权力，施加义务约束。而相比之下，后者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单纯地宣告公民权利，不足以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及各级机关重大的决策失误，而对于公职人员的行为设定义务规范和决策程序，有利于社会有效地实现对管理组织反控的目标。实际上，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问题，两者之间不存在以谁为本位的问题，撇开法律赋予谁以权利和加给谁以义务这一本质问题，讨论谁为本位是没有意义的。权利本位说把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绝对化，将权利的主导地位固定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quot;以重点论否定了两点论"。事实上不存在固定的和普遍的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各方的地位是依条件变化的。从法律规范的构成上看，权利和义务是保护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其质的规定性由具体行为的主导方面是保护还是约束所决定。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故而根本就无固定的权利或义务本位。从法的关系的构成要素看，权利和义务是人们一定关系的定型化。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