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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解答李约瑟之谜

发布时间:2021-08-17 12:00:10

❶ “李约瑟之谜”原因

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的努力研究与争论,“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果。总括起来,大概有中国古代体制、地理环境、人口资源、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科举制度等十余种说法,各有所据,言之成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各种说法均是次要因素,而非最重要的主因,所以未能破解李约瑟之谜。

当然,李约瑟博士也有其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影响下,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

二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维护“重农抑商”,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把工匠技艺与学者发现之数理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因而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过渡。此说法言之成理,似乎具有说服力,但却经不起辨析推敲。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源于诸子百家,内含十分丰富,因此创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难道仅仅是实用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思辨分析的结果。

有论者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与欧洲人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近代科学的形成比工业革命至少晚了100年,即工业革命并非是科学革命。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其实与近代西方的官僚体制极为相似,说它阻碍商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根据全汉升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一书的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商业已经繁荣发达,特别是宋代商业税收已占朝廷财政的比重甚大。纺织、印刷、矿产、航海等行业也十分发达,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因此,日本学术界将宋代以后称为“近世”。

(1)请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解答李约瑟之谜扩展阅读

难题表述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❷ 关于李约瑟难题应从哪些方面分析

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李约瑟难题做出了相关分析,供参考
李约瑟难题内涵丰富,解答困难。本文分别从“科学,技术,社会”三方面分析“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这一问题,并着重从社会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科学的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与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不同的。他们对于事物的研究是采用分类的方法。例如,他们把科学分成一个一个的大段,从而有一个一个的大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学等,每一个大段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小段,每个小段再可细分,如生物学的分类系统就有7个主要级别: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基本的分类单位),他们科学的任务就是分别研究实是的各个品种。如此的分类就使得他们的科学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东西,因此,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特殊性”,即寻求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把分类的事物加以整理,归纳,形成一个个大的学科,从而形成科学。相比于西方,古代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一般性”,中国古人的科学强调“道理”,也就是推之万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意思是说,道理不仅不以实践为基础,过多的实践,沉溺于具体的食物,会妨碍我们对整体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国学者总是先去探寻事物的本质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应用,推广。 不同的本质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聪明智慧,总可以总结出许多相对正确,科学的道理,并加以实践,应用,因此这种“速成”发使得中国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时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类的发现,相比于西方还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相对整体的科学,如“黄帝内经”“水经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国的科学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因为中国对于事物特殊性的研究过少,也就是实践的过少,使得理论并不完善,且进步,发展缓慢。而“重学轻用”的特点使得实践是作为对 “道理”的补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整体中国科学发展缓慢。而西方科学的发展由于几个世纪甚至是十几个世纪对自然认识的不断积累,实践,便可以对各种学术进行整理和分类,从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再加上文艺复兴后,科学家大量的实践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钟摆试验,人体解剖)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深化了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古代中国科学在近代被西方科学超越也是不足为奇了。
二.技术的进步——“经验”与“工具”“理论”的主导地位 技术与实践紧密相关,它直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技术大致包括“经验技能”“工具设备”“理论应用”三个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于工具设备的落后和理论应用的残缺,经验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并且社会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相对稳定,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关于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公元后476年)的灭亡为标志的。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长达数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以及工具设备、理论的传承保证了中国古代技术相对于西方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不断发现和创新,特别是重大理论研究的发现(如牛顿力学3定律,能量转移与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设备的不断更新,工具设备和理论应用对于技术的影响渐渐代替了经验技能,对于技术的发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工具设备的产生使生产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电机、电动机、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就是建立在科学的电磁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的技术更加依赖科学,理论应用日益成为了影响技术的最关键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于中国的工具设备尤其是相关的科学知识落后于西方,技术也落后于西方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社会的发展历程——“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老代替 当然,我认为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的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因素的不同。我认为这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a) 长达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双刃剑。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而相对稳定的社会为经验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与西方。但残酷的封建制度严重的扭曲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的主体,中国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仅仅维持生计,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创造,研究,去发展科学。而西方科技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兴起的,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建立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大程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争先恐后的不断研究科学,研究技术,从而进一步的推动生产力以及科技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相对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更有效的推动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而稳定的中国封建统治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全面落后。
b)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影响中国科技进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进步与实践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实践扩大的一种很好的形式,“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看不到西方世界的进步,缺少与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闭门造车,中国便缺少了科技进步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人民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中国又失去了发展科技的主观因素。而相比于中国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贸易和掠夺又使得西方国家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引发了工业革命,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对于中国已遥遥领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深远。中国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度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视求道,《论语》《诗经》《周礼》《大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道和学问,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以及对于道理的理解,对于实践却并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视发展农业,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总用。封建科举制度,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对文化,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毫不变革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朝开始兴起的“八股文”形式单一,知识 片面,重点在于对个人修养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社会的实践,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创新,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科技的进步。 此文仅仅是个人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粗浅理解,同时也借鉴了不少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❸ 如何解释李约瑟之谜

个人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为: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科技发展长期重经验,不注重科学的解释说明,所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另外,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闭关锁国,使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与文化长期落后于世界。

❹ 李约瑟难题对现实的意义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文化等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较近,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由来

对“李约瑟难题”追本溯源,我们会得知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相类似的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己经注意到中国科学的“落后问题”。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是继西班牙作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后首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著作。[1]利玛窦之后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后问题”的第一人。由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介绍,以及他们关于“中国科学落后问题’的评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波义耳、莱布尼茨、卡悉尼、伏尔泰、奎斯勒、休谟、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都对中国科学技术给予过关注。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时,“落后问题”也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1915年,任鸿隽(1886一1961),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始人,在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文章。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加入了对这问题的讨论。如梁启超和冯友兰都对这类问题发表过意见。

1944年,值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约瑟曾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并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里,李约瑟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谈到“李约瑟难题”时说到,李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总之,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考虑的。

二、中国古代知识产权制度状况

(一)著作权制度

著作权观念在我国产生很早。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典文献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姓名作为名称,剽窃抄袭者受到社会谴责,这说明我国古代文人已意识到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朦胧的著作权利意识。当 然,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没有财产权的内容。

我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凭借口述、手抄方式传播,著作很难成为商品。随着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著作物得以广泛流传,出版商获取到利益。这些商人为了制止他人冒名盗印,开始寻求法律保护。据有关资料,宋代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如南宋咸淳年间,两浙为保护《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的权益而专发榜文。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并“刻板印卖”,这是官府刻书之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以出售为目的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这本书,从而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出版的专有权,这相当于后来欧洲出现的特许制度。这些均可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的萌芽。

从宋代以后,我国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保护作者、编者及出版者的权益,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复制权”的例子很多。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权保护所代替,即没有建立过通行全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二)专利制度

据《韩非子》记载,古代有一个世代以洗染为业的家族研制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从此故事可知,远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有认识,把它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于1859年总管朝政后,在他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具体专利形式的出现则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81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10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5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里的专利权实质上是专营权,与现行专利权的含义是不同的。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12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三)商标制度

商标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志。在自然经济初期即使有的产品上加了一些铭文、年号,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装饰或纪念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出现和发展,有些标记起到了区别产品生产者的作用。从出土的陶体看来,虽然其口沿、底部的符号的意义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与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图像相比,不管从美工技巧,还是从所附部位来说,都不能认为它们具有观赏等意义。相反,此后的历史证明,它们只能作为区别器物所有人、制造人标记的解释。这种只具有区别生产者的单一属性,不具有宣传产品和提供质量保证功能的标记,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商标,但可以说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据先秦《韩非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为我国古代商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唐时期,商品上使用标记也较为普遍。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最早较为完整的商标,是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图文并茂的“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印制“白兔儿”商标的铜版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许多洋货和洋商标。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商标,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三、从产权制度观点见识李约瑟难题解答

上节表明,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萌芽。那么,中国的这种知识产权状况对回答李约瑟难题会给出何种提示?

郑成思先生认为,“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学者,都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进而,郑先生认为,“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在我国。”[3]但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并不代表逻辑意义上的原因和结果。事实上,尽管我国有千年科技领先史,并且最早将活字印刷投入生产实践,但是,我国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4]在这一点上,我国有着和西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同样的、甚至可能还要早的所谓“起点”。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虽然我国有着类似的封建特权,这一封建特权最终并没有转化为“私权”。虽然同时可以认为,在我国“古代‘帝国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权法律“客观”上“保护了某些私权”。[5]

作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演进,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的制度,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下降,鼓励了商品生产和智力的投资。有学者认为,“在诺斯之前,现代史的理论的主流学说对于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引发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科学发现(如牛顿力学的出现)、技术创新、发明浪潮、教育和资本的积累——但这种理论事实上经不起推敲。一个致命的批评是,在14世纪中叶,当时居于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中华帝国无论是在科技水平还是教育和资本积累方面,都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实上,催生西欧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中国。”[6]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史学家提出,中国所以在技术高度积累条件下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主要是中国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而诺斯认为,“一个社会要涌现出企业家阶层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是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支撑企业家阶层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诺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国和荷兰两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专利权和版权制度最先得以创立和发展,其他欧陆国家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也正好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7]

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孕育。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或构成了这一新兴制度赖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这一新兴权利的动力。首先,是新工艺学出现。从15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采用先进技术,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器的社会需求,促使工艺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体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纺织、采矿、冶金和化学等部门中。[8]在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开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义。这些工艺学上的进步为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以保护工业文明为使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是新文化价值观确立。从14到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文艺复兴中提出的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为资产阶级一手将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武器,一手将私权制度作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备。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从霍布斯、米尔顿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洛克的著作阐明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和政权的原则,概括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17世纪关于财产与政权的争议。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欧洲各国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备。最后,是罗马法复兴。自12世纪起,欧洲开始了罗马法复兴的运动。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出:“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订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罗马虽无知识产权制度,但是知识产权与罗马人关于无形财产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论、物体物的转让与侵害的学说,与著作权以至知识产权的财产归属性、公共领域、产权贸易、无形侵害等法律原则与规则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罗马私法的复兴,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制定贡献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总结起来可以说,诺斯对西方近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释对准确回答李约瑟难题提供的启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两个方面。基本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引导我们关注知识生产的传统非正式规约向正式规约演化的历史条件,因为如文中表明的,与科技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并不缺乏非正式的规约。延伸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示范了一个综合从产权、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信仰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这一方案提供的综合由于切实以产权与制度分析为依据,因而解释效力完全不同于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出现的那些关于上述诸方面因素的泛泛综合。

❺ “李约瑟难题”是怎么回事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❻ 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你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重点在于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谈谈理解~~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尽其才的保障!而先进的制度源于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思想被实践并最终确立为制度后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为广泛的积极影响。新生思想产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容易在传统权力的压迫下夭折,所以一个利于新生思想成长发展的环境非常的重要。
一个没有思想活力的社会是很难有进步的。近代欧洲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很像,国家小而多政治避难容易成功大量的新生思想能够得以流传与发展;而大一统时期政治避难很难,新生思想很难得以流传发展并且往往会被迫害致死。春秋战国与文艺复兴分别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产生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并产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著作;不同的是我们至今没有产生出既能保有政府权力又能保持社会拥有一定思想活力的制度在王朝的不断轮回中止步不前,西方的三权分立与民主法治是人类的一大创举这使得制度本身就拥有了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一个总统制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建立,也是因为那里的旧有保守势力较弱新生思想与力量在那里得以站稳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总统制诞生与美国而不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她的宗主国的原因。
中国衰落始于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家”,一个失去思想活力的社会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假如中国不能及早地实现民主法治,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拉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只是因为外力的推动而不是内部制度的完全改善带来的,只是内外的“水位”差太大在容器开口后带来的增长。随着能自由流动的水的减少(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先进的制度与科技受到内外势力的限制),这种增长显得不可持续且越来越弱。

❼ 什么事李约瑟之谜,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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