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图书版权

1. 中国之路的人大社2013年图书

图书全名：中国之路
作者姓名：程天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价格：58
ISBN：978-7-300-16746-6
出版时间：2013-01-04
是否有英文版：是 程天权，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法史》、《邓小平理论研究》、《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法律基础》、《科学发展观研究》等。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衰弱到富强的探索历程与发展道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之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2.为什么中国不走西方道路而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
3.中国之路为什么能够成功？
4.中国之路与西方的发展道路相比，主要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5.中国之路所创造的奇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延续下去？ 导言 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启动及其历史选择
一、外敌入侵与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
二、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多维探索与道路选择
三、两种前途、命运的最后决战与历史的选择
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1949—1978年）
第1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模式
一、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三、探索以科学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发展道路
四、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五、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渐进式转型模式
六、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实质和意义
七、奇迹还能不能延续?———中国经济模式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第2章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经验
一、政治改革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二、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的主要方面
三、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与发展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期探索
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一元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格局
第4章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社会挑战
二、中国政府重视推进社会建设
三、中国社会建设的若干重点
第5章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一、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功能
三、进一步发展完善多党合作制度
第6章 国家复兴中的中国外交
一、除旧与布新:1949—1979年的中国外交
二、调整与转变:1979—2011年的中国外交
三、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
结束语 中国道路的特点、国际影响及未来
一、中国道路的特点
二、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
三、中国道路的未来

2. 从1995年起每年的4月23日被正式确定为《世界图书版权日》。“世界读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与国际出版商协

8，第1句标点有误，把书名号改成引号
第4句是病句，把今天去掉
9，书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书籍像一阵微风，让我们神清气爽；书籍像一杯浓厚的香茶，让我们回味无穷

3. 知网能检测到13年出版的图书吗

能检测到的，因为那本书，很可能用到数据库的内容。所以抄书，是肯定过不了检测系统的。

知网系统计算标准详细说明：
1．看了一下这个系统的介绍，有个疑问，这套系统对于文字复制鉴别还是不错的，但对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呢，比如数据，图表，能检出来吗？检不出来的话不还是没什么用吗？
学术不端的各种行为中，文字复制是最为普遍和严重的，目前本检测系统对文字复制的检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于图表、公式、数据的抄袭和篡改等行为的检测，目前正在研发当中，且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检测系统的进展并多提批评性及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2．按照这个系统39%以下的都是显示黄色,那么是否意味着在可容忍的限度内呢?最近看到对上海大学某教师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被撤消的消息,原因是其发表的两篇论文有抄袭行为,分别占到25%和30%. 请明示超过多少算是警戒线？
百分比只是描述检测文献中重合文字所占的比例大小程度，并不是指该文献的抄袭严重程度。只能这么说，百分比越大，重合字数越多，存在抄袭的可能性越大。是否属于抄袭及抄袭的严重程度需由专家审查后决定。

3．如何防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成为个人报复的平台？
这也是我们在认真考虑的事情，目前这套检测系统还只是在机构一级用户使用。我们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同时，在技术上，我们也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最大可能的防止恶意行为，包括一系列严格的身份认证，日志记录等。

4．最小检测单位是句子，那么在每句话里改动一两个字就检测不出来了么？
我们对句子也有相应的处理，有一个句子相似性的算法。并不是句子完全一样才判断为相同。句子有句子级的相似算法，段落有段落级的相似算法，计算一篇文献，一段话是否与其他文献文字相似，是在此基础上综合得出的。

5．如果是从相关书籍上摘下来的原话，但是此话已经被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也抄了进去，也就是说前面的文章也从相关书籍上摘了相同的话，但是我的论文中标注的这段话来自相关的书籍，这个算不算学术抄袭？
检测系统不下结论，是不是抄袭最后还有人工审查这一关，所以，如果是您描述的这种情况，专家会有相应判断。我们的系统只是提供各种线索和依据，让人能够快速掌握检测文献的信息。
6．知网检测系统的权威性？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并不下结论，即检测系统并不对检测文献定性，只是将检测文献中与其他已发表文献中的雷同部分陈列出来，列出客观事实，而这篇检测文献是否属于学术不端，需专家做最后的审查确认。


要看你索引的字数以及你们学校的规定。索引的字数不要太多，最好不要大段大段的引用，而且也得看你们学校的规定，有的学校查重的时候只看抄袭率，有时你引用自己的也算抄袭，的确很无奈。有的学校查重的时候会看你引文的出处，如果有出处，那么就不算了。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学校会“怎么办”。

，知网查重时很少会根据你的参考文献而去排除你抄袭的引文，也就是说，你所引用的文字，在知网上还是算重复率的，所以你要么少引用，要么把引用的加以修改~

4. 查询出在2013年（含）到2014年（含）期间借出的图书名录以及借出日期

select * from 图书借阅登记表 where 借书和还书时间 between 2013-01-01 and 2014-12-31

5. 2013年出版网络营销有几本图书

想了解的话可以看看网络营销实战密码

6. 书籍封面字体涉嫌侵权怎么办

你可以根据民主与法治网案例来看：核心提示: 2014年1月10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其中一名仿制者吴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然而，江苏省高级法院二审却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此后再无音讯。

自从接到发回重审的裁定后，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沈莉萍还是没有接到常州中级法院开庭重审的消息。

沈莉萍来自中国沿海经济最发达省份——江苏，她创设的常州市依丽雅斯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依丽雅斯公司”）在过去七八年一直以设计和花型领跑国内印花窗帘行业。然而，仿造品的泛滥，很快使这个靠知识产权吃饭的民营企业市场份额一落千丈，濒临生死边缘。

2014年1月10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其中一名仿制者吴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然而，江苏省高级法院二审却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此后再无音讯。

沈莉萍原本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在纺织行业与制版行业创制一个不得随意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业规则。这个愿望，曾经触手可及，现在似乎又离她那么遥远。

“知识产权大户”遭遇大面积“山寨”

沈莉萍不知道，依丽雅斯公司能否最终摆脱常州新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际公司”）的厄运。

新际公司曾经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设计、生产、销售印花窗帘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大大潮中不断创新、不断开拓，终于成为了行业的翘楚。

这期间，新际公司委托制版公司的设计人员李光煜等人创作了《静》、《其乐融融》、《两小无猜》、《海上长堤》、《海滨飞鸟》等35幅美术作品，双方约定这35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归新际公司所有。新际公司后来在江苏省版权局对这些美术作品进行了登记。

然而，自2005年起，新际公司的这些产品图案就遭到多个同行非法仿造。假货的泛滥最终拖垮了新际公司，新际公司被迫停产。

2005年10月，沈莉萍伤心地离开了新际公司，同年11月9日，沈莉萍成立了依丽雅斯公司，进行纺织制成品，包括窗帘的加工、设计和制造。

2005年12月，依丽雅斯公司先后与新际公司签订《知识产权无偿提供使用协议书》和《补充合同书》，约定新际公司将已经登记的所有产品图案的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无偿归依丽雅斯公司使用，直至对应图案花型被市场淘汰。

沈莉萍说，根据这两份合同，依丽雅斯公司取得了新际公司享有的所有的印花图案、印花图案设计开发和制作技术资料的著作权，并将这些印花图案投入了生产销售。

此后，除继续生产原新际公司的产品外，依丽雅斯公司在图案设计上更加精益求精，专门出高薪从北京聘请清华美院的教授进行图案设计，并一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2008年，常州市

新北区知识产权局授予依丽雅斯公司“专利大户”称号。

由于依丽雅斯公司对外销售的窗饰面料产品均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创作的面料图案，很快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优异的口碑，新品出现即供不应求，市场容量一度占据85%以上。

但是不久，沈莉萍就发现，在武汉的市场上便出现了大量的类似于依丽雅斯公司产品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来自山东、深圳、江西、浙江嘉兴等多地的纺织企业。诸多公司的仿冒，并且恶意降低市场价格，致使依丽雅斯公司的产品价格从起初的每米25元下降至每米6元左右，开始出现亏损，至2007年已不堪重负。万般无奈之下，依丽雅斯公司走上了漫漫维权之路。

维权陷入行政司法双重困境

“一开始，我们向侵权行为地政府主管知识产权部门投诉，希望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山寨’产品的侵权问题。”沈莉萍说，“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

她说，由于诸多原因，政府主管知识产权部门对相关侵权主体仅仅是行政处罚，根本无法彻底杜绝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依丽雅斯公司陷入“发现、举报、投诉举证、查处销售，然后没多久再出新的侵权产品，然后再发现、举报、投诉举证、查处销售”的怪圈。维权不成，高昂的维权费用下，公司的经营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依丽雅斯决定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就其中一名侵权人吴某的仿冒复制行为向常州市公安机关报案。

2012年8月18日，常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浙江嘉兴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吴某被依法批准逮捕。2013年7月18日，常州市检察院依法对吴某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2004年11月与2006年1月，吴某分别注册成立两公司，在公司运营期间，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前述美术作品用于窗帘布生产25600余米，共计复制作品20000余幅。公诉机关认为，吴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17条第一款、220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吴某矢口否认检方的指控。他认为，被指控侵权图案的设计和制版均由制版公司全面负责，他支付了设计费和制版费，所以对制版公司设计出的图案享有著作权，他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

常州市中级法院经过三次开庭，于2014年1月10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吴某以“重大事实不清、涉案作品定性不当、法律适用不当”上诉至江苏省高级法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

江苏省高级法院经过依法开庭审理认为：首先，原审判决对涉案作品著作权属的认定，证据存疑；其次，原审判决中据以定罪的证据中没有涉案的窗帘样布、光盘等实物证据，且证明吴某向制版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

根据以上两点，江苏省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于2014年9月25日将案件发回常州市中级法院重审，同时为吴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吴某走出了看守所。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力将助长拿来主义

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版权也许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而对于像依丽雅斯公司专注于产品研发的企业而言，版权就是生命。

沈莉萍告诉记者，我们企业怀抱着对司法部门公正处理本案维护权益的炙热渴望，却在二审中感受到了行业发展的冷酷绝望。如果重审不能出现一个满意的结果，不但企业宣布维权失败，十年前辛苦创造的知识产权产品也经法院判决后变成大家可仿制的公共产品，甚至连生存与否都会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

全国首例印花卷帘版权案发回重审的消息，也引发了常州当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

一位企业主表示，如果吴某最终被无罪释放，那么吴某之流的行业“拿来主义”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知识产权，心安理得地坐享别人的创作成果，进而以相互复制的方式破坏行业规则，破坏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快行业死亡。

全国首例印花卷帘版权案发回重审的消息，同时引起了法学界人士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极大关注。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单民，中国人民大学刘明祥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侯国云教授等刑法学专家在对这起印花卷帘版权案进行专家论证后一致认为，毫无疑问，依丽雅斯公司享有与案件相关窗帘布图案的著作权。

原审判决中，证明吴某向制版公司提供涉案的窗帘样布、光盘等实物证据的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并不矛盾，原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采纳符合刑事证据采信规则，足以认定吴某实施了复制依丽雅斯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窗帘布图案的行为，其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故意，因而，吴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17条，构成了侵犯著作权罪。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以阳国秀为首的四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得知依丽雅斯公司的遭遇后，联名恳请最高法院保护企业创新，对常州中院正在重审的这起印花卷帘版权侵权案予以高度重视。

这些都让沈莉萍看到了希望。她坚信，司法是公正的。她不希望看到“因为这个个案在知识产权界创制一个纺织行业与制版行业随意复制他人作品不构成侵权的行业规则”的悲剧发生。

有评论指出，此案未来的走向，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依丽雅斯公司一个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已经关系到了整个纺织行业的走向。今后的纺织行业究竟是不遗余力开发创新，提高行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塑造良性竞争的行业规则，还是企业不思进取互相复制抄袭粗制滥造，最终使整个行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

截至发稿时，常州市中级法院依然没有开庭重审这起印花卷帘著作权案。本社将继续对此案进行追踪报道。

相关链接：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7年4月5日）

第一条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复制品数量在二干五百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7. 在网上分享电子书资源会涉及到法律版权问题吗

无形的颠覆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6.18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45.8%。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直接带动了数字化出版的发展，2012年国内数字出版总产出达到1935.49亿元，比2011年整体增长40.47%，其中电子书(含数字化报纸)均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增长幅度均超过30%以上。传统的纸质图书正在逐渐演变为各种形式的电子书，阅读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包括kindle阅读器、iPad、iPhone或是其他形式的电子书，当当网也相继发布了“都看”阅读器。
电子书商们还在不断创新电子书的阅读体现，当用户看到好看的书籍，只需要用阅读器扫描书籍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载电子书，这一过程中甚至省略了电子商务中的“物流”环节。
在电子书产业持续升级的过程中，电子书的版权问题一直困扰着电子书商们。谷歌公司自2004年开始对图书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将全球尚存著作权的近千万种图书收入其数字图书馆。2005年，谷歌因涉嫌侵权被美国出版商和美国作家协会告上法庭，经过3年诉讼，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仍因涉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版权人的利益，遭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及欧洲出版商联盟等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反对，2011年美国纽约法院否决了谷歌的这份和解协议。在中国，2010年6月，中华书局和汉王科技因版权之争对簿公堂，中华书局指责汉王电纸书(国学版)预装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侵权。汉王科技则称，自己通过国学公司获得作品授权，并已经为这些内容支付了版权使用费。因此，如何有效解决电子书的版权问题，也成为电子书运营商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电子书产业的产生以及持续升级，颠覆了传统的“书籍”概念，信息在“无形”被阅读、传播。传统版权法的各种法律模型在电子书时代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塑造，“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互联网络传播权”这些对于普通公众相对生疏的版权法概念，一次又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留给我们思索的是，电子书产业升级给版权制度到底带来了什么?
版权授权现新模式
与传统纸质图书不同，电子书“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在著作权法上被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传统的版权法并没有这一项权利，它完全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催生的版权法内容。我国是在2001年10月修订版权法时才增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虽然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发行一般不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出版商在与作者的协议中往往会约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出版社所有，之后出版商就可以合法对外销售“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也成为电子书商们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方式。
电子书商们总是试图提升电子书版权授权的效率，然而他们在与出版商或者与作者“一对一”的谈判中，总是感到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于是，他们在想尽办法试图提高授权的效率。“自助版权协议”模式、“授权要约”模式以及“稿酬通知”模式应运而生。
其中，“稿酬通知”模式最具争议，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未经作者授权对作品进行网络传播，即使事后向作者支付报酬也属于侵权。为了在版权法上为“稿酬通知”模式找到合法的依据，有学者支持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解释此种模式，即电子书运营商“先使用后付费”的行为，属于“法定许可”，即法律所规定的许可方式，而不属于侵权行为。然而，这种“法定许可”情形又纯属于学者们杜撰出来的一种情况，在各国著作权法找不到现成的规定。当然，未来社会著作权法是否会吸收这种观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受到来自作者方面的强烈反对，因为“法定许可”的补偿标准系法律强行规定，是“一刀切”的范式，这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作者与书商们讨价还价的自由。
“自助版权协议”模式是由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推出的，该种协议模式构造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数字版权授权模式，旨在为互联网版权保护和版权交易提供范本。其本质是将授权协议格式化，它的本质是“格式合同”，即事先制定规范版权，尽可能减少签约各方的谈判空间。事实上，格式合同只会在签约时减少谈判成本，但它仍需要“一对一”谈判环节，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升电子书授权效率的问题。
相比之下，“授权要约”模式更受推崇，著作权人在图书出版的同时，根据其意愿，随书刊发出一个“授权声明”，明确该书的著作权授权范围、授权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授权要约”本身就属于批量授权，但它需要出版者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对于普通作者，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很难在出版时独立设计出“授权要约”模式，因此就需要出版者的积极推动，问题在于“授权要约”模式下最终受益者又是作者或电子书运营商，如何让出版者也从中“分一杯羹”，这是推动“授权要约”模式走向成功的关键。
“发行权”将被重新诠释
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界定强调采用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原件”或“复制件”。然而，对于电子书而言，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的，完全不存在“有形载体”，何为原件，何为复制件，在电子书的世界里并没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又如何来诠释电子书的发行权呢?
之所以要讨论电子书的发行权问题，还主要是基于“发行权”所奉行的“一次用尽原则”，纸质图书在首次合法销售后，针对该书的发行权便已用尽，即针对该书的二次及再次销售行为均无需再征得作者的授权。
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却奉行该原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还专门规定，“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了作品的复制件后，著作权人对该批作品复制件的出售权便一次用尽，不能再行使了。他人购买著作权人许可发行的作品复制件后再次出售的，不用经著作权人同意。”这里涉及到问题是，用户购买电子书后，是否有权依据“一次用尽原则”而将作品再次转发给其他用户呢?基于对利益的考量，针对这一问题，电子书运营商与用户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用户一方会坚决捍卫“一次用尽原则”，而争取转发的自由;然而，电子书商则会想尽办法阻止这种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转发。
纵观世界各国电子书“发行权”的立法，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例，扩大了发行权的解释，将电子书这样的无形载体也纳入发行权的范畴，但同时规定“如果将来出现一种控制技术，可以保证作品复制件的原始所有人在传输作品后无法保有复制件，而且接收方也无法擅自制作复制件时，那么发行权用尽原则也可以适用”。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例主张，发行权仅指“有形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发行，像电子书的发行则由其他版权内容来规范，不适应“一次用尽原则”。显然，各国立法大都站在电子书商的立场，不允许电子书的发行权“一次用尽”。
新业务模式重唤“出租权”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电子书的业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传统的书籍租赁业务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唤醒。亚马逊公司Ki″d1“电子书继在教科书领域推出租赁服务后又将这一服务扩展到一般书籍，如《有效思维的5个习惯》在Ki″d1“的销售价为9.99美元，而该书的Ki″d1“租书服务底价为5.5美元，每过一天就增加几美分，直至租价升至与销售价相同。
电子书让“租赁”变得更加容易而且“特别”。“租书”与“买书”不同，在租赁的情况下，用户只是根据其租赁的时间支付费用，而非永久阅读;电子书商也会通过技术手段在“租期”届满时收回电子书。这里要关注的是，电子租书服务与作者版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书籍租赁是否也属于作者版权范畴?如果说在“买书”的情况下，电子书商及作者收费的依据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在“租书”的情况下，电子书商及作者收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确认作者出租权的首个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第11条规定，对于计算机软件和电影作品，成员应授予作者享有出租权。关于“出租权”的立法例，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立法例主张“出租权”仅适用于电影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等特定作品。美国1976年《版权法》及其1990年修正案规定的出租权只支持计算机软件和录音制品。法国1992年《知识产权法典》将计算软件、录音制品、录像制品、传播企业节目作为出租权客体。我国著作权法也奉行这一立法例。第二种立法例则主张“出租权”适用于所有作品，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采用此种立法例。
其实，采用哪一种立法例，完全是利益平衡的结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之所以关注电影、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的出租权，是由于上述作品出租产业大发展所导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租电影、音像制品一度成为电影、音像产业的主流形式。为充分保护电影、音像制品作者的利益，相关国家才在著作权法上特别针对电影、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规定了出租权。随着阅读器的推出，电子书籍的租赁业务势必成为一种新的业务形式，那么，电子书产业升级是否会重唤版权法上关于“出租权”的扩张呢?
而到底是采用“出租权”还是“互联网络传播权”来调整“电子出租”行为，核心还在于在作者与电子书运营商之间建立利益平衡机制。若是将“电子租赁”纳入“租赁权”的范畴，作者自然有权基于“租赁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即便是未将“电子租赁”纳入“租赁权”的范畴，作者同样也可以基于“互联网络传播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出租权”不适用于图书作品，作者只能基于“互联网络传播权”向电子书运营商主张报酬。至于未来社会是否专门针对图书的“电子租赁”设立专门的“出租权”，还完全取决于产业发展的需要。
不可回避的挑战
我国著作权法正面临第三次修订，电子书产业升级势必会对法律修订产生重要影响，与此相伴随的是作者、出版商、读者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电子书产业升级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出租权等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其实，还远不止这些。

8. 如何查询图书是否正版及CIP查询方法

查询CIP可以去新闻出版抄总署网站或中国版本图书馆官网查询。新闻出版总署→办事服务→便民查询→新闻出版产品查询→CIP数据核字号验证→输入年份和六位数核字号、验证码就可以查询了。本查询数据起始年份为2009年9月到2013年9月,如查询不到，有另一个查询入口。
另外，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官网首页页面右侧也有查询入口。——上师文化传媒【图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