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版权

⑴ 作家的稿费是怎么算的

与王韬一样有着当代盛名的另一位文化界大师——鲁迅，在经济意识上与王韬的表现恰恰相反。用今天的话说，鲁迅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大师，他亲手砸破了饭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不同于王韬的耻于言钱同时又不得不向人乞钱，鲁迅正是以钱、以卖文所得保持了他人格上的超脱与独立，摆脱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官场帮忙”与“商场帮闲”的窘境。而这一切，又不得不从现代的稿费与版税制度说起。
现代稿费制度出现之前，由报馆实行的免费刊载文章，成为古代自费刻书和润笔制度向现代稿费制度过渡的中间环节。当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时，曾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声明愿意提供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不收作家的钱，在当时文人眼里，属于十分宽厚、前所未有之事，很快就激起了反响。一个月后，报馆又刊出征求新闻稿件的启事：“望诸君子不弃遐僻，或降玉趾，以接雅谈；或藉邮筒，以颁大教。”但是，用这个方法征求到的新闻稿子多数不符合刊登条件，刊登之后是否给予稿费，尚无佐证。实施之后，因合适的新闻稿不足，申报只好改用聘请本埠和外埠访员采写新闻的办法(相当于现在的记者)，访员写稿，是拿报馆的工资，而不是稿费。不久文人的诗词歌赋一类的文学作品因为不付钱就可以刊登而日渐增多，来稿踊跃，以致《申报》容纳不下，因而出版专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这是最早的以文学为主的月刊。《瀛寰琐纪》1872年11月11日刊出第一期，目录有：开辟讨论源，地震附见，日星地月各球总论，海外见闻杂记十五则，花史二则，鱼乐国记，眉子砚南曲白，桃花诗社唱和偶集。除天文地理及外国小说外，其他稿件大都是当时文人雅士投到《申报》来的稿件。
在免费发表文人作品数年后，申报馆又最早实行以一定的报酬购买书稿，它表明中国现代稿酬制度首先由晚清上海的报馆实行。申报馆不但出报纸，还印刷出版各类图书。1878年3月7日，《申报》刊《搜书》启事，愿意出资征用并重刊士人手中的珍本书、畅销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内容：“启者，本馆以刷印各种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或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申报馆愿意出钱购买士人手中已写成而尚未排印的著作，为之出版并在市场上销售，根据销售情况付给报酬，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愿意出价购稿，所出价当然就是稿酬，只是考虑到当时不少有身份的作者还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著作，故采取变通办法，按照惯例以出版的新书作为酬劳，这些新书理应视为变相的稿酬。申报馆的这则启事，应该可以视作现代稿酬制度的开端，不过在报馆刊印的新书中，属于这种性质的究竟有多少，尚难统计，但可以肯定确实有。蔡尔康为申报馆1872—1877年间所出书作《申报馆书目序》中说到：“迩日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板业经毁失者，故问价之人踵相接也。”未曾刊行的著作底稿如何得来，在申报1888年9月3日刊登申报馆主出售新印的《纲鉴望知录》广告中，可以得到说明：“此书为沂阳倪思藻先生辑，由本馆购得底稿，用活字排印，每部四本。”
书稿付酬实行若干年后，报刊来稿也开始给付稿酬，但据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所言，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除小说外，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稿酬的。郑逸梅也曾认为报刊稿酬制度始于上海的《小说月报》，后有学者寻找到1903年广东《岭东日报》的一则征稿广告，注有详尽的稿酬等级，比《小说月报》早了10年。但申报馆在实行书籍给付稿酬的数年之后，又发展到对报刊投稿也给予一定的报酬，始于《点石斋画报》中针对绘画的稿酬，时间上较《岭东日报》又早得多，对稿酬多少也有具体的说明，由此可见，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言，稿酬制度是围绕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而建立的，事实上，在报刊上对画稿支付稿费开始，便已经出现了稿费制度的雏形。
我们从申报馆书稿和《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原因、付酬的方式和标准中，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江南文化商人和西方文化商人习惯做法的烙印，如果就《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具体原因而言，可能有这样两点：一是与其作为报刊的特点有关。因为书籍可以新旧并存，新书创作未成，可以先印旧书，不会因此影响出版业务，报纸则需要每期更新，必须有确定的稿源保证。二是社会对此报刊有热烈需求，市场热销，促使其以稿酬换取更多稿件。《点石斋画报》出版以后，确实很受社会欢迎。前三期问世后，三五日即告售罄。1884年6月19日《申报》发表消息说，《点石斋画报》前三期出版以后，供不应求，购者踊跃，报馆又添印数千，也很快卖光，《点石斋画报》印数一般为三五千册，最高达万册左右。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当其热销时期，最困难的是新闻来源少，传递速度慢，不得已，就必须给予一定利益，刺激人们为其写稿投稿。于是1884年6月4日点石斋主人为《点石斋画报》征稿刊登《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启事称：“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惟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报外，能绘入画图者，尚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其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寄还。画幅直里须中尺一尺三寸四分，横里须中尺一尺六寸，除题头应空少许外，必须尽行画足，里居姓氏亦须示知。其画收到后当付收条一张，一俟印入画报，即凭本斋原条取洋。如不入报，收条作为废纸，以免两误。”登广告征求画稿，公开声明愿意付给稿酬，并对稿酬如何计算如何支付给予详细说明，这是申报馆首次表示对报刊投稿者给付稿费，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报刊征稿付酬资料，它的出现无疑就成为了近代报刊建立稿酬制度开始的标志。
《点石斋画报》给付稿酬的实行与否，在其他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19世纪80年代，王韬给画报的作品《淞隐漫录》就得到了稿酬：“七月杪，《淞隐漫录》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将告止。因画报阅者渐少，月不满万五千册，颇费支持。然韬月中所入，又少佛饼四十枚矣。”
后起的以新闻为主的报纸都采纳了《申报》的做法，主要稿件由拿薪水的报馆雇员采访、写作、编译，以外来新闻稿和文学杂稿为补充，这部分稿件需要付给稿酬。维新时期和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创刊的报纸，多数属于同人刊物，稿件写作多由参与办报的同人承担，故其支付稿酬很有限。申报馆率先实行稿酬制度，到19世纪90年代已非孤鸿独鸣，上海各报馆、书局实行者所在多有。《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不少资料，都涉及19世纪末(约在戊戌变法后)上海稿酬情况，说明当时撰稿取酬已是文化人圈子中常见的现象，收取稿酬也成理所当然之事。汪康年朋友陈寿彭受其嘱托，翻译《江海图志》一书，在讨论出版事宜时，陈寿彭与之约法三章：一、必须保留译者之名；二、必须收回译费1500元整；三、书印出后，必须送译者五十部。摆明不如此即不卖书稿之势，全然没有传统文人以卖文为耻的心理，足见当时卖稿付酬已成为公认的游戏规则。同样，汪康年请陈锦涛到北洋大学堂找人译书，也须事先说明稿酬为万字十元。
稿酬制度实行初期，如何分级、酬款标准、酬款方式等，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的，没有固定和统一的做法，可以由出版机构自定标准，也可由出版机构与著作者商定，取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和标准，稿费既有论字数计算，也有论篇或论本计算的，报刊文章篇幅短小，多按篇计算。如陈寿彭与汪康年之间就是采取互相商定的办法，按照陈寿彭最初的打算是：“弟之初意当拟请兄积股为之，一时不必与我译费，立一公道合同，各执一纸，以后出售，于赢余之利均分之，是我两人始终与此书之事皆得也，非欲将稿出售耳。”后因有人愿意出版此书，询问译费，汪康年要求陈寿彭自拟款数，陈遂提出论本计算的1500元之数(以全书共约50万字计，约合千字3元)，并声明，如对方不愿意，就收回文稿，另谋出路。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称：1906年以后，他在上海《时报》，每月写论说6篇，另外再写点小说，得80元。包天笑同时在《小说林》兼职，每月40元。当时，论说以篇计，每篇5元，小说论字，每千字2元，也有1元，甚至5角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便是每千字5角。民初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的稿酬最低2元，最高5元，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商务印书馆付给千字5元，后来增加到6元，属于稿酬偏高者。胡适也是千字6元，梁启超待遇最优厚，为千字20元。名中医陈存仁此时正在读书，给申报副刊“常识”投稿，每篇为1元。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至4元，5元、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
与稿酬制相配套的版权制度等，到晚清最后十年方才初现端倪，成为著译者稿费之外的又一收入来源。因其一时难以完备，著作者的权益只能得到部分保障。80—90年代著作人的版权尚未受到应有的尊重，王韬的一部分书颇受欢迎，江西书商翻刻他的《遁窟谰言》，易名为《闲谈消夏录》，用以赚钱，但是这一畅销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清末，翻印书籍大量出现，形成书籍出版的又一高潮，经过多年的商海弄潮，文化人的市场经济观念日益增强，由耻于言利到卖稿取酬，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其中，一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士如严复等，提出了著译中的版权问题，并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有关版权问题的论述，对版权制度的出台起了催化作用。1900年前后，严复在与张元济商讨有关翻译《原富》等书事宜时，明确提出了译作的版权问题。当时南洋公学以2000两买下《原富》书稿，并同意严复要求，于该书售价中抽十成之二给予译者。严复进而希望给予分利凭据，并参照西方版权原则，提出一些具体条款，如“一、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二、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约1903年左右，严复为维护版权，致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详细论证实行版权法的利益所在，认为“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国无版权，使写作翻译者裹足不前，则出书必少，最终有害社会教育和民智开启。信中提到，因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官书局自行刷印教科书之事，引起误会，致使南洋及上海各商埠书坊以为官府要撤毁版权，于是商议互相翻印出售私家译著各书，足见当时官府已开始施行版权法。清末，中外商人之间因版权问题引起数起诉讼纠纷，1908年11月，日人斋藤秀三郎控至诚书局翻印《正则英文教科书》案，1911年2月，美国经恩公司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该公司出版的《欧洲通史》案，1911年5月12日，英商伊文思书馆向会审公廨控告上海商务印书馆窃印美国有名史书案，促使出版界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对国内版权、中国与国际版权之间的差别，有所辨析。不过这时期民间书局关心眼前利益，版权观念还很淡薄。只有一些大的书商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我国第一次使用著作权印花，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周仪君翻译的《版权考》一书。
在稿酬制度出现初期，社会对它的看法仍受传统观念支配，为报馆写稿取酬仍被视为文人末路不得不做的低贱之事。不是迫于饥寒，一些文人仍耻于为市场、为稿费写作。林琴南等译《茶花女遗事》，刻成后，《昌言报》准备刊登，“告白”中称该书系用重价购取，引起林琴南等不满，致信高凤谦，要其转告汪康年，更正此事，声明不愿收受酬资。高凤谦致信云：“并乞更登告白，将‘重价购取’一语削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板价而已。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为此，高凤谦代汪康年拟告白如下：
《巴黎茶花女遗事》告白
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板价，并将原板寄来。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告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56页)
到19世纪90年代，耻于卖文的观念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稿酬制度已为人们所接受。原先因仕途拥塞、谋生艰难，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秀才童生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现在发现能够通过业余时间写作文字，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往往为此喜出望外，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特别高。翻阅时人书信文集，此类资料比比皆是，一些文采焕然、下笔神速的名士如林琴南，或学养深厚、具有声望的学者如严复，甚至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林琴南最初翻译小说不愿取酬，后来不仅取酬，且稿酬十分可观，他的老友陈衍曾与他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其结果，造就了上海图书报刊涉及面广泛的写作人群，并使之日渐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作家单靠写作仍然难以为生，除了写稿之外，都要兼作其他工作。李伯元、吴趼人吃小说饭。家无余财，生活贫困。鲁迅在民初《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当时，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8—10银元，普通职员4—6元(1914年左右)。一个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点的工厂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员，每月也是8元。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必须每月写出两篇《怀旧》这样的文章，才能达到下等巡警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一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民国时期那种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获得了很大改观，尤其是在上海，以卖文为生、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数量颇巨。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不复政治中心的风范，其文化势力迅即南下；另一方面，上海已成为当时全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都是领先于全国各地的，使得投身报业而获利成为可能。从心理因素方面来讲，一方面，至民初前，文化人以从事报业为耻和视卖文为生为辱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使他们不再耻于言钱，并且积极投稿取酬；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表明了当时的知识阶层普遍需要一种言论的媒介、身心的自由，公共租界的存在使文化人不会因为言论过激而遭逮捕，而上海宽松的言论语境和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一时令各方俊杰无不景从。
鲁迅，是这群齐集上海的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而稿费、版税、编辑费与兼职所得正是鲁迅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渠道。

⑵ 余秋雨现在在哪干嘛呢

他前段时间在深圳和香港 现在在上海 工作中心也转移到上海 工作地点还在戏剧学院

参考资料：
由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担任理事长的秋雨文化教育基金近日成立，并在4月29日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出席了第一次理事会并讲话。

秋雨文化教育基金作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下属的专项基金，将凭借余秋雨先生在全球华人文化界的广泛信任度，资助和组织海内外有关中国文化的阐释、呈现、重构和创新的各种试验，重点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演出剧目、电视栏目和科学科目。这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通过多元化社会筹集、发挥文化名人效应推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王仲伟在基金理事会上指出，秋雨文化教育基金有三大优势。一是选择项目的高端眼光，二是放眼天下的文化视野，三是募集资金的号召能力。基金的重点是通过优秀的文化项目凝聚人才、筹集资金，最终形成以项目为核心的资金和人才的良性循环。

余秋雨先生表示，文化的主要运作方式，应该是政府支持下的民间化、项目化、产业化行为。因此，设立一个由他本人挂名的文化教育基金，有关部门和企业已谋划多年。最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应该由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来进行更民间、更亲切、更感性、更多元的呈现，而我们应该调集多方面力量给与帮助和整合，这就是这个基金的宗旨。

据介绍，秋雨文化教育基金的成立，由中国光华科技教育基金捐赠了初始资金，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批准和支持。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也给予了有力支持。据悉，基金的首项资助项目，是由两岸三地著名艺术家、高等艺术学府和上海大剧院联手制作的中国戏曲音乐剧《夜航船》，将作为2008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和2008年上海电子艺术节的首演候选剧目亮相于上海大剧院。

⑶ 胡适离开北京时携带的两本书是什么

走得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胡适藏书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未及带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一九五七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遗赠给北京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物“身首异处”，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学者仍四处打听：“胡适的私人藏书和文件档案到底现在何处？”

胡适匆忙离平，仓促间丢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书和个人文献，这批藏品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珍贵财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郊外的清华大学已经先得解放，城里风传北大将要南迁。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实际上，不仅北大确无南迁之意，就是胡适本人也完全没有任何离去的准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突然改意决定离开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门未开，胡适与陈寅恪两家无法抵达机场，因此未能成行。当晚，他们与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取得联系，商定次日一早由专车将他们送至机场。十四日，胡、陈两家飞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陈寅恪那样随身携带一部份藏书，事实上，他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这批藏品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藏书的体系可以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渊源，个人档案更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学、史学、文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丰富材料。

北大历史系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记者，胡适多年治史学，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收藏之事向来颇为看重。更何况，二十六岁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将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个人档案资料。他连给人写信都要存底，否则便会在信中说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对方看过信后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觉地收集文献资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观条件上有所保证，“因此”欧阳哲生说，“胡适虽称不上最大的藏书家，但可以说他是个人资料保存得最完备的一代文化大师。”

胡适一九四八年以前长期居住北平，他“处心积虑”收集的藏书和文件也因此几乎全部存于北平寓所中。这样丰富完整的史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它决不仅仅是为胡适个人所珍视的财产，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后来命运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击者证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胡适本人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身亡。其他与这批藏品有关的当事人也纷纷作古，现在，真正的知情者实在已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当年在东厂胡同与胡适南北相对而居的，他的学生和助手，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一直关心这批藏品的下落，作为当年的“目击者”，邓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亲笔证词。

“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

通过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记者找到了曾协助邓先生工作的沈乃文，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诉记者，他曾为调查胡适藏书之事找过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对他说，自己当年目睹了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且，不仅是胡适的书和书信文件全部被装了箱，就连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被一起装了进去，连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滩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

据沈乃文调查，这次整理、装箱和转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北大图书馆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译、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当时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与邓广铭先生一致的证明。

胡适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后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过早夭亡，这批寄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给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复北大的公函：“经报请市人民政府胡适等物品暂由你单位保管。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适藏书由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旧址迁往海淀燕园现址，一九六二年，剩余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园。

胡适一九五七年立下遗嘱，将寄存的书籍、文件赠与北京大学。

胡适当然是始终不能忘怀北平的藏书和文件的，那是作为学者、历史学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一九五七六月四日，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抛开政治因素，仅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难从这份遗嘱里看到胡适对北大的深情和对那批藏书文件的萦怀。

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人们对胡适的遗嘱一无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的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至此方知胡适关于那批藏书、文件的交托。一九九三年三月，当时的馆长庄守经访台，专程来到台湾胡适纪念馆，意在寻找胡适遗嘱。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吕实强提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批示。五月，吴大猷亲自出面，同意将胡适遗嘱的中、英文复印件提供给北京大学。

胡适的遗嘱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许多海外学者都曾以各种方式向北大询问过胡适藏书、文件的收藏情况，询问是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收藏胡氏藏书及资料。面如许善意而急切的询问，北大图书馆深感为难。这不仅因为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最有价值的胡适书信、手稿等个人档案资料早已被调出了北大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胡适藏书、文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藏品从此“身首三处”。

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么，这批藏品是何时、何地被怎样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从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时说起。

一九五四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据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的沈乃文告诉记者：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对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说：“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而至于为何没有留下提取的证据和手续，邓先生猜想：“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

沈乃文的调查证实了邓先生的猜想，他说：“一九五四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

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过去以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当时情况的中宣部工作人员也为此出具了证词。

事实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并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适的藏书、文件又经历了第二次分割，这一回，有确切的记录。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进行分配。分配的办法是：将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剩余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适书信和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书则继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这次分割出去的藏书、文件的目录清单。

胡适的藏书、文件从此“身首三处”。

北大图书馆曾依遗嘱希望把藏品归于一处，但条件尚未成熟，合并之事未得解决。

当然，物分三处并不等于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阅胡适的书信、文件、日记等资料，持单位介绍信即可到一周对外开放两个上午的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手续也并不繁难。到北图的善本书阅览室，凭藉书名目录，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适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图书馆里，如果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巧借阅到胡适的藏书，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记者就曾极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里借阅过有胡适亲笔签名、印章，并题写了短序的《独立评论》杂志。

但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而言，这样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无法从这些零散的书籍里发见胡适藏书的体系性，也无法方便自如地运用本来十分完整的资料和书籍。因此，学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将所有藏品归为一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胡适文库”，使这些收藏物尽其用。更何况，这批藏品属于胡适私人财产，他在遗嘱中的遗赠之愿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构想》一文，学者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尊重适之先生的权利，以及学界使用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愿望。

据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介绍，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适遗嘱以来，北大图书馆就开始了索还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图书馆致函北图，请求北图根据胡适遗嘱将馆藏的一百零五种胡适藏善本古籍归还北大图书馆。 北图对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关领导部门批示方可交还。于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馆长通过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议案，希望解决胡适藏书文件的保管问题。与此同时，林被甸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领导，详陈此事原委。

两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的意见。这时，北图方面更换了领导，新主管也承认接受并保存胡适私人藏书的事实，但他们认为：胡适藏书的分割有其历史原因，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应慎重，北图作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他们认为这批书还是仍由他们保存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北大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近代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们在进驻该所现址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居所）时，就在胡适办公室中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们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来自北大。

针对胡适的遗嘱，他们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北大拿不出实据，无法证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两次分割的事实。

鉴于三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合并的计划尚未开始，便于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来。

近日，当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采访时，北图的负责人已经调换，北图的工作人员虽大力支持记者的采访，但无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记者甚至需要反过来向有关工作人员简单介绍情况，以便于帮助其寻找知情者。一位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在多日查询后告诉记者，那批胡适藏善本书没有单独存放，是统一保存于善本书库，与其他书一样对读者开放的，属于正常利用的状态。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北图的善本书保存条件非常好。”

当记者问及北图是否有意按胡适遗嘱归还这批书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当初这批书是由政府拨交给北图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北大手里拿来的。既然当初这属于政府行为，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自己把书归还给别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关人士则不愿意多谈此事。

深入学术研究，资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适藏书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财富。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胡适的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近年中国学界热衷于‘重新发现胡适’，在我看来，已经跨越‘政治平反’阶段，而与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潮流息息相关。”

学术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后盾。在胡适研究领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开展。姑且不说国外及台湾方面，仅内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绩。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八五年，他们又整理出版了两册《胡适日记》，收录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个月的日记。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每套售价二万六千元，学者们虽无财力个人收藏，但可利用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此外，耿云志、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胡明编、四百多万字的《胡适精品集》，耿云志编、三百多万字的《胡适论争集》，以及年内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是由欧阳哲生主编，共十二卷，长达六百多万字。据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编的《胡适全集》也正在进行中。

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此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现有材料，利用“胡适文库”或胡适藏书目录之类的资料系统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胡适藏书及文件最后归属何处，最重要的在于结束物分三地，身首异处的局面。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对记者说：“胡适当年所留下的书信文件，海内外瞩目，希望同有关几家通过协商把这批珍贵文献资料集中于一处，使之充份发挥作用。作为学者和文献工作者对此应该能取得共识，带头来做好这件事。”一直关注此事的沈乃文对记者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胡适应该尊重胡适本人的意愿。毕竟这是胡适的私人财产，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丢弃不要的，或是被党和政府没收的。因此应按胡适本人的意愿进行处理。”

胡适的藏书和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意义上的遗产和财富，它更是属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结束采访时，欧阳哲生对记者说：“不管由什么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对这批藏书和资料好好地进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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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和1998年的有什么区别

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

（一）前后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

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

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

“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

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

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

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

（二）表述与史实不符

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

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

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

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

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

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

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

（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

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

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

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

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

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

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

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

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

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

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

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

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

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

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

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

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⑸ 冰心与林徽因是朋友还是什么

仇人

⑹ 名人对胡适的评价是怎样的

1、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季羡林：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2、历史学家，文学家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3、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

4、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徐宗勉：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

这是因为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5、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⑺ 胡适考证说历史上没有“施耐庵，”，为何人都认为他是水浒作者呢

《水浒传》是谁做的？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的“《水浒传》是谁做的”这个章节中，做了六点假定来推断“施耐庵”。本回答导语开头讲的那一点是最后一点，在这个假定之前，胡适先生还说到：

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第四点）

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第五点）

胡适先生首先从版本问题入手，讨论《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谁。我觉得，胡适先生的方向是正确的，要找出《水浒传》的作者，文本本身最能说明问题。现在所得出的“施耐庵”即“施彦端”，难以洗脱脱离文本、编造故事，乃至伪造证据的嫌疑。

胡适认为，《水浒传》的确有一个金圣叹所说的七十回本，这个本子有可能出自施耐庵之手。而从郭武定刻本以下的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版本的《水浒传》，其作者恐怕就不是施耐庵了。

把《水浒传》一分为二，因而得出两个作者，这是胡适先生最为独特的观点。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现在已不为普通读者所知，学术界也很少提及。绿野老道认为，胡适这样讲，恐怕不太在理。

金圣叹所称古本《水浒传》是不是有，胡适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而从文本来考辨，金圣叹所称古本，其实也是从郭勋刻本衍生的袁无涯百二十回本腰斩、删改而来，迄今为止，尚无实证证实金圣叹真的读到了“施耐庵”的古本。所以，《水浒传》除了有繁本、简本之分外，现在能够看到的通行本，大致应当是一种母本繁衍的分支，施耐庵的《水浒传》只有一个。

朱元璋违背历代规制，把皇位传给皇太孙，“孙立”就是妖魔。所以，文本中足可名列天罡系列的孙立被降为地煞第三名。地煞第一名就是有朱洪武符码的朱武，而“丧门”的黄信位居第二，三代人占据地煞前三，这就是梁山好汉排名中的一大隐秘。《水浒传》中还有很多类似隐喻，暗指靖难之役。

由此可见，施耐庵绝对是这段秘史的见证者。此时，死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施彦端”肯定不可能穿越而来，看到这段秘史后又穿越回去，在《水浒传》中暗写下一段惊天秘闻。同时，即便是“施彦端”穿越而来，早已隐居乡间的村老也绝对不可能听说皇宫如此等级的绝密。

其二，施耐庵是佛教信徒，崇尚“佛道合一”。《水浒传》中有大量的佛、道符码，施耐庵以道家“妖魔”为线索，围绕“替天行道”这个主题讲述梁山故事。但是，施耐庵绝非信奉道教，而是佛教信徒。在主张“佛道合一”的大前提下，表明自己的宗教观点：佛比道高。

劫取生辰纲是道家“妖魔”刘唐先去了道教大护法灵官处“镀金”，然后才能去找佛教护法天王晁盖，佛道联手揭开了梁山大聚义的序幕。朱仝去捉拿托塔天王，先得去观音庵取齐队伍，且因此义释晁天王。

⑻ 胡适和鲁迅对打过笔仗吗

来源：知乎

豆子

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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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骂起来。
因为鲁迅一直骂胡适，胡适一直不吭声。
起初，鲁迅跟胡适的关系很好。
我们看《鲁迅日记》：
己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给老李写了封信。下午去学校，买了本《马叔平所臧甲骨文拓本》，花了我四块大洋。晚上胡适在东兴楼拉场子喝酒，叫我也去，一共十个人。（二十三日晴。上午寄李遐卿信。下午往大学，得《马叔平所臧甲骨文拓本》一册，工值券四元。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

他们经常一起吃席。
在之前的文章中，鲁迅称呼胡适为先生。因为虽然鲁迅的年纪比较大，却比胡适出名要晚一些。不过，自从1924年以后，鲁迅一提起胡适，就变得阴阳怪气了。鲁迅是左派急先锋，胡适是右派温和狗，水火不能相容。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北京女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就是《纪念刘和珍君》里头那个反动女老师。她实行对学生的高压统治，不允许学生参与学生运动，手段强硬，引起学生强烈反感。因此学生发动了“驱羊运动”，要把她从校长位置上赶下去。
杨荫榆虽然行事上有欠考虑，但终归热心教育事业，他不让学生上街，多半是怕学生被击毙。鲁迅的文章出来以后，杨荫榆名声臭到了大街，只好退出教育系统，但后来依然去别处当了老师。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的时候，杨荫榆的学生被日本人殴打，她只身前往日本军营，递交用日语写的抗议书，要求日本人交出凶手。她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建造房屋，收留因战乱避难的孩子。杨荫榆的行为遭到日本人痛恨，最终被日军杀害，抛尸河中。
她是十恶不赦的人吗？
完全不是。
可惜这个情况鲁迅是看不到了，她的形象，永远停留在《纪念刘和珍君》里了，还被选进了课本，继续遭受数以亿计的误解。
随着北师大事件的爆发，鲁迅和其他人的论战也开始了。鲁迅是支持学生运动的，而论战的对方的态度，主要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持着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陈源、李四光等人。
本来，也没胡适什么事儿。
但胡适手贱，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文章写作的背景是，学生一开始要对付杨荫榆还可以理解，但最后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闯进章士钊、刘百昭、朱深家打砸，并火烧了《晨报》报社，胡适表示遗憾。
在文末，胡适说：
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鲁迅认为这是在为章士钊洗地。
由于鲁迅的笔力很雄健，讽刺意味十足，所以但凡和他持有不同观点的，都被骂得狗血淋头。这里头包括刚才说的陈源，以及他的弟弟周作人。胡适给他们三个都写了同样一封信：
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鲁迅很生气。
后来他写《出卖灵魂的秘诀》讽刺胡适。
文章里他喊胡适为胡博士，他说，“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说胡适说“日本不可能用暴力征服中国人”，这句话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从而推断出胡适的意思是“暴力征服不了中国人，以德服人就可以”，原来如此，“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此外，还有这样的：
胡适博士“能用英语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尽管几次三番公开讽刺胡适，但胡适从来没做过回应。只有在给周作人写的信里，胡适提到过鲁迅：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生平骂人无数，讽刺连篇，众人都为他叫好。他也当真是铁骨铮铮的勇士，但这种笔锋加上激进之思想，太容易误伤别人。不过，后世在拔高鲁迅的时候，并不是会在意他的文章究竟有何等魔力，他们只注重鲁迅文章中的意识形态，刚好这个立场符合政治的需要。然而这正是鲁迅当初最不愿意看见的。1996年，罗稷南亲口告诉鲁迅之子周海婴，在1957年的时候，他曾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讲：
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这也印证了胡适后来说的：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呵呵。
是谁的人不重要，和谐社会最重要。

编辑于 20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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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SHOW ME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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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排名第一的：
1，鲁迅的重点根本就不在什么杨荫榆。
鲁迅的文章读的不多，就《记念刘和珍君》那篇文章来讲
一共提到杨荫榆的地方就是两处一个是她的名字，一个是说这个校长广有羽翼。
校长比一个没入社会的学生羽翼广 再正常不过 这里只不过陈述了事实，退一步讲，就连广有羽翼算不算贬义词都值得一番讨论。
学生敢反抗校长 再怎么也不可能是范进那种的穷酸文人。
鲁迅之所以这么写，部分是因为从刘和珍敢叛逆校长这点 找到了共鸣（参见《社戏》里那群叛逆的天真少年，鲁迅对这种叛逆一直有隐隐的好感，鲁迅欣赏尼采也是这个道理。以及参见《铸剑》里那个从懦弱到复仇的少年，《我的第一个师父》里的叛逆和尚，以及魏晋竹林七贤的事迹，例子简直不要太多）
任何一个当年做过反抗校长梦的熊孩子，叛逆少年，热血青年都能找到共鸣，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杨荫榆什么事情，杨荫榆充其量就是个跑龙套的，把她换成李荫榆，王荫榆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校长，都一样的效果，叫老毛 教辅书 语文班主任之类一发挥 就成鲁迅说杨荫榆十恶不赦了？
二元化文革思想也太严重了吧？
教辅书大多数都是强调孔乙己多么迂腐。扔掉教科书看 偷东西都偷书的孔乙己其实是个可爱的有点中二的人物，这种脑子一根筋的人在良好的社会就有潜力成为爱因斯坦，霍金，康德；在满大街都是只关心八卦，以其他人的笑话和苦难为食粮的民众的社会，孔乙己就只能成为大家眼中的笑柄。
杨荫瑜名声臭大街正好就是扇了这帮人的脸。
2，鲁迅不主张学生上街，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
鲁迅本来就是不主张学生上街的，但学生既然流血了也绝对不能污蔑学生流的血是被什么人指使收买来的。
鲁迅那篇文章目的不是为了歌颂流血的，而是为了反驳那些什么都没做，只会在旁边污蔑学生被利用的人。
3，
随便查了一下（因为只有这个答主给出原文了，其余的所谓论战没有提及原文没办法查）
答主说的所谓对胡适人身攻击的那句：
『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
这句话的背景：
监狱里对犯人刑讯逼供无论民国还是现在都是尽人皆知，至少也有所耳闻吧？
胡适博士去监狱里考察说：连一点点刑讯逼供的证据都找不到，犯人们还很自由，虽然条件差些，还是挺令人满意的嘛。还用英语去逗犯人（当然不排除民国有懂英语的犯人可以聊天）。
不能验证这是真是假，鲁迅也是从当年的通讯杂志上摘录的内容。
今天随便哪个县长去监狱，狱卒狱警不得跪着迎接，县长出来后对记者笑说，条件很好嘛，打扫的很干净嘛，我还和那些犯人们谈笑风生呢。
然后鲁迅说一句『有一次某县长还和犯人们谈笑风生』。
这就叫人身攻击？？？这是什么样的人身攻击？
鲁迅拿这句话来攻击县长？
更何况抛开提到胡适那一两句话，整篇文章都在拿监狱里的情况来说中国是怎么粉饰太平的。
无论胡适是天真不知道水深，还是虚伪故意这样说（我倾向前者），不管怎样胡适就只不过是个引子，出现了一次的龙套而已。（鲁迅如果是想抨击胡适早就把胡适开膛破肚，把胡适的动机分析得一清二楚了，会这样一笔带过？））
应该说根本没胡适什么事情，和杨荫榆这个是同样的道理，看文章不看重点，鲁迅就这样陈述了下事实就成人身攻击了？
只字未提背景，断章取的一手好义。
4，
《出卖灵魂的秘诀》 这篇文章不是鲁迅写的，而是瞿秋白， 被鲁迅收入集子 也算是鲁迅认同吧。
这篇文章主要是反驳胡适之前写的《我们走那条路》，
胡适道：

“中国当前面临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梁漱溟评价胡适这篇文章：『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瞿秋白在《出卖灵魂的秘诀》评价：胡适这是给日本人指路。
一，胡适那篇《我们走那条路》有版权限制 搜不到全文。
二，《出卖灵魂的秘诀》并不是鲁迅写的。
所以这个如果谁找到胡适那篇的全文了我再接着写。

编辑于 20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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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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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少，所以读了第一答案觉得不错，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又读了第二个答案，感觉被第一个忽悠了，然后看评论，又感觉被第二个忽悠了，唉，我读书少
发布于 201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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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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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奢望就是，就是希望能看到这样一本书，鲁迅与其他人打笔仗时，你来我往的文章能够按时间顺序集到一起，并且每一次事件的背景都有个详细的介绍。那就完美了
编辑于 20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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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折刀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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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这些高票评论，说啥的都有，我只想说我被你们确实忽悠了。然后仔细想了想我印象里的鲁迅。首先鲁迅是一位作家，或者说我认为是民国第一作家，但是他也是一位普通作家，他不是什么圣人，他弃医从文，是为了唤醒同胞，说明他确实是愿意为国家奋斗的，但是注意，一位作家，手无缚鸡之力，唯一的武器是手中的笔，你说人家九一八事变不去抗日是不爱国，我实在不理解诸位的逻辑，看到这话我以为这是贴吧，鲁迅做事首先是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就好比他在日本留学这么多年，他为啥不去刺杀日本首相？一定是不爱国一样的狗屁逻辑。鲁迅的弟弟娶了日本女人，如果鲁迅活在现在大家可能就直接说他是汉奸了，根本不用辩解，估计过几年就变成了：你看鲁迅弟弟娶了日本女人，日本侵略中国，鲁迅应该先把那个日本女人的问题解决掉！鲁迅不值得相信！至于鲁迅为何名气如此大，首先他的文字配得上他的名气，然后是鲁迅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死了，你可以想想如果他不死遇到文革什么结果，参考老舍。因为他死的早，文章骂的又是当时国民政府，可以给学生洗脑民国的黑暗，所以建国后他被一些政治家神话了，给人一种鲁迅是圣人，鲁迅必须完美无缺一样！实际上是我们不懂真实的鲁迅，却说鲁迅欺骗了我们。鲁迅因为家里原因娶了一位有名无实的老婆，然后又和自己的学生结婚，至于偷看日本弟妹洗澡这种谣言，要么拿出证据，要么闭嘴。鲁迅说那位杨女士的话，我觉得诸位过度解读了，鲁迅只是当时陈述事实而已，这位杨校长当时的行为确实有很大争议，鲁迅或许也不喜欢她，但也谈不上批判她吧，鲁迅骂人都是专门写文章骂的，后来这位杨校长为学生而死，证明确实是一位好人，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有些地方让你不喜欢，说她几句，然后发现她为了抗日死了，难道你就变成汉奸或者小人了？国人的逻辑实在莫名其妙，总觉得当时的名家就应该完美无缺才能担当的起民族灵魂四个字。补充一下，教科书已经完全把鲁迅的文章删除了，至于为啥，官方解释是鲁迅太难懂了，呵呵，侮辱我的智商，英语更难懂，大多数人学了还都没用，愚民政策干的漂亮。最后附上鲁迅写的话大意：当奴隶不可怕，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会挣扎，会反抗，可怕的是让你当奴隶还要从中找出乐趣来，还要去歌颂，让你主动去维护他们。我有时觉得鲁迅的话就是昨天写的。那些年他笔下的人和事，现在不就活生生的在我们周围吗？一百年了，中国还是一百年前的毛病，一点没改，这也是为何鲁迅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因为他描写的太准确了。他太了解国人了。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⑼ 为什么姚贝娜拿不了总冠军

《中国好声音》昨晚PK结果揭晓，姚贝娜被灭掉。网友直呼浙江卫视简直黑出翔了。很不文明啊。其实稍作分析，姚贝娜注定被淘汰。Why？Why？
前言：《帝都屌丝传》推出四期后，用户好评如潮，跟帖多多，已成为一个接地气的话题，为诸位消化计，今天暂停推送，节后恢复，精彩依旧。
小编今天谈谈姚贝娜。Why？
胡适先生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准有三，第一，怎么对待孩子；第二，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怎么娱乐？
关于孩子，昨天《中秋舆情（二）：你安不安好，都没晴天》已论及。甘肃一个初三学生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当地公安刑拘，他们连一个孩子都怕，匪夷所思。不文明啊。
今天重点谈谈女人与娱乐。《中国好声音》灭掉姚贝娜正切题。昨晚PK结果揭晓，网友直呼浙江卫视简直黑出翔了。很不文明啊。其实稍作分析，姚贝娜注定被淘汰。Why？Why？
一、回顾：
按照赛制，昨晚是那英战队四强学员姚贝娜、朱克、侯磊和萱萱上台捉对厮杀。其中，姚贝娜被外界视为夺冠大热门。
首轮车轮战后，萱萱凭着一首《叶子》，获那英直接保送进入第三轮。其余三人接受101位媒体评审的投票，票数最低的侯磊率先淘汰。
第二轮，朱克、姚贝娜再次进行演唱，媒体评审的票数加上导师所给分数，总分较高的姚贝娜进入终极PK，朱克则以9分之差止步。
第三轮，终极PK中姚贝娜与萱萱展开激烈对决。萱萱演唱《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被那英大赞。姚贝娜则挑战高难度的《All by myself》，出现失误。媒体评审环节，萱萱以75比26遥遥领先姚贝娜。那英给了萱萱52分，给姚贝娜48分。最终，姚贝娜竟然以74比127的悬殊分差大败，她当即泪洒舞台。
萱萱夺下那英组冠军后，网上掀起一片热议，部分网友质疑内定。
二、预言：

一个月前，去年好声音学员王韵壹（小编帮你回顾：就是那个光头、爵士乐唱得牛气冲天的姑娘）在专栏中就曾大胆断言：
姚贝娜，是这一集的杀手级选手，非常不俗的专业歌手。选择了那姐作为导师绝对不出乎我所料，虽然唱的是阿妹的歌，但是颇有那姐的范儿。现如今很多唱流行的歌手都喜欢模仿老派港台歌手吐字，譬如“太”一定要加一个很靠前的“ci”音，把“太高”唱成“菜高”。自以为很时髦，其实土到家了，而且很难听。这种类似的臭毛病在姚贝娜身上一点都没有。发音位置多变且饱满，我本身作为一个不是很喜欢飙高音歌手的人也被她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而且据我所知，这不过才发挥了她演唱技术的一部分，姐们儿还没真正放开已经很吓人了。不愧是刘欢老师的得意门生。武功高强的忍者也怕背后有人放冷箭，好声音毕竟是一个众多人心中的利益聚集地，虽然很收着了，但仍然盖不住锋芒。一上来就这么扎眼备不住会引起某些人的嫉妒而招来麻烦。姚贝娜，加油！虽然好声音一定不会让你拿到冠军，但是仍然期待你更出色的表现同时也希望老天保佑你能飞得更高更远。
当时，王韵壹的预言一出，嘘声四起。善良的网友不相信啊。要知道姚贝娜可是实力派。
三、描述

网友调侃：贝娜有三宝，中国好声音，湖北好身材，武汉好长相
姚贝娜（Bella），中国新晋女歌手，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流行组金奖获得者。2012年因演唱宫廷大戏《甄嬛传》主题曲《红颜劫》及多首插曲而名声大噪。尔后为2012年暑期魔幻大片《画皮2》演唱宣传曲《画情》，为冯小刚执导的大型战争剧情篇电影《一九四二》演唱主题曲《生命的河》。最新同名专辑《姚贝娜》收录了其出道至今多首原创歌曲，已于2012年6月5日发行。2013年7月，姚贝娜参加了热门节目《中国好声音》，并以一首《也许明天》赢得四位导师的转身。最终加入那英团队。
@徐智岭 这样评价姚贝娜：
唱功同年龄段里数一数二，《画情》唱得明显比张靓颖的《画心》要好，而《甄嬛传》里那么难听的曲子，硬是被她出众的语感撑住。
音乐世家，科班出身，四次青歌赛经历，金奖获得者，这些年商演不多，技术还在进步。素养好，驾驭能力上佳，风格迥异的作品能够分裂般的搞定（爵士其实唱的也OK）。
文工团晚会歌手的路不愿走，说明有企图心，也说明心态有点急，签了沙宝亮的公司，生病化疗，唱了《甄嬛传》，沙宝公司倒闭，转给华谊，走了段之前张海豚电影片尾曲女王路线，曝光度和话题性都不够，与好声音合拍。
技艺精湛，性格温柔，知书达理，外表算甜美，家世也好。但是她不红，技术方面应该是音色大众，辨识度还不如郁可唯，包装方面确实个人品位不高，路线方面走的科班路子，群众基础不够，也缺乏量身定做的流行作品，最后就是运气不太好，健康出了大问题。
此外，姚贝娜同学最让人称道的是，没有学习其他好声音学员恶俗的苦情桥段，没在台上把自己得癌症的事情说出来，不说故事，不煽情，更不瞎扯。
四、内幕
很不幸，王韵壹还是一语成谶。姚贝娜泪洒舞台，含恨离场。
1、首先说说《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版权来自海外，导师背后转椅，让中国内地土鳖的观众耳目一新，但是……请注意这个转折……什么东西来到泱泱大国之后，必定烙上中国特色。好声音概莫能外。
据王韵壹专栏：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和人、有温情、有泪水、有感动也有陷阱。当初离开好声音也是因为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明争暗斗，我天性懦弱，不善于这些伎俩才不得不离开那个给予我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
幕后的黑手还远不止如此。王韵壹专栏停止了，她这样解释：
前几天我受到了某方压力：如果继续对好声音做出任何点评或预测，我将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报复……其实我很想不通我说的那些实话到底触犯了谁的利益，让他们用如此拙劣的手段迫使我闭嘴……我实在没有办法按照某方的名单灌水。真诚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若是让我说违心的假话，我宁愿选择沉默。
可见，《中国好声音》背后的水有多深。选手如棋子，大手在后操纵自如。
2、再说说，《中国好声音》为何不选姚贝娜。
综合各路方家意见如下：
@李小城：姚贝娜是华谊的。浙江卫视怎么可能捧红别人家的孩子。
@俞曦：你不能签约就别来了嘛。ps，姚贝娜是华谊的。
@林宇：《中国好声音》其实是由市场决定，不是由声音决定的。
@李坡 ：真人秀，何况她来只是增加卖点的，怎么可能选她是冠军？冠军有几点必备的，第一要音色有特质，她是专业歌手，特质哪能还在，早就被学校磨的圆圆滑滑了，参考吴莫愁，平安，张伟等，还有导师更喜欢野路子，你一个正常人跑来这捣什么乱？冠军要年轻，不大不小，你看她都多少岁了，还有进步空间嘛，没有进步空间，导师还有什么传授给你的，怎么调教你，如何体现导师的存在感？混了那么多年，你还没红起来，不是时运不济，不是偶然，是你没那个命，甭折腾了，明星大红大紫，你不适合。可以观察那些有些小名气的，有些小成绩的，说起话来就咬牙的选手，回来选秀的，常石磊，吉哲，金池等等都是一样的命运，四强可以留你，但冠军，您就别想了。很多人被钟伟强感动了，看着网上集体热论，导演组挥挥拳头，走一个，干了。他来就是为节目增点故事性，我都懒得说炒作这个词，他太老了，不淘汰他淘汰谁？林育群？就是那个小胖，被淘汰就很正常了。所以，汪峰组的孟楠是肯定要被淘汰的，阿妹组几个老的肯定没戏，哈林组几个长的太抽象也是没戏的。这就是个电视节目，他们的目的是增加收视率，拿到大赞助！谁是冠军重要吗，对中国选秀影响大吗？半年之后有谁会想起姚贝娜被淘汰吗，who care！
3、导师是带着任务来的。
昨晚9点20分，节目开播前，著名的梁指导@梁欢 说：那英组就看姚贝娜和萱萱，谁选对歌谁就能进总决赛。
可见，选歌是关键。但选歌权由谁掌控？导师。
节目中，那英亲口承认：刚开始为姚贝娜选高难度的《All By Myself》时，姚贝娜不断重复“记不住词”、“根本唱不了”，颇为抗拒。
果然，因音域跨度较大，姚贝娜演唱出现瑕疵。
更难以理解的是，据@梁欢 ：萱萱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最出色的是第一段主歌，开了一个绝佳的头，但越往后唱越差，Bridge 部分唱完后层次感已经全没了。
但那英却大赞其有超强音乐天赋，领悟力、表达力都一级棒，还称从她身上看到了当年那个21岁的自己。
网友“兴奋的乌龟”称：“这一轮结果让我大跌眼镜，萱萱居然把姚贝娜PK掉了，那英选的什么歌呀，虽然最后一首姚唱得有失水准，可是唱功帅了八字眉十万八千里好吧。”
所以@梁欢 最后讽刺的写了一个段子，沈阳音乐学院明年招生可以这样宣传：“今天我院吊车尾学生，明天战胜青歌赛冠军”。
4、至于那101个所谓媒体评审团，跟风者多，真是给人家举牌去的。
网络上，傲娇的媒体人还不忘耍起嘴皮子。《东方卫报》新闻中心主任@郭晓松 ：我信本报记者作为媒体评审，在录这期好声音的时候，看到萱萱一定很纠结要不要投票，不为别的，就为这名字……
结果是：萱萱，胜了。

⑽ 有哪些著名的书是公共版权的

《儒林外史》代表古代讽刺小说高峰的《儒林外史》，一直深受鲁迅、胡适等文学大家的喜爱专。不过相比较其属他五本名著而言，《儒林外史》的群众基础稍显薄弱一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家喜欢“妖魔鬼怪、恩怨情仇”多一点，像《儒林外史》讽刺意味深长的古典小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