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钱作为财产，使用权如何体现能举例吗
还是有区别的，复使用在于利制益财产自身的功能，货币最常用的功能是交易，所以把以钱易物的行为理解为使用权为宜；处分权可以理解成是决定财产命运的权利，比方说决定把钱送人，这就是一种处分权的体现。决定把钱撕毁也是一种处分行为，但这种处分行为时违法的。
补充：你说的对，在这里使用权和处分权的区别的确是有限的，可以理解成是两者发生了竞合。
② 有人将东西送到你的手上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拥有这个物品的使用权与支配权
如果是送给你的，说明你就是这东西的主人了，但如果是捡到的，就是不当得利，要还回去，不然会是犯罪。如果主人找了自己的东西在你的手上，不还，可能公安会找上你的。
③ 张家口怀安县阮小明行贿案件
张家口市沽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崔向明在2.86万亩土地开发项目的施工工程中，分五次收受怀安县明安土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阮小明贿赂100万元（原文如下）
2015-10-16 15:29:37 来源：任县人民检察院 浏览：15087次
任县检察院预防科 温同录
土地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又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日益增值，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在巨额利益驱动和诱惑下，特别是在土地审批、交易、开发等过程中，违法犯罪现象屡见不鲜。国土资源系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领域。近年来我市共查办“一把手”犯罪案件30件，其中国土部门“一把手”犯罪就有10件，占所查办“一把手”案件的33%。现结合办案实践对国土部门“一把手”职务犯罪作一简要分析。
一、国土部门“一把手”犯罪的特点
（一）从犯罪性质看，权钱交易突出，贿赂犯罪案件比重大。我市近几年查处的30件“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国土部门“一把手”贿赂犯罪案件就有10件，占“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的33%。而且大都是在土地审批、交易、开发等环节上出问题。如张家口市沽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崔向明在2.86万亩土地开发项目的施工工程中，分五次收受怀安县明安土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阮小明贿赂100万元。
（二）从犯罪手段看，犯罪手段趋向多样化。国土部门“一把手”职务犯罪的作案手段除了截留侵吞、索贿受贿、捞取回扣等传统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型手段，如有的使用权权交易掩盖权钱交易；有的利用手中之权将有利可图的项目通过发包形式给予亲朋好友经营，从中谋利等等。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群蛀现象”严重，一查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如张家口市沽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崔向明利用职务之便自己承揽、投资土地开发项目以及其他非法收入1170万元。
（三）发案数量多、涉案金额大
有些国土资源部门“一把手”经不住金钱诱惑，大肆贪污受贿，涉案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如崔向勇利用担任沽源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沽源县土地开发和转让销售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过程中，收受土地开发项目投资公司和施工公司，款物合计人民币2438.5万元，侵占永兴公司资金663.26万元，利用职务之便自己承揽、投资土地开发项目以及其他非法收入1170万元，尚有巨额财产1181.8761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自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以来，全国共受理土地出让等举报和案件线索15252件，立案357件，查实26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3人，移送司法机关650人。“国土资源系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领域。”事实证明，国土资源系统确已成为腐败“重灾区”
（四）土地资源稀有，开发商巨额行贿
有的开发商为了拿到土地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行贿。对于开发商来说，拿了土地以后盖楼盘盈利能达到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拿出百分之几的费用来收买一些干部并不算什么。有些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经不住金钱诱惑，大肆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此类案件的特点之一就是涉案金额大。2008年，在时任保定市满城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宋建中的帮助下，朱占永（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整理中心）和张国安（满城县国土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以河北绿洲土地开发整理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揽了保定市满城县南韩村镇国家级的万亩土地整理项目，2009年初至2010年上半年，朱占永为了感谢宋建中的帮助，分别与朱琳（朱占永的妹妹）、张国安商议，并与朱琳分三次送给宋建中好处费共计100万元。
面对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有限的国土资源注定会越来越“稀缺”，如果相关部门不从这种“腐败土壤” 上进行“净化”，尽快改变土地资源“左手管右手”的管理模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到管理中来，并且在对权力的监管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在阳光下运行”，最大程度地让所有的审批、拍卖等权力透明化，最终打造出真正让公众信得过、无法暗箱操作的“廉洁土壤”，那么，“涉土腐败”的“连续剧”，注定不会“剧终”，类似的“连续剧”便一直会上演下去，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政府形象，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五）窝案串案多。
因国土资源管理涉及内部多个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一些用地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往往要向国土资源部门多个管理人员行贿，一个国土资源管理人员也往往收受多个人的贿赂，查案中常出现“揪一窝，带一串”的现象。涉案人员多是政府部门官员，关系多为上下级、同事或朋友，彼此结成利益共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容易形成串案窝案。事实也确实如此。
纵观近年来被查处的国土资源局负责人的落马经历，往往最终牵出当地国土资源系统的腐败窝案。
（六）国土部门涉案呈现“高危性”和“高发性”
国土部门领导成为高危岗位，国土等领域腐败案件的根源，都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国土资源系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领域。”
相比其他部门的腐败案件，由于“用地准入”的管理特征，一些用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容易成为被腐蚀的对象，往往在强大攻势和巨大利益诱使下成了“重灾区”。与其他部门的腐败案件，国土部门涉案情况的特点是“高危性”和“高发性”，国土系统腐败危害性极大。
国土资源部门是我国国土资源的重要政府职能部门，行使着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行政审核、审批、处置、确权、登记、发证和相关违法违纪案件查处等权力。随着土地资源的增值，国土资源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态。
（七）国土部门“一把手”犯罪问题突出
由于土地资源管理审批权主要集中在党政领导干部和土地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手中，这些人既是请托人重点行贿的对象，也是贪污挪用、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多发的重点部位。如近年来我市查办的30起“一把手”犯罪案件中，国土部门的“一把手”就占了10位。
二、“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把手”犯罪缘何频繁发生，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一把手”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原因。
（一）学习抓不紧是“一把手”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
1、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错位
“一把手”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虽然有其客观的机会和条件，但是，“一把手”在主观上具有腐败的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核心就是“一把手”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而在主观上产生的腐败的权力观。
2、消费观念的攀比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
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工作和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自己的工作与报酬不能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造成“一把手”心理失衡，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捞”上一把。
3、社会大环境的打击不力，侥幸心理作怪
检察机关虽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干扰,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人情网,人为的设置障碍也让检察机关的查处力度相对薄弱、难以到位，导致对“一把手”职务犯罪打击不力、办案效果差、处罚偏轻等不良影响。加之“一把手”心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有权时捞一把，逮住了自认倒霉”，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明知有可能身陷囹圄，却仍然如飞蛾扑火，自毁前程。“一把手”职务犯罪者不是不懂法，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和较好的社会地位，并不愿意因为贪婪而丢掉现有的职位，他们认为很多交易都是暗箱操作“一对一”的，没有第三者在场，对被查出心存侥幸。一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也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沉迷其中，往往会对身边的劝诫之声置若罔闻，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4、以权谋私，只讲“朋友情”不讲工作原则，无职业责任感,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出卖权力，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待价而沽，权力过分集中，个人权力过大，权力行使过程中不仅缺乏透明度而且缺乏有效制约,是案件高发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监督不到位是“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
党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不力，制度不完善导致犯罪，主要表现在：
1、“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决策往往处于封闭状况，透明度低，外部也无法进行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 让许多“一把手”认为负总责就是什么都负责,他们就是家长,什么事都由他们说了算,一个单位事无巨细,从行政事务到具体事项,从经济往来到经费开支,从人员录用到干部任用,统统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正确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谋取个人私利的砝码，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信条，为谋取个人私利不惜滥用权力，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2、监督制度不健全，存在监督误区和盲区。虽然我们有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也有不少好的规章制度，但针对新形势新环境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用新方法来解决，必须规定新制度以适应变化着的形势。而我们的一些以前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由于没有跟上社会发展，普遍处在“上级管不着、同级管不了、下级不敢管”的尴尬境地。“一把手”个人逃避监督管理，组织疏于监督管理，就会出现诸如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决策缺乏民主、公平，权力过分集中，全权掌管人、财、物；廉政制度虽制订了不少，但是缺乏抓落实；监察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监督效果受到层层制约；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是无从说起。监督制度存在不少监督盲点，给监督“一把手”增加了困难；同时还存在着“一把手”在同一岗位上任职时间过长等问题，使得对“一把手”的监督更是形同虚设。
三、预防和减少“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对策
导致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原因涉及个人、体制、社会等方方面面,要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也必须标本兼治,多措并举。
(一)全党动员,齐抓共管。惩治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查办“一把手”职务犯罪因其具有保护层厚、反侦查能力强等特点，要铲除这一社会"毒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对打击和预防“一把手”犯罪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认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部门积极参与,全社会齐抓共管的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大格局。要落实领导责任制,对因工作不力导致“一把手”犯罪或有案不报、私自处理,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的,要坚决追究责任。
(二)强化监督,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对管理混乱、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的单位、部门,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对不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而产生的经济“怪胎”坚决予以解散。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协调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到监督岗位上,赋予其履行职责必需的实际权力,实行监督检查连带追究责任制,对因疏于监督或监督不力而致“一把手”职务犯罪的,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健全有关财务审批、人事安排、工程发包等制度。上级领导机关在选任“一把手”方面,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确保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一把手”岗位。对出现“一把手”职务犯罪的,有关领导要承担用人失察的责任。要把荐举人才的优劣列入对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内容,作为考核、使用、提拔的一项重要依据。
（三）强化法制意识，提高干部队伍执法的自觉性。
解决土地领域违法问题，关键要强化国土资源法制意识。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都应把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尤其要对《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15号令）和警示教育等列入干部的经常性教育和培训内容，运用不同的形式和在不同的场合，对行政“一把手”和分管领导进行轮训告诫。对国土资源管理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进一步认识，切实增强保护国土资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在行政过程中做到懂法、执法、守法。
（四）健全国土资源体系，使其独立、正确行使监管职能。
国有土地实行市场配置资源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有利于集约和节约用地，有利于规范用地行为，也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对这项招拍挂制度，一要坚持，二要完善。防治要从源头做起，解决国土资源管理体制与机制存在的薄弱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地方财政对城市土地的过度依赖问题；第二，需要解决地方政府强势掌握城市土地，不正当干预用地问题；第三，需要继续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与出让监管；第四，需要逐步健全国土资源管理体制，使其独立并正确行使土地行政管理与监督职能；第五，需要解决基层国土管理力量薄弱问题。在继续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执行与监督，堵塞各种漏洞的基础上，还要同时规范国土系统公职人员的操守，特别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运行的规范，对财产非法增加要建立有效监管制度。
（五）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土地交易行为。
完善规章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要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建立一系列约束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的工作程序。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要结合实际，把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甚至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有效遏制土地交易中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功效，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健全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积极推行建设用地信息发布制度、土地登记资料可查询制度，推行政务公开，依法行政。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保证土地公开出让制度的落实。建设用地供应重大事项的集体决定制度。用制度规范约束行政行为，防止少数人搞“暗箱操作”。制度一旦制定就必须严格执行，违者要视情况追究责任。
（六）打防并举,不断强化打击和预防“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力度。
肩负着惩治腐败职责的机关和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查办“一把手”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敢查敢办、敢打必胜的信心,顶住说情风,冲破关系网,开拦路石,坚决一查到底,努力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震慑犯罪者,警醒违法者,教育守法者。职务犯罪多以金钱为目的，从经济上剥夺其利益是必要之举，否则就可能引起更多的效仿；也要杜绝其“牺牲一人，享受全家”的想法，在没收财产中，严格区分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除追缴犯罪所得外，加强罚款刑的适用，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同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组织下,各级各部门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各种手段,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实行政治倾斜,织就预防职务犯罪的社会网络,健全预防工作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工作氛围。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打击预防“一把手”职务犯罪也是环创新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积极支持职能部门依法查办“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政治保障。
④ 将私人物品带入食品处理区违反了什么规定按照什么处罚
物品的所有权；所有权是自己、私人的，是私人物品。所有权是国家、集体的，是公共物品。物品的使用权。使用权是自己、私人的，是私人物品。使用权是国家、集体的，是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
私人物品私人物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所谓竞争性，意指增加一个消费者，需要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消费。所谓排他性，意指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付费才可以使用。
⑤ 物品除了使用权 所有权还有哪些权益
物权分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是所有权，有四项权能：占用、使用、收益、处分版。他物权包括用益权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典权、永典权（这些都是不动产的，尤其是土地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动产的使用权，法律上没有特别规定，法理上也不讲这种分类。可以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中予以解释。
大陆法系实行物权法定主义。不像英美法系，物权形式可以双方约定，区分为保有权与地产权。
⑥ 法律案例5条，急用！！！！！！！！
女模特酒后死亡 父母索赔败诉
沈义 罗彬 张意培
正义网重庆3月1日讯（记者沈义 通讯员罗彬 张意培）一名参加模特大赛的选手，培训期间参加联欢会时休克，随后死亡。其父母起诉主办方和承办方，索赔29万余元。2月9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死者父母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7月7日，当时17岁的小露（化名）报名参加了2005年新丝路重庆模特大赛，并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复赛。这时，重庆世纪信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世纪信达）作为承办单位，安排参赛选手到万盛区黑山谷风景区内响水村宾馆，进行为期4天的封闭式培训。
在宾馆的最后一夜，也就是8月24日晚，世纪信达和另两个协办单位在宾馆举行联欢会。联欢会上，三家单位为选手们提供了啤酒。当晚11时30分左右，小露突然休克晕倒，次日1时46分在万盛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对小露的死亡诊断为：“猝死？支气管哮喘？”同年8月26日，市法医学会鉴定为：小露的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62.74mg/100ml。
小露父母随后起诉了大赛的主办方、承办方等。他们诉称，世纪信达作为承办单位，和培训单位、协办单位一起组织联欢活动，提供了酒水。女儿在当晚饮酒后休克，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救治，导致死亡。另外，女儿才17岁，是未成年人，这些单位在组织比赛中没有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向未成年人提供含酒精饮料，存在过错。
世纪信达公司辩称，选手是自愿参加联欢会的，当晚没有任何培训老师要求小露喝酒。而小露在报名时隐瞒病史，未说明患有支气管哮喘。医院出具的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由于小露父母拒绝尸检，因此小露的死亡与饮用了啤酒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他几个被告单位也表示没有责任。
法院认为，小露父母明知女儿有支气管哮喘病史，但并未向大赛组织者说明，以致在事发后，几个被告难以采取相应急救措施。而在其休克后，被告也积极联系医院就医，履行了救助义务，在主观上并无过错。同时，小露的死亡诊断和鉴定报告也未说明死亡原因。因此，此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小露饮酒与其死亡或发病猝死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此，驳回了小露父母的起诉。
这是民事的！
村委会告甘肃省政府案宣判 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
因两个土地使用权证的问题，村委会一纸诉状将甘肃省政府推上了被告席。这起社会影响颇大的“民告官”案，于昨日进行了一审宣判。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对其中一证审理后认为：被告省政府向第三人颁发“4350”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而原告村委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法规，因此其主张的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一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此案的受理费。
法院查明:土地使用权变更过程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1958年，五○四厂（此案第三人）经国家批准选址，正式开工建设。 1965年，国家共批准征用土地 1178.838亩，用于该厂生产厂区和福利区的建设用地。此案诉争的土地为当时的市、区两级政府研究后的划拨土地。时任兰州市城建局局长任震英在 1983年3月9日曾作出过特别说明：“这块土地是在1958年春，经过我的手正式给价划拨……当时因某种原因，故档案的处理放在什么地方我不了解。这块土地已划拨是事实，特此证明。”并由市政府盖章予以确认。后诉争土地在有关部门调查时，原告村委会现主任曾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原告村委会盖章予以确认，并在报纸上依法进行过公告。公告期间，原告及其他人均未提出过异议。期满后，兰州市政府为五○四厂颁发了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2002年7月，根据新生效的《甘肃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条6条规定，省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又以省政府的名义，为五○四厂换发了土地使用权证。
一审判决:省政府的颁证行为属变更登记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通过法庭调查，五○四厂建厂所需征用农民土地，均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此案所诉争的土地只是其中的约6亩耕地，而在案证据均能证明，由兰州市政府为五○四厂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中央在甘企业使用国有土地，向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由其对申请的土地进行调查、审核后，报省政府核准登记并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省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五○四厂的变更登记申请，通过对原兰州市西固区规划土地管理局调查材料及兰州市政府颁证时材料的审核，依据相关规定，以省政府的名义给五○四厂颁发涉案“两证”的行为，属于变更登记行为。由于该行为不属于初始土地登记行为，不适用《土地登记规则》第8条所规定的应当履行公告程序的范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另案裁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起诉
对于村委会起诉省政府向五○四厂颁发的另一个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4352）一案，市中院审理后认为此案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四邻均属另一村的集体所有土地，省政府就该宗地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以，原告村委会就被告省政府对第三人五○四厂颁发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此，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起诉，并由原告承担此案受理费。
记者评说
其实，在对涉案土地诉争前，并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原告——西固区东川乡东河湾村村委会（简称村委会），虽然跑了很多部门，却越跑越糊涂，最终只得通过诉讼来讨说法。一审宣判后，还有15天的上诉期，目前此案还未生效。但在通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后，让涉案当事人和局外关注此案的人了解到，原来省政府并不是直接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人，其行为只属于变更登记的行为。那么，如果当初村委会能在其他相关渠道里就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相信村委会也不愿意和省政府对簿公堂
这是行政的！
连环假案套牢上市公司大股东
□上市公司大股东将职业经理人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布下重重风险
□第一大股东遭遇十多起假案，2.35亿元买来的股权被一次次“转让”
□造假者明目张胆，伪造印章及有关材料到法院诉讼，但从未被事先发现过
□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涉案数亿元却只能以伪造印章罪定罪，最多判3年
本网记者 袁成本 吴怡
注册在济南的山东同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同人”)，是世界上顶尖级的倒霉蛋。几年前，它以2.35亿元的价格，购买了上市公司华塑股份的5636.17万股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然而，等待它的不是资本市场上的回报，却是没完没了的假案。这些假案的核心，就是要把大股东数亿资产“转让”给北京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本网记者辗转多日，试图拨开这家上市公司的诉讼谜案。
遭遇假案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被异地法院撤销
第一起假案，发生在山东淄博。
2006年7月4日，四川人羊志明向淄博市博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ST华塑2006年临时股东大会公告。两天之后，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
此案简单之极。在诉讼前两个月，羊志明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了同人华塑1000股股票，价值不超过2000元。他起诉的理由是———“山东同人”提出将于2006年7月11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其执行董事邢一致函同人华塑，要求撤回该次提案，同人华塑认可撤回，但却不公告停止会议进行，致使公司管理秩序混乱。
然而，“山东同人”却根本没有邢一其人。
在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询问笔录上，邢一是这样回答的：“以前我都不知道有山东同人这个公司。”“我不是山东同人的法定代表人，现在不是，原来也不是。”面对一大堆签署着“邢一”大名的法律文书，邢矢口否认。
*ST华塑和羊志明，就利用这个冒牌“执行董事”，向法院提交了伪造的证据，并火速“达成”了调解协议。
在“博山案”达成调解的同一天，同样的闹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上演。只不过，案件的原告变成了韩前勇。
就这样，原定将于2006年7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前5天被两个相距数千公里的异地法院撤销了。
桩桩假案目标直指数亿元股权
2006年8月15日，一纸《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及北京中融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增加2005年度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把“山东同人”震懵了。公告称，经北京市宣武区法院主持调解，“山东同人”所持有的5636.17万股*ST华塑法人股，于同天被全部调解给了“中融达”。而“中融达”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元。
“山东同人”在向北京宣武区法院申诉的同时，立即向济南市公安局报案。
十几天后，北京市宣武区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
其实，在“宣武案”之前，2006年3月16日，淄博市的另一家法院张店区法院也曾主持过“调解”，其内容与“宣武案”一模一样，将“山东同人”拥有的5631.57万股法人股转让“中融达”。
之后，“山东同人”陆续发现十余起假案。这些假案，分散在全国5个省、市、自治区，它们均由“协议管辖”的异地基层法院受理，大部分在极短时间调解结案。
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张店区法院的调解书。这次“调解”创造了奇迹———“山东同人”不仅要把两亿多元股票拱手相送，还得支付两万元“违约金”！
这起案件的原告“中融达”，法定代表人叫魏同伟；被告“山东同人”的法定代表人，还是那个邢一；委托代理人沈洪亮，职业为“无业”。其诉讼理由是：原、被告于2005年11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将其所持有的华塑股份5631.57万股转让给原告。
2006年6月21日，和张店区法院相同的案子，在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法院“复制”。所不同的是，“山东同人”的委托人变成了丁聪———他是受“山东同人”“执行董事”邢一的委托。警方后来查明，丁聪的身份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法院的调解结果是，“山东同人”立即停止行使股权权益，“中融达”享有该部分全部股权权益。
许久之后，“山东同人”才知道了这些关系自己命运的“调解”，他们火速向张店区和镶黄旗两家法院提出申诉。
镶黄旗法院迅速对错案进行了纠正，于2006年11月28日裁定撤销其调解；12月5日，张店区法院也作出了中止调解的裁定。
“山东同人”法定代表人李先慧无奈地告诉记者，“类似的假案，到底还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职业经理人转让公司财产公司竟然毫不知情
涉及如此巨额数目的股权转让，“山东同人”与“中融达”竟然均不知情———诉讼双方当事人，均系假冒。
在这些假案中，还有两个人物不能忽视，一个是“中融达”的委托代理人丁聪，另一个就是同人华塑的法律顾问韩前进。目前，这两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涉及“山东同人”的公章、文件等有关资料，均系伪造；而丁聪和韩前进，只不过是系列假案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据“山东同人”透露，2002年8月28日，该公司收购华塑5636.17万股法人股之后，聘请了一名职业经理人，名叫刘壮成，他代表“山东同人”赴四川主持上市公司的工作。2004年4月13日，公司更名为“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项决策让“山东同人”悔青了肠子———2004年9月28日，他们竟然将职业经理人任命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壮成接手华塑后，公司连连亏损，2006年3月，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华塑”。
“山东同人”急眼了。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提议撤掉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壮成的职务。促使“山东同人”痛下换帅决心的，是让“山东同人”目瞪口呆的一些“转让”。
同人华塑一系列土地使用权、房产被转让给了北京华塑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华塑、同人华塑、山东华塑的法人代表，均为刘壮成。
而这些转让，都是通过法院的调解。幸而法院及时发现了问题，2005年7月21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审委会专门开会研究，第二天就撤销了该项民事调解书。北京华塑上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新都区法院的裁定。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成都两级法院纠正此案的时候，“山东同人”还蒙在鼓里。
犯罪成本畸轻造假后通过诉讼骗财最多判3年
悉心设计的多米诺式假案，在利用法律疏漏的同时，更破坏了严肃的法律秩序。
与“山东同人”一样，同人华塑的第二大股东———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也深陷泥潭。
2006年7月14日，四川南充市公安局对同人华塑涉嫌造假的高管立案侦查。2006年8月底，济南公安机关拘留了丁聪，12月27日，韩前进在北京落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涉嫌造假的嫌疑人犯罪成本极低。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答复，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题的关键是，在造假的背后，往往还隐藏更大、更恶毒的罪案！
在这起假案中，一些司法机关在调解程序中对证据的“疏漏”，也是假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张店区、镶黄旗等地的假案，涉及上市公司数千万股股权的转让，价值高达数亿元。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向诸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调取过与此相关的证据，也没有人仔细查验过“山东同人”的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这些并不了解当事人双方情况的异地法院，竟然轻易地“调解”结案标的数亿元的案件！
发现假案之后，绝大多数法院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短时间内以种种方式予以纠正。然而，也有个别法院的态度令人生疑———案件与你“山东同人”无关！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联想。
这是金融案件
著名商标遭到侵权阿迪达斯获赔30万
本网北京2月27日讯 记者蔡岩红 南京海关今天透露，张家港海关一次查获的侵犯20个国际著名商标案件近日审结，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韩资企业丹阳青光灯泡有限公司赔偿阿迪达斯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
2005年10月19日，青光公司向张家港海关申报出口10万只荧光灯管，海关人员发现货物可疑，遂开箱查验，确认该公司涉嫌侵犯了阿迪达斯公司等15家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名商标，侵权物品涉及20多种国际驰名商标、10余种商品。
在海关依法作出没收该批侵权货物的处罚决定之后，阿迪达斯公司向镇江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青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公开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镇江中院审理认为，“adidas”商标已列入我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其价值是一般注册商标无法比拟的。被告青光公司的恶意侵权行为，对“adidas”商标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和损害，由于外贸销售的特殊性，这种损害可能已经波及到境外。因此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是知识产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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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多少为数额较大，新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六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有关规定：
1、根据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受贿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受贿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6万元)、五倍(100万元)执行。
⑧ 求物权法案例题~~~拜托拜托~~有加分！！！
1.物权效力
关于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区分的问题以及预告登记防止“一房多卖”的问题
案例：某开发商甲将房屋卖给乙，合同约定，若逾期不交房，开发商将承担五万元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开发商甲未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此后，甲又将同一套房屋卖给丙，并办理登记手续。
本案涉及的问题：
1、乙签订合同后未办理登记手续，其房屋买卖合同是否生效?乙要求甲承担违约金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2、乙能否主张甲和丙的合同无效?乙与甲先签合同，丙后签，但丙办理了登记手续，那么丙是否对该诉争房屋享有物权?
3、将来遇到类似情况，乙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该问题涉及到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区分的问题以及预告登记防止“一房多卖”的问题 。
立法背景：
当事人之间买卖房屋未经登记的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以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那么，在因出卖人的原因而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在房屋价格上涨之后，出卖人有可能以未办理登记将导致合同无效为理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房屋，这样，将有可能损害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房屋已经交付使用，买受人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的情况下，如果因未登记而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房屋，将可能妨碍现有的财产秩序。此外，如果因为未办理登记而导致合同无效，非违约方将无法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严格区分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以及建立预先登记制度，则可以防止此种现象的发生。
分析本案：
《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实际上明确了以下观点：当事人双方订立了房产买卖合同之后，合同就已经生效，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不能发生转移;违约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所登记的，不是不动产物权，而是目的在于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物权法》关于预告登记的规定，使被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的效力，也就是说，进行了预告登记的请求权，对后来发生的与该项请求权内容相同的处分行为，具有对抗的效力，这样，所登记的请求权就得到了保护，购房者将能够获得约定买卖的房屋，这对预防商品房销售中一房二卖起着特殊的作用。
本案中，甲乙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虽然没有办理登记手续，仅表明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根据物权法十五条的规定，乙和甲之间签订的合同已经生效;乙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将得到支持，甲将被判令支付五万元的违约金并赔偿乙的实际损失。同理，甲与丙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由于办理了登记，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丙。乙为避免遭遇一房二卖，将来在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后，应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若开发商又将该房出售，虽然其与购房者签订的合同可能有效，但将不会发生物权的效力。
二、涉及善意取得的案例
案例：甲乙系夫妻。双方于婚后购买一栋别墅，但产权证上的所有权人登记为甲。后夫妻双方感情恶化，甲遂私自将夫妻共有的该别墅卖给丙。丙在查询了房产登记部门的登记簿确认甲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之后，与甲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丙支付了房款，甲、丙到登记机构办理了房产登记。乙知道后，将丙告上法庭，认为甲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甲丙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无效，丙应将该房产返还。
物权法实施之前可能的处理后果：
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反推过去，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人不予追认的，合同无效，因此，在物权法实施之前，法院将可能判决甲丙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
《物权法》实施后，该判决结果将发生逆转：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物权法》的该条规定是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取得的条件是：1、受让人必须是善意的，不知出让人是无权处分人。2、受让人支付了合理的价款。3、转让的财产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如房产)，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如货物)。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不构成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既适用于不动产，又可适用于动产。
本案中，由于甲乙是夫妻，而产权证上登记的房产所有权人是甲，根据《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生效原则，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产权证上的产权人甲有权处分房产，因此，其符合善意的条件;第二，丙取得该房产支付了合理的价款;第三，已经办理了产权登记，完全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丙取得房屋所有权。法院将可能判决驳回乙要求丙返还房产的请求。
当然，乙的权利并非不能得到保障。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其有权请求甲赔偿损失，甲应当将转让房产的款项作为与乙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作为其自己的财产。
三、抵押案例
（08年司法考试卷四第四题）案情：A房地产公司（下称A公司）与B建筑公司（下称B公司）达成一项协议，由B公司为A公司承建一栋商品房。合同约定，标的总额6000万元，8个月交工，任何一方违约，按合同总标的额2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为筹集工程建设资金，A公司用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作抵押向甲银行贷款3000万元，乙公司为此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但对保证方式未作约定。
B公司未经A公司同意，将部分施工任务交给丙建筑公司施工，该公司由张、李、王三人合伙出资组成。施工中，工人刘某不慎掉落手中的砖头，将路过工地的行人陈某砸成重伤，花去医药费5000元。
A公司在施工开始后即进行商品房预售。丁某购买|法;律/教育i网汇h总|了1号楼101号房屋，预交了5万元房款，约定该笔款项作为定金。但不久，A公司又与汪某签订了一份合同，将上述房屋卖给了汪某，并在房屋竣工后将该房的产权证办理给了汪某。汪某不知该房已经卖给丁某的事实。
汪某入住后，全家人出现皮肤瘙痒、流泪、头晕目眩等不适。经检测，发现室内甲醛等化学指标严重超标。但购房合同中未对化学指标作明确约定。
因A公司不能偿还甲银行贷款，甲银行欲对A公司开发的商品房行使抵押权。
问题：
5.若甲银行行使抵押权，其权利标的是什么？甲银行如何实现自己的抵押权？
答：甲银行的抵押权标的为土地使用权，不包括商品房。物权法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甲银行实现抵押权时可以将商品房一并处分，但不能就商品房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6.丁某在得知房屋卖给汪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其主张应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答：不能得到支持，因为汪某已经取得商品房的所有权，不动产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
四、添附案例
案例:从本案看动产与不动产的添附
甲乙同为一单位职工，住的都是单位公房，后来，该单位对公房作了一次大调整，将乙住的一套公房（两间平房带一个院子）重新分配给了甲，并为甲办理了房产证。因为乙在住该公房的时候，在两间半房后又接了一间，于是纠纷出现了：甲称“我有房产证”，要求入住，乙称“这里有一间房子是我自己盖的”，拒不交房，因此双方诉诸法院。
评析:
乙方在甲方的院内土地上盖房屋，这房屋也就是附着于甲方使用的土地上，房屋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是不可分的，也不能异其主。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该房屋应为土地使用权人取得所有权。甲方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是因乙方的财产添附在甲方使用的土地上，因此甲方虽可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但却应当给乙方以补偿。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在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上，依我国民法的一般原理，当事人得就添附的权利归属进行协商。若当事人对物的权利归属协商一致，自应按其协商一致的意见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照明属。但苦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时，则应依据添附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
物可分为动产、不动产，添附物也就有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不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动产与动产的附合，是指两项动产附合在一起。命名：将他人的轮胎安装在自己的自行车上，将一人的宝石镶在另一人的戒指上。动产与动产附合时，应由主物的所有人或者价值大的物的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若相附合的两物不能区分主从，或者在价值上相等，则合成物应为原各物的所有人共有。
不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是指一不动产附合于他不动产上合成一物。然而，不动产与不去产的附合，在我国基本上不会发生。在我国，因为土地上建筑物的建造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如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则也不能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命名，在建筑物上增建建筑物，如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人可以单独取得所有权，则不发生附合；如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则建筑人不能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因此地增建的建筑物上不发生权利。在这种情形下，应看作是动产（建筑材料）与不动产的附合。可见，在他人所有或者使用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的，建造人并不能取得建筑物的产权。
不论为何种情形的添附，均为使原物的形态发生变化而成为新物，并且增加了物的经济价值。在此种情形下，苦口婆心能恢复原状，或虽可恢复原状但在经济是不便理、不合算的，因而不应恢复原状，而由一方当事人取得新形成的物的所有权。添附的结果，使一方所有权扩大，而另一方所有权丧失，此虽在社会经济方面看是必要的，但在当事人方面说，对于丧失所有权的一方却是不公平的，因此，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因添附而受到损失的一方当事人得要求获得利益的一方返还其所得的利益。
在发生添附时，失去所有权的当事人向取得所有权的当事人请求返还利益，适用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因为，法院虽出于避免经济上浪费的考虑，规定得由一方当事人取得因附合、混合、加工而形成的物的所有权，但该当事人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较之原所有权更大的利益的根据，丧失所有权的当事人一方也没有失去其利益的根据，并且所有权扩大的一方取得利益与所有权丧失的一方的利益受损失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的关系，受损失的一方有权请求得到利益的一方返还其所得的利益。当然，此利益的返还不是返还原物及孳息，而是返还因取得他人之物所有权所增的利益。
从本案来看，乙方是在甲方使用的土地范围内建筑房屋的。如前所述，土地的使用权与房屋的所有权是一致的，只能为同一人所有，因而乙方是不能取得其所建房屋所有权的。所以，在这种于他人宅基地上建筑的情况下，发生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即乙方的建房材料附合于甲方的宅基地上。由于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由不动产的权利人取得所有权，因此，乙方在甲方宅基地范围内所建筑的厢房应由甲方取得所有权。然而，在添附中，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并没有取得利益的根据，其对因此而使他人造成的损失应于所得利益的范围内予以返还，所以甲方应当向乙方返还其所得的不当利益，该返还范围应为乙方建房的费用及其相应的劳务报酬。
另推荐两本物权法案例书：
1、书名：物权法案例教程(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案例教材)
作者：房绍坤 张洪波
出版社：知识产权
2、《新编中国物权法要义与案例解释》第二版 作者：李显冬 法律出版社
⑨ 购买无商标使用权的物品 是否构成欺诈
你好呀。
（1）首先如果你们有相关协议合同，或者有“记录”的口头协议，那就属于欺诈成分了，你可以去消费委员会投诉。
（2）商家A和B都有制造和销售假冒商标产品的嫌疑，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的。
⑩ 单位行贿罪适用两高关于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吗
1为依法惩治行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条 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4.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 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四条 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4.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多次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处罚。
第六条 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第七条 因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单位行贿的，在被追诉前，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主动交待单位行贿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受委托直接办理单位行贿事项的直接责任人员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自己知道的单位行贿行为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八条 行贿人被追诉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九条 行贿人揭发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依照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十条 实施行贿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因行贿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三）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行贿的；
（四）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五）其他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一条 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
因行贿犯罪取得财产性利益以外的经营资格、资质或者职务晋升等其他不正当利益，建议有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三条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
2，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
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
、期货
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校
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