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的知识产权

Ⅰ 如何正确理解并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公平、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推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国进一步倡导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这无疑又是一项颇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构想。但对于何谓“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以及该项工作应如何具体推进和开展，各界尚存较多的困惑和疑虑。
为加强对这一重要命题的基础性研究，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组织人手，于近期撰写了《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报告》，全文将分期转载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报告将首先探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基本定位，并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在借鉴现有各类争端解决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提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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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争议解决现状与问题
（一）“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解决
民商事争议主要是指私人主体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违约和财产性侵权纠纷。由于民商事关系往往基于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会约定争端解决方式，因此违约纠纷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解决。有些侵权纠纷，也可以由双方在事后达成约定解决。通过合同和双方协商所不能解决的民商事争议，一般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解决。
1.“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
依据一国国内法，寻求法院等司法机构的救济是最根本的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济手段。但要想通过当地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仍存在较大难度和一系列的问题：
（1）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大。“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又有信奉伊斯兰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同时融合了这几种法系的特征。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很大，对于从事跨国商事活动的外国私人而言，很难掌握甚至通晓当地法律。
（2）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有些国家由于战乱和恐怖活动频发、政局不稳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也门；有的国家则因为独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设起步晚，发展慢，例如原南联盟分立的黑山、塞尔维亚等。有的国家虽然法制较全，但并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律体系整体比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1]
（3）沿线多国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强烈。有些国家在司法程序中对外国当事人不公，如也门、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等。以也门为例，该国政府部门对当地企业采取特殊的庇护措施，外国投资者却经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护费。在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外国投资者也很难得到劳动管理部门的公平对待。当外国投资者利益遭受当地投资伙伴侵犯时，警察等执法部门很少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2]
（4）执法和司法程序繁琐或缓慢，司法判决执行难。一些国家，如文莱，由于生活安逸，生活节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审批等程序随意性较强、耗时较长。[3]司法判决执行难也是沿线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约旦、越南、阿塞拜疆等国尤为典型。以约旦为例，根据《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对约旦法律制度的调研显示，该国司法程序一般要经历3到4年，而从获得裁决到执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个月。[4]
因此，通过诉讼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当事人的最佳选择。如何克服属地管辖和用尽当地救济的限制，力争民商事纠纷的域外管辖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是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心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2.“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
无论是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还是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实际效果来看，非诉讼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对而言能够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2016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通过的《苏州共识》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认同调解、仲裁等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5]在各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中，仲裁和调解尤受肯定和青睐。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大部分沿线国家（35个）都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了本国的仲裁立法，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6]对于仲裁立法，存在“双轨制”和“单一制”两种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双轨制”，如新加坡，针对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分别适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此制的还有俄罗斯、菲律宾、越南、缅甸、文莱等国。“单一制”则是指，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适用统一的法律。采用“单一制”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埃及、毛里求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老挝、柬浦寨等国。我国亦属此列，有关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对国际仲裁进行了专章规定。
“一带一路”沿线仲裁和调解机构众多，专门的仲裁和调解机构主要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泰国仲裁协会、泰国商事仲裁协会、柬埔寨国家商务仲裁中心、越南国际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务调解仲裁中心、迪拜国际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德里国际仲裁中心、俄罗斯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业纠纷仲裁中心、蒙古国国际及国内仲裁委员会、克罗地亚经济商会调解中心、罗马尼亚国际商业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国家国内司法机构中还设立了可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调解庭和仲裁庭，它们做出的裁决与普通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7]
中国的仲裁制度发展也很快。从中国商事仲裁网公布的消息来看，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目前已超过160家。[8]最近几年，我国国际仲裁制度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机构大量涌现。除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贸仲委”）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外，新兴的涉外仲裁机构（包括原国内仲裁机构的转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即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即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由广州仲裁委员会、香港、澳门地区的仲裁机构及法律专家共同组建设立的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2）临时仲裁得到承认。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严格的“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是不承认临时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正式颁布，标志着临时仲裁在中国境内的真正落地。[9]可以预见，临时仲裁将会逐渐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得到推广。（3）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引入。国际上许多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这将有助于我国对这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利用，拓宽纠纷解决的选择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众多仲裁和调解机构为“一带一路”民商事主体纠纷解决提供了较多选择，但是目前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还存在以下问题：（1）仲裁机构进入他国市场的待遇问题。以我国为例，虽然众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上海自贸区设立了办事处，但中国WTO 入世议定书（“附件9”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均没有对仲裁机构法律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在华享受同国内仲裁机构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确。[10]（2）仲裁和调解机构选择多但仲裁制度并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仲裁制度在适用规则、临时仲裁、友好仲裁、证据制度等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差异。有些国家的仲裁制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国为例，我国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机构不承认临时仲裁，未采纳友好仲裁。（3）裁决的执行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目前还有伊拉克、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也门等国没有加入《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即便是《纽约公约》的成员，有些国家在加入时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对同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做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如俄罗斯。因此，仲裁裁决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混合争议解决
混合争议是指因国家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私人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主要表现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
1．“一带一路”投资环境
本文所指投资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不考虑“一带一路”很多地区所存在的恐怖主义、战乱、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背景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尤其是东道国投资管制行为和税收行为产生的征收风险和法律政策变动等带来的违约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资立法，及相关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没有为外资提供充分保护。
外资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有些国家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关于外国投资的准入、投资行业、待遇等问题的规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印度、阿联酋、巴林、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等。（2）有些国家虽有专门的外资立法，但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这类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罗马尼亚和不丹等。以罗马尼亚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关投资的重要法律文件为1992年《促进直接投资政府经济法令》、2008年《促进投资政府紧急法令》、2014年《关于设立鼓励对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和《关于设立鼓励对创造工作岗位镀金地区发展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11]以法规、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调整投资活动，由于政策的轻率性和多变性，很容易给投资者及其投资带来风险。（3）外资法缺乏操作性。以也门为例，虽然也门有专门的《投资法》，但并未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致使有关规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虚设。[12]
执法与司法方面的问题包括：（1）程序随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库曼斯坦为例，由于该国法治建设慢，常以总统令、政府决定等调整外资活动，执法过程随意，透明度较低[13]；（2）执法和司法不公。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介绍，兹不赘述。
综上可知，通过国内司法途径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通过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投资争端。“一带一路”域内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机构可受理投资争端，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国深圳国际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规则规定：“仲裁院受理一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15]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表示，将借鉴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纳建立具有国际大部分仲裁员参与的国际仲裁中心，其中专门设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16]除了传统的法院诉讼、仲裁机制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投资争端的解决还创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创设的争议解决委员会，专门为解决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提供建议。[17]另外，我国商务部于2015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百二十条还建立了专门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和外国投资投诉协调处理中心，负责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投资争议的协调和处理。这些可能成为未来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构建具体制度过程中可以考虑并参考相关的制度。
2．“一带一路”与投资有关的条约缔结情况
从双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域内已有53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57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个BITs引入了国际仲裁机制，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多边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条约是《华盛顿公约》。根据公约建立的ICSID主要通过仲裁和调解解决投资争端。“中心”的管辖权须基于一国对公约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国对“中心”管辖的同意。我国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华盛顿公约》，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了对ICSID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逐渐放开，越来越多地引入ICSID机制。至今为止，在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共有14个引入了ICSID机制。从ICSID的仲裁实践来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建设工程项目被仲裁庭认定为符合《华盛顿公约》项下关于投资的要求。[18]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争端，是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的。“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巴勒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印度、马尔代夫和不丹。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国家在缔结与投资有关的条约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各国之间BIT缔约不充分，不能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投资者及其投资。由于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边投资条约。BIT是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主要国际法维权手段。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BITs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缔约空间。（2）有些BITs缺乏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为“ISDS机制”）。以中外BITs为例，其中仍有少数缺乏ISDS机制，如中国与泰国，以及中国与土库曼斯坦间的BITs。（3）国际仲裁适用的争议范围有限。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BITs来看，大部分BITs都规定，只有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部分BITs则规定，除补偿数额争议之外，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只有与缅甸、伊朗、土耳其、也门、希腊、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之间的BITs将国际仲裁适用的投资争端扩大到了其他投资争议。（4）ICSID机制的适用范围受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未加入ICSID公约，ICSID仲裁机制不能完全覆盖到“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上这些问题都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带来了阻碍。
3．“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仲裁实践
从“一带一路”国家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被诉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屡遭投资者起诉。其中，被诉超过10次及以上的国家包括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这直接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利益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国家频频被诉诸国际仲裁，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国内法为投资者提供的救济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资者所信赖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仲裁机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方面比较畅通。
另外，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仲裁所适用的仲裁机制来看，机构仲裁远比专设仲裁多。而且，在各个仲裁机构中，ICSID被适用的最多，足见这一多边投资仲裁机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适用的情况也比较多。可见西欧发达国家所建立的仲裁机制颇受“一带一路”投资者的青睐。相反，“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构，如CRCICA，明显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带一路”域内投资者的信赖。
（三）国家间的经贸争端解决
国家间的经贸争端，主要是在贸易和投资协定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产生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争端，具体包括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国家间争端、国家因违反WTO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义务所产生的的争端，以及WTO和其他贸易协定的解释所产生的争端。
1.“一带一路”国家与国家间投资条约争端解决
对于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争端，主要通过投资条约规定的国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来解决。SSDS机制具体适用于三种情形[19]：（1）条约规定含义不明或缔约方对条约规定有不同解读时，所引发的条约解释争端；（2）缔约一方投资者遭受缔约另一方侵害时，所触发的外交保护争端；（3）缔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之前，先行确认缔约另一方行为违反条约的程序。
SSDS机制中的争端解决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谈判和国家间仲裁。实践中，基于投资条约的国家间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总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当事人都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一带一路”国家因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的国家间争端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会选择诉诸国际仲裁。
2．“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和安排大体有两种类型。比较多的一类是国家之间基于友好关系，为加强经贸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则性的区域经贸协定及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和协定主要不是以规则来维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因此很少有关于争端解决的安排。[21]
另一类则是规则主导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双方订有专门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协议》[22]（以下简称为《争端解决协议》）。《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磋商、调解、调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诉讼方式。在仲裁程序中，争端当事方可以随时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23]另外，《争端解决协议》并没有设立实体性的裁决机构，而是采用了临时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没有上诉程序。裁决的执行方面，虽然规定了一系列针对不履行仲裁裁决行为的补偿和中止减让或利益规定，但补偿是自愿的，中止减让或利益需满足许多条件。[24]另外，由于缺乏负责执行监督的常设机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争端方的自律。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贸易协定欠缺有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3．“一带一路”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方违反WTO义务而产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争端。争端解决适用的规则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即DSU）以及WTO协定各涵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争端解决步骤包括磋商、专家组审查、上诉机构审查、报告的执行及其监督。相比“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如下优越之处：（1）上诉机制。这有效地避免了专家组审理的许多错误。而且由于上诉机构是常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方的预期。（2）执行机制。WTO有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对违约方实施报告中建议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就保证了违约方的执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国家经贸争端的解决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关系深切。这一方面体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用客户”。在WTO进行申诉超过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印度（24次）、中国（17次，仅指中国大陆）、泰国（13次）和印度尼西亚（10次）。在WTO被诉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亚（14次）。[25]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立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很多都依赖于WTO。以中国为例，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新加坡间的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都规定，当争端当事方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请求WTO总干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带一路”国家在经贸争端解决中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并非WTO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等13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Ⅱ 发明专利一次审查意见答复后要多长时间能授权

这要具体看情况：如果审查员认为一通答复克服了审查意见所指出的缺陷且申请文件不存专在其他属缺陷，一般在两三个月就能得到授予专利权通知。
如果审查员认为一通答复没有克服指出的缺陷，或者修改时出现新的缺陷，那么还会给你发来二通，此时，还需要答复二通并克服缺陷才可能授权。

Ⅲ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了吗

近日，在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版系列活动上，北权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与中国知识产权运营联盟就共同研发建设“一带一路”大数据服务平台签署了合作协议。

本次签约是双方依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如何共同研发建设“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在未来更有效地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及“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合作共赢的目的。

Ⅳ 一带一路270成果有哪些

一带一路270成果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一、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

（一）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包括蒙古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

（二）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三）中国政府与匈牙利政府签署关于共同编制中匈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老挝、柬埔寨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双边合作规划。

（四）中国政府部门与有关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国际发展法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

（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希腊经济发展部签署《中希重点领域2017－2019年合作计划》。

（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捷克工业和贸易部签署关于共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规划及项目实施的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财政部与相关国家财政部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文件。

（九）“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定期举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等。

（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正式开通“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发布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二、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联通

（一）中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政府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

（二）中国政府与泰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

（三）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水资源领域谅解备忘录。

（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规划发展和改革部签署关于中巴经济走廊项下开展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签署关于实施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哈维连陆港项目建设的框架协议。

（五）中国商务部与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签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六）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富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签署《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交通运输部与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等国有关部门签署“一带一路”交通运输领域合作文件。

（八）中国水利部与波兰环境部签署水资源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瑞士环境、交通、能源和电信部瑞士联邦能源办公室签署能源合作路线图，与巴基斯坦水电部签署关于巴沙项目及巴基斯坦北部水电规划研究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清单调整的协议。

（十）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柬埔寨环境部签署关于建立中柬联合海洋观测站的议定书。

（十一）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有关国家铁路公司签署《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

（十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中国高铁有限公司签署雅万高铁项目融资协议，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老挝、埃及等国有关机构签署港口、电力、工业园区等领域基础设施融资合作协议。

（十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政部签署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段贷款协议，与柬埔寨经济财政部、埃塞俄比亚财政部、哈萨克斯坦国家公路公司签署公路项目贷款协议，与越南财政部签署轻轨项目贷款协议，与塞尔维亚电信公司签署电信项目贷款协议，与蒙古国财政部签署桥梁项目贷款协议，与缅甸仰光机场公司签署机场扩改建项目贷款协议，与肯尼亚财政部签署内陆集装箱港堆场项目贷款协议。

（十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互联电网管理局签署能源领域合作备忘录。

三、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

（一）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马尔代夫、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波黑、黑山、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塞尔维亚等30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

（二）中国政府与格鲁吉亚政府签署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文件。

（三）中国政府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关于促进投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四）中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签署关于海关事务的合作与互助协定。

（五）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共同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六）中国商务部与摩尔多瓦经济部签署关于结束中国－摩尔多瓦自贸协定联合可研的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启动中国－蒙古国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商务部与尼泊尔工业部签署关于建设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与缅甸商务部签署关于建设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

（八）中国商务部与斯里兰卡发展战略与国际贸易部签署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规划，与捷克工贸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签署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越南工业贸易部签署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与阿联酋经济部签署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十）中国农业部与塞尔维亚农业与环境保护部签署关于制定农业经贸投资行动计划的备忘录，与阿根廷农业产业部签署农业合作战略行动计划，与智利农业部签署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规划（2017年－2021年），与埃及农业和土地改良部签署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十一）中国海关总署与哈萨克斯坦、荷兰、波兰等国海关部门签署海关合作文件，深化沿线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

（十二）中国海关总署与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签署促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及实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合作文件。

（十三）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挪威、爱尔兰、塞尔维亚、荷兰、阿根廷、智利、坦桑尼亚等国相关部门签署检验检疫合作协议，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相关部门签署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领域合作协议，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蒙古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希腊、瑞士、土耳其等国有关部门签署《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议》。

（十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白俄罗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老挝、肯尼亚、蒙古国、巴基斯坦财政部门签署工业园、输变电、风电、水坝、卫星、液压器厂等项目贷款协议，与埃及、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沙特有关企业签署电网升级改造、燃煤电站、煤矿改造、轮胎厂等项目贷款协议，与菲律宾首都银行及信托公司签署融资授信额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十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有关机构签署化工、冶金、石化等领域产能合作融资合作协议。

（十六）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四、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资金融通

（一）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三）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设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首期100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

（四）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6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五）中国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六）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投入实际运作，签署支持中国电信企业参与“数字哈萨克斯坦2020”规划合作框架协议。

（七）丝路基金与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同意签署关于伙伴关系基础的备忘录。丝路基金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对外经济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八）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500亿元等值人民币）。

（九）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额度（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额度（300亿元等值人民币）。

（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共同投资中国－法国中小企业基金（二期），并签署《股权认购协议》；与意大利存贷款公司签署《设立中意联合投资基金谅解备忘录》；与伊朗商业银行、埃及银行、匈牙利开发银行、菲律宾首都银行、土耳其农业银行、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柬埔寨加华银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开展融资、债券承销等领域务实合作。

（十一）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马来西亚进出口银行、泰国进出口银行等“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成员机构签署授信额度框架协议，开展转贷款、贸易融资等领域务实合作。

（十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波兰、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同业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与埃及投资和国际合作部、老挝财政部、柬埔寨财政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波兰投资贸易局、肯尼亚财政部、伊朗中央银行、伊朗财政与经济事务部等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及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土耳其实业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巴基斯坦联合银行等有关国家金融机构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十三）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基金组织－中国能力建设中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培训。

（十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关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工业发展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

（十五）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十六）中国工商银行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奥地利等国家主要银行共同发起“一带一路”银行合作行动计划，建立“一带一路”银行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

五、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

（一）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政府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支持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向沿线国家提供100个食品、帐篷、活动板房等难民援助项目，设立难民奖学金，为500名青少年难民提供受教育机会，资助100名难民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区域赛事活动。

（三）中国政府与黎巴嫩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2017－2020年执行计划》，与突尼斯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四）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2020年）》。

（五）中国政府与波兰政府签署政府间旅游合作协议。

（六）中国政府倡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实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项行动。

（七）中国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签署援助协议。

（八）中国教育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黑、爱沙尼亚、老挝等国教育部门签署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与塞浦路斯签署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协议，与沿线国家建立音乐教育联盟。

（九）中国科技部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共同实施中蒙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在蒙古国建立科技园区和创新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签署关于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十）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倡议。

（十一）中国财政部将设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十二）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捷克、挪威等国卫生部签署卫生领域合作文件。

（十三）中国国家旅游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签署旅游合作协议，与智利经济、发展与旅游部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与柬埔寨旅游部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实施方案。

（十四）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沙特阿拉伯视听管理总局签署合作文件。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有关国家主流媒体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十五）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新闻部、文莱首相府新闻局、阿联酋国家媒体委员会、巴勒斯坦新闻部、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传媒和公民关系局签署媒体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文莱外交与贸易部政策与战略研究所、以色列外交部、巴勒斯坦外交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签署智库合作促进计划谅解备忘录。

（十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举办“一带一路”专项双多边交流培训，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

（十八）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80多家中国民间组织启动《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150多家中外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启动“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

（十九）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丝路国际智库网络50多家国际成员和伙伴与中方共同发布《丝路国际智库网络北京共同行动宣言》。

（二十）中国国际城市发展联盟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亚太区签署合作意向书。

Ⅳ 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提出了哪些建议

4月20日，据媒体报道，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拉开帷幕。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创新发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撑，知识产权保护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Ⅵ 商标注册重要性

商标注册的意义
一、商标注册流程
1、商标查询
2、制作注册商标申请文件，向国家商标局提交申请文件。
3、商标形式审查
4、商标实质审查
5、商标初步审定公告3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的，商标注册成功，颁发注册商标证书。
二、注册商标对企业经营者有何意义?
我国商标法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所以未注册商标始终处于一种无权利保障状态，随时可能因他人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核准注册而被禁止使用。所以，企业经营者若想稳定地、有保障地使用某个商标最好将其注册。
三、企业注册商标有什么益处?
首先，注册商标是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前提，注册商标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其次，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消费者选择产品或者服务的依据。好的企业不仅需要好的产品和服务，更需要好的商标，不论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还是中国的海尔都是因为注册了商标，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可口可乐、海尔既使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财产，也可以迅速重建，靠的就是其商标形成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商标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其有形资产的价值。
四、注册商标和注册品牌的区别
1、注册商标是一种法律名词，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申请人取得商标专用权，注册商标享有使用某个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的专用权，这个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任何企业都不得仿效使用。受法律保护，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
2、注册品牌跟注册商标的含义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注册品牌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Ⅶ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增长多少

2017年，第一来届“一带一路”国际源合作高峰论坛在京顺利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初步建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常态化机制。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统计，2017 年，中国在其他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排名前十的产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专利申请公开涉及最多的产业，申请公开量远高于其他行业。

Ⅷ 中国打造知识产权一带一路了吗

3月25日据报道，中国正在积累专利等知识产权，正在迈向在产业实力方面超越日美欧的“知识产权强国”，其舞台是本国市场以及 “一带一路”构想的沿线国家。

2017年3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索尼移动通信（中国）公司的便携终端侵害了中国通信技术公司西电捷通的专利，要求索尼停止销售相关产品并支付约900万元赔偿金。

索尼被判定侵权的专利是被称为WAPI的中国自主无线LAN标准。专利申请代理人刘昕表示，中国政府将WAPI定为国家标准，要求便携终端必须采用。

日美欧韩等的通信设备一般采用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国际标准。而在中国，必须另外适配国家标准，还要向中国企业支付专利授权费，因此日本企业在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已是“专利申请大国”。2016年专利申请达到133万件，全球份额超过4成，是当之无愧的首位。此前居首位的日本则逐年减少，2016年仅为31万件。至于各种知识产权诉讼，中国每年达到13万件，日本仅为约500件，完全无法相比。

中国企业正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2017年中国在印度申请2724件，在俄罗斯申请1354件，在越南申请279件，较2012年分别增至2~3倍。在新加坡申请643件，增至近4倍，在法国申请144件，增至近3倍。

日本的新干线车辆和中国高铁车辆

但是，在称得上是国策的交通基础设施出口方面，生产商川崎重工业并未在海外申请重要的新干线相关专利。结果，在其技术转让对象中国高铁企业自2010年前后起作为强有力竞争对手崛起时，川重无法借助专利为武器来对抗。

由于日本企业大量申请的专利包含很多应在工厂内保密的制造技术，日本政府2007年前后警告产业界减少申请。但企业反应迟缓，技术通过专利公开信息流向了中国和韩国的企业。不得不说日本政府和企业行动不协调，存在疏忽。

日本前专利厅长官荒井寿光表示，“10年前，中国政府相关人士曾向我们请教知识产权政策，他们谦虚地学习了日本”。黑濑断言称，“如今关于知识产权，日本应该学习中国”。如果日本不正视现实、采取根本性举措，彼此的差异将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