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1. 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上。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顺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1)海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现状，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

2、研究加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公证电子存证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

3、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制定合同范本、维权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励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环境。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2. 求一个国际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例

2004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个快速增长年, 在2002年增长2118%、2003年增长3711%的基础上,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517%。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 达到11548亿美元, 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年度进出口增量在2002 年超过1000 亿美元、2003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基础上, 超过了300O亿美元。

知识产权保护业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目的不是保护知识产权本身, 而是激励创新, 维护社会公平, 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恰恰是在达到上述目的方面, 片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步入误区, 反而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

以上数据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态势, 但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的消息此起彼伏, 知识产权已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 各国在大力鼓励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 十分关注出口商品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在一些企业看来已成为不可触摸的禁区, 而在一般民众眼里, 则成为一种垄断, 一种现代文明下的“弱肉强食”。但是, 不管怎样, 国内企业因知识产权问题而蒙受经济、名誉双重损失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重视“知识产权”的警钟已在我们耳边敲响。

当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却给我们亮起了红灯。2005 年1 月, 中国步入WTO后保护期不久, 国际巨头英特尔起诉中国某企业生产的语音卡侵犯其专利, 间隔不久日本三洋开始了与深圳比亚迪关于电池专利的纠纷。在2 月, 美国电子娱乐协会( ESA) 向美国商务代表提交了一份来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IntelllectualProperly A lliance简称IIPA) 的报告指出: 中国与马来西亚、俄罗斯一道成为全球游戏软件盗版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伪正版制造地, 消费国和输出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专利大国的知识产权压力已经对中国构筑了一道高高的门槛。通过知识产权来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 使中国企业进入一种国际化的怪圈循环: 生产———跨国公司专利限制———巨额专利许可费以及侵权费的支付———再生产。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 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自主拥有的知识产权而必须支付的巨额专利费用, 或者因为知识产权诉讼所产生的巨额费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各种成本, 使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降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也受到影响。在微观层面, 知识产权壁垒通过企业付出巨额专利使用费以及侵权费用, 降低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减少市场份额并压缩了利润空间, 这就是知识产权的短期效应; 而从长期来看, 由于企业利润降低而减少的资本积累将导致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的不足, 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这在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将使企业不可避免地走上绝境。在宏观层面, 整个相关产业将会因为知识产权壁垒而在短期内减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在以市场为命脉的营销时代, 该产业将无法抵制因为市场缩小而导致的产业萎缩,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较长时间, 产业将最终在竞争中消亡。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国际经济主权以及未来中国科技的世界地位问题都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 在全球经济进入产业结构重构的时代, 缺乏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将无力改变自己处在产业链末端和价值链下游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化中受制于别人。

3. 关于知识产权的故事或案例

www.chinaiprlaw.cn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专护网属

4.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案例分析

1、 陈孝昭认为出版社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复制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一节第十条第五款）
2、 该纠纷可以通过协商和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
3、 讼争照片的著作权人是陈孝昭
4、 陈孝昭提供的照片底片，从证据种类角度讲，属于物证。
5、 陈孝昭提供的照片底片，从证据分类角度讲，属于本证。
6、 陈孝昭提起侵权诉讼的诉讼时效是自知道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也就是2008年3月15日，有效诉讼期为2年，最长不得超过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三节第十一条第五款，也就是从2003年算起在这50年内每次不得超过2年就主张一次权利，回答者注）
7、出版社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而定。如果版权所有人陈孝昭事先声明不许使用，出版社就构成了侵权，如果没有则不构成侵权。就本案而言，版权人只提供了拥有版权的证据，没有提供未经授权不允许使用申明的证据，出版社根据该条可以使用，不构成侵权。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小争议，也就是乡土教材属于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但是否属于该条规定的“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这需要有关证据支持）

5.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大民四终字第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某某大学，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街道凌海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祖某，校长。

委托代理人刘接某，男，1971年5月25日生，汉族，该校教师，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路清恬园14号2-2-1。

委托代理人吴珊某，辽宁斐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甲19号华通大厦A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田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女，1979年1月11日生，汉族，该公司部门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霞北园18号4-4-1。

委托代理人胡建某，北京市中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方舟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2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刘接某、吴珊某，被上诉人某某方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胡建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某方舟公司原审诉称，我公司与大连某某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大连某某大学委托我公司完成航道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等工作。我公司按约定完成了软件开发并将成果交付给大连某某大学，该软件已于2010年9月20日通过验收。大连某某大学未按约定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判令大连某某大学支付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贷款的同期利率计算）。

大连某某大学原审辩称，不同意某某方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附件技术规格书第5条约定“系统验收时某某方舟公司应提交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但某某方舟公司至今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我校不得已自行组织工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故我校无义务支付剩余款项。二、2010年9月20日的验收是对我校负责的整个项目的验收，而非对某某方舟公司开发软件的验收，通过验收不等于其交付的软件合格。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9月30日，大连某某大学作为受托方之一与案外人长江南京航道局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接受该航道局的委托对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建设示范工程网络设备购置、集成与应用软件开发标段施工。2007年10月10日，大连某某大学作为甲方、某某方舟公司作为乙方，就乙方协助甲方开发上述标段（简称SZHD-04标段）的部分项目一事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与乙方相互协作完成SZHD-04标段合同文件中的以下主要内容：（1）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2）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安装、调试；（3）航标遥测遥控标准的编制；（4）对用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负责整个项目以及与业主、关联单位的协调和管理工作；（2）负责向乙方提供SZHD-04标段合同中与协作项目有关的内容；（3）负责向乙方提供项目开发过程中所需的关联单位的技术资料和测试产品；（4）负责向乙方提供详细、准确的协作项目的技术规格书，并经双方签署；（5）负责向乙方提供项目协作开发费用40万元整，并在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组织人员进行研发协助工作；（2）乙方应统一服从甲方的项目管理和调度；（3）乙方保证协作项目要完全达到SZHD-04标段合同和双方签署的技术规格书的要求；（4）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协作项目。4、甲、乙方协作完成本协议规定项目内容的时间为SZHD-04标段合同开工后的三个月。5、协作项目的验收标准为SZHD-04标段合同和双方签署的技术规格书。6、违约责任：（1）乙方如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协作项目，甲方可不予支付本协议所规定的款项……（3）甲方如未按照本协议规定支付协作费用的，乙方有权按实际损失向甲方追索违约金。……10、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的附件技术规格书第5条“系统开发计划”规定“系统开发周期为2007年10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系统采用分阶段验收与竣工验收相结合的方式。……（5）1月10日前，完成系统全部功能。（6）2月10日前，完成系统全部功能的现场测试工作，阶段验收，交付使用。（7）2月20日，系统验收。验收时提交如下材料与文档：a、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b、系统开发文档，包括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测试计划及测试报告等；c、使用手册（含联机帮助）。（8）2月28日，系统竣工验收。”甲、乙双方代表均在协议上签字。2008年1月10日，某某方舟公司按照约定完成了系统全部功能。2008年1月15日，大连某某大学向某某方舟公司支付项目协作开发费用20万元。大连某某大学以“某某方舟公司未提供系统功能软件的源代码”为由未按照约定于2008年2月28日进行竣工验收，并至今未付剩余20万元开发费用。

2008年12月31日，某某方舟公司的职员王勇给大连某某大学项目负责人王德强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老师：您好，这是南京项目的最新源码，请查收……”，该邮件的附件是一个名为“航标业务系统（源码）081230.rar（4.7M）”的压缩包。2010年1月19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交通部拟在2月末或3月初进行长江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现杨老师已到南京准备验收材料。因贵公司所承担的航标通信模块和业务管理系统的源代码一直没有提交给我方，给我方和贵方的信誉造成了影响。希望贵司能够按照我们双方的协议提交全部源代码，以免影响项目的竣工验收和付款。”次日，王勇给王德强回复邮件一封，内容为“1、关于源码，我们公司在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16:19发到了您在雅虎的邮箱中，当时的原因是交通部验收工作，之后验收成功。2、2009年每次询问关于20万余款回款的问题，您都说验收结束，等待南京的审计工作，对于我们来讲，在该项目上的培训、验收工作已经结束。3、我们目前在坚持做售后服务工作……4、请贵方将项目余款20万元结账，以支持我方在该项目上的售后服务工作，不然我方将无力支持该项目的售后服务工作，届时后果自负。5、关于20万项目余款的结账日期，请给我方一个明确的答复。”2010年2月2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南京某某航道项目将于2月28日完成交工验收并运行一周年，交通部拟在三月初举行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特此告知。”在该封邮件中，大连某某大学未再提到源代码一事。诉讼中，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职员王勇于2008年12月31日发送给王德强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081230.rar（4.7M）”系双方合同约定的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源代码。

另查，2010年9月20日，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竣工验收。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合作协议》及其附件技术规格书、（2011）京中信内经证字20678号公证书、银行电汇凭证、记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某某方舟公司已经完成开发任务，大连某某大学理应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开发费用的义务。双方约定的开发费用为40万元，大连某某大学在支付20万元之后，剩余的开发费用至今未付，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支付剩余20万元开发费用的义务。大连某某大学逾期付款还给某某方舟公司带来了相应的利息损失，故某某方舟公司要求大连某某大学支付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大连某某大学提出“某某方舟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系统验收时某某方舟公司应提交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义务，其自行组织工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以及“2010年9月20日的验收是对其负责的整个项目的验收，而非对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的验收。验收通过不等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软件合格”的抗辩意见，因大连某某大学委托某某方舟公司完成的航道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属于其负责的整个项目的组成部分，如果该部分未通过验收，整体工程也不可能通过验收。某某方舟公司也已举证证明其向大连某某大学提供了项目的源代码，而大连某某大学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软件不合格、源代码非合同约定的源代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行组织工作完成相关工作，故对大连某某大学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大连某某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贷款的同期利率计算）。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 37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某某大学负担4 300元，由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 070元。”

宣判后，大连某某大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某某方舟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安装、调试、编制和技术培训，其应在2008年2月20日交付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其交付的技术成果必须经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并由双方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某某方舟公司既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付功能软件和源代码等文档，也未通过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原审法院仅查明某某方舟公司以邮件方式递交源代码的事实，而没有审查某某方舟公司是否履行了其他合同义务，并就此认定其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并判令大连某某大学支付款项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其次，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源代码并不符合要求。某某方舟公司仅提供电子邮件证明其交付源代码，并未证明附件中的内容是否为合同约定的源代码以及该源代码是否符合技术指标和功能指标，也未证明验收合格，且大连某某大学对其交付的源代码并未认可。最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原审法院认为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提供的源代码系合法源代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属适用法律错误。

某某方舟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大连某某大学称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不合要求，采用了他人开发的软件，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也与其在电子邮件中的表述相矛盾。二、大连某某大学否认收到了源代码是为其赖掉20万元后期款制造借口，某某方舟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三、原审判决对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合法。被上诉人的证据已经足够，无需进一步举证，大连某某大学应当举出足以推翻现有证据的相反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四、原审判决对双方公平合理，可以实现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证明整个项目的金额是1192万元，某某方舟公司负责的部分仅占全部项目的3.3%，整个项目的验收合格不代表某某方舟公司负责的项目合格，而且大连某某大学有能力自行完成案涉软件的开发；

证据2、源程序光盘，系大连某某大学自身完成，证明验收项目并未采用某某方舟公司提供的源程序，整个项目的验收通过并不证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源程序验收合格；

证据3、（2013）大证民字第41591号公证书，内容为2008年11月25日大连某某大学已经明确要求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由其负责的通信和业务系统源代码，2009年2月15日再次要求其提交源代码，证明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源代码；

证据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源代码不符合合同要求。

某某方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不同意对大连某某大学二审开庭后提交的所谓新证据进行质证。一、上述证据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其之前的说法相互矛盾，是伪造的证据；二、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大连某某大学单方的事情，与双方合同履行与否无关；三、上述证据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系大连某某大学与长江南京航道局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大连某某大学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该证据并被原审法院采信，不应在二审中再次提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重复认定。证据2系本院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大连某某大学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的关于其自行研发案涉软件的相关证据，但由于该证据为电子数据光盘，具有容易修改且无痕迹的特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某某方舟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而且该软件成果本身不能证明其研发主体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中的邮件已经履行了公证程序，其真实性应予认定，邮件内容系案件双方当事人关于案涉软件交付问题的沟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虽系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但大连某某大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鉴定申请书，后被本院司法技术处以没有适格鉴定机构为由拒收，由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大连某某大学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鉴定过程中对于鉴定材料即王德强电子邮箱于2008年12月31日收到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电子文件的输出电脑未做过清洁度检查，无法认定该检材来源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另查明，2008年11月25日，大连某某大学的王德强给某某方舟公司的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您好。前期发来的（通信和业务系统）源代码不完整，缺工程文件、解决方案文件等，请王经理与今天中午前发给我，以便提交给用户。现在验收材料就差这两部分源代码没有提交，这样势必要影响验收前的软件系统专家测评会的召开，从而影响验收进程。请王经理配合做好源代码的提交。”2009年2月15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南京航道局已定在2月26、27日召开某某航道项目的专家评审会和进行工程验收，通知已发。请王经理将航标业务和通信最新完整的源代码于17日前发给我，以供用户（监理）验收。另请王经理安排汪波于25日到南京报道。谢谢。”2009年2月23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附件是26日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议程，27日交工验收议程，请王经理收悉。此次验收关系重大，请王经理以大局为重，出现差错你我都承担不起。希望我们都善始善终，尽快安排汪波到现场，把此次验收工作做好。”

本院于2013年7月15日向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王德强进行了询问。王德强认可通过验收的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使用了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界面，且其从未将自行研发案涉软件的相关情况告知某某方舟公司。

本院认为，某某方舟公司与大连某某大学就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开发事宜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某方舟公司是否已经全面履行了案涉软件开发义务，某某方舟公司对该节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双方往来电子邮件公证书的内容，其已于2008年12月31日将最新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电子文件发送给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直至2010年1月还在坚持做售后服务工作，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于2009年9月23日要求某某方舟公司安排人员参加26日的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和次日的交工验收，并于2010年2月2日邀请某某方舟公司的王经理参加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结合2010年9月20日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通过交通部竣工验收的事实，可以认定某某方舟公司已经交付了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并通过验收，已经完成了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然而，举证责任分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某方舟公司已初步完成了己方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大连某某大学主张某某方舟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关于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属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大连某某大学主张某某方舟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主要理由是某某方舟公司既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付功能软件和源代码等文档，也未通过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关于项目交付时间问题，尽管《合作协议》附件《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于2008年2月20日进行系统验收，但《合作协议》约定某某方舟完成项目完成时间为SZHD-04标段合同开工后三个月。鉴于案涉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为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整体工程的一个子项目，项目完成时间受到整体项目进展程度的约束，某某方舟公司完成软件开发工作需要大连某某大学提供所需的技术资料并服从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管理和调度，而且某某方舟公司提交最新源代码的时间是2008年12月31日，其最初提交源代码的时间早于这一时间，大连某某大学在2008年11月25日的邮件中亦予以认可。同时，大连某某大学在与某某方舟公司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从未对交付时间问题提出过异议，应当认定其对某某方舟公司履行期限予以认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大连某某大学不得再以该理由拒绝支付开发费用。关于验收问题，《合作协议》附件《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由用户指定的第三方对系统软件的功能及技术指标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和检查结果符合验收条款要求时，双方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尽管双方当事人没有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但大连某某大学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只要第三方用户满意就认为验收合格。而且，根据大连某某大学2009年2月15日和2009年2月23日的电子邮件内容，大连某某大学已经通知某某方舟公司派员参加南京航道局组织的整体项目验收。因此，某某方舟公司承担的子项目未经过签字验收的责任并不在于某某方舟公司，而整体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可以认定该子项目的验收合格。

大连某某大学抗辩称通过验收的项目系其自行组织人员研发的，但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且从案件事实来看，《合作协议》约定大连某某大学在验收合格后支付40万元开发费用，而大连某某大学于2008年1月15日即某某方舟公司依约完成系统全部功能时已支付20万元开发费用，在某某方舟公司反复催要剩余开发费用时其从未提出过已放弃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而由其自行研发，也没有向某某方舟公司提出终止或者解除合同的要求，反而于2009年和2010年仍然向某某方舟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其参加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及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显然有悖常理。并且，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亦认可通过交通部验收的案涉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使用了某某方舟公司设计的界面。因此，大连某某大学对于其主张的验收项目系其自行研发的抗辩意见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某某方舟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大连某某大学未支付剩余费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价款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大连某某大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 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10大案件名单

1.淘宝网商标侵权纠纷案
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杜国发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
2.“拉菲”商标纠纷案
尚杜·拉菲特罗兹施德民用公司与深圳市金鸿德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生物医药集团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民三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3.“大运”与“江淮”汽车商标纠纷案
广州市红太阳机动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23号民事裁定书）
4.空调器“舒睡模式”专利侵权纠纷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珠海市泰锋电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6号民事判决书）
5.网络MP3搜索著作权纠纷案
环球唱片有限公司、华纳唱片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香港有限公司与北京网络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第1694号、1700号、1699号民事调解书）
6.“3Q”之争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际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2237号民事判决书）
7.“开心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千橡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终字第846号民事判决书） 8.“卡斯特”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行政纠纷案
法国卡斯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李道之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5号行政裁定书）
9.“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复合物”发明专利无效案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行提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10.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案
鞠文明、徐路路、华轶侵犯著作权罪上诉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锡知刑终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

7. 知识产权案例

知识产权，也称其为“知识所属权”，指“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和经营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外观设计、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Mark Lemley教授，广泛使用该术语“知识产权”是一个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更好保护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如今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17世纪上半叶产生了近代专利制度；一百年后产生了“专利说明书”制度；又过了一百多年后，从法院在处理侵权纠纷时的需要开始，才产生了“权利要求书”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知识产权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到处充满了知识产权，在商业竞争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重要作用。

发明专利、商标以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方面组成工业产权。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以及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2017年4月24日，最高法首次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等重要文件。

8. 请问近期或者09年有哪些热门的知识产权事件，急用。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 （摘要）

【编者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9）》全文共6万余字，现摘要刊登。报告全文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随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持续增长，审结的案件大幅上升，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职能得以有效发挥。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97件，加上2008年旧存的143件，共有各类在审案件440件，比2008年增长33.7%；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90件，比2008年增长111.96%。这些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如下特点：新类型案件和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增多；案件的专业技术性增强；涉外案件比重增大。新型、复杂、疑难案件不断冲击着法律的边界，拓展出需要法律调整的新领域，产生了更多更强烈的司法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个案的审理和裁决，对新问题和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及时回应。这些个案裁决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保持法律的稳定与变动的和谐、维护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方面所作出的创造性努力。在总结2009年首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8）》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从其已有最终结论性意见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出37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以新的撰写体例形成本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1、改劣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在张建华与直连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08）民提字第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应当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进行对比；若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缺少某专利技术特征而导致技术效果的变劣，则应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在沈其衡与盛懋公司专利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23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没有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通过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对等同范围予以必要的限制，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3、对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中步骤顺序的解释

在OBE公司与康华公司专利侵权案〔（2008）民申字第9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时，可以结合专利说明书和附图、审查档案、权利要求记载的整体技术方案以及各个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各步骤是否应当按照特定的顺序实施；步骤本身和步骤之间的实施顺序均应对方法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起到限定作用。

4、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思路和技术对比分析方法

在薛胜国与赵相民等专利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56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对适用等同原则时如何具体判断“三个基本相同”和“显而易见性”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同时指出，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程序中对其技术特征所做的解释如果未超出其权利要求书的记载范围，也与其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相吻合时，可以按照其解释限定该技术特征。

5、对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宣告无效的专利权”的理解

在万虹公司与平治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57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宣告无效的专利权”是指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效力最终确定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所宣告无效的专利权；在该无效决定效力最终确定之前，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不宜一律以之为依据直接裁判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6、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的追溯力

在雪强公司与许赞有其他侵权案〔(2008)民申字第76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专利法（2000年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的“裁定”，是指涉及专利侵权的裁定，即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认定专利侵权成立的生效裁判的，就该案作出并已执行的裁定，不包括裁判认定不构成专利侵权所涉及的有关裁定。

二、著作权案件审判

7、职务作品著作权的推定归属

在陈俊峰与金盾出版社著作权侵权案〔（2009）民监字第3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推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涉案作品著作权由金盾出版社享有的意愿，从而肯定了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可以通过推定的方式予以确定。

8、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和发行的法定许可

在大圣公司与王海成等著作权侵权案〔（2008）民提字第5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澄清了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法律适用关系，明确了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的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一经公开，其他人再使用该音乐作品另行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应适用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定许可，不再适用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规定。

9、涉及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直接侵权责任

在慈文公司与海南网通公司著作权侵权案〔（2009）民提字第1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涉及提供网络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条件。从该案的再审判决中可以看出，如果网页或网站上没有显示任何对应的域名或者网站名称等信息可以表明该网页属于第三方所有，就不能认定该网络服务提供者系提供链接服务，其应对该网页或网站上的被控侵权行为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三、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

10、“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判断和适用标准

在“采乐”商标行政案〔（2008）行提字第2号〕中，明确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判断和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强生公司在前两次提出评审申请时，已经穷尽了当时可以主张的相关法律事由和法律依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就相关事实和理由进行了实质审理，并两次裁定维持争议商标注册；强生公司援引修改后的商标法，仍以商标驰名为主要理由，申请撤销争议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再行受理并作出撤销争议商标的裁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已决的商标争议案件，商标评审委员会如果要受理新的评审申请，必须以有新的事实或理由为前提。

11、商标法（2001年修正）对该法施行前已有行政终局裁定的商标争议的溯及力

在前述“采乐”商标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阐明了商标法（2001年修正）对该法施行前已有行政终局裁定的商标争议的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认为，2001年修改后的商标法对于该法修改前已受终局裁定拘束的商标争议不具有追溯力。

12、判断商标近似时对特定历史因素的考虑

在“秋林”商标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商标近似时，还可以结合特定历史关系及处在同一地域等因素，考虑两商标共存是否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

13、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在先商标权人同时拥有非类似商品上注册的驰名商标和类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册商标时商标近似的判断

在“苹果”商标行政案〔（2009）行提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在先商标权人同时拥有非类似商品上注册的驰名商标和类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册商标的情况下，不仅应该将争议商标与类似商品上的在先注册商标进行比对，还应该考虑驰名商标保护这一因素。

14、判断诉争商标是否损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时间界限

在“散列通”商标行政案〔（2009）行提字第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侵害他人在先权利，一般应当以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是否存在在先权利为时间界限。

15、曾被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期间的商标使用情形能否纳入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考量范围

在“21金维他”商标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药品名称曾被列入国家药品标准，在药品标准被修订而不再作为药品法定通用名称后，如果该名称事实上尚未构成通用名称，仍应当认定该名称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据此，考虑该注册商标的知名度时，可以参考其被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期间注册商标权利人对该商标的使用、宣传等因素。

16、认定商标驰名时对商标注册前的使用情况的考虑

在“中铁”商标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认定商标是否驰名，不仅应考虑商标注册后的使用情况，还应考虑该商标注册前持续使用的情况。

（二）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7、判断商标近似时对注册商标未实际使用因素的考虑

在“红河”商标侵权案〔（2008）民提字第5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细化了判断商标近似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判断侵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除要比较相关商标在字形、读音、含义等构成要素上的近似性外，还应关注是否足以造成市场混淆，因此应考虑相关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显著性、是否有不正当意图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18、判断商标近似时对商标实际使用情况的考虑

在“诸葛酿”商标侵权案〔（2007）民三监字第3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时，应考虑商标实际使用情况尤其是在先使用、具体使用方式等因素。

19、商标侵权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的含义

在辉瑞产品公司立体商标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2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不能起到标识来源和生产者作用的使用，不能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他人此种方式的使用不构成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不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该裁决表明，商标侵权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应以起到标识来源和生产者的作用为必要条件。

20、判断商标正当使用时对历史因素的考虑

在“狗不理”商标侵权案〔（2008）民三监字第1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使用时，应当充分考虑和尊重相关历史因素；同时应根据公平原则，对使用行为作出必要和适当的限制。

21、对描述性商标的正当使用的判断

在“片仔癀”商标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31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注册商标具有描述性时，其他生产者出于说明或客观描述商品特点的目的，以善意方式在必要的范围内予以标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将其视为商标而发生来源混淆的，构成正当使用；判断是否属于善意和必要，可以参考商业惯例等因素。

22、标识使用者的使用意图和使用行为对其获得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影响

在辉瑞公司与东方公司不正当竞争及“伟哥”未注册驰名商标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31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原告明确认可其从未在中国境内使用某一标识的情况下，他人对该标识所做的相关宣传等行为，由于未反映原告将该标识作为商标的真实意思，不能认定该标识构成其未注册商标，更不能认定构成其未注册驰名商标。

四、竞争案件审判

23、经营者的非法经营行为与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关系

在黄金假日公司与携程公司不正当竞争判决上诉案〔（2007）民三终字第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非法经营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论经营者是否属于违反有关行政许可法律、法规而从事非法经营行为，只有因该经营者的行为同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并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才涉及该经营者应否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责任问题。

24、企业简称能否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在“山起”企业名称案〔（2008）民申字第7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或者企业名称的简称，可以视为企业名称，并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获得保护。

25、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虚假宣传行为的基本条件

在前述黄金假日公司与携程公司不正当竞争判决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虚假宣传行为需具备经营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有关宣传内容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对经营者造成了直接损害这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对于引人误解和直接损害的后果问题，不能简单地以相关公众可能产生的与原告无关的误导性后果来代替原告对自身受到损害的证明责任。

26、商业诋毁行为的构成条件

在“兰王”鸡蛋商业诋毁案〔（2009）民申字第50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商业诋毁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直接指明诋毁的具体对象的名称，但商业诋毁指向的对象应当是可辨别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对商业诋毁的语言作出限制，诋毁语言并不一定要求有感情色彩。

五、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判

27、技术转让合同与以技术入股的合作经营合同的区分

在闫春梅与朱国庆技术转让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了当事人所争议的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从而认定涉案合同的性质为预付前期技术转让费加利润提成方式的技术转让合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中所约定的财务监督、技术指导等内容，表面上是合作经营内容，实际上是技术转让合同中技术转让方的附随义务。

28、演艺经纪公司与演员签订的演艺合同及其中演出安排条款的性质及效力

在熊威、杨洋与正合世纪公司知识产权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20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演艺合同是一种综合性合同，关于演出安排的条款既非代理性质也非行纪性质，而是综合性合同中的一部分，不能依据合同法关于代理合同或行纪合同的规定孤立地对演出安排条款适用“单方解除”规则。

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

29、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华纪平与斯博汀公司等“手提箱”专利侵权案〔（2007）民三终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可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专利产品或者侵权产品的利润率，即可以计算出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并以此来确定赔偿额；在有关产品的利润率难以准确计算时，人民法院可以酌定一个合理的利润率来计算；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时，可以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尤其是在需要酌定具体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30、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数额的确定

在前述“手提箱”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人为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各种开支，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纳入赔偿范围；这种合理开支并非必须要有票据一一予以证实，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有票据证明的合理开支数额的基础上，考虑其他确实可能发生的支出因素，在原告主张的合理开支赔偿数额内，综合确定合理开支赔偿额。

31、使用他人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的付酬问题

在前述大圣公司与王海成等著作权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使用他人根据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的，可以向改编者支付全额报酬。

32、侵犯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

在前述“红河”商标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侵犯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注册商标，侵权人应该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并赔偿权利人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但可以不判决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33、被诉企业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时的停止使用责任

在广东星群公司与广州星群公司不正当竞争案〔（2008）民申字第98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恶意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因处于同一地域而极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不停止使用则不足以防止市场混淆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该经营者承担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的民事责任。

34、案件受理费的合理分担

在前述“手提箱”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侵权案件中，案件受理费的分担不仅要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额得到支持的比例，更要考虑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本身是否成立，同时还可以考虑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程度以及当事人各自行使诉权的具体情况如有无明显过错等因素，不能仅按照原告请求额与判决支持额之间的比例确定。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证据

35、无著作权认证资格的机构出具的著作权归属证明的证据资格及审查判断

在“《宫S》”著作权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2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韩国著作权审议调停委员会北京代表处仅可从事著作权认证的联络活动，但其并不具有证明著作权归属的资格；确认境外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应结合合法出版物等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36、侵犯录音制品制作者权案件中对权利主体及行为事实的审查判断

在佳和公司与天中文化公司等邻接权侵权案〔（2008）民申字第4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提交了其与他人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表演者的担保证明以及合法出版物，据此可以认定其享有录音制作者权。被申请人是否具有《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不影响其行使诉权。

37、当事人放弃证据鉴定申请后对该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

在硕星公司与隆中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及技术服务合同案〔（2009）民申字第13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证据未经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仍然应该根据该证据的来源、形成情况、客观状态等，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其真实性，不能直接以当事人放弃鉴定申请而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

八、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

38、重复诉讼的判断

在黄金假日公司与携程公司不正当竞争裁定上诉案〔（2007）民三终字第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关键要看是否是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对于已为在先生效裁判确认其合法性的行为，在生效裁判之后的继续实施，仍属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范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能够再次被诉。

39、对非法经营行为的主管

在上述黄金假日公司与携程公司不正当竞争裁定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携程计算机公司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属于是否违反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并应当承担相关行政责任的问题，应当依法由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查范畴。

40、依据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或竞业限制条款提起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管辖

在陈建新与化工部南通合成材料厂等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8）民三终字第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时，原告有权选择提起合同诉讼还是侵权诉讼，人民法院也应当根据原告起诉的案由依法确定能否受理案件以及确定案件的管辖；对于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竞业限制约定引发的纠纷，如果当事人以违约为由主张权利，则属于劳动争议，依法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如果当事人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主张权利，则属于不正当竞争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直接予以受理。

41、尚在执行程序中的判决是否可以因专利权被宣告无效而裁定终结执行

在天津高院请示案〔（2009）民三他字第1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认为，在认定专利侵权成立的裁判文书虽未被撤销，但该文书所认定的受侵害的专利权已被依法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终结执行作出适当解释，以便执行法院在当事人以专利权已经全部无效为由申请终结执行时，直接裁定终结执行，不需等待原执行依据的撤销；同时，终结执行不影响原侵权判决的被告另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撤销原侵权判决。

42、对侵权行为人变更其原侵权技术方案后的新实施行为的处理

在四川高院关于隆盛公司与杰明研究所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请示案〔（2009）民三他字第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特定产品或者方法构成侵犯他人专利权后，行为人实质性变更了该产品或者方法中涉及侵权的相应技术或者设计内容的，有关实施变更后的技术或者设计的行为，不属于原生效裁判的执行标的；行为人实施变更后的技术或者设计的行为是否仍构成对该专利权的侵犯，应当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认定；行为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停止侵害的义务，继续其原侵权行为的，权利人除可以依法请求有关机关追究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外，也可以另行起诉追究其继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43、对原判确有错误但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申请再审案件的处理

在避风塘公司与东涌码头公司不正当竞争案〔（2007）民三监字第21－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尝试创新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处理方式，对于原判确有错误，但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在准予撤回再审申请裁定中一并对原判错误之处作出明确的审查认定，既避免了为改正原判错误认定而提起再审产生的程序不经济，也体现了鼓励和便于当事人和解解决民事争议的司法政策取向。

44、涉外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

在韩国MGAME公司与聚丰网络公司等网络游戏代理及许可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9）民三终字第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条款的效力，应当依据法院地法进行判断；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关于“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规定，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和有关立法精神，应当理解为属于授权性规范，而非指示性规范；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应当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否则该法院选择协议即属无效。

9. “平和红心蜜柚案”入选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

10大知识产权案件
◆上海世博会法国馆“高架立体建筑物”发明专利案

◆“鳄鱼”商标案

◆伊莱利利公司吉西他滨及吉西他滨盐酸盐专利案

◆“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商业秘密案

◆干扰搜索引擎服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

◆LED照明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

◆本田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

◆“杏花村”商标异议复审案

◆制售假冒洋酒案

最高法院公布“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
新华网南京4月24日电 （记者陈菲、蔡玉高）最高人民法院24日公布了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

【案情摘要】原告林金山以其应为被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以下简称果树所）、陆修闽、卢新坤所获“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之一为由，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为该品种权的品种权人。

一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发现了可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后续培育新品种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林金山成功地对该变异品种进行了嫁接、培育。为保护农民育种的合法权利和研究人员育种的积极性，林金山亦应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遂判决林金山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驳回林金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果树所、陆修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在其生产果园发现可用于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此后“红肉蜜柚”品种选育、品种权申请，以及最终取得“红肉蜜柚”品种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果树所与案外人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向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提交的《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申请书》中，均将林金山列为育种人之一。由此可见，在本案“红肉蜜柚”的育种过程中，果树所始终将林金山视为共同育种人。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没有合同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完成或者共同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林金山作为“红肉蜜柚”的共同育种人，亦应享有该品种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社会关注度高。本案判决对于育种活动中，如何依法合理保护种源发现者、实质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10. 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例

案例分析：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侵犯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纠纷提审案
北大方正公司是方正RIP、方正字库、方正文合软件的著作权人，也是日本网屏（香港）有限公司激光照排机在中国的销售商。高术公司曾为北大方正公司代理销售激光照排机业务，销售的激光照排机使用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之后代理关系终止。高术公司与网屏公司签订销售激光照排机的协议，约定高术公司销售激光照排机必须配网屏公司的正版RIP软件或北大方正公司的正版RIP软件。北大方正公司怀疑高术公司有制售上述软件的嫌疑，委派员工以个人名义（化名），并申请某公证处公证人员参加，多次与高术公司员工联系购买激光照排机。高术公司派员工在北大方正公司员工临时租用的房间内安装了激光照排机，在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录有上述软件的光盘。某公证处对上述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北大方正公司以高术公司
侵犯其享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该方式未被法律所禁止，应予认可，高术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高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北大方正公司的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此种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故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北大方正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案的焦点在于“陷阱取证”方式合法性的认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种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按照利益衡量及价值取向的方法，对该取证方式的正当性进行分析，进而肯定了本案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本案的示范意义在于，民事法律原则上不实行法定主义，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简单地适用“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原则，而需要根据利益衡量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是否合法。这种裁判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意义。
该案曾被媒体称为“全国最大的反盗版案”，一度引起软件行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判决结果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符合我国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制环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