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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传播作品”的权利属性与侵权判定 在近来的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出现了被告“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他人作品”而引发的新类型侵权纠纷。这种行为的特点在于，网络用户只能定时收看影视作品，而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进行观看，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播放进程。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权的内涵和外延严守了《伯尔尼公约》的传统，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又照搬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中的半段内容（只控制“交互性”传播行为），造成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行为落入了一个现有权利规定的空白地带，如何进行侵权判定和法律适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会代表对此意见不一，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类推适用广播权之规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刘军华认为，对这类新类型案件进行侵权判定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权利属性。考虑到这一行为的性质与广播并无不同，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对待的基本法理，兼顾网络传播的现状以及未来立法发展的合理性，宜将该种权利视为广播权。作为权利而言，只能由著作权人享有，而对于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则不应赋予，以和现在著作权法关于邻接权的规定相一致。在现阶段侵权判定的法律适用上，可以采用类推适用式的漏洞补充方法，对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他人作品”的行为，类推适用广播权的规定。如果原告享有包括广播权在内的权利，则可判定为侵权；如果原告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则不应认定为侵权。但是，如果当事人在权利转让或者许可时，自行定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包括的内容，则应当依其约定来确定权利范围，如果权利内容包括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这样性质的权利的话，则仍然可以判定为侵权。此外，如果原告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话，则同样也不能认定为侵权。在未来立法的调整上，可以在传播权立法中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而在向公众传播权项下，再区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广播权控制单向的、点对多的传播方式，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双向的、点对点的传播方式。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乃蔚指出，从特征上看，“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同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既有相似性又有本质的区别，将其归入到两者中的任何一类都比较困难。技术的进步要求立法层面上创造出新的权利或者对原有权利做扩大化的解释。计算机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是传播的载体，对网络引起的问题的定性不能拘泥于立法之规定，可以对广播权做扩大解释，将网络定时传播的行为纳入其中。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游闽键认为，由于“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是用户无法选择的，不符合“交互式方式”这一特征，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权利经流转之后才产生价值，权利人不可能一次性转让全部的权利，所以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可能会造成流转上的限制。建议对立法中的广播权之规定进行修改。 （二）著作权中其他权利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认为，虽然立法和司法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是属于应然主义，但是对于权利属性的认定应该严格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如果现行法律的规定很明确的话，就没有必要对法律做进一步的推理。目前我国立法中的广播权之定义主要来自《伯尔尼公约》，该公约中赋予作者广播权所控制的行为包括三种方式，互联网定时播放是直接通过有线的方式进行，也不属于先接收再播放，不能归入广播权范畴。另外，信息网络传播权本质上是一种交互式方法传播作品，典型的特征就是点对点，而网络定时播放的本质则是点对多，也不能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因此，在我国现有的著作权专有权利中，只有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比较合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惠珍认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的前（十六）项均涉及到具体的权利类别，第（十七）项是兜底条款，归入第（十七）项比较合理。如果主张人是原始权利人，将这种行为笼统定侵犯著作权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形如著作权的许可使用的情形下则不适用。 （三）传统著作权论 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副处长施世东指出，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规范性文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采用一种低标准保护比较恰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进行保护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基于立法的精神，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解释不应当扩大化，网络上定时传播不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目前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外交努力抵制发达国家将广播权新标准施加到发展中国家，归于传播权也不太适当。因此，应适用传统的著作权理论并适当地做扩大解释，播放影视作品和放映权类似，用复制权、放映权、机械表演权等来归置是可行的。 （四）抽象著作权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认为，技术中立要求从行为本身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后果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而不应拘泥于是否归入到某一类别。因此，在现行法律规定不能穷尽所有权利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抽象的做法即直接判定该行为侵犯了版权或者著作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民事责任 网络著作权案件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或者P2P软件的服务商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的认定，而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往往援引“安全港条款”，要求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为网络传播行为提供支持时，其义务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服务商的义务辨析 对于网络服务商应当承担什么义务，与会代表达成共识。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就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服务商不仅在明知的情形下负有赔偿责任，也要在应知其服务对象实施侵权行为时即过失情形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胡震远指出，基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服务商对其服务对象在网上传播的内容负有审查义务的观点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民法上的注意义务本身是为了应对不作为侵权责任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自觉地引入民法上的一般注意义务，以弥补网络著作权规范的缺失。 高富平也赞成将网络侵权置于民法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网络侵权只是渠道不同而已，网络侵权不应被看成是一个独立问题。在民法框架内探讨网络侵权的过错注意义务的分析方法，也是打破一提网络侵权就考虑网络特殊环境的观念。 （二）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胡震远指出，要确定过失侵权责任，必须明确采用何种过失标准。在确定实施帮助行为的服务商的注意程度时，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如美国立法中的“红旗标准”，而对于是否引入这种标准，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需要考虑服务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二是需要考虑服务商采用的技术手段有没有法律判断能力。服务商只要尽到一个普通人的一般注意程度即可免除侵权赔偿责任，服务商的注意标准应不低于重大过失的注意程度。 王迁也赞成上述观点，同时，对于如何认定“红旗标准”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网站如网络页面中没有任何绑定，仅仅是空白搜索，用户若搜出侵权内容，是不能判定网络服务商侵权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自己填的、可能搜出来的是公众领域的，网络服务商不可能了解用户搜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定为“应知”。但是，如果网络服务商对侵权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且知道信息部分内容极有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权，则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刘军华针对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指出，对于网络服务商过错的判断，出现的争议主要在于“过失”的认定问题。在法理上，过失的判断标准概括来说就是“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在个案的审理中可能又需要更多考虑是否“可预见和可避免”的问题。现在被认定侵权的网络服务商并非不能避免、不能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注意义务的标准，还是要区分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同专业网络服务商（比如影视网站）等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专业经营者预见可能性更大。 施世东指出，这些年来政府为促进网络视频企业规范化运营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司法诉讼的压力也使得这些企业不断改进经营方式。网络上信息的海量决定了立法应当对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减低。如果著作权法对权利人利益提供过度保护，则可能造成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同时，对于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也不能过高，否则将可能给恶意的权利人提供一种赚钱的机会。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在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三）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定方法 胡震远认为，服务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这一主观要件，应该综合判断服务商的各种行为来进行客观化的认定。法官可以着重审查以下这些因素：一是服务商促成侵权的可能程度；二是服务商的先行行为；三是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四是服务商对侵权警告的反应。 游闽键认为，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上传主体；二是作品的名称；三是作品的类型；四是作品的内容。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对上传主体、作品的名称的真实性的甄别往往比较困难。此外，对美国的“红旗标准”的适用也要十分谨慎，防止对网络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曹洁对“明知”之判断，提出了以下几个标准：一是网络服务商是否对侵权作品进行宣传、推荐、介绍，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就可以推定是“明知”，存在较高的注意义务；二是服务商对上传内容进行编辑，便于用户搜索使用的，比如设置不同主题的栏目；第三是雇用专业人员对上传内容进行过人工分类。此外，作品上传时间、数量多少或者是否反复出现等，都可以作为认定的标准。
㈡ 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遭遇哪些阻力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何其难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课题，比如基于云存储的新技术为广大用户快速便捷地提供大量内容，但也由此引发诸多视频内容版权纠纷；新技术新应用在创新过程中引发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讨论。本文从版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对热点案件进行分析，特别对不正当竞争案件，从技术、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探索解决路径，希望能为互联网环境下复杂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一些思路。
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网络、快播因聚合平台纷争再起，腾讯、金山与360公司互诉对方不正当竞争……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产业界探索发展新模式的拦路虎，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疑难问题。近日，在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五届首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产业界代表与北京市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从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制聚合平台问题”“有关法律的适用将向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减轻和减少对权利人的利益分流、促进各方利益分享模式的创新方向发展”等设想。
规制聚合平台问题多
所谓聚合平台，其核心是第三方应用平台通过链接汇聚整合多种资源，以实现快速、准确地服务用户的目标。最常见的聚合平台是对视频网站的聚合，有些网络电视客户用户端或者播放器向用户提供播放下载的功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嵌套链接等方式，将第三方拥有版权的内容通过播放器提供给用户，在业内也被称为聚合类视频网站。此前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网络、快播之间的争议也就在此。据介绍，嵌套链接是随着云存储发展而来的新技术，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还在探讨中。
关于聚合平台与用户、链接网站之间的法律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巫霁认为，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通过聚合平台可以快速、准确、简便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对于平台而言，用户的点击量意味着其经济利益，所以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对于权利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不同情况。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的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本身就是侵权的，聚合平台设置的链接也是未经许可的链接。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既可以起诉聚合平台，也可以起诉被链接的网站。因为聚合平台的侵权事实与被链网站的侵权事实不是同一事实。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是获得授权的，被链网站与聚合平台之间也签署了合作协议，但该合作范围超出了被链网站从权利人处所获得的授权范围，聚合平台的链接行为致使网络用户直接从平台上获得信息，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链网站来说，其与聚合平台的关系也分为两种情况：在许可链接的情况下，如果聚合平台的链接未超出许可范围，可能不涉及侵权问题，如果链接超出了被链网站的许可范围，被链网站可以基于合同或者侵权来起诉聚合平台；在未经许可链接的情况下，被链网站获得了相关版权内容的权利，而聚合平台未经许可链接就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被链网站可以直接起诉聚合平台。
据介绍，目前权利人起诉聚合平台时，大部分是用著作权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有观点认为，从本质上分析，聚合平台的基础是链接。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应该承担以过错为前提的间接侵权责任。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没有过错的，适用“避风港原则”，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聚合类视频网站打开之后直接播放内容，并不显示链接的实际地址，也没有跳转页面，没有非常明显的来源显示，其链接的特质并不是非常明显。如果在不能证明它是链接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此认定其属于直接侵权?另外，聚合平台可能对被链对象进行分类、整理，以达到使用户更便捷地获得信息的目的。聚合平台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推荐，能否就此认定它构成“应知”情况下的间接侵权?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探讨。
虽然现有案例多是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讨论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能否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聚合平台的行为?他们认为，聚合平台事实上利用了其他网站可能投入巨资引入的内容资源，汇聚整合到自己的网站上，吸引用户的点击量，同时也吸引广告的投入，而用户的点击量和广告的投入，正是现在大部分视频网站的盈利来源。聚合平台和视频网站是否构成竞争关系?前者的行为侵占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是不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需要明确。
聚合平台一方面不断革新技术，汇聚整合其他网站的内容，满足了用户更便捷获取信息的需求，获得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聚合平台利用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挤占了其他网站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导致这些网站降低技术投入，更愿意趋向链接，而不愿意趋向内容本身。长此以往，互联网将失去创造更多更新内容的动力和机制。法律专家认为，在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和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面前，利益和技术应成为推动双方彼此促进、妥协的动力，以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于聚合平台，是进行收费，形成有价值的产业链，还是通过向权利人一次性收费，获得一揽子的授权，或者使用其他模式，有待业界共同探索。
反不正当竞争难度大
近年来，网络著作权案件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同样出现明显增长的还有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统计来看，虽然这类案件的绝对数量目前还不是很大，但是增长很快，争议比较大，审判难度高，调解难度大。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曹丽萍介绍，目前不正当竞争主要有四大类型：第一类是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纠纷，这类案件占网络不正当竞争数量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虚假宣传与商业诋毁有关的纠纷，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互联网是一个传播高效的媒体平台，因此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问题在互联网领域也非常突出。第三类是互联网企业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引发纠纷。第四类是围绕商业模式引发的纠纷，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这类纠纷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措施破坏他人的商业模式，二是因为复制他人的商业模式引发的诉讼。
法律专家分析，目前这些案件审理难度比较大主要有3个层面的原因：对技术的认识、市场的把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问题。
从对技术的认识层面来看，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法院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背景，对新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浏览器过滤广告、竞价排名等技术性比较强的案件时，通常非常谨慎。从对市场发展的把握来看，大多数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之所以告到法院，是因为经营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区分竞争手段的高低优劣，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对此做出规则的引领。可见，司法规则对市场发展方向、竞争规则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法官来说，要凭借自身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是非常困难的。
从法律适用来看，目前法律适用单一。因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远远超出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时预设的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但目前一半以上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还是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即第二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在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道德”时，往往不是特别清晰。此外，赔偿数额也是不正当竞争相关案件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争议双方往往无法通过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获利，最后只能由法官进行酌定。
法官介绍，目前法院在审判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首先会审查原告是否有受法律保护的竞争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模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可保护性，如家乐福与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采用基本相同的商业模式各自经营，这种同业竞争有利于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正当利益属于法律可保护的范畴，当事人有权对此进行主张。其次，法院会审查原被告双方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已经不限于同业竞争关系，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两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此外，法院会审查行为正当性，并注重考虑被诉不正当竞争一方是否具有主观上的错误。只有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主观过错，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纳入民事侵权的范畴。实践中，主观过错一般体现为故意做出夸大虚伪的宣传，行为对原告具有针对性、歧视性，或者为迎合部分用户短期需求做出破坏他人商业模式的开发设计等。
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认为，加强司法机关与互联网企业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人民法院立足网络环境、企业实际，共同探讨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秘书长王斌表示，作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执行机构，在日常纠纷调解工作中力求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并愿与产业内各环节企业进行交流，以特色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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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与突破
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1我国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
网络知识产权指在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就其创造的具有创新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独占权。网络的无国界性使得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削弱。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出现了新类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也变得复杂化。例如2014年6月1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索赔金额1100万元;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在2014年第10次“剑网”行动中公布了如黑龙江“第一教育网”侵犯影视作品着作权案等30余起案件。可见，近年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虽然我国先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10多个国际条约，但这些条约都缺乏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规定。国内在立法方面已有相应规定，2005年信息产业部与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虽然只是着作权方面的立法，但作为全国首部网络知识产权法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商、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起了一定协调作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作了专门规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布了《意见》，出台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的认定标准。我们可喜地看到，最高院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共16条，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作出了界定，更加细致地划分了网络侵权方式和侵权责任，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作出了较为清晰地界定，但该规定只是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够完善，体现为分散式立法，即分散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多体现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或司法解释，而缺失专项立法。
2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
2.1公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薄弱
基于历史和文化等种种原因，大多数公民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如QQ、微信、各种影视视频软件等，导致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淡漠，在使用免费网络资源时根本不注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对侵权人侵权技术的赞赏，这无疑对网络侵权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那些侵权者也只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技术成就，沉迷于植入他人程序产生的快感中，根本不知或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且网络侵权和犯罪不够直观，使人们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认知不到位，即使知道自己被侵权，能真正扞权的却是少数。[1]“让侵权人以为在网上找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天堂。”[2]网络在不断更新发展，目前我国仅有的些许立法，公众无法理解也无从得知。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不够，起步也晚，再加上公众的法律意识淡漠，使得网络侵权行为日益猖獗。
2.2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新型化
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3],使得网络侵权形式日益多样化，网络侵权行为新型化，涉及领域愈加广泛，从原先着作权侵权发展到涉及网络域名权纠纷等。网络侵权案同时涉及技术和法律等多层次因素，不断挑战着网络知识产权司法实践[4],中国互联网发展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2010年“3Q大战事件”很能说明这一点。我国目前虽已制定了相关法规，但由于法律本身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立法较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有相当的滞后性。传统三部法对网络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认定并没有作出规定，立法的严重滞后容易导致执法力度不够，也会阻碍权利人正当权益在网络侵权中得到保护。
2.3网络知识产权纠纷的认定难度加强
网络侵权行为的无国界性、隐蔽性强等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被发现难、法律关系认定难、证据留存难、最终责任落实难、法律赔偿难上难。利用网络工具实施犯罪的衍生与泛滥，给相关司法认定带来种种难题。[5]
无纸化、新型化、多样化等特征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判断标准模糊。证据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经常是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当事人需对侵权行为、索赔数额出具有力证据，但证明侵权的证据一旦被删除，便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网络技术更新使得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缩短，也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变得复杂化。“3Q大战”使得网络消费者感到不安，从360和QQ两公司的口水大战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权利受到侵犯，却无法界定网络侵权行为，也无法进行取证，只待两大公司和解后，才又同时享有使用二者的权利。
3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困境的突破路径
3.1提升网络使用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及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犯罪比现实犯罪显得更容易和轻松，这成为网络知识产权被侵频发的一大原因。人们对网络侵权行为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故亟需普及全民网络知识产权知识和提升法律保护意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及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宣传。通过多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积极倡导和鼓励全民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提升全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法只是一种外在约束，自觉遵守法律需内心意识的提高及自律，能够做到发现侵权时自觉维护、抵制和打击。全民自我防范意识提升了，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才会减少。
3.2设立专项立法对网络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目前，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较分散，缺少专项立法，且立法级别低，均体现出现有立法调节力度不够，因而，尽快出台专门的《网络知识产权法》是必要和必须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应包括总则、分则两部分，总则部分包括立法宗旨和原则，通过分则确定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对界定网络知识产权的内涵、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定义、明晰责任主体、确定侵权类型、规定侵权范畴、厘清侵权责任等方面做出规定。
如果出台专门立法时机还不够成熟，目前也可以在现有立法基础上完善相关规定，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门立法，在北上广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专业化，也使认定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专业程度提高。具体完善措施如在电子证据方面，可指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电子证据收集主体;在证明责任上，可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网络经营商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如知识产权权利人证明“违法所得”和“实际损失”的难度较大时，还可立足本国国情，汲取国际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之先进经验，寻求与国际接轨的保护体系。
3.3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和行业自律
同我国现阶段很多问题一样，中国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需执法监督机制。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执法监管力度加大，同样能起到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作用。国家版权局已开展了多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使我们看到了政府打击网络侵权案件的态度和做法。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型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不断涌现，在严厉打击这些行为的同时[9],还需要注重规范互联网企业和相关网站对作品的使用行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大监管力度，探索建立长效网络知识产权监管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Q大战”
使得上亿网络用户受损，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企业就会丧失起码的商业公德。企业必须自律，在作家维权联盟状告网络文库案件中，网络清空了一些非授权作品。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业内充分合作，只有行业自律，才能取得网络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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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立红.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3]王迁.论着作权意义上的“发行”[J].知识产权，2008(1)：25-27.
[4]蔺巍.由3Q大战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3)：69-72.
[5]苏江丽.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从“谷歌事件”说起[J].新闻界，2010(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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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素竹.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4)：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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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雷山漫.网络环境下着作权刑法保护研究[J].法学评论，2010(6)：12-14.
㈢ 网络著作权纠纷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如何认定网络著作权侵权
这种行为的特点在于，网络用户只能定时收看影视作品，而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进行观看，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播放进程。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上广播权的内涵和外延严守了《伯尔尼公约》的传统，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又照搬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中的半段内容(只控制“交互性”传播行为)，造成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行为落入了一个现有权利规定的空白地带，如何进行侵权判定和法律适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会代表对此意见不一，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类推适用广播权之规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刘军华认为，对这类新类型案件进行侵权判定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的权利属性。考虑到这一行为的性质与广播并无不同，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对待的基本法理，兼顾网络传播的现状以及未来立法发展的合理性，宜将该种权利视为广播权。作为权利而言，只能由著作权人享有，而对于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则不应赋予，以和现在著作权法关于邻接权的规定相一致。在现阶段侵权判定的法律适用上，可以采用类推适用式的漏洞补充方法，对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他人作品”的行为，类推适用广播权的规定。如果原告享有包括广播权在内的权利，则可判定为侵权;如果原告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则不应认定为侵权。但是，如果当事人在权利转让或者许可时，自行定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包括的内容，则应当依其约定来确定权利范围，如果权利内容包括了“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这样性质的权利的话，则仍然可以判定为侵权。此外，如果原告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话，则同样也不能认定为侵权。在未来立法的调整上，可以在传播权立法中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而在向公众传播权项下，再区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广播权控制单向的、点对多的传播方式，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双向的、点对点的传播方式。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乃蔚指出，从特征上看，“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同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既有相似性又有本质的区别，将其归入到两者中的任何一类都比较困难。技术的进步要求立法层面上创造出新的权利或者对原有权利做扩大化的解释。计算机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是传播的载体，对网络引起的问题的定性不能拘泥于立法之规定，可以对广播权做扩大解释，将网络定时传播的行为纳入其中。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游闽键认为，由于“通过计算机网络定时播放作品”是用户无法选择的，不符合“交互式方式”这一特征，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权利经流转之后才产生价值，权利人不可能一次性转让全部的权利，所以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可能会造成流转上的限制。建议对立法中的广播权之规定进行修改。 (二)著作权中其他权利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认为，虽然立法和司法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是属于应然主义，但是对于权利属性的认定应该严格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如果现行法律的规定很明确的话，就没有必要对法律做进一步的推理。目前我国立法中的广播权之定义主要来自《伯尔尼公约》，该公约中赋予作者广播权所控制的行为包括三种方式，互联网定时播放是直接通过有线的方式进行，也不属于先接收再播放，不能归入广播权范畴。另外，信息网络传播权本质上是一种交互式方法传播作品，典型的特征就是点对点，而网络定时播放的本质则是点对多，也不能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因此，在我国现有的著作权专有权利中，只有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比较合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惠珍认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的前(十六)项均涉及到具体的权利类别，第(十七)项是兜底条款，归入第(十七)项比较合理。如果主张人是原始权利人，将这种行为笼统定侵犯著作权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形如著作权的许可使用的情形下则不适用。 (三)传统著作权论 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副处长施世东指出，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规范性文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采用一种低标准保护比较恰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进行保护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基于立法的精神，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解释不应当扩大化，网络上定时传播不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目前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外交努力抵制发达国家将广播权新标准施加到发展中国家，归于传播权也不太适当。因此，应适用传统的著作权理论并适当地做扩大解释，播放影视作品和放映权类似，用复制权、放映权、机械表演权等来归置是可行的。 (四)抽象著作权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认为，技术中立要求从行为本身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后果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而不应拘泥于是否归入到某一类别。因此，在现行法律规定不能穷尽所有权利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抽象的做法即直接判定该行为侵犯了版权或者著作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民事责任 网络著作权案件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或者P2P软件的服务商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的认定，而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往往援引“安全港条款”，要求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为网络传播行为提供支持时，其义务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服务商的义务辨析 对于网络服务商应当承担什么义务，与会代表达成共识。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就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服务商不仅在明知的情形下负有赔偿责任，也要在应知其服务对象实施侵权行为时即过失情形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胡震远指出，基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服务商对其服务对象在网上传播的内容负有审查义务的观点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民法上的注意义务本身是为了应对不作为侵权责任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自觉地引入民法上的一般注意义务，以弥补网络著作权规范的缺失。 高富平也赞成将网络侵权置于民法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网络侵权只是渠道不同而已，网络侵权不应被看成是一个独立问题。在民法框架内探讨网络侵权的过错注意义务的分析方法，也是打破一提网络侵权就考虑网络特殊环境的观念。 (二)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胡震远指出，要确定过失侵权责任，必须明确采用何种过失标准。在确定实施帮助行为的服务商的注意程度时，可以参考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如美国立法中的“红旗标准”，而对于是否引入这种标准，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需要考虑服务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二是需要考虑服务商采用的技术手段有没有法律判断能力。服务商只要尽到一个普通人的一般注意程度即可免除侵权赔偿责任，服务商的注意标准应不低于重大过失的注意程度。 王迁也赞成上述观点，同时，对于如何认定“红旗标准”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网站如网络页面中没有任何绑定，仅仅是空白搜索，用户若搜出侵权内容，是不能判定网络服务商侵权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自己填的、可能搜出来的是公众领域的，网络服务商不可能了解用户搜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定为“应知”。但是，如果网络服务商对侵权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且知道信息部分内容极有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权，则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刘军华针对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指出，对于网络服务商过错的判断，出现的争议主要在于“过失”的认定问题。在法理上，过失的判断标准概括来说就是“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在个案的审理中可能又需要更多考虑是否“可预见和可避免”的问题。现在被认定侵权的网络服务商并非不能避免、不能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注意义务的标准，还是要区分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同专业网络服务商(比如影视网站)等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专业经营者预见可能性更大。 施世东指出，这些年来政府为促进网络视频企业规范化运营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司法诉讼的压力也使得这些企业不断改进经营方式。网络上信息的海量决定了立法应当对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减低。如果著作权法对权利人利益提供过度保护，则可能造成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同时，对于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也不能过高，否则将可能给恶意的权利人提供一种赚钱的机会。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在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三)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判定方法 胡震远认为，服务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这一主观要件，应该综合判断服务商的各种行为来进行客观化的认定。法官可以着重审查以下这些因素：一是服务商促成侵权的可能程度;二是服务商的先行行为;三是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四是服务商对侵权警告的反应。 游闽键认为，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一是上传主体;二是作品的名称;三是作品的类型;四是作品的内容。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对上传主体、作品的名称的真实性的甄别往往比较困难。此外，对美国的“红旗标准”的适用也要十分谨慎，防止对网络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曹洁对“明知”之判断，提出了以下几个标准：一是网络服务商是否对侵权作品进行宣传、推荐、介绍，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就可以推定是“明知”，存在较高的注意义务;二是服务商对上传内容进行编辑，便于用户搜索使用的，比如设置不同主题的栏目;第三是雇用专业人员对上传内容进行过人工分类。此外，作品上传时间、数量多少或者是否反复出现等，都可以作为认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