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障碍

⑴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障碍及建议

1、法律限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制建设的速度有所加快，《担保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等经济立法相继出台，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创造了一定的法律条件。但是，作为新兴事物，发行不良资产支持证券还存在较多的法律障碍。主要体现在：特设交易载体（SPV）作为证券化交易的中介，是资产证券化的特别之处。 SPV业务单一，无需经营场所，也不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为了降低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成本，也要求尽可能少投入），只需要一个法律上的名称，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空壳公司”。对这种特殊的实体，中国法律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并且根据现行的《公司法》，它属于限制的对象。《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在运作上，SPV是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主体，而中国《公司法》规定，发行公司债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得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得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并且，累计发行债券的总面额不得超过该公司的净资产额的 40%；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的利息。而设立SPV，不可能也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产并在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前三年就设立。这些都给SPV 的运作造成法律障碍。
中国应加快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立法建设。立法体系必须着眼于交易成本的最低化和效益最大化。只有从资产证券化交易有关当事人的成本和效益角度考虑，才能真正促成有关当事人积极投身不良资产证券化，进而充分发挥证券化在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中的作用。
2、税收限制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规模一般都较大。因为考虑到成本和规模效益，如果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较小，单位成本将太高，使得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无利可图。美国学者阿诺德在1986年就曾估计，只有当其资产规模大于1亿美元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才有利可图。但如此大的交易额，可能导致庞大的税收负担。一是商业银行将资产销售给SPV过程中的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二是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三是SPV的所得税。这将造成资产证券化的税务成本过高而使资产证券化难以开展。
从促进不良资产证券化顺利开展、尽快解决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角度出发，中国应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因为税收而导致证券化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使证券化融资在税制上缺乏效率。
3、市场限制
一种金融工具能否顺利推销，需求一个决定性因素。如前面所述，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但由于目前中国对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这些潜在的市场需求还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市场购买力。因此，从为证券化产品市场培育投资者，也为更好地实现各种基金的保值增值出发，政府应适当放宽对投资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的范围限制。

⑵ 国内外对资产证券化的难点的研究进展

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

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

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

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骗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

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

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

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

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

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

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

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

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

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结论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

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

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⑶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交易流程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抄本交易流程主要是：
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知识产权未来一定期限的许可使用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V）；
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
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技术，提高ABS的信用级别；
SPV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发行信用评级；
SPV向投资者发行ABS，以发行收入向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支付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收费权的购买价款；
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知识产权的被许可方收取许可使用费，并将款项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账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
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并对聘用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付费。

⑷ 知识产权证券化和专利证券化是同一种金融工具吗

1、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资产主要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
2、所以专利证券化是知识产权证券化，但知识产权证券化不仅仅是专利证券化。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⑸ 急!!!!!!寻找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具体案例!!!!相当急!!!!

我们抄国内好像没有这种案袭例，下面网站是别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供参考
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ipqtzscqf/2007022761559.html

⑹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介绍

知识产权证券化（Securi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通常定义为：发起机构（通常为创新型企业）将其拥版有的知识产权或权其衍生债权（如授权的权利金），移转到特设载体，再由此特设载体以该等资产作担保，经过重新包装、信用评价等，以及信用增强后发行在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借以为发起机构进行融资的金融操作。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对于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重要意义。

⑺ 知识产权abs证券化可以增加专利的价值吗

知识产权风抄险变数大，估值难袭。其具有有别于其他资产的特点，类型维度复杂，不好一概而论。知识产权作为资产中的异类，处理起来路数不同，风险大而复杂。具体知识产权问题可以咨询上海慧顶知识产权，他们是专业的代理公司，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很专业！

⑻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什么

01
有人是这么定义知识产权证券化的

说白了就是将知识产权的使用收益特定化为基础资产担保，由特别机构发行流通的权利凭证。

02

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中小微创新企业起步或者研发过程中缺钱，用来融资的。没错，形式上看与其他证券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为知识产权的特性，使得这个事物很新鲜，又有点难以捉摸。

03

其特征在于

基础资产知识产权必须可特定化及可转移，需要能带来可预期持续的现金流。在确权、评估、增信、担保及运营方面均存在着困难和风险

我们生活中有这个东西吗？

当然有！比如2018年12月18日在上海证交所发行的“奇艺世纪知识产权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知识产权证券，需要了解关注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简单过程。第一步，发行人确定作为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然后是要将资产剥离形成资产池分离风险；然后是将其交给特别目的机构SPV运作；再进行评估和信用增级；然后就是证券发行和销售，接着就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了。

那么，投资者在投资买卖知识产权证券的过程中，基于知识产权的特性和证券运行规律，需要关注的问题也不少。

01

基础资产知识产权的价值

如专利权的技术市场认可度、技术发展程度和走势；商标权背后的生产经营者信誉、产品市场占有程度、消费者认可程度；著作权作品许可使用的规模，受众范围等。

02

知识产权法律的风险

如知识产权权利是否稳定无瑕疵，权利范围和归属有无争议，有无担保负担，权利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另外，权利人是否有破产风险、权利人对于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程度等都需要关注。

03

知识产权证券的评估

因为知识产权的无形性特征，其价值评估总让人觉得很不确定。投资者需要关注知识产权证券价值评估和信用评估时是否有虚高的情况。

04

知识产权证券的担保和增信

也就是投资的知识产权证券又何特别目的机构担保发行，其自身的信用如何，外部担保增信如何等。另外，该知识产权基础资产与发行人或者权利人的其他资产剥离情况，基础资产的委托转移方式也需要关注。

05

知识产权证券的运行情况

比如，是否按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以及关注所披露的信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