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合同中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问题

A. 如何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进行与反垄断法的规制

一、《反垄断法》第55条的意义重大
我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确立了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尤其是反垄断法应当如何对待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反垄断立法过程中，有的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合法垄断权的性质，主张反垄断法不应该规定知识产权问题，或者仅仅明确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有的则认为反垄断法中不仅要规定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要具体规定，甚至要设置知识产权问题专章，以便为行政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的规则。《反垄断法》第55条既规定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规定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这是一种合理的规定，它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规定，因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条文需要作所谓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后一方面的结论来，而本条则直接作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规定。

B.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

C. 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中是否有关于知识产权的适用除外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已进入快车道：国务院法制办在 2005年5月下旬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了研讨会，对目前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并根据此次讨论结果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在完成国务院的审议程序后向人大提交议案。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对制止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草案对知识产权滥用规定之不足

一部好的法律，除了要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更应当结合本国的实际，而不应当偏废某一方面。例如滥用知识产权，形成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我国在这次制定《反垄断法》中应当在总则中，或者用一章节对此加以规定。但2005年4月8日的《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只是在第8章的附则第56条规定：“经营者依照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规定行使权利的正当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本法处理”。这样简单含糊的规定和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垄断的危害性是极不相称的，也和业内人士对这次反垄断立法的期望相去甚远。最重要的是在这部《反垄断法》出台后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在根据此法制定相关法规或规章时显得依据不足。况且一部法律出台后是不能朝修暮改的，这涉及到法律严肃性问题。从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市场垄断的形式越来越高级，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国际市场垄断将是今后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无形性等特点，但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远。所以，我们应以此次反垄断立法为契机，对此垄断形式加以规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滥用危害重重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邓军认为：知识产权是调整知识创造和应用中当事方利益的政策工具；知识产权是市场竞争的工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掌握的专利，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这是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是一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也应对此高度重视。从国内来看，我们在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应当防止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滥用知识产权市场垄断。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确定在合理范围内，当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市场垄断时，《反垄断法》应对此加以限制。

知识产权滥用形成的市场垄断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成为垄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因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利用知识产权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现在国际上最为严重的一种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形式发展趋势表现为：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垄断化。如国外DVD生产厂家联合起来，把专利绑在一起形成专利池，然后形成标准，当我国DVD生产厂家用此标准生产时，必须交纳专利费。一台DVD，我国生产商向国外交纳20 美元，而自己只能挣1美元，这就是专利形成的市场垄断的危害，它的标准你不用还不行，因为这种标准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垄断具体表现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如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从而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权利人的目的或行为的结果，是阻碍相邻市场上的竞争,保护与其相关者的利益；专利权人控制专利权产品的转售价格；专利权人在销售专利权产品时强制搭售其他产品；专利权人设置排他回授条款，即规定被许可方将任何改进的商业秘密技术或其它独占性技术排他的只能授给许可方，以剥夺被许可方向第三方转让新技术的权利；专利权人利用已经获得的专利制定技术标准，用收取高额专利费来控制技术标准，从而控制某一产品的市场；专利权人利用控制技术来源的办法控制技术市场；专利权人利用价格歧视的方法控制产品市场等。判断一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反垄断法》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只要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即使存在垄断或限制竞争的情形,也应被《反垄断法》所宽容；第二，如果知识产权的行使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识产权自身的范围，那么这种行为就应适用反垄断法；第三，即使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没有超出权利自身的范围，但如果这种行为可对市场竞争带来不应有的限制，那么这种行为也应适用《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必要性

从1990年我国建立起较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仅15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根据目前一些国外大公司利用知识产权对我国国际、国内市场形成垄断的事实，只强调权利的行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导致了市场垄断这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其中，《反垄断法》的建立是约束知识产权滥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目前，有关反垄断法的论著一般不提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而只是笼统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有关知识产权的论著也很少提及反垄断法，而往往只是笼统地提及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即垄断性；在立法上，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比如这次我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整个《反垄断法》中地位可谓窥豹一斑。然而，许多国家都对滥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市场垄断进行了大量相关立法进行规制，比如1999年发生的美国微软公司利用出售 WINDOWS操作系统搭售视窗的行为，欧盟根据其有关反垄断法对微软罚款20亿美元。现在许多在华跨国公司也有大量类似的行为，但如果我国没有对此进行制约的法律，如何制裁？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其实，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许多国外大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都同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使分不开，因此建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于保护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与《与贸易有关的知道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还存在不少差距；与TRIPS协议中有关对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规定相比，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存在着差距。这两种差距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前一种差距，如果我们不设法弥补，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指责，有可能因此而产生纠纷，遭到报复；对于后一种差距，即使我们没有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外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例如，在我国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就从来不指责我国没有进行反垄断控制；国务院法制办这次邀请欧美等国法律专家召开研讨会，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2004年，我国加入 WTO已经三周年，许多国家对我国入世承诺进行评估，如英国议会贸易和工业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加拿大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状况进行了评价，普遍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与世贸组织相关协议相一致，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首先是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上下一致的执行所制定的法律；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效率低下。面对这些指责，笔者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极大努力，并且成效显著。少数发达国家利用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产权的优势，动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产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实行“不公平贸易”。这种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难道不应当规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从来就应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和贸易制裁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对此也应当进行反向规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内容的修改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分歧正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国内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我们都要在制定《反垄断法》时规定较为详细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法律规范。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之立法思考

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形式各国立法有所不同：日本采用开放式，列举在知识产权合同中应该控制的限制性条款,如《反垄断法》第6条；美国虽未对其做专门规制,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年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法指导意见》列举了执法机关追究反竞争行为的一般尺度；欧共体委员会颁布的1996年第240号条例，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的使用统一加以规定，分为可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我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没有统一的法律，散见于《专利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因此，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应该对现有的规定加以整理，将《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一般立场系统准确地表述出来。

在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法》后，各国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专门性规范，如1995年4月6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1月31日欧盟委员会也就《罗马条约》第85条第（3）项对若干类型技术转让协议的适用问题制定了240号规章（EC No240/96，一般简称《技术转让规章》）；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重新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证合同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我国台湾“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也于2001年1月18日发布了《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处理原则》。我国在制定了《反垄断法》后，还应当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对具体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的表现形式、执法机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使该法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D.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分别针对的是知识产权与垄断关系。
2、知识产权是专一种合法的属“垄断”，不必然使其所有者拥有市场支配力。
（如果知识产权授予形成市场支配力，那么这种市场支配力本身并不违反反垄断法）
3、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共同目的是鼓励创新和提高消费者福利。
知识产权人不得滥用权利。

E. 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也称“智慧财产权”或“智力财产权”,是人们依法对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知识产权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的发展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当今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较量,就在于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保护水平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和解决。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技术流失
“技者,工之要也”。对技术的保护自古就是保护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但是,由于缺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大量的专有技术都流失了,比如说中药。我国是中药的发祥地,拥有许多无形的知识产权,但是,因为缺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一些知名中药的处方和配方轻易被国外企业拿到,然后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仿制,比如六神丸,据介绍,六神丸是我国很常见的一味中成药,但日本公司把它拿过去以后,稍加改造和包装就变成了著名的“救心丹”。光这个救心丹,在国际市场上每年销售额能达到6亿―7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一年的中药出口总额。还有,当年我国安徽宣纸工艺失密事件、“景泰蓝”技术失密事件等,都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将技术申请专利,也没有将其作为商业秘密给予有利保护,结果由于疏于防范而被外方掌握了关键技术、带走了全套的技术资料,使我们的民族工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商标淡出
商标淡出在我们合资合作过程中表现明显。外方有意识地选择我国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厂商进行合作,然后借口他们的产品是名牌产品,在合资协议中限定使用他们的商标,或者干脆花巨资买断我们著名商标的使用权,然后占而不用,同时对他们商标的商品大肆宣传。这样,我们通过几十年创造的名牌在几年之内就被洋品牌完全取代了。比如饮料行业,我国原来的“八大名牌”如“亚洲”、“崂山”、“八王寺”等,一开始,除“健力宝”、“正广和”未合资,其他6家都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合资了;洗衣粉行业,上海的“白猫”,广东的“高富力”、“中意”,合资后,被外方控制,他们利用我国名牌厂家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推销他们高价的“碧浪”、“汰渍”,把我们的名牌打入“冷宫”。广州肥皂厂的“洁花”香皂与美方合资后,很快被“海飞丝”、“潘婷”取而代之。逐渐我们的国产牌子就淡出市场了。
(三)商标被抢注
知识产权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权利,也就是说,依据一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有效,在其他国家是不必然受到保护的。商标也是一样。近几年来,当我们的一些名牌准备出口国际市场时,发现其商标已被外商抢注。比如,电器商标“海信”在德国被抢注、“康佳”在美国被抢注、“科龙”在新加坡被抢注;云南卷烟品牌“阿诗玛”、“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五粮液”在韩国被抢注;天津麻花商标“桂发祥十八街”、北京酱菜老字号品牌“六必居”在加拿大被抢注;河南白酒品牌“杜康”、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在我国被列为“国宝级”保护的“一得阁”墨汁被日本人抢注等等。(《人民日报》(2006-04-17第05版)商标被抢注后,产品要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或者以重金买回本属于自己的商标使用权,或“改名换姓”,重新培育名牌。无形中,我们的驰名商标就被淡化了,严重损害了驰名商标的价值。
(三)遭遇知识产权欺诈
正如我们所知,知识产权是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特征的权利,在一国有效的知识产权不一定在另外一国就必然受到保护。而且除商业秘密外,知识产权都是一定期限里的权利,而不是永久性的权利。超过法定保护期限,人人都可以自由无偿地使用,不需要权利人的许可。但由于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以致屡遭知识产权欺诈。例如,我国的某汽车厂与外商进行合资谈判,外方提出技术入股,以其中的97件专利技术,共折合1600万美元入股。由于这家企业不懂得专利法,后来才得知,这97件专利技术中有23件专利是过期的,还有29件专利已临近到期,13件则刚刚申请中,真正算数的专利只有32件,也就是说2/3的专利是不能折算股金投资入股的。该企业吃亏上当,追悔莫及。
二、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途径
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该做到一个转变、两个重视、三个加强。
(一)一个转变
一个转变,就是转变观念,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我们有很多企业还抱着老观念,认为发明在自己手上,别人拿不走,甚至认为申请专利会花费一大笔经费,不值得。国内的企业,真正重视知识产权的非常少,除了极少数的企业,比如海尔、北大方正等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外,其他绝大多数的企业还局限在对有形资产的管理上。据2008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获得的消息,我国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过专利,高达60%的国内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由此,很多国内企业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如果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真正实施,那结果就是保护其他国家的企业,国内企业因为没有核心技术和相关产权,反而会成为执法的对象。所以观念上还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我们要知道,未来的经济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在我们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今天,不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就没有发展。
(二)两个重视
1.重视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知识产权战略的运用必须由具有专业意识和专业知识的人来实施。但是目前国内的状况是:直接参与创新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缺乏知识产权管理;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发人员没有专利意识;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不懂知识产权战略。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专利工作者仅一万余人,平均每13万人中才有一名懂专利的人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实施后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几乎都工作在外企知识产权部门,最优秀专利代理人都在涉外代理机构,最优秀的研发人员也在不断应聘到外资研究机构中去了。
2.重视发展自主知识产权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国众多DVD生产厂家被控侵权的事件。我国的D V D生产企业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使用别人的技术专利,先后被日立等跨国公司指控侵犯其核心专利。以至现在我国每生产一台DVD,中国企业就要向国外支付产品净售价的4%或4.5美元的专利许可费。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2006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透露,我国外贸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但自主创新高技术产品仅占外贸总额的2%;2005年全球100个最有价值品牌,中国连续8年的记录为零。2005年秋季广交会上,我国出口产品,只有21%有自己的商标。因为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不得不将每部手机、计算机、数控机床20%―40%的售价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人,“为他人做嫁衣裳”。
(三)三个加强
1.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法治的基础是有法可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基础。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还陆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就整体而言,我国的法律体系已达到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十分完备,比如我们没有规范如何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法〉。以致对专利权人在我国市场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不能加以有效规制。比如微软,微软的Windows98在美国销售时合800多人民币,而在我国大陆市场的零售价为1980元,因为这差别价格,我国消费者一年就要多支出10亿元人民币。
2.加强执法,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实现
法律的保护不仅在于立法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有力的执法。但现在明显存在司法机关执法不力的情况,一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有些地方,工商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就直率地表示:原则上为了地方经济,政府是不允许打假的。正因如此,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只是应付,效果并不理想。二是现行法律对侵权者打击力度不够,经济重罚、重赔和刑事处罚均不到位,既打不疼,也打不死。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如果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那么谁都不会再愿意花真金白银去造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更愿意做一本万利的掠食者。长此以往,危害的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甚至危及生存和发展。所以,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要加强执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3.加强宣传教育,使知识产权保护深入人心
1447年,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威尼斯共和国专利法》就诞生了,1883年,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就签定了,1967年,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的时候,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空白。直到1982年我国才制定了第一部保护知识产权的《商标法》。而且,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自发完成的,是内在的制度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来实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缺少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所以知识产权保护要得到人们的了解、认同并遵守,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政府不懈的宣传、普及和教育。日本新提出的口号是“知识产权立国”,在日本的中小学课本中,民族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就赫然在目,可见,日本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我们也要有这种认识,只有通过不懈地宣传教育,才能使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入人心。

F. 知识产权许可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趋势

不同模式：

美国：合理原则；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形成各种垄断组织，尤以托拉斯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对垄断活动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立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础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禁止两类限制竞争的行为，即以契约、联合或共谋的方式限制贸易的行为（第一条）和从事垄断或企图垄断的行为（第二条）。对于第一条，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标准石油案判决中明确了原则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为才属于该条的禁止范围，即“合理原则”。
欧共体：豁免制度；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条例规定，达到一定份额后即可豁免。如一个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如果涉及的市场份额不超过相关市场的百分之三十，协议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传统与借鉴；日本在这方面既结合传统，又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与经验，比如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认定”等。
共同趋势：
关于知识产权许可法律规制，各国的立法以及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国都在相互借鉴各自的优点。在对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政策上，各国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各国在对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关系上都已经认识到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知识产权制度从根本上也是激励创新、促进竞争的，所以知识产权的行使并不因此而受到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相反，西方各国反垄断政策对此是趋于宽松。

G. 结合实际谈谈中国国际技术许可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权实施保护，以此保障产权所有人凭借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获取收益。我国作为WTO成员，随着我国与国际上贸易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我国应加强对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支持和引导企业运用有关知识产权法规保护自身利益。专利巴巴小编专利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如下。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技术转让，转让专利和商标的使用权；版权许可，使版权人获得收入。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新的药品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电影、音乐、书籍、计算机软件、知名品牌商品、植物新品种等。虽然从国际贸易额的绝对数字上看，无形的知识产权转让，还远远比不上有形货物买卖。但知识产权贸易量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货物买卖。
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假冒商标、盗版书籍及电影，影响了正常贸易，给贸易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压力：药品、化工等产业从仿制走向自主开发，企业增加支付专利费。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中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有待完善。我国现行的各项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与国际贸易的规定不尽相同，甚至留有空白，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细致的完善工作。我国企业大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我国企业大多未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部门，没有员工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谈判、知识产权分析等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企业如果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如果是企业密切相关的，建议企业可以委托佰腾专利巴巴这样的专利代理机构应诉。
其次，缺乏对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力的限制。一方面，在我国逐步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除了散见于相关知识产权法中“强制许可”或“权利限制”的内容及反不正当竞争的个别条款外，缺乏必要的反垄断和限制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的综合性法律法规。我国尚未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措施。另一方面，执行主体以行政执法为主，执法部门分散。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主体多元化，各部门执法力度不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由各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存在地区执法差别和地方保护现象，等等。
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首先是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
四、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提高知识产权转化率。企业应及时将创新成果、核心技术、名优产品在国内外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使核心专利成为标准，取得有效保护。要以企业的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构筑自身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措施体系。增加资本与人才投入，从小技术到大专利，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扩大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贸易量，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使知识产权进行最大化的实质生产力转化，创建和保护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产品。
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
最后应加大创新力度，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型人才。 更多知识产权问题可以到佰腾专利巴巴来咨询喔。

H. 知识产权滥用的中国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解

《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从法条的语义中分析，在反垄断法层面下的知识产权滥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二是该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行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除了要满足排除、限制竞争的条件，还需事先存在一个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但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中并未有相关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正在制定的《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第四稿)》(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指南》)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分析认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知识产权行为时，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分析：(1)确定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性质和表现形式；(2)确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3)界定相关市场；(4)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5)分析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6)如果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则进一步考察该行为的有力影响以及该有利影响是否大于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美国成文法中没有“知识产权滥用”这样的表述方式，而是分别规定了专利权滥用、商标权滥用和版权滥用的具体情形，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是有关专利权滥用(patent misuse)规定。在美同，“专利权滥用”往往不限制专利诉讼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使用，尽管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有时可以形成反诉的基础，但专利权滥用本身不是一种可起诉的侵权。如果被诉侵权者基于所谓的滥用行为提起反诉，那么这种反诉也必须满足提起反诉的那个独立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证明滥用成立的责任在于被控侵权者或者违约的被许可人一方。如果滥用被裁定成立，那么该专利权就会被判决不可实施，直到该滥用被“消除”。滥用的裁定排除了预期的禁令救济和在滥用发生期间的损害赔偿金的获得。因此，一旦滥用被认定，被控侵权者或者违约的被许可人以及任何第三方，就可以在消除滥用行为前的那个期间内免费使用专利技术，①由此创立了美国专利法中特殊的专利滥用抗辩制度。但是随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逐渐完善，利用反托拉斯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也成了重要的手段，同时也影响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界定，即反垄断法意义上的重大知识产权滥用还必须违反反托拉斯法。
wT0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TRIPs协议)相关条款不仅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滥用，而且给出了相应的救济措施。例如，TRJPs协议第8条第2款规定：“可能需要采取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的适当措施，以防止知识产权所有者滥用知识产权或借以对贸易进行不合理限制或实行对国际间的技术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做法。”第40条第2款规定：“本协议中无任何规定阻止成员方在其立法中详细载明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对有关市场中的竞争具有不利影响的知识产权滥用的专利权使用做法或条件。如上述所规定，一成员方可按照本协议的其他规定，根据国内有关法律和规定采取适当措施阻止或控制此种做法。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阻止否认合法性的条件和强制性的一揽子许可证交易。”此外，TRjPs协议第41条第1款、第48条第1款、第50条第3款、第63条第l款等都是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知识产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甚至在很多国家都没有这一概念。实践中．一般都是把行使知识产权导致的违反反垄断法而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认定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其要件就是行使权利的行为排除或限制了市场竞争。所以，滥用知识产权是违反反垄断法的结果，而不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前提。在反垄断法范围内，并不是因为滥用了知识产权而违反反垄断法，而是因为违反了反垄断法，才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如果不违反反垄断法，那就不存在什么滥用问题，而是知识产权的合法行使了。

I. 如何理解和评价《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征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一条款表明了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基本态度，即不否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正当性，但对具有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鉴于该条规定非常原则，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迫切需要制定相关规章或者指南，明确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和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之间的界限，更好的指导反垄断执法实践，增强经营者对自身经营活动的预期性。

二、《规定》的起草过程

2012年底，工商总局在开展《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见稿)》)研究制定工作的同时，启动了《规定》的起草工作。此前，工商总局于2009年成立课题组，开展了《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国外竞争机构的执法实践和相关指南、规章的资料和文献，系统研究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执行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行为类型、分析方法、主要执法对象等问题，同时比较研究，归纳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形成的共识和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甘肃等12个省市，通过走访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行政司法部门意见等方式开展了调研工作，了解掌握我国现阶段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总体状况、行为表现形式、企业应对措施等。三是拟定《指南(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听取意见，除书面征求意见外，先后举行座谈会、研讨会6次，工商系统、国务院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类企业以及国外竞争执法机构提出了很多建议。对这些意见，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
在制定《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我国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现状的总体情况。我们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既是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反垄断法中的一个重要、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不长，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反垄断法的实践经验更是有限，此时推动一部符合中国实践、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出台，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实践的积累。

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的涉嫌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需要予以规制。工商总局在制定《指南》的基础上，立足职责，启动了《规定》的制定工作，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2013年3月以来，工商总局先后就《规定》初稿书面征求意见两轮，举办研讨会、座谈会5次，对象覆盖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工商局，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法制办、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知识产权局等与反垄断、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的十二个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电信、华为、高通、三星等19家国内外知识密集型企业、美国商会、美国律师协会等外资商会和机构，欧盟竞争总司、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加拿大竞争局等国外竞争执法机构以及国内竞争法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以来，共收到意见建议300余条，对各方提出意见建议，工商总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其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即为了保护竞争和激励创新，制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同时，对相关概念作了必要解释。

一是明确了经营者所普遍关注的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反垄断法与保护知识产权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创新和竞争，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根据工商总局承担的反垄断职能，明确界定本规定所称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三是明确本规定所称相关市场，依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进行界定，并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二)禁止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既在总体上禁止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达成垄断协议，又规定了安全港规则。安全港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有利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己在相关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因素判断相关行为在反垄断法上的后果，指引经营者避开对竞争明显具有不利影响的权利行使行为，逐步走向合理竞争。

(三)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明确在反垄断执法中执法机构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对待，市场支配地位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和推定。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可以构成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但是经营者不仅仅因为拥有知识产权而直接被推定为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规定了拒绝许可知识产权、限定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限制条件、差别待遇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几种具体滥用行为。其中，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许可知识产权的规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主张保留但应明确其构成要件，有的主张删去。经过慎重研究，根据中国的反垄断法和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保留了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对反垄断法关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的条款做了限缩性规定，仅将其限定在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必需设施的一种情况，对其适用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力争做到鼓励创新和保护竞争的平衡。

(四)规定了四种特定类型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构成相关垄断行为，如专利联营、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行使专利权行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等。这些行为可能分别或者同时构成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主要涉及后者。

(五)规定了工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分析原则和框架。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分析认定，工商机关在考虑知识产权特殊性的基础上，遵循对垄断行为分析认定的一般步骤。在分析认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时，要对该行为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分析。该规定向经营者和相关机构明确了工商机关的执法方法，既可增加执法的可操作性，也有利于提高执法透明度，为经营者自我评估提供参考，有利于鼓励经营者进行技术推广和传播。

(六)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规定》第十九条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