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权人实现权利，进一步与国际著作权制度接轨
著作权归著作权人，著作权应由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修改后，在这方面增加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由此条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权利人实现著作权或权利人著作权受侵犯后代行救济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众多的作者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西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时，就有专家提出将集体管理组织写进，鉴于当时许多人对这个组织不够了解，且我国又缺少相关实践经验，故未写入。但在实践领域，相继出现一些对某一方面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组织，如1992年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体系完善的著作权，体现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些权利中，有些由著作权人自己行使，如发行权、改编权、展览权等；但有些权利著作权人无法或很难控制，如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围内被多次转载，其作者获得稿酬权利是很难得以有效保护的；再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电台、电视台，其相应的财产权也难以实现，等等。对此，在知识产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作者往往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作者去履行义务许可、收取费用，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权利的手段。在这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通过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可节约权利实现或救济的成本，使权利得到充分的维护；对国家而言，也便于实施著作权管理，同时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接轨；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激发创造性，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二、扩大行政处罚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度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2〕。有人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强化司法保护，淡化行政保护，以防止行政力量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3〕。但是，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也承认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故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行政保护，并且予以强化，在著作权法修改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与原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新增了以下行政处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也可给予行政处罚，并且这种传播方式不限于复制、发行，还包括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2）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经录音录像者同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3）未经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或者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于美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在著作权领域所涉程度和广度均得以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权客体范围的发展变化，新的权利客体需要行政救济；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盗版活动猖獗，虽经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滥势头，且这越来越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交流，需要发挥行政机关主动、迅速的执法作用。
2、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原著作权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修改后，新增了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即除侵权所得外，侵权制品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料也予以没收，这一方面增强了处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权人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较好的打击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法定赔偿制度
1、 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保存有可能的证据，为认定侵权打下基础，WTO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成员国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如临时禁令、证据保全措施等，这也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侵权构成应具备“有损害后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侵权的司法救济，也不存在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临时禁令措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措施只有在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侵权证据灭失，侵务人得不到应有处罚、权利人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后果，削弱了司法保护力度。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诉前禁止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突破了传统侵权构成理论，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进步，这样可避免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便于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按此规定，在著作权领域，如果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权利人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著作权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侵权行为数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来越专业化，领域涉及也越来越广，这给被侵权人举证带来相当大困难。如著作权人要诉数年来久治不除的盗版行为，就要举证证明成立盗版行为。但事实上，盗版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后，盗版行为人往往不提供盗版制品的来源，以各种借口来掩盖盗版制品的非法性，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举出有力反证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侵权事实认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也易使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时存在畏难情绪，怕无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这种对权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权法修改后得以扭转。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条采用了倒置的举证责任，要求复制品或其他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制品时，必须履行注意义务，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细化赔偿规定，增加法定赔偿数额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赔偿问题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修改后予以细化。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出了几种赔偿数额确定方法：（1）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2）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赔偿；（3）按法定赔偿数额赔偿。法定赔偿数额确立后，即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侵权情节、侵权范围等，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判令侵权人予以判赔，避免了过去那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将对权利人的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同时，该制度的确立，也丰富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随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改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无论是在立法内容亦或是在立法技术上均达到了国际水平，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面对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完善，相信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时代要求，能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Ⅱ 我国著作权管理组织有哪些
截止2010年12月，我国目前共有5家著作权管理组织，分别如下：
1.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版，成立于1992年9月15日。权
2. 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成立于2008年5月28日。
3.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成立于2008年10月24日。
4.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成立于2008年11月21日。
5. 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成立于2010年4月16日。
Ⅲ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Ⅳ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况
【著作权 合理使用范围】《著作权法》主席令第2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Ⅳ 目前在我国侵犯作品著作权的情况主要有那几种
侵权类型
(一)侵犯精神权利
著作人身权是作者基于作品依法享有的以人身权益为内容的权利，是一种非财产权，通常将其称为精神权利。主要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
(1)侵犯发表权。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擅自发表他人的作品一般都有千个客观条件，即掌握作品的原件。有人是采取盗窃、欺诈、强夺等手段非法取得作品的原件。有人是通过购买、索要、接受馈赠等合法手段取得作品原件。但是掌握作品原件，成为作品原件的所有人，不意味着拥有作品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八条关于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作作品著作权的转移的规定适用于任何原件所有权可能转移的作品。作品原件的合法所有人如不是著作权人，他要想将作品发表，必须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
(2)侵犯署名权
第一，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行为。使用他人的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者不署名的除外。有些人在使用他人作品，如引用、评论、转载、摘编他人作品，虽然通过一定方式说明自己正在使用的作品是别人的作品，但不指明或不明确指明作者的姓名。
第二，未经合作作者的许可，将与他人合作的作品以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行为。有的合作作者故意不经其他合作作者的同意，将合作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有的合作作者将合作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是因为他认为此作品是自己独创完成。其合作作者提供了“帮助”但并非是创作。但是，经其他使用作者同意，将合作作品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不构成侵权行为。
第三，制作出售假冒美术作品的行为。这就是在著作权中的“冒名”问题。署名权即不允许他人冒用自己的名去发展及发行作品。“冒名”就是一种侵权，而出售冒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也是侵犯署名的一种。
(3)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即是侵犯作者独立构思，并以自己的表现习惯创作出来的作品的行为，有些人在使用人他作品时，如有出版改编、表演、，引用他人作品时，通过改动、删节、增补、重新组合等方式改变作品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但同时又不说明作品已经修改。
(二)侵犯经济权利
著作财产权又称经济权利，是著作权人自己使用或授权他人以一定方式使用作品而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著作财产权主要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展鉴权;播放权等权利。实现其广泛的著作权各项权能为前提条件。
（1）复制权侵权。著作权法中所说的复制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复制是不改变原作载体或虽然改变了载体但不改变其体现方式的复 制。如对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来讲，手抄、复写、油印、胶印等印刷出版等。第二种复制是从无载体变为有载体的复制。主要是对几头作品、现场表演活动而言，复制方式则主要是录制而言。第三种是从平面变为立体(或从立体变为平面)的复制。主要是对艺术作品、建筑作品的设计图及摄影作品的制作而言。对复制权的侵害可概括为：未经版权人许可而复制到其作品的，构成对复制权的侵害。未经许可而复制的，无论下列哪种情况，均构成对复制权的侵害：(1)不管采取哪种方式进行复制(2)不管复制范围的大小(3)不管复制的数量的多少(4)不管复制品是否公开发表(5)不管复制人有无获盈利的意思。
(2)获得报酬权侵权。使用他人作品，未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构成对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侵权。作品的许可使用者一般应该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许可使用合同中明确规定，使用者不支付报酬的除外。
(3)展出权侵权。展出权也称“展览权”，主要是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享有的经济权利，指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印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体的权利。他包括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享有作品在三种情况下的控制权：在展览会上，在其他公共场合，在电影或电视中。任何违背著作权人的意志擅自将其作品展出的行为都是侵害展出权的行为。
(4)播放权侵权。播放权主要指作品的作者或其他版权人有权许可或禁止将有关作品通过广播等形式进行传播。不过，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人无权制止其他电台、电视台再转播他的作品，也不能禁止他人将含有其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通过扩音器、视屏或其他类似技术的手段公开播映。
侵害著作财产权还有很多内容，在此不一一列出。
Ⅵ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
可以去音著协、音集协抄、作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网站了解。也可直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咨询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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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我国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哪些问题
近来，关于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层出不穷，人们直接的想法是应亟待提高整个社会的著作权意识。当然，这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更为基础。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更应被重视起来，国外几百年的经验已经表面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和运作对于联系著作权人和使用者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新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同时第二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是我国建立著作权管理组织唯一的法律依据。法律虽然授权国务院作进一步的规定，但至今尚未出台。因此，在具体的集体管理组织构建及运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规则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
一、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已经在实际的集体管理体制上对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管理，音乐作品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这样的现状也许会出现管理分散，但考虑到音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若干年成熟的运作，所以这种模式可以维持。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协会实行会员制，凡具有中国国籍的音乐著作权人，包括作曲者、作词者、音乐改编者、音乐作者的继承人都可以加入协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音乐出版者和录音者也可以加入协会，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作为出版者和录音者，而是作为音乐著作权人参加协会（比如，通过音乐作者转让或通过开发音乐作品而享有音乐著作权）。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们法院对卡拉OK歌厅中播放MTV作品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做出支持判决。的确，歌厅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理应付费，这符合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但问题是，他们如何付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付费？额度是多少？这些问题都得不到答案。可以说，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此外，此案中原告及歌厅的付费对象是某唱片公司，实际上此判决保护的是邻接权人的权利。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邻接权人集体管理组织，虽然中国音像协会有建立此类组织的意向，毕竟他们在出版者领域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很多困难。 例如，（1）对作品使用人的收费额度难以确定。邻接权人录制出版作品的成本远高于作者，这势必导致其收费也会相应提高，面对现有的社会状况，具体操作情况令人担忧。（2）收取使用人的使用费后，如何与作品作者分配，分配比例如何?（3）网络环境对出版业的冲击，以及缺乏相应规范，使得邻接权的集体管理困难重重。
对于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我国一直不太完善。1998年经国家编委批准，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版权局成立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其下设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和美术、摄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分别对文字作品和美术摄影作品进行集体管理。但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至今尚未正式运作。还有另外两个组织与此相关，即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版权协会。但中国作家协会的权保中心主要的职责是调解会员间的纠纷，中国版权协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的权利保护上，而并非针对出版者。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针对非音乐作品尚无集体管理组织在进行具体工作。
由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刚刚起步，要在短时间内完善体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国际上运作较为成功的集体管理机构也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确立著作权协会的地位。著作权管理协会中途夭折的事情也发生过。集体管理的起步难是国际著作权专家所公认的。在我们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还有其特殊性，不仅存在其本身建立固有的困难，还存在着大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说：（1）法律环境和法律意识尚待提高。著作权是项私权，其是从西方社会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人们对这项权利也给予认同。而从我国传统来看，人们普遍缺乏著作权的意识，不承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可以成为商品。同时，使用者在缺乏权利观念的社会里也容易认为智力作品同一般产品一样，购买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或认为一次付酬后，取得了完全的使用权。在这种状况下，从西方移至过来的著作权制度如何在我国的大环境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就需要更多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亦是如此。 （2）法律体系尚待完善。我国的著作权制度从无到有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著作权方面的立法体系更需要完善。正如前文所言，针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立法至今为止只有《著作权法》第八条原则性的规定，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在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下，集体管理机构很难快速建立起来。 （3）集体管理机构起点的特殊性。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要么是权利人自发组织，要么是国家按照法律新设建立。而我国则不同，它是由国家机构（一般来说是版权局）和原有的相关协会共同组建。这种从行政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设想及建议
面对国外集体管理机构的经验，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成熟的制度引入到国内，取它山之石，以尽早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下几个方面做一尝试：
（一）加强相关宣传，唤醒权利意识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及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和人们的版权意识有很大关系。著作权这种私权源于西方，引进到我国后，与原有文化不相适应。人们很不习惯用权利的观念来处世生活，因此加强宣传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品权利人利用集体组织行使权利意识淡薄。例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协会有会员2500余名，疑惑的是，难道中国只有2500名作词作曲者？更别说其中还包括有机构。此外，协会管理的音乐作品逾1400万首，其中只有大约20万首为国内作品，国内的作品权利人对于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来管理自己的权利尚未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作品权利人都是由自己与录音、出版单位或版权代理机构联系来实现自己权利，虽然这种方式可以让权利人没有折扣地获取收入，但也必须看到其不利之处： （1）作者将部分精力花费在作品的传播、盗版打击、诉讼纠纷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上，严重影响了其新的作品创作； （2）作者个体势单力孤，在与录音、出版者及代理机构交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保障其权益； （3）由于作者授权渠道单一，众多使用者没有合理和畅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也会影响到其作品的传播。
第二，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付费的意识淡薄，集体管理组织收费难，只有通过典型诉讼来促使作品使用人缴费。这导致了音乐的传播受到了影响，不利于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也容易引起权利的对抗。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宣传来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缓解权利人和作品使用人的紧张关系。
（二）尽快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
现在相当多的学者都在呼吁国务院应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因为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很多管理活动无法开展。重要的是我国没有集体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则更需要立法者给予前瞻式的指导，规范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比如，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的集体管理机构至今仍未批复下来，这使得这部分作品的集体管理处于空白，很不利于权利人的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当一方面我们在呼吁作者加入到集体组织中去，另一方面规范集体管理机构的立法却又迟迟不见踪影的时候，具体工作开展的困难可想而知。
那么，立法中应做哪些规范呢？体现在以下几点： （1）针对现实的情况，立法应规定集体管理组织为官方机构。其实国际上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承认不在于官办或民办，而在于机构是否为作者服务。而立法中规定为官方机构只是考虑我国的集体管理机构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的扶持，运作起来会更加有效。 （2）将音乐作品和非音乐作品分为两个机构进行垄断管理。音乐作品仍然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因其十年来的管理卓有成效，非常有效地保护了音乐著作权人的利益，其管理也自成体系。对于非音乐作品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负责，针对不同类型作品可以在中心以下设各部门进行管理。这样可以照顾到单独协会与分立协会管理不同类型作品的优缺点，而且今后出现新的作品类型或者使用方式都可以方便扩充而不会影响机构的稳定性。除上述机构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否则在机构起步阶段会引起混乱。当然，当时机成熟了，结合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考虑允许多家机构并存。 （3）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收取报酬阶段的规范。集体管理组织的大量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就集中在此。一些集体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就有针对这个阶段而特别制定的立法（阿根廷1969年5146号及1973年461号法令规定，阿根廷作者作曲者协会和阿根廷作者总会分别获准进款、出纳、柜台及其他可包含进来的票据、数据进行监督，以确定使用费数额。 (4) 在关注作者权利的同时必须也要规范对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笔者建议将作者与邻接权人的集体管理纳入到一个机构中，从而方便收费，同时可以避免作品使用者向不同机构多次缴费，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5）将法定许可职能划入集体管理机构。现在的法定许可是由版权局负责，但在许可和报酬分配方面都存在问题。比如许可作品和分配报酬时找不到权利人等。而将这部分职权划入集体管理机构后，这部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现在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有部分这样的职权，因为它们采用会员制，许可和报酬分配可以有的放矢。笔者认为，非音乐作品也可以采用类似做法。 （6）从立法上完善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服务职能，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按收酬的一定比例建立文化基金用于促进文化发展以及权利人作品的宣传。此外，也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增加集体管理组织的社会保障职能，使作者获得稳定的收入。 （7）立法中应该规范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比如机构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分配的监督及年终审计。对于运作费用额度（预算）的确定笔者认为可以由集体机构内部的会员大会或委员会来确定。至于年终审计，有些学者认为由版权管理机构负责，但笔者认为，版权管理机构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关系密切，由其审计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年终的帐务审计应该由国家审计部门或者由会员大会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为宜。
总之，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道路非常曲折，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改变人们旧的意识。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前途非常光明，因为它有利于权利人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Ⅷ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况是什么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下列12种情况为合理使用著作权的行为：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现在的问题是：又有几个网站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网站转载的目的总是为了借助其他网站的文章来丰富自己网站的内容，从而吸引更多人访问，或多或少带有商业目的。）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本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权利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