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公示的法律效力

⑴ 物权公示的效力我们老师说包括对抗效力和生效效力，对抗效力和生效效力是什么意思

公司登记制度是众多公示方式的一种，我国公司法之所以采行登记制度，主要内是因为登记制度具有明容确且查证方便的优点，对于复杂的公司组织法律关系有一定的厘清作用。公司登记具有公信力，故公司登记具有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质性效果。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登记的效力可以分为“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两类。前者如公司法第六条、第三十条（与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相一致），即创设效力；后者如公司法第七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这些登记事项的有效存在，并不以登记为其生效条件，公司设立后，有应登记的事项而不登记或已登记的事项有变更而不变更登记或虚假登记的，不能产生对抗效力。在实务中，一般认为未经合法程序决议的事项，申请除设立登记外的其他登记的，虽然登载于登记簿上，也不意味这些事项是生效的。

⑵ 物权公示的决定力

公示推定力使得具有特定权利外观的物权被推定为真实的权利，从而免除权利人证明权利的负担，也向社会提供了确定的权利信息。正是基于公示推定力，抽象的物权得以向世人表征其具体的存在状态，为物权人的利益与物权交易奠定了安全性的基础。不过，公示推定力固然重要，但它主要指向静态物权，只有辅之以公示决定力，才能保障物权交易的动态安全。
物权变动是指特定的物权关系发生变化，典型形态是物权进入交易市场，实现物之价值。虽然法律行为是物权变动的通常原因，但其成立生效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进行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这就是物权公示决定力的表现，简言之，就是“未公示者不得生效”。这种规则早在古罗马就已存在，在罗马法中，“要式物”买卖，需采用“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复杂形式，比如，当事人要在若干证人面前，由买方一手持象征物，一手持铜块，声称他用铜块和称购买物品，随后司称用铜块击称，将铜块交给卖方，表示移转物品所有权。这种形式决定物权变动的规则在日尔曼以降的德意志民族法律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形式甚至是各个时期德国不动产法所普遍具有的本质标志，它产生于地方习俗和特定发展情境之中，作为与“公示”概念紧密关联的特质，增补了德国不动产法和物权法。《德国民法典》在物权变动的问题上就要求当事人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要有进行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二是要有公示的形式，不过，这些形式已经不再固守那些原始的公示技术，而是演化成为相对简便的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的核心在于使抽象的物权交易具体有形，以为世人所认识和把握，它之所以能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进行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能为其外的第三人知悉，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却要产生物权的绝对性效力，这就涉及到以特定物权交易当事人为代表的私人利益和以不特定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法律选取的平衡点，就是通过公示决定力为物权交易包裹上连续的、不间断的权利外观，使得交易变得明晰可见，以增加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对权利交易的安全感。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对该规则也有所体现，比如《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办理权属登记。
公示决定力固然能保障交易安全，但相应地也提高了交易费用，这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贯彻登记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决定力，国家必须设置专门的登记机构，其正常运作必然要花费大量成本，如审查、核实交易正当性的成本，在登记错误时承担因其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成本等；同时，至少为了体现形式上的利益对等性，当事人也要支出一定的登记、查询费用和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在形式主义模式下，这些成本是物权交易所必然产生的交易成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效率。换言之，形式主义规则的弱项，就是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刚性十足，但对交易效率却不能给予足够的照料。
不过，在通常情形，这个弱项是制度选择和设计必须支付的代价，但在某些特定物或者特定物权变动场合，仍然坚守该规则，反倒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如，中国登记机关的设置以及作业规程没有完全的统一法定化，很容易给当事人的抵押登记带来制度性障碍，如果因为登记机关原因导致抵押登记不能，但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或者当事人向登记机关递交了登记申请，此时，轻易否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就与当事人本意不符，在相当程度上会减弱交易效率，司法实务的对策是认定债权人已经享有抵押权，但它没有法定的登记外观，不能对抗第三人。
这种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规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对抗”规则，与公示决定力相比，这种规则中的公示形式产生了对抗力。从理论上说，公示对抗力模式可能会鼓励“一物数卖”，降低物权交易的安全性，因为任何受让人在完成公示形式之前，都不能排除不够诚信的转让人再将财产转让给其他人，并完成公示形式以移转物权，自己最终财货两空。但是，它毕竟给当事人提供了公示的可能性，当事人在由此保留的自治空间里，可以根据自己对交易安全和交易成本的衡量选择是否进行登记。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政策选择。而且，随着公示技术的发达，进行公示以及通过公示体系查询物上权利会越来越便利，会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公示。
以上所说的决定力和对抗力均适用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如继承、事实行为等）的物权变动，公示既无决定力也无对抗力。在这类物权变动中，只要物权变动的原因出现或者完成，就会产生物权变动的实际效果。不过，由此变动形成的物权要进行流转，仍需完成相应的公示形式，否则，在形式主义模式下，法律不允许权利人进行处分，而且，即使在登记对抗力模式下，在客观上也不易处分。比如，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即成为遗产房屋的所有权人，由于其在登记簿中并未登记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变更权利人之前，其很难转手出让该房屋。这种规则就是“未公示者不得处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交易效率的考虑，不公示的处分并非当然无效，在该处分结果经过登记机关的认定并为登记后，应认定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用统一的权利外观来归整不动产物权变动交易，其深层的意义在于用代表国家意志的登记替代习惯中产生的权利形式，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实现更有效的国家治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交易习惯中产生的“另类”物权形式仅仅止步于推定力，如此物权要想进入流通机制，首要的前提就是获得登记外观，否则，它们是不能产生决定力的。

⑶ 物权公示依照的含义是否包括公示的效力 物权与债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楼主不是法本吧？前半个问题都很难看明白。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一切人。债权基于法定或者约定。典型的基于法定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权。合同基于约定产生债权。物权基于法定，当事人不能约定，一物一权，物权具有排他性。而债权更多体现了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只要不违法，约定就有效。

⑷ 物权公示有什么作用

物权公复示的作用：为制了让他人清楚地知道谁是权利人，以维护权利人、与交易有关的人的合法权益。除有相反证据证明的以外，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
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变动涉及一国财产的流涌，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及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物权公示对物权法的重大意义于促进大陆法系物权法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是不争的事实。

⑸ 关于民法物权的公示效力

订立合同与物的交付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合同是否生效与物权是否转移也是不同的，不要把两者看作是一个行为。

⑹ 物权公示的法律思考

最新《物权法》（草案）的思考
最新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条规定 物权应当公示。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法律规定不经登记即可取得物权的，依照其规定。对此条规定，本人与部分人的意见一致，认为这里规定的“物权应当公示”不妥。确立物权公示原则的目的在于保障交易安全，对于没有交易要求的物，不应当适用物权公示原则。建议修改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公示。对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本人认为草案的规定基本上有利于明确不动产物权的归属，防止并减少纠纷。但十九规定异议登记须经权利人书面同意，本人认为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还有，第十九条中“以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异议登记”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上没有立法依据，法院不好操作。觉得应该修改十九条。
有关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几点结论
总结上述分析，对于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结论性意见
⑴物权公示为权利公示，不动产登记则为不动产物权之得失变更的登记行为，其或者为对已经取得的物权以及物权的不复存在进行“宣示”，或者为对依法应当取得的物权进行“确认”，但其并非一种权利创设行为。
⑵不动产物权登记与不动产（尤其是土地）的行政管理性质上非属同一，两者必须分开。
⑶登记机关的职能，主要在于对依法已经取得或者依法应当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予以公示，故对于当事人据以取得物权的法定根据（法律行为、行政命令以及
审批文件、法院判决等）可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有关文书是否真实、完备）而无实质上的审查义务（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行政审批和
法院判决是否合法等）。
⑷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之有无以及强弱，应当取决于登记制度完备之程度。以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现状和预期，不宜赋予不动产登记以绝对的公信力。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⑴登记价值的冲突和平衡
便民是第一价值取向：登记除所具有的物权公示 功能外，虽然还有行政监督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是从属的、外在的，而不是本原的、固有的，行政机关完全可利用法院登记的信息实施其行政监管的职能。效率是第二价值取向，必须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多头登记”已成为众矢之的，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登记状况十分混乱的主要原因。成本是第三价值取向。
⑵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考虑
登记机构定位的考虑主要是针对不动产物权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设置统一登记机关的成本和可行性也是必须考虑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克服掉当前登记体制下容易滋生腐败低、效率和不专业的最为根本的弊端。这是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其中不动产登记的技术性问题不是最为艰难的问题，不应成为取舍各种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⑶不动产机构设置的方案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就不动产机构设置的方案归纳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种，认为仍然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行政主管机关管辖，但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适当地非实质性改变的统一性整合；
第三种，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公证部门的实质审查和登记机关形式审查的分离；
第四种，成立独立于现有不动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不动产登记机关。本方案也细分为两种，或是由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向不动产主管部门派出登记人员进行登记或者统一纳入独立的登记体系；
第五种，认为应创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介性质的登记机构体系；
当前各种方案的比较学分析
第一种方案分析：登记制度的设计首先必须符合国情，中国司法机关本身受行政权力影响及大，在法院本身还在极力寻求独立的过程中由法院负责登记会增加法院负担，有可能要牺牲法院的中立性 再者牵涉到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的艰巨长期问题。
第二种方案分析：在中国目前，登记机关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使登记权，即使采用形式审查原则，也不够超脱。换而言之，由行政机关行使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权，不利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由行政机关作为登记部门，难以消除政出多门、分散林立的弊端，也就是难以确保登记部门的统一性，容易造成登记效率的低下以及登记出错的弊端。
第三种方案分析：中国的《物权法（草案）》对不动产登记实行了实质审查原则。《物权法（草案）》排除了公证部门仅介入不动产实质审查，由专门的不动产登记负责形式审查后登记模式的可能。
第四种方案分析：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目前看来不现实，专门重新设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关负责登记，必要性不大，而且也不符合行政机构精简的原则和发展方向，不确定因素也较多。
第五种方案分析：建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介机构进行登记，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不动产登记的民事行为性质，通过将不动产审批机关和登记机关的职能剥离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行政机关的干扰的。应该是一种可以试点的模式。
统筹折中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出于中国机构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考虑，可以实行过度性和试点性及试验性模式相结合方案，以迎接不动产法或者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出台，恐怕这个过程不会很短。
令以及审批文件、法院判决等）可以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有关文书是否真实、完备）而无实质上的审查义务（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行政审批和法院判决是否合法等）。

⑺ 物权法中关于担保物权公示的法律效果的内容是什么

我国担保物权的变动模式。我国物权法在担保物权公示的法律效果问题上，采取了公示生效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要件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思路，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附。
其一，就抵押权而言，依据《物权法》第187至189条之规定，不动产与动产抵押区别对待：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已建或在建的建筑物等不动产抵押，基本采登记生效主义，不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不生效。对于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半成品、交通工具、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等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抵押合同有效成立，抵押权即设立，只是不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此，有两点恐生疑问，需加探讨。其一，我国物权法将“第三人”限制为“善意第三人”，善意系指不应知道且实际不知道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第三人，当无异议。问题是，第三人的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包括抵押权人以外所有对同一标的物享有债权或物权之人?依笔者愚见，所谓第三人应特指对同一标的物享有物权之人，而不包括一般债权人。一些学者担忧，动产抵押未登记公示，如承认其优先效力，则债务人之一般债权人，必遭不测之损害。王泽鉴先生针对该观点指出，“一般债权人借与金钱，系信赖债务人之清偿能力，故应承担其不获清偿之风险。其既与动产抵押之标的物无法律上之直接关系，实不能承认其具有对抗动产物权之效力。一般债权人为避免遭受不测之损害，应设定相保物权”。笔者甚以为然。其二，车辆、航空器等部分特殊动产在一定机构设有登记簿，登记取代了交付或占有成为物权的表征方式。大部分动产，以占有或交付为其所有权取得的表征方式，而一般动产抵押权产生对抗效力则以登记为表征方式，这样形成在同一物上的物权表征方式的二元结构，是否会因此产生无法解决的权利冲突?比如，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在出卖时系甲公司占有，从占用这一所有权的表征方式看，应系甲公司所有。但从中无法判断是否存有抵押权负担，因为抵押权系另一公示方式。当乙公司仅从占用判断甲公司具有处分权而买受该机器设备，而该机器设备在此之前已抵押给其他人并办理抵押登记时，权利冲突不可避免。为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权利冲突是物权表征方式的二元化的必然结果，一旦冲突发生便不可化解。笔者不以为然。动产抵押区别于质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转移占用，在不能以交付作为公示方式的情况下，除非因噎废食不承认一般动产的抵押，总要有一种公示方式，由抵押不占有抵押物的特征，无论选择何种公示方式，均不可能与一般动产所有权的表征方式相同。何况，动产抵押登记，乃最经济且为承认动产抵押国家普遍采用的公示方式。事实上，同一动产上不同物权的表征方式的二元化，只有在物权法对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没有明确规定或不统一的情况下，才会使动产交易中的不测损害难以避免。在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动产所有权与抵押权不同的公示方式，且明确规定登记机关的情况下，权利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没有避免，亦是可以依据一定规则解决的、当然，交易中查阅登记资料，会增加交易成本，影响交易的便捷，这是物尽其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⑻ 为什么物权公示能够提高物的利用效率

让大家知道谁对什么东西拥有什么权利，这样就免去了人们在进行交易时查明背景资料的责任
方便了人们对物进行交易，从而促进了物的利用

不过这个原则主要还是从保护交易安全等等角度来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