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管理困境

Ⅰ 版权怎么管理

版权的管理是指各种主体，为了维护版权领域的秩序，保护版权人的权益，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根据版权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性质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版权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集体管理。

一.版权的行政管理
版权的行政管理是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版权进行的管理，这包括国家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对版权的管理。在我国管理版权的中央机关是国务院所属国家版权局，其管理职权是：贯彻实施版权法律、法规，制定与版权行政管理有关的办法；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版权侵权案件；指导地方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批准没立版权集体管理机构、涉外代理机构，并监督、指导其工作；管理国家享有版权的作品的使用；负责版权涉外管理工作；承担国务院交办的其他版权管理工作。
省级管理机关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版权局，这类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版权行政管理办法，普及版权的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培训版权行政管理人员，调解处理版权纠纷等。
二.版权的社会管理
在我国，版权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指对具有全国性的有关版权的事项进行综合服务和管理的活动，其机构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该中心于1998年9月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家设立的综合性的版权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机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宗旨是依照《版权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作者的版权和作品的使用者及传播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创作，繁荣科学文化，促进版权事业和版权产业的发展。
该中心管理的下属机构有：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中国版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中国计算机软件登记中心、《版权》杂志社、版权鉴定委员会、法律部、综合业务部、全国反盗版联盟联络处(筹)、中国文字作品版权协会、中国摄影美术作品版权协会(筹)等部门。
中国版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是国家版权局指定的从事法定许可报酬收转的工作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根据版权法的有关规定开展法定许可报酬收转工作。目前主要是收转报刊转载后作者地址不明的作品的稿酬。不属于法定许可的稿酬，中心不予收转。
三.版权的集体管理
版权的集体管理是实施版权法的重要手段，是专门为版权人行使版权、方便他人使用作品、保护版权的专门活动，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从事这种活动的社会团体。
1．版权人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关系
在国际上，版权人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关系有两种，一是转让合同关系，二是信托合同关系。前者多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后者多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在我国目前已有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与版权人的关系属于信托关系。我国《版权法》第八条规定：“版权人与版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版权人和与版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版权或者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2．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日前有两个，一个为中国音乐版权人协会，一个为中国文字作品版权协会。
中国音乐版权人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于1992年，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经民政部准予登记的独立的社团法人，是我国目前唯一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版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管理音乐作品的录制权、表演权、广播权。
协会实行会员制。“协会”开展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的主要内容有：进行音乐版权人和音乐作品的登记和档案管理；收取音乐作品使用者依法交付的作品使用费，并发放使用许可证；根据作品的使用情况向音乐版权人分配作品使用费；对侵犯音乐版权的行为提出法律交涉；受国家版权局指定，“协会”还承担法定许可使用音乐作品使用费的收转工作。在国际合作方面，“协会”于1994年5月加入了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在CIS国家和地区的协会签订了相互代表协议，并将协会(国际作者、作曲者、出版者名录)和WWI，(世界作品目录),使中国的作品进入国际识别系统，一旦中国作品在海外被使用，其权益便可得到保护。
中国文字作品版权协会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共同发起筹建。该协会是由各类文字作品(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等类别)版权人和版权相关人的权利人自愿参加组成的、共同维护其版权利及相关权利的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协会会员已近千人，登记各类版权利2万多项，各类作品使用者近200家。
此外，我国目前正在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积极筹建美术、摄影作品版权集体管理机构。该机构将以委托集体管理和法定集体管理的方式，接受境内外美术、摄影作品版权人的授权，代版权人向使用者发放许可证并收取使用报酬；还将以版权代理方式开展版权贸易和诉讼代理；向使用者推介美术、摄影作品；为版权人联系使用者；为使用者联系版权人；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建立美术、摄影作品数据库；开展美术、摄影作品网上展示活动，为广大美术、摄影作品爱好者提供浏览、阅读方便，为作品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协助版权人举办美术、摄影作品展览；组织境内外美术、摄影作者开展版权业务及版权贸易交流活动等。

企业版权管理
版权法颁布10年来，中国的版权保护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起步晚，版权保护意识依然落后，侵权现象严重，权利落实难度较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平台的逐渐普及，版权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国内企业还需进一步提高版权保护的意识，做好企业版权管理工作。[2]
1．企业版权管理存在的问题。
企业版权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版权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版权保护意识淡薄；二是没有版权管理的机构、专兼职人员以及相关制度；三是企业虽有相关部门开发创作作品或委托他人、与他人合作开发创作作品，但权利归属混乱不明晰；四是企业版权资产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无形资产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往往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企业版权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2．企业版权管理的重要性。
做好企业版权管理工作首先要建立版权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制定一系列版权管理制度，企业设有知识产权部门的可由该部门负责企业版权日常管理工作。
企业版权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版权的归属管理；版权、邻接权合同管理；版权纠纷管理；版权经营管理；计算机软件版权管理、网络版权的管理等。
做好企业版权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防止他人侵犯企业的版权，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第二，在企业的科研开发及生产经营活动中，提高版权意识，避免侵犯他人的版权，一旦涉及侵权案件，能为自己作出合理的抗辩。第三，做好版权经营管理工作，可以使版权为企业带来收益。版权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版权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版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

Ⅱ 著作权法修订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哪些

网络信息化数字时代，著作权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含义。从可看见的实体物件到数字音乐，游戏，小说等数字商品，这些物品的作者都应该享有著作权。由此，著作权法也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改变。著作权法修订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哪些？小编整理了有关知识，希望对您有帮助。著作权法修订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哪些著作权法修订涉及主要问题一，关于著作权内容本次修改从进一步简化权利内容、廓清权利边界以及减少权利交叉重合的角度出发，对著作权内容进行了下列调整：(1)参考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取消放映权，将其并入表演权；(2)考虑到原草案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以传播介质而非传播方式为基础，不能完全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因此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以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3)考虑到草案将修改权并入保护作品完整权后又在财产权部分增加了计算机程序的修改权，因此将计算机程序的修改权并入改编权，以免引起混淆和误解；(4)考虑到追续权本质上属于获酬权，因此将追续权单列一条规定(第十二条)，同时参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增加可操作性，将追续权的权利范围限定为通过拍卖方式的转售行为。二，关于视听作品本次修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1)基于产业的实际情况，并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将视听作品整体著作权归属由原草案中可以约定的规定改回为现行法中直接赋予制片者的规定；(2)明确规定原作作者对视听作品享有署名权；(3)明确规定原作作者、编剧、导演、以及词曲作者等五类作者对视听作品后续利用行为享有二次获酬权。三，关于载体唯一性的美术作品为回应社会呼声、解决实际问题，本次修改在第二十条增加了一款规定，一方面限制原件所有人的事实处分行为，另一方面明确规定其适用情形仅适用于陈列于公共场所的载体唯一性的美术作品，此外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从其约定。四，关于孤儿作品本次修改在草案基础上吸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将孤儿作品的适用范围明确为报刊社对已经出版的报刊中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形式的复制，以及其他使用者以数字化形式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两种情形。同时将提存费用的机关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机构。五，关于职务表演考虑到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表演者与演出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次修改参照职务作品的规定，在第三十五条新增了关于职务表演的规定。职务表演的权利归属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其权利归属于表演者。但是对于集体性职务表演，如剧院表演话剧、剧团表演歌剧或者合唱等演出行为，其权利归属于演出单位。同时，为确保演出单位的权利，本次修改还赋予演出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免费使用表演的权利。六，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参考2012年6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通过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十二条规定，并与前述视听作品著作权规定的调整保持一致，本次修改将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的权利赋予制片者，同时规定主要演员享有署名权和二次获酬权。七，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权利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权利进行了下列调整：(1)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从禁止权改为专有权；(2)根据前述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内容的调整，考虑到非交互传播已经纳入播放权的控制范围，因此删去原草案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八，关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本次修改对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进行了以下调整：(1)根据权利人、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相关机构的意见，将著作权法定许可进一步限缩为教材法定许可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两种情形，取消原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作法定许可、第四十七条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法定许可的规定，将其恢复为作者的专有权；(2)对于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允许当事人约定专有出版权，报刊社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其他报刊不得转载，同时在第五十一条规定专有出版权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推定为一年；(3)明确使用者在首次使用作品前进行一次性备案，将备案机构调整为相应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4)增加使用者在法定期限内可以直接向权利人支付报酬的规定。

Ⅲ 申请版权时遇到问题，求助

申请版权的注意事项：
1:我国的版权登记机构有哪些？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版权登记机构吗？
我国的版权登记机构包括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作为国家级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是我国唯一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权质权登记机构，负责国内和国外的作品著作权登记，并出具作品登记证书。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是版权登记机构，其开展版权登记工作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出具著作权登记证书。
2：在美国进行版权登记，美国版权局对加急服务是怎么规定的？
美国版权局为权利人提供加急服务，称为特殊处理。任何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都可以向美国版权局申请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申请受理后，美国版权局一般会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并予以登记。
对特殊处理，美国版权局收取额外的特殊处理费，即在美国申请版权加急服务，需要缴纳的费用包括登记费和特殊处理费，登记的收费标准为25美元至400美元/件，特殊处理的收费标准为800美元/件。
3：我公司委托编剧创作了一个剧本，双方签订了《委托创作合同》，合同中约定该剧本的著作权归我公司。请问该剧本的著作权登记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需要准备以下申请材料：①《申请表》②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③《委托创作合同》复印件（加盖骑缝章）④作品说明书⑤作品样本（完整的剧本）
4：请问《申请表》第二页的“申请人签章”是什么意思，学生没有章怎么办？
如果申请人为自然人，则在“申请人签章”处签字；如果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在“申请人签章”处盖章。
5：我提交的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已经进入受理状态，还需要多久能拿到作品登记证书？期间我还要准备什么资料或者需要做什么？
我们会在受理登记申请后（以出具《受理通知书》的日期为准）30个工作日办理完成。若该申请材料需要补正，请您自接到《补正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完成补正，我们自收到符合要求的补正材料后30个工作日办理完成。
6：《申请表》填写有错误，并且已经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了，怎么办？
重新在线填写一份申请表即可。我们会以您提交的书面形式的申请材料为准。
7：《作品说明书》需要作者签字或者盖章吗？
《作品说明书》由作品登记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即可。
8：通过汇款的方式缴费后，什么时候能拿到发票？
受理中心会将发票与《受理通知书》一道，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到您的联系人地址。
9：体育赛事名称能否申请版权保护？
单个的文字或过于简单的语句不具备独创性，无法构成文字作品。如果赛事名称中的全部或部分文字是经过艺术加工、具有美感和独创性的字体，可以按照美术作品登记。

Ⅳ 如何破解著作权集体管理难题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的权利信息查询系统能否作为认定该组织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据？对授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权的主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履行初步审查义务。该义务应当审查什么内容，审查到什么程度？如何平衡对待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与非集体管理组织成员提起的诉讼？如何确保通过“相互代表协议”取得的权利合法有效？……
以上这些问题，伴随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运而生，且与之相关的案件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审理涉及这些问题的案件时，做到既解决纠纷，又促进作品更广泛的传播，是我国各级法院正在努力的目标。日前，在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上，来自版权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人等各方代表人士，就上述著作权集体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次研讨将进一步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水平，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通行于国际的著作权管理制度。传统的著作权管理方式是著作权人自己行使权利，或许可他人使用并收取相关版权费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品使用人和使用方式日益扩大，著作权人控制不了作品所有方式的使用，这就必然导致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管理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随之产生。
相对国际上日臻成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产生不过数年时间。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2006年正式出台《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目前我国已建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包括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5个协会。
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认为是我国政府加大版权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在“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上表示，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衡量一国著作权保护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仅保护作者的利益，还保障了使用者合法传播作品，保护公众能够及时有效地欣赏文化领域的内容。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还是解决著作权纠纷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随着信息化、网络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著作权集体管理领域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关的案件大幅增长，且案情纷繁复杂。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锦川在此次研讨会上表示，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坚持在日常管理中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维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于作品的更广泛传播，都将起到非常直接的促进作用。
北京市朝阳区是著作权案件高发区域，作为北京市6个城区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知识经济发展较快的行政区，朝阳区内不仅有CBD，有众多世界500强知名企业，还有中央电视台等文化传媒巨头，以798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秀水市场为代表的销售市场，知识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邹学东介绍，自从2008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突破1000件以来，该院近年来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包含了大量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关的案件。邹学东表示，这类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尤其在如何理解和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具体规定方面，行政管理部门与司法机关有时候会存在不同观点与认识，亟待进一步明确标准、统一司法尺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集中了著作权集体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将进一步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水平，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邹学东认为。
议题一 信息查询结果能否作为权属证据？
信息查询结果作为初步证据的前提是授权合同没有瑕疵
依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建立的信息查询系统，是否可以作为权属的初步证据？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权利信息查询系统应当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种类和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名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授权管理的期限。权利人和使用者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的信息进行咨询时，该组织应当予以答复。”依据该条例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那么，这个权利信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能否作为认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林子英认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数量众多，权利信息量大且繁琐。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代表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如果要求逐个案件单独举证，对权利人来说，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副总干事马继超倾向于将信息查询系统作为初步证据。但他也认为，查询系统作为初步证据的前提是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会员）签定的授权合同没有瑕疵。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表示，该协会与权利人（会员）签定的都是格式合同，除了明确声明保留的以外，权利人是将所有现有作品授予音著协。但是，音著协比较详细的信息查询系统只对会员和有兴趣与该协会签约的潜在使用者开放。他认为，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对所有信息全部透明是不现实的。至于该信息查询系统能否作为权利的初步证据，刘平认为，这还需要司法部门根据具体案件来判定。
国务院法制办法规处处长金武卫则对信息查询系统作为权属证据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作为权利人自愿加入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并不是一个权利主体，他们的权利都是来源于权利人的授权，这些授权大部分限于一些小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将信息查询系统作为权属证据是不合适的。
议题二 初步审查义务如何把握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要解释清楚权利是如何获得的
对授予管理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履行初步审查义务。该义务应当审查什么内容，审查到什么程度？
目前，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取的是自愿加入的方式，对于加入这些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则要求双方签定合同，明确授权内容。这就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授权时，要对权利人进行初步的审查。
“在一些案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能说明权利人授予该组织作品权利的具体状况，这应该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未尽到审查义务造成的。”林子英表示。
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亚太区总干事洪伟典介绍，在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都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审查权利的源头。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要解释清楚权利是如何获得的。
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亚平说，现实中曾遇到有些人甚至将自己不享有权利的作品拿来授权。这就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授权时，要进行相应地审查。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林涛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权利环节，应该对权利人的身份进行初步审核。以该协会为例，在权利人加入时，要求对原作品出示原始底片和原始技术文件，作者的详细信息都要进行备案，包括真实姓名、笔名等。由于权利人的作品数量非常大，有时候无法全部进行登记备案，则要求他们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体现在授权合同中。
议题三 如何平衡集体管理组织诉讼与个人诉讼？
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单独提起诉讼，会打击合法使用者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信心
我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权利人的授权，可以对侵权行为提起法律诉讼。对没有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不能代表其行使权利或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现实中，许多使用者如KTV，在支付相关版权费用并获得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后，仍然可能面临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员的起诉。这些提起诉讼的权利人，如果是那些非集体管理组织会员，还有情可原，真正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参加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也在提起个人诉讼。而且这样的行为，完全合理合法。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则对于部分权利人拒不加入集体管理组织、进行个人诉讼的行为，普遍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统一的利益分配，对绝大多数权利人来说，才更公平。对会员个人提起诉讼的行为，集体管理组织更是“深恶痛绝”。
刘平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最直接最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保证那些无法单独起诉的权利人能够获得收益。即使提起相关诉讼，也是为了促使更多的使用者支付许可费用，然后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向权利人进行分配，以达到在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建立和谐授权机制，化解矛盾。如果权利人单独提起诉讼，特别是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单独提起诉讼，则会打击合法使用者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信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其中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便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叶佳修。近年来，叶佳修在国内不断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仅在湖北省就提起113起诉讼，起诉对象均为当地规模较大且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过版权许可费用的KTV。叶佳修提起这些诉讼，几乎毫无例外得到法院支持，被告或是被判侵权赔偿，或是与其达成和解，向其支付大笔赔偿金。
更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愤愤不平的是，在叶佳修个人提起的诉讼案中，其获赔数额都高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类似案例中的获赔数额。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致认为，应该大幅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中的判赔金额，同时降低对于个人诉讼中的判赔金额。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总干事王化鹏很直接地指出，叶佳修“背后”存在一个诉讼代理组织，策划并组织实施一系列的诉讼。如果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会让一部分权利人群起效仿，也会造成诉讼爆发性增长。王化鹏认为，司法实践中应该对这类行为给予一定的制约。

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表示，司法部门应该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给予鼓励，应该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判定更高的赔偿金额；对于个人提起的相关诉讼，判赔金额应该降低。
议题四 涉外相互代表协议是否有效？
由于是境外形成的证据，涉外相互代表协议内容的认定非常复杂
如何确保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互代表协议”取得的权利合法有效？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通过与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相互代表协议的境外同类组织，授权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依法在中国境内享有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前款所称相互代表协议，是指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的同类组织相互授权对方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进行集体管理活动的协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同类组织订立的相互代表协议应当报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备案，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予以公告。”
来自法院的专家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涉案作品为境外作者的作品，在审查原告的权利过程中，就需要审查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的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代表协议、境外的集体管理组织与作者之间的合同以及作者身份三方面的证据。此时，由于涉及作者身份的证据可能都是境外形成的证据，还有原告以境内的出版物来作为证明境外作者身份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对于作者身份及权利的认定都更加纷繁和复杂。
林子英认为，在涉及相互代表协议作为证据的案例中，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与境外的同类组织签定有关协议时，要明确协议内容。（知识产权报作者祝文明）

Ⅳ 关于著作权法的问题...

细则中规定的也不细，主要靠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但是作出处罚应该写明理由。

Ⅵ 中宣部版权局将整治短视频侵权问题，具体会有哪些措施

4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随着抖音、快手、微信、微博等内容创作平台的兴起，网民创作各类内容作品热情空前高涨，但侵权现象时常发生。近期几十家影视传媒单位和许多权利人发表联合声明抵制短视频侵权，呼吁短视频平台、公众账号的生产经营者提高版权意识。

上面提到公共授权平台，如果不是郭嘉控制也白搭。主要希望政策既然出来了给予详细说明，怎么认定未经授权复制、传播，另外授权应该有规范流程、由ip拥有者提供规范授权证明，说明使用限制（例如我拿了你的电影授权有理剧地批评你的电影，你不能逮我），可以被法院认定，而且这个政策针对所有平台严厉执行。以后大家再看影评和混剪，就知道这些剪刀手背后，一定有一个授权者。

Ⅶ 很简单投稿的问题大家进来啊！！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谓名誉，是指公民、法人的名望声誉，它是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评价。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名誉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人格尊严，它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乃至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法人的名誉表示社会的信誉，这种信誉是法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它的整个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企业法人的名誉，反映了社会对它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表现的总的评价。法人的名誉往往对其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名誉权是民事主体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因此，《民法通则》第101条在确认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的同时，又以禁止性法律规范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对法人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在散布有损法人名誉的虚假消息，如虚构某种事实，诬说某企业的产品质量如何低劣，以图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垮对方等等，这些都是侵害法人名誉权的侵权行为。
名誉侵权在客观方面具有明显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所谓名誉侵权的事实，是指行为人从事了法律所禁止的有损他人人格、名誉的行为而给被害人带来了名誉方面的损害。有的人认为，只要说的、写的是真实的，就谈不上名誉侵权。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陈述的内容虚假与否，不是名誉侵权的必要前提。关键在于，所陈述的是法律所禁止的，是否有损他人的人格、名誉。如果陈述虚假，但无损于他人人格、名誉、不违反法律，则尽管虚假，也不构成名誉侵权。相反，如果明显违法，发表有损他人人格、名誉的言论，涉及的事实虽然真实，也可构成名誉侵权，甚至这种言论所涉及的事实越真实，越会侵权。比如，为毁坏他人名誉而揭人隐私，越“揭”得逼真，其侵权情节越为恶劣。

作者投稿给报刊社或网站等刊载单位的行为中涉及诸多著作权法律问题，其中不乏颇具争议的方面。本文从我国著作权法、合同法等法律相关规定出发，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其中个别观点与某些学者不同，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

权利之争——投稿 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一）一般情形
关于投稿作品的著作权，按著作权法规定，如投稿人（即作者）与刊载单位之间无特别约定，则原则上仍应归于投稿人（即作者）。作者不必经刊载单位同意，就可以将此著作收录在其个人出版的书籍或转贴在其个人或其它网站上，甚至授权其他人利用，刊载单位不得主张任何权利。当然，刊载单位也是有著作权的，即对包括上述投稿作品在内的以汇编作品形式存在的报刊整体享有著作权。从刊载单位方面来看，如其未与作者有另外约定，则不可再就该著作另作利用，例如报刊社将投稿作品转置于网站上，或另行收编出版书籍，或转授权他人利用等。如果确实需要作这些原刊载形式以外的利用，双方应另外商谈授权利用条件。对此，我国著作权法第26条明确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
（二）格式条款的性质——“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实践中常见有报刊以格式条款声明“凡刊登于本刊上的文章，均视为同意在本刊网络版上刊登。如作者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时声明，以便做适当处理”，有的还将著作权法中的转载、摘编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里的“著作权人保留权”等权利也“收归己有”。对于这些声明的效力，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应将其视为一种“要约邀请”，对投稿人没有约束力。笔者认为，这些声明应是一种“要约”而非“要约邀请”，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具体确定并且表明了经受要约人承诺后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以上声明不同于一般的“欢迎投稿”的介绍，而是对具体权利归属做出明确规定且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说明，如果投稿人向其投稿，即可以认为该行为进行了承诺，即同意订立该类合同，但该刊载合同仅是成立，至于是否真能生效，则应视所附条件能否实现而定。如果投稿人投稿的作品符合要求，则条件满足，合同生效，反之则不生效。上述声明虽具有法律效力，但在事实上却对投稿人十分不公。这里既有事实上的力量不对等原因，也有法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投稿人保护不周的因素。限制这些格式条款的广泛适用，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在目前只能寄希望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介入。
（三）有奖征文中的著作权问题
有奖征文包括竞赛征稿、征文比赛等，即主办单位事先确定相应规则，并按该规则对参加者作品进行相应选评，确定最终名次，给予获奖者相应奖励的活动。与一般报刊征稿不同，有奖征文活动中的规则属于要约，而非要约邀请。因为此类规则一般内容明确且一经参与者承诺（投稿）后，即对双方形成约束，符合要约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规则中一般都存在对于获奖作品著作权归属及利用条件的规定，这一点与上述格式条款十分相似，著作权人同样面临不利的境况，是否能接受这些条款，需要事前仔细斟酌。
（四）特约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特约作品即报刊社与某特定作者通过事前创作某项或某些作品的约定而形成的作品，在著作权法上属于委托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特约作者（受托人）与报刊社（委托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双方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特约创作合同（委托创作合同），该合同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此类作品中可以由双方约定归属的著作权，既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人身权。而一般的著作权转让合同中则不得转让人身权，如修改权等人身权仍归于转让方所有（发表权可以以“许可”的形式由受让方行使）。也就是说，除双方明确存在委托（特约）创作合同外，其他情况下（如不存在此类合同条款的一般投稿、有奖征文等）的作品人身权仍属于作者本人，报刊社不得随意行使。
为平衡双方间的权利义务，避免在委托作品著作权归于受托人后致使委托人原委托目的不能实现以及应享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有关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对于按照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委托作品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的情形，委托人在约定的使用范围内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双方没有约定使用作品范围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作品。如此规定，可以妥当解决委托作品中委托人与成为著作权人的受托人之间的权益关系，更公平合理地处理相关纠纷。因此，如果特约作品著作权归属特约作者，同时双方之间也没有明确约定如何使用该作品，那么作为委托人的报刊社可以据此主张其相应的使用特约作品的权利（比如在报刊上刊载该作品），特约作者应当予以积极配合。

孰是孰非——“一稿 多投”问题的审视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态度
目前存在争议的一稿多投现象，准确地讲，是指将同一作品在同一期间内向多家刊载单位投稿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一稿多投”是持否定态度的，此种行为很可能构成违约，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当然，著作权法对于相反的约定也是允许的，这里的“相反约定”，既包括约定允许“一稿多投”，也包括约定相应等待时间等内容。
（二）格式条款的分析——有效还是无效？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上述法律规定持有异议，认为著作权法的该规定对作为投稿人的作者限制较大，属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并认为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对一稿多投稿件一经发现，不发稿酬”的声明类似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其法律效力是要存疑的。因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合同订立必须遵循自愿、公平原则，其中还特别强调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 。
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有违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虽然著作权不同于物权，因其无形性而能同时为多人使用，允许一稿多投具有权利品性上的事实可行性，但我国著作权法却对此予以否定（双方另有不同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除双方另有不同约定外，其不具有法律可行性。作为一个替代办法，投稿人也可以在向某刊物投稿时附带声明“无论贵刊是否采用，均应在多少天内回复”等等，这种声明视为要约（在存在刊物不同声明的情况下是“新要约”），接受该稿件的刊物如无意采用，则可不必回复（若回复则属于自愿行为，因为要约不能要求受要约人对其无意承诺的意思予以回复）；如有意采用，则应在投稿人声明的期限内回复，否则将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Ⅷ 著作权法修改的争议问题有哪些

著作权法争议的问题虽然比较多，但总结来说主要争议的问题就三个：法定许可、网络传播、集体管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主要争议问题。
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
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来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以达到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报刊可以作出专有权声明外，草案并没有允许其他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利以免架空法定许可制度，使其失去适用的机会。法定许可制度本质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才能避免该项制度成为对权利人权利的剥夺。
主要争议问题之二：网络传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有三个条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审查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事实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该规定是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种选择，是世界各国对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方的通行规定，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避风港原则”，即技术中立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这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而且，这一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术水平还难以实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通知与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著作权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和应知侵权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承担注意义务，即通常所说的“红旗原则”，网络服务商如果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是对应的，网络用户如果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则需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应知)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使得著作权人面对诸多网络企业的维权行动收效甚微。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往往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将使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著作权人的劳动都能在网络盗版中免费获取，原创力无疑将被扼杀。但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是要在现实情况下努力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
主要争议问题之三：集体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非会员延伸的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使得权利人无法再通过诉讼向那些已经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使用费的使用者进行索赔。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诉讼获得法院判赔的数额通常会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因此该项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引起了诸多权利人的质疑。
根据修改草案的规定，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在于“被延伸”到的权利人是否愿意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非会员通过诉讼可能获得的较高赔偿额将会使会员受到影响从而退出集体管理，这将破坏集体管理制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诉讼赔偿额和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强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质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但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费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维护著作权人权益方面不积极不到位的问题使其公信力不高，难以获得权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条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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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网络转载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纠纷现状
网络转载 孰是孰非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和作品的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这一发展，网络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用户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信息和作品，帮助人们开辟出了获取新知的崭新途径，甚至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很多人的阅读习惯。然而网络媒体用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却分流了原本属于报纸等传统媒体的读者，由此也给传统媒体的原有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为向用户或读者提供阅读内容服务的经营者，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市场角逐是毫无疑问的。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双方摩擦也就在所难免。有关网站转载报纸内容的争议，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愈演愈烈。
面对众多网站未经许可海量转载报纸内容且不支付任何报酬的现象，部分报社表示出了强烈不满，并开始尝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利。于是纷争鹊起，大量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涌入法院，并且呈现出逐年猛增的趋势。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例，2007年该院受理报社起诉网站转载侵权的案件只有不到10件，2008年则迅速增长到50余件，而到了2009年，截至9月上旬受理的此类案件就超过了120件。随着案件数量的迅速增长，卷入这场纷争的报社和网站也越来越多，所涉及的作品也从几十篇逐步达到了数千篇的惊人数量。
法庭上，一边是报社的愤然指控，另一边则是网站的满腹委屈。孰是孰非，我们还是需要到法律规定中寻找答案。
法律焦点
网络转载 是否合法
报社与网站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网络转载”的合法性，即网站是否有权在未经许可、不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报纸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报纸内容”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说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一称谓太过笼统、有失严谨。因此，为了将网络转载是否合法这一问题讨论清楚，我们需要对报纸上不同性质、类型的内容进行法律上的甄别，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首先，并不是报纸中的所有内容都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报纸刊登的内容五花八门、形式多样，但其中涉及的国家公文、时事新闻、通用数表等内容，以及一些缺乏独创性的只言片语，都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因此，即使网站将报纸所刊登的这些内容进行了转载，也不会构成侵犯著作权。
其次，对于报纸所刊登的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文章，即那些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也需要视情况区别对待。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报社对其报纸上的作品并不享有著作权，而只是有权以非独家的形式进行刊登使用。也就是说，决定如何支配该作品的权利仍然保留在原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手中。倘若此时发生了网络转载行为，而报社仅仅以该作品普通使用者的身份起诉网站侵犯著作权，恐怕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三，除上述情形之外，通常报社对其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尤其是本社记者撰写的文章，还是直接享有著作权的。也就是说，报社自身就是这些作品的权利人。那么网站对报纸的这些内容进行转载，是否会对报社构成侵权呢？通观我国的著作权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都应该通过合同约定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许可与付酬”是合法使用他人作品的一般原则。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著作权的尊重与保护。当然，这一原则也存在少数例外，即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在合理使用的情形下，使用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在法定许可的情形下，使用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支付相应的报酬。然而，著作权法对于这两种情形下，谁可以使用，使用什么样的作品，在什么条件下使用以及以什么方式使用等都作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只有在个人为学习、研究等目的，以及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而使用或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等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使用；同样，也只有在满足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而编写出版教科书，或报社、期刊社转载已被刊登的作品，且作者未事先声明不得使用等著作权法所列举的条件时，才能够被视为属于法定许可。针对网络传播行为而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对此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由此可见，只要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任何人使用他人作品都不得突破前文所述的许可与付酬原则。具体到网络转载这一问题，以目前案件中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情况下，网站在转载报纸内容时都难以满足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未经许可也不付报酬的使用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侵犯报社所享有的著作权，并导致网站最终承担停止转载、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此外，尽管2000年公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曾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并且这一内容在该司法解释2004年修改时被保留了下来。以此来看，似乎在一定条件下，网站转载报纸内容时并不需要获得许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该司法解释再次进行修正时，这一条却最终被予以删除。由此可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取得许可并支付报酬仍然是网站使用报纸内容时难以规避的法律问题。而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解释中相关内容的修改过程，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当前对网络转载所持的态度。
解决途径
支付费用 合法使用
虽然不少报社与网站已经选择了对簿公堂，但面对当前网络转载的现状，双方都面临着单纯通过司法途径无法摆脱的困境。作为著作权人的报社，尽管在法律上占有优势，但对于数量巨大的侵权转载，如果一一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则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维权成本也将是数量惊人甚至难以承受的。况且，这种方式并不能确保侵权行为就此销声匿迹。而作为使用者的网站，即使其已认识到未经许可转载的违法性，但无论是停止转载作品，还是支付败诉后的巨额赔偿，也都是其不愿见到的结果。
那么除了打官司，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实际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寻求合作，不仅是弥合双方分歧的一剂良方，更是实现双赢结果的最佳途径。当然，双方合作的最基本方式，仍然需要遵从前文所说的许可与付酬原则，即双方通过协商，订立明确的协议，支付合理的费用，进行合法的使用。
报社与网站形成合作，无疑可以使双方从大量的侵权纠纷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各自的发展与经营上。然而，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也不免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谈判成本与授权价格问题。由于报社与网站的数量众多，相互之间逐一谈判所带来的高额成本往往令人望而却步。而缺乏普遍认可的付酬标准则，也往往使双方在协商授权价格时陷入僵持不下的局面。为了向合作的目标迈进，报社和网站应当针对互联网海量使用的特点，探索其他效率更高、效力更广的协商模式。
根据我国市场的发展现状，在一对一的谈判模式难以适应双方合作需求的情况下，报社和网站完全可以将目光转向相关协会、组织甚至政府部门，以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和更专业的帮助。例如，双方可以在各自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的组织之下，对成员的意愿和需求进行调查、协调，进而形成较为成熟和一致的意见，然后以协会或联盟的名义对授权与付酬问题进行整体商谈，使最终的谈判成果惠及于所有成员。采用这样的整体谈判模式，可以大大降低单个谈判的成本消耗，同时减少个别报社或网站在授权中因谈判地位或谈判能力等问题所导致的不公平结果，最终促成双方确定出相对合理的付酬标准，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合作状态。此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尽管报社掌握有大量作品的著作权，但面对给谁授权、如何授权、授权范围等一系列问题，很多报社却往往缺乏必要的操作经验和精力。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正在于此。报社可以尝试将其作品委托给此类专业组织进行管理，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就具体问题与网站等使用者进行协商。
最后，在解决许可和付酬等问题之外，仍需要提醒网站注意的是，即使通过订立合同、支付费用获得了转载报纸内容的授权，其仍需要对一些问题予以特别关注：首先，需要审查报社自身对相关的作品是否享有合法权利，是否有权许可他人转载；其次，须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具体方式、范围、期间等条件使用作品，不得超出约定内容随意使用；再次，使用时需要避免出现不注明作品出处，不为作者署名，随意删改题目，篡改内容的等现象。否则，即使有许可合同在手，恐怕也难以彻底摆脱诉讼的困扰。
总之，报社与网站之间有关网络转载的纠纷，尽管争议很大，但并非不可调和。双方在为当前矛盾据理力争的同时，也不妨放眼未来，谋求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相信在遵守法律，尊重知识产权的大前提下，报社与网站能够通过友好协商平衡各自的利益，共同肩负起对读者、用户和社会的责任，最终将侵权诉讼的干戈化作文化传播之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