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

⑴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降低一时间的gdp,下一句我该说什么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推动技术创新，提高GDP的质量，更能提高国民经济的供需平衡。

⑵ 展会对知识产权的作用有哪些

一、给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带来困难一、缺乏专门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定。
根据知识产权有关法律的规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实践中，权利人向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的部门请求处理侵权纠纷的只要符合受理条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由于很难做到展览会期间对侵权纠纷案件结案，而在展会结束后的处理又缺乏相应的规定，因此只有出于无奈不予受理。如果不受理，权利人可以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专利权人向人民法院诉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不作为的案例。
二、知识产权权利人没有切实得到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保护
目前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依靠展会主办方所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因此无法明确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展会主办期间的具体职能，而这种规则实际上只是参展方与主办方所达成的一种“契约”由于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缺乏与这种“契约”很好衔接。使得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和展会主办方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缺乏有效的配合，特别是由于展览会时间比较短的特性，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缺失给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切实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执行展会自行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容易引发争议
展览会自行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但是由于没有纳入法律途径，作法上相当于主办方与参展商之间的协议。没有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侵权存在更为复杂的因素，就要求参展商承诺遵守主办方制定的规则。一方面，如果参展商违反协议，拒不撤出侵权展品，主办方也无强制力;另一方面，即使主办方的作法有不妥或不合法之处，参展商也不能寻求法律救济。实践中，就有可能发生主办方、参展商、投诉人在现场争议的情况，影响展览会正常的展出秩序。
四、没有区别知识产权的具体法律状况
尽管一些展会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但是没有区分知识产权不同类别的情况。如。国的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三种专利的授权条件及审批制度不同，发明专利经过实质审查，因而权利比较牢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未经过实质审查，专利权不太稳定，通常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提起侵权诉讼后，被控侵权方都要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一旦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侵权审理程序一般都要中止，等待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是否维持该专利权的决定。由于展览会对三种专利侵权投诉的处置未作任何区别，则会出现投诉所依据的专利权本身就是一个无效专利的情况，如果在该专利权的基础上处置被投诉人，显然对被投诉人显失公平。
针对我国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并于2006年1月10日颁布，2005年商务部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始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制定工作。3月1日正式实施。至此，国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有法可依。

⑶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会终结吗

作为促进社会科技文化进步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不会终结的。

⑷ 党的19届四大全会指出,健全以什么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犯。惩

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⑸ 对知识产权法的理解和体会

要写明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性以及所带来的作用，实施知识产权法在社会的地位。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建立完善市场主体诚信档案“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建立重复侵权、故意侵权企业名录社会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逐步建立全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案例指导机制和重大案件公开审理机制。加强对案件异地执行的督促检查，推动形成统一公平的法治环境。

(5)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和信息沟通机制。

2、引导代理行业加强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机构监管水平。

3、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将知识产权出质登记、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涉企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归集并依法公示。建立健全志愿者制度，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

⑹ 如何理解知识产权制度中创造者 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创造者就是知识产权客体或者说内容的完成者；投资者可能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也可能是使用人；公众是负有未经许可不得实施知识产权的不特定人或组织。吴志鸿律师乐意帮你。

⑺ 如何保护世博会知识产权

世博会又称世界博览会，它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迄今为止已经历了150余年的光辉历史。 负责协调管理世界博览会的国际组织—国际展览局BIE成立于1939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宗旨就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世博会的运作主要依据签署于1928年的展览会章程—《国际展览公约》。该公约当时由31个国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分别于1948年、1966年及1972年作过修正，1982年和1988年又通过了相应的《修正案》，从而成为目前约束各国举办世博会的国际性规则。 《国际展览公约》第一条明确指出:“展览会的宗旨在于教育大众，展示人类所掌握的满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现人类在某一个或多个领域经过奋斗所取得的进步，或展望发展前景。” 在该公约的第六条第1款同时规定:计划在其境内举办本公约所述展览会的缔约国政府(以下称“邀请国政府”)，应向国际展览局递交注册或认可申请，阐明为该展览会拟定的法律、法规或财政措施。注册展会的申请应于展览会开幕日期前至少5年递交BIE，注册申请必须注明相关的法律和财政措施以及组织者的法律地位，此内容构成世博会总则。邀请国政府还应向BIE递交所有特别规章草案以获批准，这些规章应特别包括“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条款。

一．历届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概况

通过对历届世博会申请注册文件的疏理，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内容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开始呈现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势。在此之前，包括1 851年世界上首届世博会—伦敦世界博览会，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是基于当时国内既存的法律和一定的知识产权专 门法律而提供的。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国际发明展览会(世博会的前身)的时候，奥地利制定了一项特殊法律，以对展览会展出的外国人的发明、商标和外观设计提供特殊的临时保护。之后，专利改革会议提出了国际专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并呼吁各国尽快就专利保护问题达成国际谅解。在此基础上1883年正式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公约确立了国民待遇、优先权等共同原则以及对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工业产权给予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德国为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构筑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保护模式。其中在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举办之前，举办国就提交了《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关于工业和知识产权的)特别规章》[《EXPO 2000Hannover Special Regulation(concerning In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在该文件的相关条款中，举办国承诺将对世博会期间所展示、使用或销售的一切产品中所包含的知识产权不遗余力地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保护措施。并通过其中三章14个条款的具体规定，对世博会期间所涉及的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及人名、企业名称、生物多样性品种等在内的很多知识产权的保护。甚至提供了对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及相关的外观设计、专为展览设计的产品的模型提供展会期间的类似于专利水平的临时性保护。日本为举办2005年爱知世博会已经提交至国际展览局的相同文件中也承诺:日本将依据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涉及世博会期间的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并结合该世博会的特点专门对版权音乐作品提供保护，对尚未取得专利、商标专有权的发明、方法、商标标识提供相当于专有权的临时性保护。 由此看来，就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言，世博会举办国在正式举办前两年向国际展览局提交的相关文件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已经构成世博会的运作机制，同时也成为各举办国必须承担的国际性义务。深人研究德国汉诺威和日本爱知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对我国将于2008年提交的知识产权保护专门性文件应当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二．审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现状与司法实践之现状

参照BIE提供的“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条款范本、参考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条款、2005年爱知世博会“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条款的框架，我国在提交2010年世博会关于“工业产权与知识产权”的特别文件之前，全面审视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尤其是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和执法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作为参展主体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甚至整个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作为推动整个社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优势还远远未能体现出来:

1、与世博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之立法 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均是顺应21世纪以来新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而做出的反映，而且我国在相关法律体系下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实施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以及相对于近几年在我国蓬勃兴起的各类展览会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从而共同构成适合我国国情，反映我国特点的展览业的比较有系统的立法体系。但是，现代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展示的窗口——2010年的世博会举办之际，届时的科技水平、文明高度都将会出现更大甚至更实质性的突变，与科技水平、文明程度一脉相承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然要做出适时的反映。因此，基于现有的立法水平，关注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与时俱进地研究相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动态，从而推动我国更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的修订，应当成为我们学界从现在开始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2、与世博会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与执法的环境与水平 如果说我国具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同时说，我国为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和促进其实现的司法与执法现状却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所以，我们的法制建设问题不出在立法，而是出现在司法与执法的环节中。就世博会所需要的相关司法保护而言，德国的诉讼体系所提供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快速禁令程序是相当完善的。其基木作法是:在展览会期间，只要原告有证据向法院证明事关紧急，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和持续时间将对原告造成大于被告权益的损害，法院原则上有可能不经任何口头程序，也就是不事先通知被告而签发临时性禁令，以致被告是在原告将法院命令送交时才知道由此禁令程序。当然这种诉讼机制同时提供给被告对禁令作出抗诉的机会。就诉讼禁令的制度而言，我国目前在涉及博览会、展览会的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就表现出对该制度的执行不力。2000年专利法修订后明确诉前禁令的具体制度后，上海市某中院受理的一起展览会案件中，原告提起“诉前禁令”请求，经法院审查后裁定适用，没想到当法院的法官依禁令到展览区涉嫌侵权的展位执行禁令时遭到暴力抗法，被执行企业认为法院的行为对其在展览期间的影响巨大，考虑到具有交易性质的展览对参展企业不仅是商机的汇聚，同时也是商业形象的展示，这样的禁令执行在事实尚未查清之前，有可能对参展企业造成灭顶之灾，后经法院调解，原告撤回“诉前禁今”的请求。 就行政执法而言，这种通过行政执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机制可以说是我国现有法律条件所特有的，但是在涉及各类展览会中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查处和处罚中，行政管理机关同样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和困惑。一方面，进驻各展览会现场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不具有行政执法的职能，而只能作为主办方邀请参与的专业服务部门，行政管理机关在展览会中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某些博览、展览会中行政管理部门被赋予一定的执法权力，但现有的专利法中规定的相对原则，甚至一些具体规定的缺失，给展览会中处理常见的涉嫌侵权行为造成了障碍，严重影响了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国外完善的诉讼机制和司法水平为相关的权利保护提供了较为完备的保障，我国行政执法的运作机制和执法力度在2010年世博会举办期间是强化还是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3、参展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之现状 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尚在起步阶段，还有相当多的不完善之处:
——国内参展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维权以及相关的法律意识相当淡薄，大多数纠纷均有家丑不可外扬之意，力求通过私自协商，交易团之间交涉，大会办出面协调等方式将纠纷加以消除，当事各方均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当事各方没有哪一方能够比较清楚地界定侵权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损失。
——根据初步的资料对比，我们认为，我国的立法体例、司法环境，与国外特别是会展业比较发达的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有很多的差异，所以，就会展业中出现的各类侵权案例，多以我国企业涉嫌侵权为主。
——深人研究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现状，我们发现国内企业普遍存在以下共同的问题:
企业整体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缺乏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缺乏鼓励创新的机制和经验;
缺乏专业化、高素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涉嫌侵权的起诉与应诉中缺乏预警及相应策略。

4、我国的法治环境与国民的法律意识之状况 世博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古人云:仓虞实而知礼节。作为因智力成果而产生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的维护与实现，需要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或权利人投人相对比较多的智力、财力。换句话说，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诉讼中的权利，它的实现往往需要通过比较专业化、比较技术化的诉讼活动才能得到最终的维护。 而我国当前法治环境与国民的法律意识，诉讼能力均比较令人担忧。一方面，执法不力、司法不严的状况仍然存在，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率而产生的司法公信力还不够高;国民通过诉讼外途径和解、调解以及仲裁的方式解决各类纠纷的居多；怕打官司，被动应诉、回避、放弃的居多;主动维权，积极应诉，有知识产权预警处理机制的居少。由此可见，欲在2010年世博会举办期间取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积极成效，从现在开始推动法治建设，完善法治环境，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等工作，必须成为我们国家2010世博会必备的一项法治建设工程。

三．2010年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比较国外世博会举办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研究以及对各国将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纳人到相关世博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越中的剖析，我们认为，为了举办好2010年世博会，我国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包容最新知识产权的客体、反映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甚至代表一国的科技与文明进步程度的世博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应当成为我国立法界、司法界、行政部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关注的课题。世博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综合性高难度的课题研究，因此笔者以为:在这一项系统工程中：
全方位的推进法制建设，提高法治水平是基础;
转变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是关键;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的战略与策略是核心;
承普及并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是动力。

从一定程度而言，世博会是人类文明最新发展的成果展示平台。成功举办一届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繁荣和促进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有来自法学界及全社会的不懈努力和协力推进，相信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一定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国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生以及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相信2010年的上海一定能够“让生活更加美好!”

对策与建议

（一）借鉴汉诺威世博会和爱知世博会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给予展品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尤其是扩大各个单行法律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1、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把在非《伯尔尼公约》参加国首次发表的作品也纳入世博会期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2、建立传统文化的临时保护措施，保护参展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3、给予专利产品最大利益的保护，扩大专利专有权的保护范围，对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及相关的外观设计、专业展览设计的产品的模型，提供展会期间类似于专利的临时性保护，特别是给予动植物新品种以临时专利权保护。

4、明确规定会展期间对于外观设计的展品不允许摄影摄像。

5、在《特别规章》中扩大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规定在世博会展会期间，驰名商标无论注册与否，应获得同等范围的保护。

（二）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应普及知识产权限制的国际通行理论，使我国企业决策者能够熟练的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为形成产品产业化创造有利条件。

1、先使用制度。即一项技术在我国获得专利之前，已被某企业投入生产，即使之后该技术获得了专利，某企业仍然可以继续制造销售，不受影响。世博会上，我国企业已有能力生产却没有投入研究或申请专利的产品，无论该技术在世博会后是否会获得专利，我国企业都可以继续投入生产。

2、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在一定情况下，法律规定了他人可以不经授权，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免费使用。根据这一惯例,我国企业可以学习外国企业在世博会上公开发表的作品,通过深化研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

3、权利穷竭原则。知识产权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主体制造的知识产权产品，在产品第一次投放到市场后，权利人就丧失了对它的进一步的控制权。即凡是通过购买取得该知识产权产品的人，均可以对该知识产权产品自由处置，可以再次出卖或用于研究。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对抗国际竞争中的垄断和不公平待遇。

⑻ 如何理解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创造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创造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关系实质上是知识产品生产、传播、利用之间版的关系，知识产品创权造者的利益是知识产品传播者（投资者）和使用者（社会公众）实现其利益的前提，而传播和利用知识产品对最终实现知识产权人（创造者）的利益又具有决定性意义。

创造者解决技术问题，投资人解决市场问题。从技术转化到市场盈利，投资人才是灵魂，场地、资金、经理人、谈判、推广、运营，社会公众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平衡的筹码。

(8)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特征：

1、专有性

即独占性或垄断性；除权利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外，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这表明权利人独占或垄断的专有权利受严格保护，不受他人侵犯。

2、地域性

即只在所确认和保护的地域内有效；即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外，经一国法律所保护的某项权利只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

3、属于绝对权

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物权中的所有权，例如是对客体为直接支配的权利，可以使用、收益、处分以及为他种支配（但不发生占有问题）；具有排他性；具有移转性（包括继承）等。

⑼ 知识产权中为什么会产生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赋予专有权利使得研究、开发的利益获得内部化，从而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但对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妨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再调整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法价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适当边界。该制度的引入对塑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为我国民族工业赢得生存、发展空间有着特别的意义。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比较热烈的关注和讨论。但现有研究结论中也存在着含糊或舛误之处。其一是将知识产权界定为“合法的垄断（权）”。立论者并没有明确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垄断权”。从文义上看，如果是财产权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不将其他的财产权形式统统称为垄断权？如果是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权，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再调整？其二是认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这种观点多来自于对日本等国的反垄断法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行使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的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这种理解与美、欧、日本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现实并不一致。其三是没有从理论上梳理反垄断法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调整的界限。大凡探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学者，都会提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为什么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等会集中在知识产权许可领域？从上述三点疑问看，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都有着进一步澄清和解释的必要。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知识产权许可角度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加以分析、论证，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适评价，进而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产生借鉴意义。

一、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调整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因知识产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表观，在性质上属于无形财产权。 [1] 作为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享有的权利并不多于其他形式财产权人相应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的行使还有合理使用、临时过境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从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的专有性角度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同样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财产权界定为垄断权，从这种意义上对知识产权的性质加以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既不特别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也不特别受到怀疑，而是适用统一的标准和法律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其行使过程中必然与反垄断法发生关联。从权利客体上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财产具有不可损耗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对同一项知识产品的利用并不妨碍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为了保证知识产品利用的效率，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要求权利人公开知识产品内容但赋予了权利人排他性实施、许可、转让等专有权利。权利客体无形财产的性质和权利的排他性特点决定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进入到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因为，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权利人可以通过签定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协议，来限制不同的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范围和区域，进而会产生分割市场的实际效果。而促进商品、服务、资本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反垄断法所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基本需要。在实施许可协议的签定时，权利人还可能基于权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费收取上采取差别取价、概括或整批授权并回收使用费等做法，或者对被许可方的生产数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许可方的销售价格、在技术改进方面订立对技术改进的限制条款或回授条款以及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附加搭售条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不良后果，从而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另外，权利人还可能通过一些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内容相关的策略性行为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如针对竞争对手提起不必要的专利诉讼等。所以，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由于进入到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领域，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响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往往会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市场是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交汇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限制市场竞争效应是反垄断法对相应行为进行调整的理论基础。

二、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协调与冲突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知识产权人在行使权利时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状况随着知识产权立法的发展、完善（如在知识产权司法中确立了权利滥用的原则）和反垄断法的出现而有所改观。 [2] 专利权人权利行使的范围受到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双重界定。如从美国立法情况看，美国联邦法院分别在1917年和1948年发展出“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的原则。1988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调整知识产权滥用的专门立法《专利权滥用修正法》。同时，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都可以对专利许可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克莱顿法更明确规定在从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为进行反托拉斯法调整过程中不论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专利。1977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88年的《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实施指南》、199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还对专利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规制作了特别规定。

在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调整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相互协调和补漏，体现了法律调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有着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和进行协调立法的共同理论基础。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都必须保证商品、技术和研究开发市场相互之间的平衡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进行协调，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产权滥用原则本身就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表达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垄断法作为公法，是竞争政策的重要载体。其次，从具体法律制度看，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还是反垄断法，在立法中都没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适用，相反采取了“积极礼让”或者容纳对方的法律规范等做法。如在反垄断立法中，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等都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不适用于依据知识产权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法中，许多国家在许可证贸易协议的禁止条款中都规定了对搭售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再次，从对具体行为的调整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相互补漏，共同界定知识产权行使的合适范围。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前，无论是否涉及专利，维持转售价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视为是有效的约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订后，此项行为被视为当然违法，按照《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规定，利用专利维持转售价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严格审查。

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之处。如尽管就精神和价值追求而言，两法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着私法与公法性质上的不同，存在着对执法机关而言的保护私权、私益，还是保护公权、公益的两难选择。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 [4]

三、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的特殊调整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有着精神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紧张。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积极社会功能，反垄断法在调整影响到市场竞争机制运作的知识产权行为时，既原则上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现出对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殊规制。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仅调整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效果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发明人在获得一项专利后，可以对其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行使制造、使用、销售等专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专利权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都不会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调整知识产权许可中可能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反垄断法在调整知识产权许可行为时，对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再进行调整。如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授权给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专利，由于专利法已经明文规定这一项权利，因此美国法院一般均视本项规定属于反托拉斯法适用例外的规定，允许专利权人在授权契约中规定被授权人所可以使用的专利的区域。 [5] 显然，如果仅按照反垄断法的一般理念，这种做法属于反垄断法所调整的划分地区市场的限制竞争协议范畴。

第三，许可方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出于维护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为了确保最低回报等目的对被许可方所作的产品质量、价格、生产数量等限制并不当然违反反垄断法，如欧共体委员会通过的《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中的白色条款部分中规定的要求被许可人就被许可的产品生产必须符合最低要求的质量规范、被许可人有义务生产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对被转让技术进行最低次数的使用活动、被许可人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使用被转让的技术等条款均被视为不产生限制竞争影响的条款。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的通行做法。此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知识产权人获得足够的利益回报。
第四，反垄断法在评价已经构成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条款时，仍然会进一步考虑到该行为对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等正面价值，而不是仅仅套用反垄断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术转让协议集体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96号条例》列入黑色条款的内容的行为数量较1984年的专利集体豁免条例和1988年的技术秘密转让集体豁免条例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并且涉及到技术转让的传统上属于当然违法的限制竞争协议如价格约束、禁止竞争、禁止出口、限制客户等行为虽然被列入了黑名单，但仍然可能通过个别申请获得个别豁免。 [6]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执行中，司法部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则为代表，将搭售、转售对象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强制性整批授权等行为一律视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司法部开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则” 评判这些限制，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其正面价值。维持转售价格等行为在反托拉斯法执法中一直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在涉及知识产权的场合，法院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并且为零售商拥有所有权后，才不得继续维持转售价格。

第五，反垄断法适用时会考虑到许可人的市场地位以及是否同时是被许可一方的竞争者。如在搭售协议中，销售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是考量协议是否违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条款中，如果许可方同时参与竞争，则协议性质可能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转化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将适用更为严格的反托拉斯法审查。

四、反垄断法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制度对塑造公平竞争法制环境的正面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尽管有保障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进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也可能诱使权利人滥用权利从而阻碍后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因而知识产权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竞争政策等多项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抑制知识产权滥用，平衡先发和后法的技术创新者、技术创新方和技术使用方、经营者与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促进社会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等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外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塑造我国公平竞争法制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完善我国国内立法角度看，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我国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保护水平。造成这种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既有内在的动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 [7] 国内学者则认为，“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 [8] 中、外技术力量对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吁。 [9] 相反，在反垄断立法方面，虽然反垄断法被相继列入八、九、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垄断法作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的监护者，这样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于引导知识产权人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理预期，也不利于知识产权许可法与被许可方缔结权利义务较为平衡的的契约，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知识产权权人滥用享有专利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还可能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背离了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

从应对国际竞争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主要是技术输入国，许多民族工业处在成长阶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匮乏，在比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就可能面临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追索和知识产权诉讼（如我国DVD产品在国外打开市场后所面临的巨额知识专利使用费追索和2003年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面临的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系统公司和思科技术公司的起诉）。在华跨国公司还可能在知识产权许可中通过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掠夺定价、过高定价等方式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怎样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或不正当竞争的相关企业，达到平衡保护知识产权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利益，为民族企业赢得一个公平的发展空间，都是我国将来的反垄断法典的重要使命。